笑看“陶寺”考古风云（一）笑听众言，笑问众人

【众说陶寺】

关于陶寺文化，考古学“考”出许多具有“时代标杆”性的结论。

苏秉琦先生认为：

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变化主流共同体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

陶寺遗址所表现的南北文化综合体性质，突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方”。

他指出：“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

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

它不仅达到“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级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典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此言见于《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

苏先生还指出：晋南一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称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并且认定陶寺遗址与五帝中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

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

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更是直接认定“陶寺都邑遗址就是尧都”。

李伯谦指出：

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需进一步研究。

王巍先生还表示：

尧都平阳几成定论，陶寺遗址的性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逐渐证实。陶寺作为尧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

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积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在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现场，何驽先生告诉记者：

对陶寺遗址的时期，学界没有争议；

对陶寺遗址是一座都城，学界没有争议；

对陶寺都邑是目前所有可能性中最接近也是唯一接近尧都的都，没有争议。

在何驽先生看来：

目前无论地上、地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陶寺遗址就是尧都。

陶寺是最早的中国，是中国文明核心主干形成的起点。

虽然，在中国几乎没有一项学术发明不存在争论的，但“陶寺是尧都”的证据单拿出来，每一个证据都是可以质疑的，但是这些所有的证据形成了完整而符合逻辑的证据链，那么就是有力的，就可以下定论。

会上并介绍了陶寺遗址的“八大”发掘成果：

1、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2、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

3、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4、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

5、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6、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7、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

8、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早500年。

陶寺遗址曾一度是国内最大史前城址，如今规模仅次于浙江良渚城址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陶寺异议】

对上述“陶寺遗址”定论，考古学界也存在不同声音：

他们认为，何驽对陶寺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有他的考古理论和方法，是可以质疑的。

质疑的学者有：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也都出现在质疑名单中。

当然，所有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

在备受质疑的“观象台”，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表示：

该处遗迹地表以上的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向上重复，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

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关于文字，赵辉说，目前只发现的这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

陶寺没有发现青铜器作为墓葬高等级随葬品的迹象，陶寺是邦国之民，二里头是王权之初。

即便是对陶寺遗址存在诸多质疑的学者，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教授许永杰也承认：如果一定要我说陶寺遗址是谁的都城，我也倾向于尧都，但也只能是早期的，可能是尧都。

我不反对说它“是”，但我反对把它说成“一定是”。

【陶寺疑云】

真正想让陶寺遗址真的能坐实“尧舜之都”，以下这些问题还需解疑才行：

1、现代考古学对古代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拟定，对照文献记载与古代的某人、某国、某族进行联系，不是不可，而是考古学不擅长于此，故而产生诸多不确定性。

2、考古学挖掘的考古物证如遗迹、遗物，和就现有的考古发现遗址规模、内容来看，它的等级是个都城，这点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坐实为“尧舜之都”，显然由该遗址“产生”的人、时间、空间等所构建的“指代”元素，尚不足证。

3、目前考古学科发展水平，受学科限制，考古学家主要研究遗留物，主要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进行研究，对人类的发展做出合理化的预测……反之，是文明就需要地下遗物和地上传承互证，显而易见，这不是考古学之长处。而没有历史学、人类学及多学科参与，得出来的考古文明结论、结果，大多只是粗略、抽象的。

4、陶寺遗址的“文明起源”，不能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陶寺的哪些因素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具有什么特点？

5、陶寺文明从哪里来？没有交待清楚。陶寺文明经历了早、中、晚三期约几百年，用古传承的尧禅舜、舜禅禹来解释，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上，都无法进行还原。古史既推倒又立存显然行不通。

6、中华文明远非像考古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满天星斗汇成文明的主根。

中华文明的发生，是王根、邦干、国冠、王邦万国的发展过程，中华文明具有王统、一统性。

陶寺文明是一国（角）文明的综合体以及传承者，是中华文明的一环，但它并非是中华文明的基石。

（连刊文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