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是如何走下“神坛”的
秋意渐深，家里养的小乌龟又得好生伺候着，因为秋季是养龟的关键季节。看着小乌龟，忽然想起《周礼》中的一句话：“龟人秋捕龟。”又不由得感叹人类对乌龟的认知不断变化，由最早的“神龟”到软弱可欺的代名词，角色变迁是如此之大。
“龟人秋捕龟”中的“龟人”并不是普通养龟人，而是商朝宫廷里专设的负责管理“天、地、东、南、西、北”六种宝龟的官员；他们收捕乌龟并非给皇帝当宠物，而是要承担辅助帝王作出决策和祭祀天地与祖先的重任。
乌龟缘何被古人如此抬举？西汉刘向编撰的杂史小说集《说苑》谓：“灵龟五色，色似玉，背阴而负阳，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运转应四时……知存亡吉凶之变。”龟在古人眼中就是一个微缩的天地模型。再加上伏羲通过观察乌龟身上的纹路推演出“先天八卦”，大禹依据“龟背图”疏通河道，诸如此类的远古贤君凭借神龟相助而建功立业的事迹，使乌龟成了古人心中能沟通鬼神、预知吉凶的神灵。
太史公在《史记》中专门替乌龟立传，名为《龟策列传》，将乌龟的神奇作用进一步实用化。文中称：“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从此，龟成了长寿的代言人。试想，谁不想长寿！因此，《礼记》规定：“家不宝龟！”也就是说，只有国君和诸侯才有资格养龟，一般人家不准养龟。即便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朝廷也明文规定：天子的龟可达一尺二寸，诸侯的限八寸，大夫的限六寸，土民养的龟不能超过四寸长。可见，2500多年前，乌龟仍是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据史料记载，即便到比较开放的汉唐时代，乌龟的神秘色彩已逐渐褪去，但平民也极少养龟。龟兆吉祥、长寿，所以汉代象征皇权的九鼎饰有龟纹，汉天子的高庙中凿有龟室，汉代年俸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宰相、大将军）所用印章也是不同材质的龟形印钮，乌龟依然象征着权力。
迷信鬼神的武则天则堪称超级“龟粉”，她称帝后也顺便掀起一场“崇龟”的新高潮。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大唐帝国所有高级官员的身份象征——佩戴的“鱼袋”统统换成“龟袋”：三品饰以金、四品饰银、五品饰以铜，这便是李商隐诗中“金龟婿”的来历，杜牧“解龟休去路非赊”诗句中的“解龟”也是辞官归乡之意。“上有所好，下必趋之”，“龟粉”很快在民间呈几何级猛增态势，唐宋时期一些文艺大咖纷纷以名字中带龟为荣，比如唐代的著名音乐家李龟年、史学家崔龟从、文学家陆龟蒙，宋代的理学家杨龟山、谏官彭龟年，连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也自号“龟堂老人”。
到了宋代，随着工商业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城市文明造就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乌龟也卸下沉重的包袱，变得世俗化和生活化，成了小市民乐于饲养的小宠物。在底层民众眼里，乌龟摇头曳尾、灵动可爱。爬下神坛后，乌龟轻松了，养龟、赏龟之人看待乌龟的心态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它不仅是摇头曳尾、灵动可爱的小动物，也是能够诙谐取乐的道具。北宋大文豪、段子高手苏东坡堪称诗化乌龟缩头特性的第一人。清代文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二十四说，苏东坡的老乡兼好友陈季常“龟轩”落成时，东坡“赠诗”一首：“闻君开龟轩，东栏俯乔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龟头缩。”后人联想到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东坡被贬黄州，慕名造访陈季常时写的“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便认定“缩头龟”乃比喻怯弱之人。
与东坡先生仅拿乌龟开玩笑相比，元代统治者直接“拉黑”了乌龟，将乌龟与当时头戴绿巾的妓院男子挂钩，使乌龟与那些妻子不端却又无可奈何的丈夫画上等号。《元典章》及元代笔记小说、戏曲等更是推波助澜，不仅用“王八”蔑称乌龟，更是将乌龟与“王八蛋”联在一起骂人。从此，跌下神坛又被人狠狠踩在脚下的龟便再无出头之日。
几千年来，乌龟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一直未变，可其功能却从“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预知未来”变成了专指软弱或不堪之人。看来，乌龟的命运始终操控在人的手中，其功能也由人类根据需要来制定。（赵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