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穗强散文精选——《新东欧之旅》之一
惜缘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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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东欧之旅的首站来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了解到这里一段封尘已久的小插曲，那就是发生在60年前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是一件颇受国际社会关注，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中苏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年轻一代的匈牙利人未必还能记得，但布达佩斯市中心的英雄广场仍留下它的印迹。当笔者在当地导游带领下来到英雄广场参观，看到广场中央放着大批鲜花、花篮，纪念“匈牙利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们，心情很不平静。导游指着位于英雄广场中央的一座方形小墓园说，这里是当年“匈牙利事件”中一个重要的民众集会地，该墓园现在是布达佩斯市内唯一能反映这一事件的地方。显示这段沉睡多年的封尘历史，今天仍然印刻在匈牙利人民心中，并向游人诉说布达佩斯曾经历的一段沧桑岁月。
纳吉推行改革 引发匈苏矛盾
大学生在诗人裴多菲塑像前集会。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一万多名大学生上街游行，队伍来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塑像前集会，支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苏联模式，抵制苏联控制。游行集会时期间不断有布达佩斯民众加入，高峰时人数达20万人，期间喊出激烈的反苏口号，要求纳吉出来讲话。虽然纳吉最终露面，劝说人们要保持冷静，但到了晚间，强硬保守派的匈牙利人民党第一书记格罗在电台发表措词严厉的讲话，把示威游行错误定性，把示威群众称为“人民的敌人”。格罗的讲话令矛盾突然激化，愤怒的示威群众推倒了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斯大林铜像，开始包围国会大厦，并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为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牙利人民党中央当晚举行紧急会议，调整最高领导机构，纳吉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格罗仍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纳吉随即发表公开讲话，承诺会加快推行国家各项改革，纳吉的政治主张与格罗之间的矛盾变得公开化、尖锐化。在此情况下，匈牙利人民党第一书记格罗向苏联请求武装干预，苏共中央研究后决定立即出兵。
苏联武装干预 平息政治事件
10月24日，苏联发动代号为“行动波”的首次干预行动。在未获匈牙利政府同意下，苏军第128步兵师和第39机械化师越过国境线，迅速开进首都布达佩斯。大批市民闻讯自发参加抵制苏军干预的行动，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批武器流向社会，匈苏冲突加剧并令流血事件发生。10月25日，布达佩斯的武装群众与苏军在市中心的国会大厦发生激烈枪战，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罢工游行，要求苏军撤出，各地的游行示威很快演变成骚乱。面对全国局势的急剧恶化，匈牙利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第一书记格罗被罢免职务，纳吉重新上台，他发表公开讲话，呼吁民众克制，并呼吁展开匈苏谈判，希望稳定局势。为此，苏共中央的三名高层米高扬、苏斯洛夫、谢洛夫紧急赶赴布达佩斯，纳吉正式提出改组匈牙利政府，肯定人民民主改革要求，撤离苏军等要求。10月29日，苏匈停火令生效，布达佩斯政局一度得到缓和，纳吉随即公布新政府名单，吸纳一批自由派人士加入政府，苏军陆续开始撤离。匈牙利几天之内的政局剧变，已在国际社会造成极大反响。
在如何处理匈牙利事件问题上，苏共中央领导层曾出现重大分歧。莫洛托夫等强硬派主张要坚决派兵镇压，米高扬等苏共温和派中主张依靠纳吉稳定匈牙利局势，赫鲁晓夫曾持调和立场，一方面派兵干预，另一方面又主张与纳吉谈判合作。但到了10月30日，匈牙利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原因一是苏联出兵受到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而中国政府正式表态支持苏联干预；二是当日发生匈牙利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被群众在广场公开处死的惨案，苏共中央认为匈牙利已出现反苏、反共、反革命的暴乱，纳吉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必须坚决镇压，决定第二次出兵。10月31日，苏联调集17个师大规模进攻匈牙利，纳吉随即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匈牙利中立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通报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美英法三国出面干预，保卫匈牙利国家主权。三天后，纳吉和匈牙利新政府主要成员及家属共47人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不久，苏联支持下以卡塔尔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后来，纳吉在秘密逃离匈牙利时被苏军劫持，送到罗马尼亚软禁，并于1958年6月被押送回匈牙利，以颠覆社会主义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各方评价不一 波及神州大地
发生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是发生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一件重大政治事件，曾经震惊了世界。事情已经过去60年了，但在匈牙利及欧洲当代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也在匈牙利民众心中留下一段历史创伤。根据匈牙利当局后来公布的报告，整个事件死亡人数2700余人，13000多人受伤，20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而苏军方面也死亡700多人，受伤1000多人，匈苏两国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件重大国际事件后来引发各方不同评价，而不同时期和政治环境的变迁，也引发各类新的看法。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严重对峙，大致上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西方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控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一场实现集权制度向民主社会的回归”。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匈牙利官方的评价有些转变，将事件定性为“当时匈共领导人严重错误引发的反革命案件”。苏联解体和匈牙利政治体制改变后，事件被当局定性为“人民起义”，与“1848-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意义”。国际社会及史学界则未见对“匈牙利事件”有更多的新评价意见。
令人关注的是，“匈牙利事件”也引发神州大地的评价意见。匈牙利与中国相距遥远，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两国之间关系一向并不密切，但当年关于“匈牙利事件”卻引起国内官方、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中苏两党已在事件发生前后出现分歧，但当时分歧只停留在高层内部，但后来由於官方公开高调地评论“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出了问题反而好，纸包不住火，那么多反革命暴露出来是好事。当时官方舆论还認為，革命胜利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很多反革命分子没搞掉，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出来兴风作浪了。这些评论已经超出了事件的本身，令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尖锐化。一直以来，国内外史学界的都认为，中国当年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过于偏激，事实上，中国对匈牙利事件的一些評论对中国后来的国内局势变化，也产生了影响。
站在烈士墓前留下了反省思考。
《惜缘文学》总14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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