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小民”——浅思城市的中心化和农村的去中心化

这是山阴张侯的第343篇原创文章

   文/山阴张侯

01

通常我们认为，我国的大城市“太大了”，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商厦和写字楼，地铁、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便利度在全球也堪称一流。甚至，有人将“城市病”归因于大城市的过度膨胀。

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城市病”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诸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紧张等“城市病”主要是由于规划不科学造成的，而房价高企、上学贵、看病难等则更多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45%。60%的城镇化率在全球仅处于中等水平，仅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这和我国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完全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如今，日本总人口约为1.26亿，而东京都市圈却有3700万常住人口，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东京，一半以上的人口集聚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区，韩国也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首尔。

如果我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居住前二十大城市，那么平均每个城市就会有超过2300万人，如果我国一半的人口集聚在前二十大城市，平均每个城市就应该有3500万人。但现在只有北京、上海超过了2000万，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大都不超过1000万人。

日本的人口密度为349人/平方公里，远高于我国的148人/平方公里，然而，其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却比我国低。实际上，决定一个国家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全境的人口密度或数量，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换句话说，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比，我国的大城市发展得还不够成熟（毕竟我们起步比较晚）。

以我国14亿的人口体量来看，即使和日本、韩国比，我国无论是城镇化率还是大城市的集中度，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大城市扩容也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方式。相较于农村，大城市有更好的医疗条件，更多样化的康养设施，更专业的医护团队，这些对一个老人晚年的健康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而言，城市的发展可以向下兼容而很难向上兼容。农村有的东西，大城市可以复制（譬如果园、绿树、农场、动物，等等）；而大城市有的东西，农村却完全无法提供。从这一点来说，所谓“城市化会让人们的乡愁无处安放”的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传统乡村社会的元素和场景，都可以在大城市的郊区得到再现。

城市的发展是和交通紧密相联的，古人不是不想去大城市，只是缺乏便捷的道路和交通工具，没法去大城市。其实，古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陶醉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古人对大城市非常向往。唐代诗人不厌其烦地提到扬州、长安、金陵、洛阳，李白、杜甫、杜牧等大诗人，在诗句之间向来不吝表达对扬州、长安等大都市的憧憬，大都市的繁华景致、风物人情、文娱活动，都使得古代的文人墨客们流连忘返。

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渴望在大城市居住，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共同心理。只是，在近代工业社会之前，古人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前往大城市。追古溯今，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大城市最大的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均等化。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城市扩容，“让大城市更大”。毕竟，只有做大规模才能降低边际成本。同样是建一所学校，在大城市的建设成本要远远低于农村地区，其所能发挥的效益、吸纳的生源数量也远远超过农村地区。

这，就是区别。

02

2020年4月，方塘智库创始人叶一剑推出了《都市圈的逻辑》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都市圈不仅完成了国家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最后一块战略拼图，而且，在这一框架下和平台上，还将直接助力国家在新基建、乡村振兴、特色小镇、中心城市、产业新城等领域的战略投资的效率和安全性的提升。”

然而，从现实来看，除了长三角之外，我国的都市圈发展得并不顺利，粤港澳大湾区蹒跚起步，京津冀协同发展困难重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7年高调推出的雄安新区，如今基本不再提了），成渝城市群竞争大于合作，而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其实，中原城市群这几年也已经很少提了）等要么“雷声大，雨点小”，要么尚不具备协同发展的基础。

按照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观点，“大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包括中心大城市和周边地区在内，形成基本连片的建成区，并且在基础设施上高度连通，在经济活动上密切往来，可以形成“日通勤圈”的地带才能称为“都市圈”。

以此来看，我国四大一线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潜在的形态也是都市圈，而不只是一个城市。

以大城市为核心，连接周边中小城市的都市圈，半径可能有几十公里。同时，在几十公里之外，没有连在一起的另外一些城市，与这个“都市圈”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它们就组成了一个城市群。就像在珠三角地区，广州和深圳未来应该成为与周边中小城市连在一起的都市圈，同时在粤港澳地区形成湾区城市群。

我国未来的超大、特大城市应着眼于都市圈建设，但目前国内严重混淆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概念，导致一边在建设城市群，一边又在限制核心大城市往都市圈方向发展。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围绕提升都市圈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探索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或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强化都市圈规划与城市群规划、城市规划的有机衔接，确保协调配合、同向发力；积极构建都市圈互利共赢的税收分享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加强城市间税收优惠政策协调，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

城市群的概念难以明晰区域内各城市的不同定位，难以科学统筹参差不齐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似“多中心、多节点开花”，实则不利于中心城市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展望“十四五”时期，以大城市为点、都市圈为线的模式应该是最科学、最合适的城市发展路径。

此前读到一篇文章，说“现在的农村和城市其实已经没有区别了。在农村，一年到头，邻居之间也见不了几次面，即使过年期间，村子里也没多少人。过了大年初一，冷冷清清的村头，和平时没啥两样——传统的农村人情社会已经彻底瓦解，过去那种走街串门、闲唠家常的现象，基本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个人比较同意该文的观点，我认为：如果现在的这些“农村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城市人相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城市人相同，他们的信仰习俗和城市人相同，那么，从社会学意义上，他们就是城市人。

需要指出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村”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域概念。尤其在古代，“城市”和“农村”的界限非常模糊。当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农村时，很大程度上是从该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上来说的。从生产方式来看，他们靠种地、畜牧为生；从生活习俗来看，土地公、灶王爷是传统农村社会的基本信仰，赶集收麦、自耕自织、自给自足是他们深入骨髓的习俗。

我现在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暑假在豫东农村生活时，见到不少农村家里厨房或床头贴着灶王爷、观音菩萨、土地公公的画像——这就是他们的信仰。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习俗在农村乡土社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以至于人们不需要靠制度或官吏来治理，习俗本身就是约束、塑造他们行为方式的戒尺。看见老刘扛个锄头就知道他下地干活儿去了，土狗在村头逛了几圈知道自己回家，甚至见到村头的鸡，就知道是从谁家的鸡圈走出来的。而这一切，恰恰是构成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的基础，因为皇权没必要下县，依靠乡土社会的习俗，村民已经足以形成自我约束。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以此为标志，我国从此告别了农业社会，这是几千年来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但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的饭碗要始终抓在自己手中。作为农业生产形态的载体，农村在我国还将广泛而长期存在。

至于以后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自动化、智能化耕作彻底取代人工，还是裁撤合并为大城市的卫星城，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9年5月，优酷和上海广播影视集团联合推出一部纪录片《可以跟你回家吗》。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节目组用镜头记录了形形色色努力打拼的年轻人下班后的生活。为了节省开支，他们都住在远离市区的旧房子，有的和家人住在一起，有的自己一个人租房……尽管8厘米的镜头难掩他们的疲惫和落寞，但他们依然选择坚定地在魔都上海生活下去。

大城市扩容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当前的政策基调和发展趋势来看，大城市扩容是难以阻挡的时代潮流。当然，大城市扩容中也会产生很多新问题，譬如生育率低下、工作岗位竞争激烈、年轻人压力大，等等。这既考验着我们对于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也考验着我们管理城市的智慧。

大城市，就像一只钢筋水泥铸成的巨兽。或许，在这只巨兽面前，在“大城小民”的时代，作为普通人，我们无论是奋力抵抗，还是安然受命，最终都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