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近中午起床，我看到手机静音时收到的熟识电话号码，心里一颤，果然马上看到微信朋友圈里一片关于王家范先生仙逝的消息。虽然我知道这个消息的到来是早晚的事，但还是心乱如麻。周武兄早在五月底告知，家范师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说：看片子马上不行了，但老人家生命力甚强。我六月二十二日去医院探望，躺在病榻上的他虽然吐字不清晰，但精神好得出乎我的预料，孰料仅仅两周后生命戛然而止。家范师晚年“成一家之言”之地位在海内外有目共睹。我仅吉光片羽地梳理与他生命轨迹的交集，连缀起近四十年的记忆碎片，有助于认识他思想和学术的形成，以及他人格的魅力。宋琳说：“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那就是师大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其实，“草木”本“无情”，是诗人将之拟人化了——与草、木、沙、石连在一起的是黄金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里的人和事，其中有说有笑，有喜有悲，有梦，也还有梦魇……华东师范大学老校区里最熟悉的几个建筑中，文史楼、河东食堂、大礼堂还在那里，但我住了七年的第一宿舍早已被拆。当年的兄弟聚首时，偶尔会冒出一句：我们该写写“一舍的故事”。家范师在晚年的文字里，几次提到自己幸运地在丽娃河畔度过了成年后的整个人生。因为时代的阴差阳错，我们这代的老师主体是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担任我们这一级“中国古代史”下半段授课的是林绍明、林正根老师；王家范老师给我们上的是选修课“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概论”（前几节由谢先生讲《资本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加上研究生课“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其结晶就是他日后的名著《中国历史通论》。经历过黑暗岁月，不同代际师生们的家国情怀和学思志趣达到了高度的契合——我们这代的很多人曾持有这样的信念：我不爱国，国家就完了！师生的协力促使了校园内外文化的繁荣，以至于本应寂静的历史学在一九八〇年代几度喧嚣。“青年史学社”及其杂志《青年史学》是历史学系本科生社团活动的核心，讲座、座谈、讨论会、沙龙、征文及评奖，生机勃勃，令人应接不暇。我本人即在大一、大二之际与著名的“谢王”（谢天佑、王家范）二师走近。家范老师在纪念谢天佑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追思会上深情地表达：“感谢天佑一路对我的提携和帮助！”谢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即成名成家；年轻六岁的家范师常年协助他做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以及“农战史”研究会的工作。我们读本科期间，谢、王从“农战史”中逐渐淡出，并最终把“农战史”秘书处所有物件全盘转给乐意接手的山东大学的田昌五先生、孟祥才老师。谢先生转向秦汉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研究领域，矢志写出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来；家范师则从经济结构的角度透析明清社会，自己独立的学术指向和认知体系日趋成型。一九八八年秋在济南的“农战史”会议期间，家范师对我父母提过，他毕业后陷于不歇的“运动”中，真正的学术起步是在“文革”之后。后来，又几次看到他在其他场合述及于此。因为一些缘故，谢先生在邵勤师姐那届后，一度决定不招研究生；再招生后，也是由家范师具体负责，所以程念琪（“大程”）兄成了他实际上的开门弟子。到了我们这届，谢先生出山带我，家范师带成岳冲（“阿冲”），黄丽镛老师带王志明。谢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当时年届五旬，对待学生亲和朴实，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记忆里没有开过玩笑。而家范师乃贾植芳先生所自喻的“江湖中人”，接地气，谙人情世故，与我们在一起时，嬉笑怒骂，才情溢于言表。他常津津乐道地讲学校、学界的旧闻逸事，乃至“八卦”，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使我们仿佛亲临其境。有一次他还拿自己的腿疾调侃，笑道：白钢给我起了个绰号“跬兄”；可“五·一六”中他跳楼，也摔成了“跬兄”……患腿疾的历史学家还真的有好几位，如安作璋、许倬云先生等。当时教工宿舍条件差，一九八七年文科大楼建好使用后，他便到教研室读书写作，夏天的晚上就在办公桌上打铺睡觉，还不无惬意地说：风大，凉快。
20世纪80年代，谢天佑（右）与王家范在西安
家范师自学生时代就赢得才华横溢的赞誉。听说陈旭麓先生曾把他和潘人杰老师并列为历史学系最有才气的青年教师，戏言写大字报的水平足以见得。家范师的口才堪称一绝，讲话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极富磁性和感染力。他教的课为华师大历史学系几十届毕业生交口称赞，经久传诵。他常常一语惊人，如说：“若设诺贝尔历史学奖，应该授予叶晓青。”他高度推崇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并大赞王门弟子孙越生先生补写的序同样绝伦超群。记得他以“陈涉世家”为例，说道：“苟富贵”“鸿鹄之志”哪是陈大王说的，分明是太史公说的嘛，但太史公道出了时代之音！家范师豁达通融，广结善缘，重情重义。一九八八年年底，家范师惊闻年仅四十六岁的上海社科院王守稼老师英年早逝，即亲率弟子至王家祭拜，号啕大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年人如此大恸。他虽然可以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但骨子里孤傲，个性张扬。我以前写过：谢师、王师，还有那代的不少知识人，都是为了社会进步而做学术的，而且知行合一。家范师在那个“历史时刻”，同他所说的“历史学系第一才子”潘人杰老师一样，表现出非凡的大智大勇，只能以后有机会再叙了。与谢先生深入研读马克思原典的路数有别，家范师注重重塑知识结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名著热”中转向最新引进的现代西方社会与人文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心理学——其后来提倡历史社会学有源可循。他曾说过，八十年代有两个makesi——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这个情结对我本人也影响至今。记得有一次讨论《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他说：mile Durkheim的中译名“涂尔干”不像老外，译成“杜尔凯姆”比较“洋气”。正是他与时俱进，勇于超越自我，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与学术特色，并不断推陈出新，不但在“大历史”上会通古今，述往思来，而且在江南区域史领域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尤其表现为市镇史、消费史上研究的开风气之先。一九八八年春，谢先生辞世后，家范师责无旁贷地接力指导我。我无力独自沿着谢师政治经济学的方向推进，关注点也从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奠基阶段“秦汉”下移到开埠前的“明清”，但兴致依然在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的“大问题”上。对于硕士论文选题，家范师认为研究鲜有成果的山东十分有意义，但遗憾的是我执意选择在拥挤的江南史中凑热闹。家范师调侃我和志明：孙竞昊一则史料没读，倒写了个一万字的大纲——“画楼样”；王志明读了无数的材料——“垒砖头”，大纲没吐出几个字。我向有拖延的坏习惯。结果，阿冲、志明的稿子交上了，我尚剩最后一遍定稿，大家都在等我以排定答辩日期。于是便出现这样的场景：我每完成一章，便跑去送给家范师，同时自己匆忙赶下一章；家范师审校后，我便动员好几位同学帮助抄写并修饰。最终来不及打印，经扫描而成册（记得好像校印刷厂刚引进此新技术），所以定稿保留了六七种不同的笔记。家范师笑道：孙竞昊读《资本论》立竿见影，办起“雇佣劳动”的“作坊”了。大三、大四之际，我曾向谢师提起出国留学的想法，他很赞成（他本人人生最后几年一直自修英语），但说硕士阶段在国内继续打底子好。他逝世后，我对“学术”一度意兴阑珊，但当时北京的一个介于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位置吸引着我，即《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史学编辑。两位老师的朋友苏双碧、李桂海先生在这个位置上待过。家范师积极帮忙争取。但稍后恰逢历史大变局，此念便成空想。我对家范师讲：在沪七年身心俱乏，打算回济南父母身边休整几年，然后留洋深造。当时教研室青黄不接，亟须进人，家范师希望我留校。但大概虑及我的个性没有直接和我谈，而是报到系里，由系副主任程纯老师征求我的意愿。我深感知遇之恩，但依然决定离开。离开以后有了对比，我才感觉到在师大、上海的旧时光其实是一种“奢侈”！临行前一天，师母做了一顿丰盛的饯行晚饭。家范师用他刚刚研习的算卦的谕示，对我踏入工作岗位后须注意的事项做了提点。在我一九九六年出国前，彼此常有通信往来，他的信件迄今保存在济南我母亲家中。印象里比较深的有这么几点内容：占卜不再玩了，要么是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不灵，要么是自己慧根未净；现在的学生对他仰视，不似与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的情形；世间的道理，古人其实都说完了。鉴于我出国的努力屡战屡败，便劝道：费数年之功掌握一门外语得不偿失，不如在国内读博士。他不止一次表示随时接纳我回来。当然，最后我还是在逾而立之年勉为其难地负笈“西游”了。这期间见过几面，一是他到山东青州上函授课，在济南停留；潘人杰老师也因此机缘，在我家小住过。还有两次或三次是我来上海，也曾在他家里邂逅造访的邵勤师姐、阿冲兄等故旧。我在大洋彼岸十四年，依惯例每年春节给他打电话拜年，后来也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关于博士论文选题，他和卜正民师都告诫资料是否足以支撑一个大课题是前提。我一改过去的路子，做以小见大的案例研究。我曾有意选取南浔个案，他说不可取，也促使我“走出江南”，把关注点投向北方。他的《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问世后，特地寄了两套到多伦多，其中一套转给卜正民先生。卜师后来在上海见到家范师，回来后兴奋地对我说，王家范先生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中国历史学家。我回国后，家范师也愉快地提起与卜师的几次互有启发的面晤，特别提到卜师索要他在《历史教学问题》上系列发表的全套“明清史料感知录”。我通常暑假回来做资料和田野工作，但每次都经由北京中转到济南。直到二〇〇八年年底的一次，我在上海中转。这是一九九四年后第一次见到他和患病的师母，两人已是老者形象，而自己亦人到中年，心中不免掠过一丝苍凉。家范师在公众场合说过几次，华师大历史学系的才子才女们都出国了。五〇后那代（1977、1978、1979级为主）里，华师大出国读史学博士的学人群体确实在国内高校中鹤立鸡群，这见于《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书中多位作者的背景信息：他们大都是上海人。以后十几年华师大历史学系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极为少见，直到世纪之交才有新的世代涌现出来。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6月
回首个人流离异域十余年的学术经历，就与过往积淀的关系而言，变与不变俱存。所谓“变”，我认为自己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谢、王二师传承而来的浓重的现实关怀。我以前接受家范师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之“大一统中央集权军事专制主义”的说法。出国后空间的隔离，有助于冷却急迫的心境，便尽可能平静地做社会史研究，如更侧重挖掘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一端。但回国再做“槛内人”后，我重新感受到谢、王二师那种挥却不去的沉重现实感。所谓“不变”，也即对“So What”永无止境的思辨追索——尽管现在自我定位为“思辨的叙事”，但的确源自贯串谢、王学术研究中的强烈“问题意识”。而且，我也一以贯之，自觉地把自己研究的落脚点放在政治经济的分析上；即便最近向环境史的某些转向，也没有偏离这个路径。我二〇〇九年年底回到母校母系——已搬到被称为“闵大荒”的新校区，樱桃河蜿蜒穿过校园。我在怀念谢师逝世三十年的文中曾感慨系之：“当初离开，从没想过归来。”刚回国时很难联系上家范师，因为师母生病住院，他辗转于医院与家里之间。座机线通常拔掉，需要时须与他先通过邮件预约通话时间。二〇一一年二月他在给我的一个邮件里写道：
师母半年来一直在医院，度过两次险关，如今病情平稳，但仍不能出院，第一次在医院过旧历年。立春之后，我的本命年终结，或许会有转机出现。冷静地思考，师母不可能再恢复至住院前的水平，但只需长期护理（已请保姆），我相信维持生命是可以努力做到的。有师母在，我的生活才不至孤独冷寂，愿陪伴到最后。
今年四月五日他最后一次发微信朋友圈，上传了师母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并附苏轼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再见到他，已在二〇一一年年底，师母已去世数月，而他数年的身心紧张有所缓解。我因故在职业生涯上做了调整，并没有及时向他汇报，一是疲于应对诸种纷扰；二是因长期在国外，不适应有事没事通电话的方式，也没法在一封邮件里说清楚；再就是如前所述，我已养成个人化的学术与社会生活模式，而他身边既有大程、周武这些伴随他几十年的门生，又环绕着他后来培养的一批博士生。我依旧是逢年过节给他发电子邮件问候。他显然对此“在意”，对人说见不到我。我收到“传话”后急忙与他约见，是在师大一村教工宿舍区的“阿牛”老餐厅。我把原委讲了不到两分钟，他就明白和释然了。饭后结账，老板说：王老师事先付掉了。他住院后，我有一次与友人在“阿牛”用餐，老板问我家范师住院的具体地址，说要送去他最喜欢的酱牛肉。
王家范，《史家与史学（增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二〇一八年是谢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华师大历史学系举办学术追思会。家范师和我提前大半年商议此事，又在会议前两周再次见面，最终确定了主调和形式。在近三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一是讲到了谢老师发病的背景，牵扯到若干“人事”给他带来的抑郁心情；二是讲到谢老师是真心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出于对真知的追求，若不早逝，他在“历史时刻”会“按捺不住”的；三是讲到谢老师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是历时而不朽之作；四是讲自己协助谢老师做“农战史”研究，而自己关于“农战史”的真正观点并没有全面表达过。此外，他还自白道：“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学问家’。”他不仅写了《忆天佑》一文在追思会之前发表，而且还为主旨发言准备了书面稿。家范师喜欢热闹，住院前几年里不停地参加学术、社会活动，并时常到各地转转，这当然有助于他保持旺盛的学术思考状态。但毕竟年龄大了，不胜劳顿，为此我几番劝他在家静养，也多次建议他雇个小时工保姆，还举了郭圣铭先生当年的例子，但他嫌麻烦。一村“丽娃”食堂装修期间关闭，他便驾着“宝马”电动车光顾各家小店，并兴致勃勃地频频在微信上展示他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后来住院后，对我讲：当时觉着每天尝试不同的风味小吃还挺高兴，其实不卫生。几年前我开始劝他写回忆录，想到哪，记到哪，不一定系统，还与他开玩笑：明清的事儿咱都没见过，所以都在讲“演义”；但您所亲历的波澜起伏，无论个人、单位，还是学术界，还有国家，却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历史。我也劝过潘人杰老师，因为他们不仅都有极好的记忆力，还有独到深刻的反思，又乐于分享给众人。家范师虽然没有完整的回忆录，但最后两年还是写了若干回忆札记。我每次到华山医院探视，他大都健谈如初。他保持着一贯的好奇心，如饶有情趣地“探讨”给他带去的小礼物，讲在医院里邂逅某某、某某某……一次拉我到窗口，指着下面的一座精致小房子说：“我一直观察这个小别墅，肯定住着特殊的人物……”令人忍俊不禁。有一次正值他睡眠，我坐了十分钟后没叫醒他就走了，留下一包从韩国带回的紫菜。过了两天我在微信上提到这事，他回复道：“邻床告诉是我的学生，一直猜不出……一股海腥味，让我追忆起在旅顺海滩闻到的味道，这对江南湖河水乡人有特别的味道。”他是性情中人，又极其睿智，所以他在朋友圈发的微信图文并茂，令人赏心悦目，拥有大量“粉丝”——这些富有知识、人文、哲理的内容，足以编成一本集子。关于他晚年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发表的读史札记，他说有人劝他再写几篇凑出一本书的分量来，但自己兴趣缺缺，我也认为没必要硬整出一本“专著”来。
王家范
三十二年前，谢师突发脑溢血，家范师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去。悼词是他连夜草就的，全篇一气呵成，是难得的佳作。他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担任司仪，其伤感沉重的声音一下子把气氛凝固住了。谢先生猝逝半年后，陈先生因心肌梗塞也猝逝。多年后，家范师讲到谢、陈两位师友的逝去给自己的“巨大打击”：“心理和生理濒临崩溃边缘，形容憔悴，亲近的朋友怕我支撑不住。五十岁的我，第一次尝试参透生死。”我六月二十二日最后一次看他时，那种“永别”的心情至今难以名状。很想问问他对“国是”的看法，没忍心。其实我知道他的答案，甚至三十年前就知道他的答案，一如他两年前在《忆天佑》里所写：
八十年代初，我与天佑一样，热切期盼“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终结千年“颠沛往复”的苦境，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开新局，洋溢着对未来的乐观期待。然而，相对无边无际的历史长途，人生太过短促。穿透历史奥秘，寻找“长生不死药”以医治人类所有病症，最多只是个美好的奢愿；旧病有了良药，《本草纲目》不见的各种怪病又出来继续折磨人。
这种历史的与哲学的体悟，也在十八年前他那篇著名的《哀悼韦伯的精神分裂》一文里表述过。如此，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同时，我想他也是满足的，单从近年来他在朋友圈发的微信所表现出的蓬勃生命力即可窥得一斑。理由显而易见：他的思想和学术被同道广泛认可，并带出不少优秀的学生，人生在晚年尤其精彩。记得九十年代初他曾在致我的信中讲到学术追求是他生活、生存的唯一信念。家范师在一个自己不满意的时空里，活出了满意而丰实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