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叶落时”——话剧《长恨歌》观后联想

2021年5月21日在津湾大剧院看了根据王安忆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长恨歌》，三个多小时的演出，半个小时的演后谈，创造了近两年来最长的观剧记录。虽然相对小说，这部剧删减了很多情节，但基本还原了小说的主题。以致这部剧历经十八年依然连演不衰。

就戏剧结构和风格上看，这部剧没有什么新意，以传统的古典主义戏剧风格，描述一个民国时小弄堂出来的上海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的追求和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由于戏剧自身的艺术形式局限，即便是三个多小时的表演都难以容纳原著中的情节，更何况有形的肢体语言难以将小说中的心理和那种哀婉与动人呈现得那么细腻而绚烂。而如今大环境下的要求只能让时代的痕迹进一步从简，导致这部剧在情节上有些突兀，感情戏的挖掘上难以展开。即便如此，在电视剧《潜伏》中担纲女主角的朱杰还是将本剧的女一号王琦瑶演绎得活灵活现，即便不是上海人，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通过朱杰的表演，上海女人骨子里面的那种小资情调，对爱的追求与渴望，都向观众扑面而来。而那些作为绿叶的男性角色，也是到位不越位。让这部剧整体“很上海”。这或许就是这部剧能常演不衰的灵魂所在。

《长恨歌》1996年出版后即成热门小说。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末粗略地看过。做为一个糙汉，对这种以女性视角揭示女性感情生活为主题的小说不是很感兴趣，即便其中描述了很多上海的风情，也缺乏更深刻的联想，虽然很多东西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触及，但似乎是“身在此山中”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一晃廿多年过去了，当人过中年，回顾走过的历程，对剧中的人和事有着别样的感触，可谓“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如果说曾经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十里洋场，那么他还有个兄弟——天津。虽然离着帝都很近，但天津城市性格与帝都的差距甚大更与1200公里外的上海有着更多相似之处。做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工商业基地，近代史中洋务和由此衍生的租界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由此派生出来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和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五大道、黄家花园、小白楼、劝业场等地有着鲜明的体现。抛却那些高官遗老，富商大贾，那些在政府里任职的公务员、工商企业的中高级职员，各种从事诸如医生、律师、经纪人等“体面”工作的从业者和有些一技之长的自由职业者，成为这些地区的主力。他们是一些时髦事物的消费者，也是其提供者、参与者。他们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穷困潦倒。在新中国，他们既没有风光无限，也能在历次风暴中隐忍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本人因工作关系，先后在上述地区生活了多年，接触了大量这样的人物，也听到、看到、感受到他们曾经的辉煌与落魄，经历中的爱恨情仇。不仅见到过王琦瑶式的女人，更没少见康明逊那样的男人。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他们萌动实现自我价值意念，然时世变迁，大多数都是折戟沉沙。这些人有着做人的底线，虽然命运多舛，但充满幻想，胆小、敏感，细致、守则，愿意接受新事物，敢为人先。又有些好慕虚荣，逐利贪小，甚至有些油滑、狡黠......在岁月的磨砺下，他们学会夹缝中生存，在风雨中保护自己的羽毛。他们既不高大、也不卑微，他们构成城市人文的一部分，让我们这个城市文化增添了值得记忆传承的部分。如今，当天津不断打造五大道、意风区、解放路金融街时，成就这些街区的不单是这些没有灵魂的建筑，也不单是那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寥寥可数的“名人”，更多是那些铺就这些风采的芸芸众生。而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风云变幻、爱恨情仇，却距我们越来越远。如今当人们慨叹天津越来越失落，越来越平庸时，我们或许有些不服，总会说：“想当初......”而当初什么造就了北方第一，我们却挖掘、研究得太少、太少。

《长恨歌》写的是上海“从人到物，从风情到建筑，穿越四个年代的跨度，把一个活生生的大上海浓缩、展开，把一个个人物剖析、串联，作者用自己独到的眼光探索和思考了一个城市的变化，一段历史的进程。”但同样能拷贝到天津。她是部小说，也是部史书，把宏大的叙事和教条的时间、地点以细腻温婉的笔触呈现。舞台上的王琦瑶在今天的世界里或许很难寻找，但留给人们的记忆当不应忘却，毕竟她带来的是追求美好的梦，值得未来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