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迷恋乌托邦

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著于1927年，我们想象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境域之下的世界形势就可以大致推断出作者在写作时的一部分心态。这种推断并不盲目，事实上班达在写作此书时精神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很深，这个事件对于当时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很严峻的考验。无疑在那种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要么选择勇于发言反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战争；要么如温顺的羔羊般顺从已被一种狂热的情绪所支配的群众，投入到已分辨不出正义的杀戮当中。无疑，当时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走向了第二种选择，这才是令班达最为痛心疾首之处。在加上当时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班达深深的意识到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落已经大大的走向了异化，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本应坚持的理性的、公正的、甚至超世俗的价值目标。这些就成为了《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本书写作最重要的缘由。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知识分子的背叛》并不全是当时的内容。事实上，在1946年——这本书将近出版20年后——班达重新对它进行了修订。20年的经久不衰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只说明了作者作出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一论断在这20年中仍不断的应验着。正像班达在《1949年版序言及其注释》中所说，“我所坚持的论点——即我称之为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便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在我看来一点儿也没丧失其真实性，情况完全相反，他们彻底放弃追求真理，而是完全背道而驰了”。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了极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极权主义的刽子手帮凶。这种知识分子背叛的新形式促使班达重新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思考，思考的结晶就是在原书内容的基础上加进了一篇长达数十页的序言。

在原书中，班达虽然在字里行间偶尔提到了少数他认为的是真正知识分子的特质，但并没有对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分析，他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了对放弃职守进行妥协了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在修订后的序言中，班达不但增加了一连串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那些成为纳粹法西斯主义帮凶的人和二战后不加鉴别的拥抱斯大林式的共产党的人）的攻击，而且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文章中，班达列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静态的、大公无私的、理性的。所谓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就是说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寻求乐趣。而大公无私和理性的价值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就是甘冒被烧死、放逐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也能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者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之处。这样的人物在班达的眼中有苏格拉底、耶稣和伏尔泰等。而与此相对应的那些背叛的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恰恰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相反，他们深深的陷入了20世纪政治激情的游戏中，并最终沉沦不拔。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主张远离政治激情，“他们全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这种生存的最高价值的信仰”。还有一种道德主义者，“他们以人性或正义之名要求人们用一种抽象的和优越的原则直接反对这些激情”。但现在看来更多的还是第三种，完全丧失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投入到政治中成为政治的附庸。班达重点在书中分析了第三种。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接受这种政治激情的游戏本来就是极其危险的，没有了理性批判态度的指引，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盲人骑瞎马，深渊已临近。但是班达发现对于那些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是受到政治激情的诱惑这样的堕落情有可原，而关键的部分是那些知识分子完全是自愿丧失立场，投入到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狂热主义的怀抱中去的，这才是症结所在。难道是知识分子没有判断力了么？班达认为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结。哲人王在乌托邦中的统治，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善，能给人类最大的满足，没有战争和暴力。为了建立乌托邦的统治，为了达到最大的善，可以发动战争，用暴力解决暴力遗留的问题。现世的一切都用作了手段。他们认为，这种情形之下，任何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更不要说仅仅是丧失自己的立场和理性的批判态度。

但恰恰就是这种丧失自己理性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无法对乌托邦的谎言作出正确的证伪，也最终成了某种荒谬的牺牲品。历史好像对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们终将看不到现在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