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空飞行器新的军事需求研究

本文主要观点来源于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的《完全空权论》，作者陶宇，浮空器军事理论研究者。

前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的飞机还是浮空飞行器两种飞行方案，似乎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齐柏林轰炸飞艇最终在空战中被早期的战斗机所拦截而在空中毁灭。军事效能的研究者，似乎已经定义了这个结果，空中的军事发展，飞机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而浮空飞行器在军事中存在的价值，仅仅将被降为几乎可以被排除在军事之外的研究探测任务。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占据了空中的军事主角后，这种观点又被进一步强化，在战斗中，军事效能需求，要求空中的作战兵器必须做到高航速与高航程、空中战斗机动性兼顾，这些空战的需求和变化，使得浮空飞行器，在这种体系之下，对这些需求的基本技术层面，越离越远，以至于在战后，浮空飞行器的研究实际陷入了停滞。

我们承认，装备发展时具有需求性，才能推动技术的变革，而让装备的技术性得到发展和进步，而缺乏这种需求性的主导，原有的技术领域就不可能得到新的技术需求性的设计，而导致原有的发展体系和使用方向停滞不前。

但是，一种技术性领域的飞行工具，并不是仅仅为特有时代的局限性而束缚自己全部潜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军事领域不在仅仅需求空中作战的战斗效能，不再单单以天空中的战斗性来衡量整体军事效能时，军事更需要相对不受束缚的，打破原有被固化的战线体系的投送力。作为新的战争需求时，实际上，长久以来，对于浮空飞行器对于军事上的束缚，已经开始松动。在军事实际突破力和建立新的军事体系规则的前提之下，我们需要对于这种新的需求，来理解对于浮空飞行器新的设计。

打破特殊起降模式束缚的部署

当飞机已经成为军事力量在空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时，这就形成了一个固有的模式，尽管飞机已经成为了各国空中力量的主要技术兵器，成为主要战斗和主要空中投送工具。但是，其固有的一个缺陷就是起降方式的特殊性。无论飞机技术的进化到现在为止的时间内，技术领域有多少大的进化与发展，但是，其中一条最为主要的方式，其需要专用的跑道平台，无论是大型的固定机场，还是海洋之上的航空母舰，这种固有的跑道模式，使得飞机必须利用这种特有的起降平台，来进行飞行和降落。而无论在加强了何种技术，无论是加大投送质量与飞机本身的载量、运量，这种飞行模式的固定化，使得飞机的飞行重量、飞行时间和所匹配的航程之间形成了固有的计算模式，当这些计算模式随着更多的起降机场之间与飞机本身最大航程联系起来后，实际就成为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型关系，空中航线。

然而，军事理论研究者们，并不能意识到，当这种关系得到概念上的固化后，实际在军事整体的效率计算与空中的运量、投送模式已经被整体固化。空中运量和运输方式固然代表着一种先进性，但是如果在军事计算上，成为一种固化的计算方式，那么，其起降承载点，实际就成为了被固定计算和被军事打击的致命软肋，当固化的起降模式，机场，作为承载飞机的作战能力和投送能力的基础，被军事打击所摧毁时，正是摧毁飞机作战能力最有效的方式。

同样，尽管飞机的质量和运量不断地增大，但是，空中所投送的吨位只能维持在数十吨到百吨的极限。从飞机的载量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载重，可是，从军事整体的需求性而言，这样远程的投送的物资，对整个战场的需求微乎其微。以往通过空运的投送的巨大物资，不但需要花费过高的时间，更要花费大量的飞机数量与飞行次数，即使如此，在整个战役与战略级别的军事投送中，海运依然是空运无法所撼动的战略投送能力。

而现有军事力的需求，并不仅仅只是需要一支战术性的空军，用于空战中战斗；而更多的则是需要在原有的能力之上，可以快速有效的投送到战略对手的任何一点之上，解除目前在战略对峙上，战略竞争对手给与我们的战线部署压力；当空运的远程投送能力和部署方式，依然在固有的飞机部署模式阶段，这就既突破不了原有的机场与基地的部署方式，也无法在广阔的海空立体战线上对战略对手形成优势。

这种需求愈发紧迫的时候，就需要一种既可以拥有甚至超过传统飞机空中投送能力的飞行工具，又需要不能够受制于传统飞机起降的固有模式，这种需求性最终是要建立不依靠任何起降平台的垂直起降方式，可以深入到整个军事战线内线与外线内的任何一点，超出原有的军事计算方式。而这样的投送方式，显然超出了飞机的投送方式和技术手段，而这种新的需求，正适合被发展停滞已久的浮空飞行器。

尽管在起降能力上，需要依靠和海洋舰船一样的起锚和抛锚的手段，来维持对轻于空气结构的浮空飞行器起降的控制力。但是这种起降模式却并非是依赖航程计算与飞行起降跑道计算。而以往任何一点对于固定机场的打击与摧毁，并不能限制浮空飞行器的起降和航程，原有的对于机场跑道和燃料航程连接的方式，无法同等用于抑制浮空飞行器的空中介入性。

而同时，对于空中的投送方式，在原有总吨位提高的量化基础上，实际需要一种高于量的“质”。

空中投送能力，既需要量化，也需要“质”

在投送能力的需求提出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空中运量的投送能力，不但需要总的运输吨位的量化，更需要一种“质”的因素。当传统的机身运输，在增大了机舱容量，增大机身设计，设计成为大型飞机进行战略投送时，实际原有内部的狭小的空间并没有得到改变。设计者们试图提高机身的长度来适当的提升机身的宽度，来扩大载重容积，但是这种容纳的提升，并不是一种属于提高质量的空中运量，而是单纯的堆砌机身容纳狭小空间的量化，而提高空中整体载重的重量。这就说明，在原有的体系中，飞机的载重量，是一种量化的空中投送力，并不能具有高空间容纳度、大承载度的“质”，当这些非战斗性的战略投送与辅助性任务，成为了现代化军事全球部署和介入性的条件时。飞机所代表的空中投送能力，实际并不能发挥真正完全性空中的利用。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空中军事效率的理论实际只关注了主力交战性能，而并没有正确理解，在空中战斗效能上，还需要空中军事辅助性任务的构建。然而，当人们想到了需要空中辅助性任务的飞行工具时，却依然将空中所需要的辅助性任务，来交给飞机来完成。然而实际因素是，空中的辅助性任务，并不需要高速的战斗结构，而更需要的是突破海洋运输的高载量限制与空中航程的限制。

当这个问题被深化了之后，实际又引发了另一个更为深入性的问题。在数次战争，战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战场空间的陆地与天空，而是在整个陆地、海洋、天空的洲际板块中加以进行。此时，人们并没有发觉，战场的空间已经不再是以传统的陆地而延伸，更为重要的结构体系却是将整个立体空间结合起来，加以扩大，成为整个洲际板块的战场。可是，直到今天，军事理论者依然认为这只是海洋与陆地、天空进行战场联合性的一体战模式，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机动空间与运动空间，军事创新的束缚反而使我们自身不断加强海洋兵力的建设，试图将海洋控制，连接海洋到陆地之间的板块联系。

然而，实际应该注意的是，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战场结构中，按照上次大战兵力结构建立的庞大的陆地兵团却无法展开、无所作为、无法威胁到海洋和天空的战场，而为什么当海洋和天空的战场完结，陆地的战场却更加无法反抗。军事理论者浅显的认为，兵团级别的军事力量将会被淘汰，战场只需要相对少量海空兵力就可以完结；而并没有从中真正思考，为什么传统陆地机械化结构的战力兵团无法进行作战。

这一问题的思考，实际隐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兵团”的定义。长期的习惯性误区，使得军事理论者将兵团的定义等同于陆地兵团的结构。而实际上，以军事实际效能来理解的话，所谓的兵团结构是可以利用稳定的机动空间组成的空间机动兵力。而陆军集团和海洋的舰队就是介入这两个稳定机动空间的两个空间性战力兵团。

在传统中，我们一般将陆军与海洋舰队当作两个孤立而又联合性的事物，当需要进行洲际板块战略运动时，陆战兵团和海洋舰队具有联合性，而真正到了空间性控制时，两者又会变得相对孤立。总结这一原因，我们需要一种同时可以介入陆地和海洋稳定的通行空间，而去构建一种新的战力效能的兵团。

在数十年的战争冲突中，原本在二战初期对于陆地战场显示出压倒性军事效能陆地机械化运动却变得越来越没有优势。因为当交战双方同时具有机械化动力结构时，战场的机动力使得两者保持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得战场又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同时，海洋战场依然如同上次大战一样，在海洋舰队舰艇相对缓慢的速度，以海洋航线进行洲际板块战场的连接。军事理论者并没有在理论研究中发现陆地和海洋战场的结合，已经使得原本的战略战役机动速度变得相对异常缓慢，战争的兵团运动速度并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慢，在这样广阔的战场中，原本的机动力和战略运动性已经无法匹配战场的需求。

这就需要，本质上能够出现一种，突破海洋与天空的局限性，既可以拥有空中的运输方式，利用空中的通道，同时介入海洋与陆地两个空间，又需要突破在空中实际运量效率不高的问题。当飞机的实际运量才数十吨和百吨之间的运量反复徘徊时，实际上浮空飞行器在这种优势下已经确立了自身的优势性，而唯一需要调整的是人们如何看待飞行器之间真正的界定。

思维误区，大与小的相对观念

在历次希望建立大型浮空飞行器的国际研发与制造中，最终都是以飞艇目标空中过大为理由，而暂停了项目研发。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了大与小的本质，实际并不能在战术和战略目的中作为反对的理由。天空比海洋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而海洋之上的舰艇平台、航运平台甚至作为战斗工具本身的航母，都拥有更为巨大的目标体型。究其原因，人们仅仅只是以一种片面性的概念，理解空中，将空中的战斗性和军事维持在肉眼可视距或者仅仅局限于空中的战斗层次。而对整个天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何种力量构成，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当天空的利用被仅仅局限在这个概念时，实际天空就在一定意义上，天空被比作了飞机，飞机变成与天空同等的观念，这实际就是把天空的利用束缚和局限在飞机这种飞行器之上。

而与海洋相比，天空具有更为广阔的纵深与范围。就如同在海洋上的巨大舰船一样，一个巨大的海洋平台，在广阔的海洋之中，也只是异常渺小的其中一点。而以同等观念比作天空，一个异常巨大的空中飞行器，在天空之中，也只是一个异常渺小的一点。这并不是作为一个空间性投送工具体型巨大而被反对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缺乏对于空中效能的有效理解，人们仅仅将空中的军事效能，局限于一个大型的空中飞行器和一个小型灵活的战斗机，之间战斗比较和担忧，而没有将空中的利用性，最大可能与海洋对比，而成为一个战略层次的空间。

当这种误区，始终影响着对于空中更为具有效能的应用时，浮空飞行器始终在军事研发中陷入了在与飞机对比战术航速和战斗机动性对抗的怪圈之中反复循环。真正需要清楚的是，一种稳定于天空，大型载量的平台，相当于海洋上的舰船，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和高承载量。使得可以安装更为效率和更大功率的武器，同样，也可以近似海洋一样，提供更高的投送质量。当把天空仅仅理解为飞机的高速的战斗性和战斗高效的机动性时，实际，天空在整个军事层面并没有被很好的理解和利用。

同样，即使以作战的效率来看，大与小的区分，在超越了时代，给与了浮空飞行器新的作战能力时，浮空飞行器在特有的作战效率下，并不一定低于作战飞机。

以一种基本的数学理念就可以分析出这种战斗效能理解。以火力a，机动b两个因素来解释这种数字公式化的理解，以t作为战斗时间，可得：

p1（t）=a1（t）b1（t）   二方同理得p2（t）=a2（t）b2（t）

以战斗时间，来推算这种战斗效能，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战斗效能会在动量的消耗下而下降，在两种因素乘几何的效能下，这就会产生一个基本性的公式，da1/dt=(-αa2 –βb2 –Y)b1二次方。

第一项的2方是火力对机动的摧毁，第二项的2方是机动对火力的打击。这就说明，在原有基础上，两种因素都拥有相互摧毁的几率，这就要对应实际效能的评估。

以空中战斗性为例，第一世界大战中，代表空中机动战斗兵器的飞机在空间战斗上战胜了空中巨型兵器的代表飞艇，正是建立在近距离机动战斗的基础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空中的战斗性不再是以空中近距离的格斗来衡量，而是以远距离的空中侦测和远距离动量精确射击为标准；当我们在潜意识中依然保留了空中战斗性是以近距离格斗为标准，而巨型兵器是空中会被近距离打击的被动为基准的误判；就会失去一种战力效能判断的设计性。仅仅以飞机来衡量天空，而忽视了一种可以获得更强大的探测动能和更远发射距离与发射威力的巨型兵器，完全可以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空中的交战原则。

这就实际表明，大与小两种观念，只是代表各自在空中的效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代表谁更适合于空中的作战。两种不同的飞行方式，都会在特有的时间和空间内，发挥自己所擅长的飞行方式，执行自己所擅长的空中任务。理清了在天空中，合理的运用飞机和浮空飞行器的思维误区后，才能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理解浮空飞行器所带来的新的军事效能。

主动介入性，超越以往的空中效率

在今天特殊的需求下，军事斗争与对抗的复杂性，必须在面对局势变化的战略上做出最终的选择。而在这样的对抗中，大洋彼岸的另一边，所设置的以战机和固定机场为主要战线和战略对抗区域的部署中，一条以空中对空中，航程与投送量的限制设计。依靠固有机场的部署，所形成战略限制，实际就是利用了战机的航程与打击效率所形成的战略体系，对于战略对手的封锁。如果单纯的以空中的战机和海洋上的舰船的行动效率，即使在力量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彻底打破这条固有战线所依托的海上基地与机场的态势，就无法从根本上，将这条战线得以粉碎。

在以往的效率中，原有的应对体系，只是在针对战时，进行高密度、高强度的火力投送，希望可以在大规模的火力打击下，让原有的部署战线上的基地依托，受到重大打击，而使其在战时受到摧毁，而无效化。这其中固有其原有的战略态势下的火力反击策略，但是，如果同样依靠在对等的计算量和航空有效性的对抗中，在一条线性的，对手已经将航空战机对抗的时间与效率提前设计的区域内，双方固有的拼耗，实际就会被对手限制在这条被设计的限制区域内。

即使在增强了火力的有效打击性，在原有的战略线上，战略对手也在不断增加各个力量，也试图同等的以防御力抵消这种反击火力的效率，当战略竞争的交战预演双方，都在围绕着在原有的作战效率和作战体系的计算时间和计算效率中，反复投入，相互制衡时，这实际就在相互拼耗双方的国力。

浮空飞行器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空中战斗平台，但是，它的特有属性，却是一个改变战略效率和交战计算方式战略与战役兵器。当飞机需要在有限航程内，以航程对航程，在机场与机场之间，以部署点之间的航程，作为基本交战范围和交战效率的判定时；浮空飞行器却可以在自己的洲际机动的航程中，在自身的航程范围内，有更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选择在航程范围内，任何一点的投送与介入。

而基于这样的特性，实际打破了以往在飞机的航程范围内，可以预定判断的军事预测。如果说，机场是一个固定的战场战略支撑点，那么，具有高承载能力，拥有比海洋更快的航速的新的浮空飞行器，就更像是战争中的机动战略支撑点。当一个可以在战场的任何一点可以用空中的巨型承载量，提供物资、兵力甚至火力的投送与支撑时，传统军事战争中，以空中航线、海洋运输线、地面交通线为基本判断力和投送力的军事连接性，实际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可以将浮空飞行器这样的军事效率解释为主动介入性；这种含义可以解释为，在原有的计算方式中，难以介入和投送的地区，被新的军事效率所打破。一个均衡的战场，在出现了一个强制性、有效性的介入力，打破了原有的均势后，战场占有主动性和主动介入打破原有规律性、可计算性僵持后，而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性。

这就是在作战一方，没有掌握新的计算方式和效率之前，以超出对手的计算和判断，建立更为机动性、更为主动性的投送力和介入力。长期以来的军事误区，仅仅将空中当成一个相互争夺的战场，而缺乏对于空中有效的利用。即使在飞机具有了固定对固定的投送方式时，人们也并没有将其当做一种高效有利的投送力，而仅仅只将其作为海运和陆运的补充效率。

正如战场并不仅仅只是在于其交战性，而涉及到力量投送和后勤补给与装备维护一样，当我们将空中的大规模投送，变为一个脱离固有机场部署的存在后；这种效率的运行，将可以形成几何倍增长的模式。在现有的体系下，绝大多数研究者实际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原有成熟性的交战规则，被新的模式所打破后；依靠原本军事作战的计算方式，实际就已经支离破碎。我们原有的战略目的就是在让战略对峙的对手，给与我们甚至的区域封锁的战线被打破；区别只是，是在无限对等的军事对抗中将其粉碎，还是有新的作战效能和效率，让这条战略限制的封锁线自然性的粉碎于无形之中。

构建完整的浮空飞行器体系

当提出了主动介入性的投送力和战略战役机动性后，面对着这种效能，实际就出现了新的军事体系的变革。当浮空飞行器的特性，具有了主动介入性的需求，和打破现有军事体系内的作战效率的可能后；现有军事体系的作战模式与装备，并不能完全适应在主动介入性的作战模式下的适应性。

长久以来的浮空飞行器发展，受到军事效率和军事作战设计的制约，即使在有了新的空中大吨位运输的需求性后，军事作战的设计，依然仅仅只把浮空飞行器作为一种战术性的补充，而非对军事作战整体战略性的变革。当超越一般大型飞机的空中运输效率，比海洋运输更为快速的战略机动性，可以无限制的介入地面野战战场，以垂直起飞降落的特性介入到任何一个交战点后，实际上，战场本身的交战效率和交战范围已经超越了原有的作战模式。

在之前的军事作战中，人们期望通过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和无限介入能力，以直升机来匹配这样无限介入的能力。但是，即使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两场局部战争中，直升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那依然仅仅局限于战术性的任务，并未在战役和战略层次的任务中取得决定性的意义。狭小的机身和极其有限的投送量，决定了直升机可以在特殊作战环境中进行特殊的特种作战任务，但是，其运输量和投送效率也决定了直升机的使用效率不能构建完整性的空中介入多个空间的战役性任务。

军事战力效能的构建者们，希望可以构建一种空中完全性介入的作战兵器和作战效能，在长期性的研究中，无论是固定翼飞机还是旋翼直升机，都由于各自的特性，无法满足于军事设计者的要求。固定于机场部部署或者投送力与航速都无法达到大规模的战略性任务的需求，当这数点需求集中到一起时，浮空飞行器的飞行特性和载量优势，在数个方面，满足了这一需求。

可是，这并不是说，浮空飞行器在目前可以迅速有效的适应目前这些需求，成为军事战场所需要的兵器。由于之前模糊不清的概念和片面性的认知，导致浮空飞行器的发展出现断代和停滞。人们在匹配浮空飞行器的新的发展时，飞机所取代在空气阻力的气动布局和最新的航空材料与航空合金并没有同步用于浮空飞行器自身的进化。轻于空气的特殊飞行模式，即使不依赖于机场，却对起降的内部控制力有着极为特殊的要求。当飞机可以通过近一个世纪得到的飞行数据实现了自动化飞航控制与起飞降落时，浮空飞行器的飞行控制与起降控制的操作，却依然停留在人为的手动操控模式。对浮空飞行器的忽视与过度的停滞发展，实际使得浮空飞行器的飞行模式与起降效率、气动布局，实际在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齐柏林型飞艇并没有本质上的超越。在浮空飞行器的技术发展中，现有的航空技术并没有进行同步匹配性发展。当飞行模式、飞行控制、起降效率、气动外壳和本身的坚固性，并没有同步的得到发展时，我们就不能期望浮空飞行器是一件可以迅速有效可以得到应用的飞行工具。

技术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规律性事物，当确定了浮空飞行器应有的效率和停滞的发展时间，所形成的矛盾时，就应当确立为了将浮空飞行器重新导向为军事效能兵器，而去建立浮空飞行器的匹配的研究与维护体系。

军事个革新，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一两件特有的兵器，一个打破效率和效能的兵器，必然涉及破坏一个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的双重问题。当现有的航空体系，实际是围绕着飞机的飞行效率和方式而建立时，就必须在研发新的浮空飞行器时，建立适用于浮空飞行器的飞行特征新的机制。

而为了发挥和构建这种高效性，将同等时代的技术等级和特性，匹配于浮空飞行器，实际是重新开始的过程。我们不单单需要将浮空飞行器重新纳入到军事的主要环节之中，更需要去革新介于海洋舰船与空中飞机之间双重特性的介入时间和介入效率，既要像海洋中的舰船一样，使得空中随意机动数百吨的运量可以常态化，又要使空中垂直起降的飞机特性可以随时介入战场的任何一点成为技术力可以突破的难关。当技术等级和军事效率之间达到了一个匹配的关系时，构建新的体系，既需要技术力的研究和实验，也需要军事理论的创新作为需求性的指导。

展望未来，新的效能评估下的军事变革

以工业制造的能力来衡量军事战力的战斗性，我们就必须清楚这种战斗性是什么。军事战力的效能之所以要在战场进行互相作战，就是主导在各个空间的控制力度。那么，以战斗性的战斗能力来解释，这就是一种实际交战能力的战斗能力，也是兵器和兵器之间互相交战的一种竞争。

但是，这并等于说，所有的兵器都具有这种战斗性的效能，需要清楚，战斗性所代表的是空间性战力控制。这种战斗性代表的就是以自身性的战斗效能来控制整个战场的空间控制，这种战斗性有可能只是一种瞬间的爆发性，也有可能是一种能量的长时间消耗的控制，但这都一种有限制的战斗性。衡量这种战斗性的标准，就是是否在战场上是否可以取得兵器与兵器之间战斗的压倒性或者驱逐性。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也显示出它的局限性，我们就需要其它支援性的兵器来支撑这种战斗。

在军事战力的战斗性工业指导上，过多的将衡量战斗的效能放在一种兵器之上，反复的以这种兵器的战斗性去衡量空间的控制性。这样的后果，就会使军事效能的应有并不能客观的反应在工业制造的体系之上。当一种新的效能威胁产生时，没有现代正规性的军事效能总结，我们在新的技术产生新的效能应用没有任何的准备，而原有的兵器的循环只能够全部废弃。

必须建立一种正规性的军事战斗效能的评估，任何一条战斗所产生的问题和成果，都是影响在战斗性本质空间控制性的效能应用。我们可以以兵器的一种重要因素来赢得战斗的胜利，但是这种因素却极为有可能被新的效能力所打破。在工业制造的战斗兵器的领域中，我们要严格记住战斗效能的本质，需要的是一种战斗性的效能来控制空间，而不是用一种兵器来永远控制它。

军事理论真正的作用，就是分析军事效能的本质，建立作战形态的意识。作战方式随着效能性质的分析都会产生不断的进步。这种性质的进步，实际就是推动军事技术手段兵器研发的动力。军事理论分析作战效能的性质，而以现有技术来推动新的技术，提出新的效能，建立新的工业研发需求，军事理论者与工业制造，需要在这个前提下，共同产生新作战需求下新的兵器的诞生。

在技术的革新，人们往往只看到不断发展的技术型成品，而去片面追求新的技术，而却忽视了，技术也需要进行组合，才能产生效能。当片面的把浮空飞行器的因素当成一种旧有的事物时，就会忽视，用同等时代的技术领域与其组合，将会产生何种意义的效率，当真正忽视存在于军事架构中所需求的因素时，就无法正确看待浮空飞行器真正的潜力。

当今世界军事战力效能的构建中，超视距攻击下的探测功率、精准度、无人机的搭载与控制，实际都要求空中作战要求更高的载量与更高的投送，高空的侦察与载荷，在未来的作战中，需要飞的更高，承载更重更大的探测装置。而为了战斗的效率，需要将武器的射程发射的更远，也更为精确。为了能够从高空建立更高的天空与大地到外太空建立一体化的军事侦察和信息联合机制，这就不但需要飞行器能够在各空气层流中，既要具有不同压力下的适应性，同时需要在天空中承载更高的质量。当时代的军事效率的进化赋予了天空的飞行器更多更高的需求时，飞机，这种长期代表天空的飞行器，实际在并不真正适合军事效能新的进化，

我们无法忽视飞机在天空中的战斗效能，同样，我们更不能把飞机当成在天空唯一的飞行工具。当提出了特有的载量和载重对投送能力的双重需求时，在载量载重与空中新的需求的效能，浮空飞行器以自身的特性实际满足了对新的投送与战场介入性的需求，军事战场的效能进化使得我们在军事研究和军事理论的构建中，重新开始研究浮空飞行器在这种环境之下，所匹配的效能。飞机与浮空飞行器，只有联合在一起，匹配各自所擅长的任务，才能有效的把握天空最为合理的利用。

最终，需要有特有的实验性，将被滞后发展的浮空飞行器重新以军事战争的需求性，做出新的设计方案和战力需求指导。就像在数十年内，没有真正发掘浮空飞行器的效能潜力那样，我们在理论和效能的提出中，打破了原有的认知，这种滞后性的认知将会随着新的理论构建而逐渐瓦解。

当时代的对应，需要我们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武器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局势与国力对比的军事认知时；对于浮空飞行器尚未被挖掘的更多潜力，将会是在接下来国际竞争中一个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