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袍哥及其他(下)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19

码头、袍哥及其他(下)

作者:野  渡

1990年代初的重庆城

解读重庆码头文化,还不能不言及“袍哥”。袍哥,是发生在重庆(及四川)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上文说到,自明代以降随着重庆由“码头”向“城市”的转变过程,逐步派生出了重庆的码头文化;而清中叶至民国的这一百多年,又恰恰跟重庆袍哥形成、活动的时间大部重合:由此推论,重庆码头文化很可能就是经由“袍哥”这一载体呈现出来的;或者说,重庆的袍哥文化和重庆的码头文化,其实是二而一的东西。

关于袍哥的源流现在并无确考,众说纷纭中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

一种观点为“啯噜说”。认为袍哥就是四川境内的哥老会,其前身则是由入川移民纠合而成的“啯噜(子)”游匪团伙,大致产生于清代雍正、乾隆时候的重庆、四川。有人还举出了语音的例证,说“啯噜”和“哥老”二词谐音,由“啯噜”一转音就变为了“哥老”。比如台湾学者戴玄之就作如是判断:“可靠的史实只能证明它(袍哥)以哥老(啯噜)形式起源于清初重庆、四川(来源于闽粤客家的移民)”。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一书中也认为,哥老会确实发祥于四川的啯噜。

此论似乎有些单薄。有人就指出了,啯噜子只是单纯为劫夺谋生而结成的游匪集团,而哥老会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章程和政治目标的秘密会党,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啯噜与哥老会同见于清史册……一直并存到清末”,也侧证了其各是一个组织。还有人指出,“啯噜”和“哥老”谐音转化的说法也不对,四川人都清楚,这两个词在四川方言中的读音其实相去甚远。

另一种观点为“郑成功说”。此说认为,哥老会或袍哥组织应溯源至明末清初的“洪门”。根据朱琳《洪门志》(1947年)等著述的说法,顺治十八年(1661年),也就是顺治皇帝退位当和尚的那一年,郑成功为激励将士反清复明在台湾创立了洪门。《教会源流考》解释曰:“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这种说法虽同样充斥着浓浓的传闻味儿,但其颇为丰富而有趣,不妨作一些了解。

在总体认可“郑成功说”的观点中,对于洪门、天地会、哥老会及袍哥等相关组织的创始源头,又有着各种不尽相同的解释。

一说,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在台湾创立洪门开“金台山”立誓结盟以后,庚即就派遣四川人陈近南渡海赴大陆发展组织,在四川雅安开了“荩忠山”,所以四川一直被视为哥老会的发源地。

另一说则认为,开“荩忠山”的人并不是陈近南,而是另外一个四川人郭永泰,“开山立堂”的时间也要推到一百多年以后的19世纪中叶。

围绕郭永泰其人,江湖上流传着一则充满神秘色彩的轶闻异事。传云,道光十五年(1835年)郭永泰因事去了福建厦门,一天闲暇出游,天晚借宿于一户人家。偶然间,他瞥见房东家的米缸子口上覆盖着一本旧书,封面署着《金台山实录》五个字,还盖有一颗长方形的图章,图章文字乃是“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郭永泰大为惊诧,当即判断这应该是郑成功的遗物,急忙询问房主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房主答道,书是他父亲捡到的。说他父亲生前是个渔夫,特别擅长泅水,能在水中潜伏一天一夜。有一回,父亲潜水到海底时捡到了一个铁匣子,劳神费力弄了三天才将铁匣子凿开,看见匣子内贮存有几件金银珠饰,一方小玉印,还有就是这本旧书。因为父子俩都不识字,也不知道这是本啥书。

郭永泰毅然从房东手中买下了旧书和玉印,带回了四川。细细一研究,《金台山实录》一书里竟全都是哥老会的原始文件、切口密语、组织结构等;再一揣摸,觉得很可能是清军攻陷台湾之际,慌乱的台湾洪门之人便把这些文献封存在了铁匣子里,扔到了大海里。

之后,郭永泰将《金台山实录》重新编辑印行,使其变为了哥老会的一本神圣的“秘密书”,并乘势在永宁开山立堂,广为招收徒众。因为“秘密书”来自于海底,所以便将其称为“海底”,也称作“金不换”。

不过,对这件事质疑的人不少,认为所谓《金台山实录》云云,不过是郭永泰为了起事而编造的一个神奇故事。但是,哥老会人众却对此深信不疑。还不止是一般哥老会成员,清末民初的一些袍哥文献对于“海底”一事也多有记载,如刘师亮的《汉留史》、胡珠生的《天地会起源初探》等。

当然咯,一开始袍哥也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民间组织,独立于洪门及哥老会之外,只是后来逐步融入了哥老会罢了。

重庆朝天门码头旧貌

袍哥(抑或哥老会)的隶属关系与组织架构,也存在着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谓洪门下辖天地会,天地会复下辖哥老会(含袍哥组织)。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就这样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

还有个“洪门五祖”的说法。说康熙十三年(1674年),乘着三藩之乱,洪门义士和南少林寺僧人在湖北红花亭举行反清复明起义;起义失败后,洪门不得已分散到了各地,成立了五个祖堂,分别由南少林的五大高僧负责,俗称“洪门五祖”。长房:堂祖蔡德忠,主要分布在福建、甘肃一带,又称天地会,旗帜为黑色;二房:堂祖方大洪,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一带,又称三合会,旗帜为红色;三房:堂祖胡德帝,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一带,又称袍哥,旗帜为赤色;四房:堂祖马超兴,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一带,又称哥老会,旗帜为白色;五房:堂祖李式开,主要分布在浙江一带,又称小刀会,旗帜为绿色。若依照这种说法,重庆及四川的袍哥组织就应出自这个洪门“三房”。

朱琳《洪门志》云:“郑成功据守台湾,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这大约是传闻中洪门最早的“山”、“堂”组织,也就是洪门徒众的联络聚集点。袍哥据点最初也是称呼为“山头”、“香堂”的,这与洪门类似,可是后来却改称了“码头”,或者,因为重庆码头云集而转借了称呼乎?

袍哥总堂下面分了若干码头,每个码头又下辖五个堂口,分别称为“仁、义、礼、智、信”(或称“威、德、福、智、宣”)。各堂口的职位共分五个等级,称作“五排”(也有分为“八排”的):头排中的首脑人物称作“大爷”(又叫“舵爷”、“舵把子”),三排的领头人称作“当家三爷”(掌管钱粮经济),五排的领头人称作“管事五爷”(掌管礼仪、执法和传达舵爷命令),六排的领头人称作“巡风六爷”(专司巡风、报信),十排的领头人称作老幺(又分“大老幺”、“小老幺”)。因为各种忌讳的缘故,不设二、四、七、八、九的排行。

袍哥各堂口汇聚起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人:仁字旗下多为官宦人士;义字旗下多为商贾士绅;礼字旗下多为手工业者;而聚在智、信两堂旗下的则大多是被视为“下贱行业”的人,如测字的、算命的、跑堂的、道士、士兵等等。其时有一句民谚生动描述了这一情况: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

清末民初是袍哥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时的袍哥活动遍及了重庆(及四川)的城镇和乡村。特别是重庆的袍哥组织,更是在重庆占据统治地位的帮会,重庆也因此号称为全川袍哥的第一重镇。

一般人只通过电视剧《傻儿师长》了解到,民国时期四川出了个大袍哥范绍增,其实,清末民初的袍哥已充斥了重庆(及四川)社会的各个层面,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四川王”刘湘,川军将官刘文辉、王铭章、陈兰亭,巴蜀贤达杨沧白、向楚、朱叔痴、刘师亮,皆是袍哥出身;还有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也加入过袍哥;就连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也曾担任过袍哥老大。根据1947年燕京大学教授廖泰初的调查考证,其时70%以上的四川成年男子都加入过袍哥组织;若按照大袍哥范绍增(电视剧《哈儿师长》中的主角原型)的估计就更多了,他说90%以上的成年男人都“嗨”了袍哥。清末民初的四川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

袍哥的起源与组织架构虽其说不一,但却反映出两点共识,就是反清复明的性质和码头文化色彩。

袍哥组织的反清复明性质,与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等组织一脉相存。有人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曰洪武,故以“洪”字为名;有人说,洪门乃是追随明太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之志,欲留存汉传文化,所以其另一名称又叫作“汉留”;也有人说,“洪门”是由少林寺“洪拳”转名而来的,是少林寺永化堂门下弟子以传承“洪拳”为名组建的,旨在反清复明;还有人说,“洪”乃是一种亡国亡族的暗示,“漢”字去“中土”就变成“洪”字了。

不止是传闻,《洪门志》、《教会源流考》等著述也这样评议: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就是意指金门、台湾乃是朱明王朝屹立不倒之江山。清末民初刘师亮的《汉留全史》则引用俗语加以证明:“‘你穿红来我穿红,大家服色一般同。你穿黑来我穿黑,咱们都是一个色。’即此义也。”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孙文学说》一书中也如是说:“明朝之忠烈士……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

袍哥组织的汉人意识的确十分显明。其尊奉的所谓“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作为信条,这应是儒学理论的一种民间化、通俗化,也可视为上述袍哥性质释义的一个侧证。还有人推断,“袍哥”这一称谓或源自《诗经》中的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也是取了汉人同仇敌忾之义。

至于袍哥的码头文化色彩,上文已多有述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袍哥文化与码头文化,是一段瑕瑜互见的巴渝人文历史。从清末开始,袍哥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清末历次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活动中,都能见到袍哥的身影;同盟会甫一成立,重庆、泸州、叙府(宜宾)、嘉州(乐山)、川西一带的袍哥首领皆竞相加入;四川保路风潮涌起,袍哥又充当了名符其实的主力军。有趣的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重庆成立的“中华民国蜀军政府”竟然直接以仁、义两堂的袍哥作为基本力量。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就更有趣了,都督尹昌衡公然自立为“大汉公”,自任“龙头大爷”,其政府也被时人戏称为“哥老政府”。

时移事易,社会早已天翻地覆,但是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却并未走远,其因子仍然藕断丝连地潜存于重庆人的生活之中。就拿重庆人日日交流的方言俚语来说吧,人们依旧使用着七八十年前袍哥的“切口”(黑话)却毫不自知,诸如筷子叫“篙竿”、蛇叫“干黄蟮”、掌权者叫“舵爷”、背叛叫“点水”、摸情况叫“踩水”、折腾人叫“夹磨”、伤人面子叫“臊皮”、规矩办事叫“落教”、不讲情面叫“不认黄”、混社会叫“操坝儿”等,不一而足;又如讨口子(乞丐)、摆尾子(鱼)、冲壳子(吹牛)、扯把子(说谎)、涮坛子(开玩笑)、脏班子(丢脸)、全挂子(技艺全面)云云。

就连当下重庆小青年最潮的“嘻哈”,也仿佛能从中窥测到袍哥的因子。比方说,同样用土俗的四川方言演唱嘻哈,成渝两地就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画风。成都人像这样唱:“要堵车就随便的堵嘛,反正不慌哈,慌莫得用噻。不爽了就骂两句脏话,反正你莫得事现在有空噻。我带起个手表就装,莫得事等时间它慢慢溜嘛……”你听听成都人的腔调,你堵你的车嘛,我消磨我的时间嘛,要真烦了,大不了骂两句娘,满满的都是闲散味儿。而自重庆人嘴里吐出来就大不一样了:“小龙坎是我的Hood(地盘),沙坪坝最屌的红灯区,从小走到大的路,全部是老屁眼虫和鸡!……我滚你妈的啥子东西,门对门都装逼,走到哪里那P样儿都要绷起,日你妈哪个都欠你钱,你爱你干爹一万年!……”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子码头袍哥的粗野秉性。

平心而论,历史上的袍哥文化(重庆码头文化)赋予了重庆人开放、包容、热情、拼搏的秉性,有可贵的一面;但其为抱团取暖而形成的义气观念、帮派作风、权力崇拜、实用主义等理念与行止,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现代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明人叶颙《已酉新正》诗云:“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新的时代,正呼唤构建新型的巴渝文化。

作者近照及简介:

邹克纯,作家,文化学者。1949年生于重庆。1965年上山下乡至四川省万源县务农七年余。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职中学教师、职业学校校长、重庆电视台栏目总编、文化公司(影视作品及场馆)策划人和撰稿人。

自1978年起,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回忆录、文学论文等200余万字,有长篇小说《弯曲的光阴》(70多万字),短篇小说《风笛》《小壳钻》等,散文《船过夔门》《笋与竹》《桃李花开哟》《思萦蒙蒙雨》等,文艺随笔《茶畔谈巴》(30余万字)等,诗歌《风云》《烈士陵园断想》《七律·咏南京》等,文学论文《<故事新编>文体新探》等。并与邓鹏(主编)等人共同组织、编辑、撰写了重庆1964-1965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型回忆录《无声的群落》(70多万字)。

作品多次发表在《重庆日报》《重庆工商报》《西南信息报》《中华英烈》《重庆·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重庆电视台》及《重庆出版社》《西南大学出版社》《香港文艺出版社》等报刊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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