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方言惹的祸
文/何志明
重庆作为四个直辖市中普通话普及最差的城市，近年来也有了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势头，这实在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由此，我想起了许多自己与方言有关的笑话来。
我真正最早使用普通话，恐怕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小学时，我班上转来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同学。因为他说的普通话，我们只好将就他，硬着舌头“鹦鹉学舌”。真是学好的不容易，我们笨嘴笨舌地普通话没学好，那北京来的同学却四川话学得十分地道，与我们同流了，我的第一次使用普通话可能也就一个季度吧。有一次，上他家玩，他那老红军父亲听我的土话老是不懂，把我急出一身汗，害怕的我再也不敢上他家去了。第二次使用普通话是一九六五年上初中时，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要在四川搞点油、搞点气”的号召，许多军人转业到四川石油战线，还从大庆抽调了许多石油职工入川会战。因当时这个会战指挥部就设在距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突然涌入千军万马，食宿就有些措手不及，我们学校也就安顿了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职工，那首昂扬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也就在那时第一次听到。那时在家乡可谓井架林立，在我知道的数字里最高的是“32井”。因此，在上学路上，在街上，在学校里都难免不和这些外地来的石油职工打交道，不得不学着应付几句普通话。记得一次从家里回学校，一位同学将一双皮靴(这皮靴还被单位文工团借去给饰演国民党军官的演员穿过)挎在肩上。一石油工人问，这是什么？那同学答：“鞋(Hai)子。”惹得与之同行的几位工人都哈哈大笑：“你的孩子几岁了？”当时，这些笑谈是时常都有的。当然，后来接着发生“文革”，辍学后又上山下乡也用不着说普通话了。最需要说普通话的是一九八四年，在北京。我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对面的化工部招待所参加绿叶文学讲习班学习。还记得授课的有许多名人，如当时的中国作协常务书记鲍昌，诗人邵燕祥、刘湛秋，小说家郑万隆、陈建功、李陀、朱春雨，电影作家叶楠，报告文学家理由、陈祖芬，评论家吴泰昌、何西来等，鲍昌、邵燕祥还在我的本子上题了字。还记得鲍昌写的是“祝你写出像‘俄罗斯大森林’那样的作品来”。当时的四十多天里，是每天上午听课，下午讨论。由于不善说普通话，当时我们四川去的几个人讨论时都不发言。下来后，宣传司的王处长批评你们四川的几个同志怎么不发言。我答，想说普通话，可又说不好；想说四川话，又怕大家听不懂。当时王处长还鼓励我们，大胆地说普通话吧。说不好没关系，说着说着就说好了。可王处长不知道，为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土话”，我吃了不少苦头呢。当时在招待所食堂打饭时，我一时说不出那些菜品的名称，而且怕说土话人家小视，说普通话讲不好人家笑话，因此不敢和炊事员多言。当排在我前面的人打什么菜时，我仅用普通话冒出一句：“和他一样的”。炊事员倒省时省事，可亏了我，一个多月下来，吃得我浑身乏力，打不起精神。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海南工作时，有偷盗嫌疑的人员跑到酒店里来了，正在值班巡逻的我，刚想上前查问，谁知他一见到我竟撒腿就跑。我赶紧大声用对讲机呼叫保安。谁知情急之中，冒出方言，保安半晌弄不明白，险些让其逃掉。好不容易才抓着那家伙，把我气得够呛，我大喊：“给我狠狠地打”保安这回却听得明白清楚，大家将那家伙打得直是讨饶，后来住了医院。因为他偷盗未遂，我们又出手过重，最后还赔偿了一些医疗费了事。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何志明，男，生于1952年，四川省威远县人。大专学历，政工师、中医师、经济师。1969年3月上山下乡，1971年调工厂工作。从重庆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退休。曾先后担任《阳光》《重庆旅控》《阳光国旅》《重庆企业》的主编或执行主编。在全国各地数十家报刊和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近百篇及众多新闻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