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龙：明代科举体制下的经学与地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时龙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科举体制下的经学与地域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CZS01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考试和选官制度。明清时代的科举不仅为统治阶级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还在整个社会中培养了一个享有经济、文化权力的士绅阶层，其影响上及朝廷，下及每一个庶民家庭。因此，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明代的科举制度与实践、科举对社会的影响、科举对学术的影响已有很成熟的研究，而对科举八股文、策论等考试内容也多有研究。从科举与学术来看，“五经取士”的明代科举对经学在明代的发展无疑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之前的研究多承袭顾炎武以来的观点，简单地认为明代科举使经学庸俗化。但是，学术总是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悬空存在。明代的科举使经学很有趣地与地域社会结合到一起，即相当普遍地，一个府或一个县级地域内的士子会选择在科举考试中选择同一种经典作为本经，该成果称之为“地域专经”。该成果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明代科举体制之下这种“地域专经”的文化现象，具体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地域专经”现象在明代有多普遍？（2）“地域专经”在各地域是如何形成、延续、发展、衰弱、消失的，在什么时间消失？（3）“地域专经”对明代社会及明清学术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该成果既可以使我们对明代学术史的研究视野可以向下延伸，描绘明代县一级地域上一幅幅生动的学术动态，丰富对明代学术史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明代科举在经学传播和普及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帮助人们重新审视明代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主要分导言、正文八章、结语等十个部分。
导言。导言主要介绍本项研究开始的源起、“专经”、“地域专经”、“科举化经学”等几个核心概念，并对相关学术史进行回顾，介绍相关的资料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地域专经的形成”。本章主要讨论“地域专经”的背景，包括唐以来的科举与经学的关系、明朝“一经取士”的科举政策及其运作，并探讨士子如何在朝廷政策的影响下进行本经的选择，以及士子择经因为地域传统学术、某些著名的经师的授经等因素的影响下而趋同并逐渐形成地域专经之过程。
第二章“地域专经”之分布。作为接下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本章利用数据统计和文字的线索介绍了明代五种经典在全国典型的分布地域。对于《春秋》、《礼记》两种肄业者较少的经典，主要通过对乡试录、会试录的数据分析来获知其专经地域有哪些，而对于《易》、《诗》、《书》三种经典而则主要依赖于明代士大夫文集及地方志的文字记载进行判断。
第三章“安福《春秋》”、第四章“黄冈《礼记》与麻城《春秋》”、第五章“余姚的《礼记》和《易》”、第六章“无锡《尚书》”。这四章乃是四个个案的研究，主要讨论“地域专经”在各个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形成、延续、发展、衰弱乃至消失的。这四个个案，分别选择一个典型的地域来进行研究，并且涉及五经中的四种，即分别是：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湖广黄冈县的《礼记》与麻城县的《春秋》（因为同属于黄州府，且彼此邻近，作为同一个案来进行处理）、浙江余姚县的《礼记》与《易》、南直隶无锡县的《尚书》经。在选择个案时，除了关注地域覆盖面尽量要广之外，还考虑到这四个案例的特点：安福县的《春秋》经是明代科举专经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个案；黄冈县的《礼记》与麻城县的《春秋》除了各自擅长一种本经外，彼此作为邻近且同属一府的两个县，相互影响也很明显，即黄冈县的《春秋》与麻城县的《礼记》也同样表现优秀，至少在乡试层面如此。这不能不让人关注到两个地域在科举中选择本经的主观上的差别化竞争策略与客观上的彼此影响。浙江余姚县是一个科举大县，而之前学者所关注到的其擅长孤经《礼记》只是其科举专经的一个方面，因为余姚县士子还有另外一门擅长的本经———《易》。一个科举发达县擅长两种经典，也是地域专经现象的一种较为特别的表现。正是通过对以上不同地域、不同经典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解剖明代科举地域专经的现象，逐渐呈现地域专经发展演变的规律。
第七章“毋自私：传播视野下的地域专经”。本章是从传播的视野来看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主要是关注地域专经科举优势消解的问题。一些地域在某种专经上的科举优势，最终会在晚明随着知识的传播而消解。知识传播有若干途径，包括宦游、移民、教塾、游学、士人通过集会与社集共同研讨、科举参考书等出版物的发行与传播等，这些社会性因素，使不同地域之间各自的专经优势日趋平衡，而最终地域专经的消解亦部分基因于此。
第八章“亦一径也：经学史视野下的科举化经学”。本章要处理的问题是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对明代社会及明清学术有什么样的影响？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讨论明代的科举化经学在整个经学史上的地位。向来论明代经学，多从其对于经典诠释的价值来评判，是站在经学的立场上看明代经学，而不是站在经学史的立场上看明代经学。但是，经学史不仅有经典诠释本身的继承、发展、演变的面向，也应该有经学与各个时代相衔接的社会的面向。从经学史来看，明代科举化经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明代经义取士政策的笼罩下，在继承宋元经学的基础上，适应科举而形成的一种经学形式，是治经之“一径”。甚至，与清代以考据学为主流不同，明代人视科举化的经学为正途。而且，这种面对最广大的一般读书人的科举教科书，不仅影响大，而且传播与扩展深远，对经学的普及起到重要作用。
结语是对整个研究成果的各个部分进行简要的总结。
三 成果的创新之处及其学术价值
该成果的创新之处如下：（1）首次正式提出明代科举中“地域专经”的概念。之前学术界虽然对专经的问题有过一定的研究，但从未认识到其普遍性，更没能将经学、科举与地域、家族等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该成果不但首度正式提出明代科举文化中的“地域专经”概念，并对此现象作了开拓性的研究。（2）对于明代经学史研究而言，该成果放弃了以经典学者及其注释为素材的研究方面，转而探讨经学在地域、家族等基层社会中的影响，也拓宽了明代经学史的研究面向。因此，该成果将丰富人们对明代学术史、科举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更清楚地看到科举体制下明清基层社会的读书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该成果学术价值如下：（1）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现象衔接了国家政策、区域社会、学术传统等重要的学术问题。对它的研究既深化了对科举制的认识，也深化了对地域社会、国家与社会互动等问题的认识。科举对明清社会影响深远，对明清的社会流动起到重要作用。人们通过科举进入不同的社会等级，而经学的学习便是工具，但一直以来学者对于人们如何选择经学进入科举，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该成果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问题：当人们在明代纷纷以经学进入科举时，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在认识到“地域专经”是明代基层社会中有普遍性的现象后，安福县的《春秋》、黄冈县的《礼记》、麻城县的《春秋》、余姚县的《礼记》和《易》、无锡县的《尚书》这样一幅幅生动的地域学术动态，深化了对于明代学术与科举的认识。（2）从经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该成果不以经典专家及其经学著作为主要素材，转而探讨科举化经学在地域、家族等基层社会单位中的影响，拓宽了明代经学史的研究取向。明代经学史的研究虽不发达，然而，长期以来，明代经学衰微的认识却深入人心。但是，如果说宋以前的经学是一种精深的学问，那么明代的经学却更是一种普及的、科举化的经学，而且从流行的角度来看，明代经学却是发达的、普遍的。明代“经义取士”的科举之法，虽然付出了经学庸俗化或者解经的随意性的代价，却使经学在明代士人达到极高的普及程度。经学从宋以前的专精，到清代普及于整个社会，明代的科举化经学在其间的过渡作用不可谓不重。该成果从另外的角度来评判明代的科举化经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明代经学的传播与扩展，并且从纵的经学史的延续上更客观地评价明代经学在经学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对明清经学的继承性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不只是去向明代学术找考据学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