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差点成了千古罪人

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如果在战争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一两个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老百姓会像看大熊猫一样地看他们。如今，大批的外国人却端着枪，开着炮进了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这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他们。

一开始，曾国藩也同其他清朝官员的观念一样，认为中国是泱泱大国，中国人之外的人都是蛮夷之人，都应向大清朝俯首称臣。可是，在这些蛮夷的枪炮下，泱泱大国的皇帝弃都逃跑，圆明园被焚烧，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

曾国藩突然认识到，这次来的侵略者不同于太平天国，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曾国藩感到十分焦虑，对付洋人，老祖宗没有留下现成的办法，他只能独自摸索。

洋人想要的是更大的经济利益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大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清军武器不行，如果改进了武器装备，再有好的将领，清军完全有可能取胜。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思想改变了。他知道，光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优秀的将领，清军是不可能取胜的。他认为中西方武力差距太过悬殊。洋人用的是枪和炮，人家站在原地，就能杀掉已经跑出很远的清兵，哪怕是你骑着快马，照打不误。而清军依靠的还是游牧骑射那一套。两军对垒，清军就像以卵击石，根本近不了洋人的身，也无法发挥骑兵的优势。在战争中，清军死伤无数，洋人死伤却以个位数计。

曾国藩看到，洋人不像蒙古人那样粗野。他们穿衣服打领带，他们的行为方式更加文明。洋人攻占了中国城市后，不像太平天国似的建立新的王朝，而是搞通商。他们不要政权，他们更想要的是经济利益。

第二次鸦片结束后，外国人还主动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从各个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可以看出，洋人还希望通过战争压制清朝政府高高在上的高傲气势，要让清政府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他们，与他们交往。

咸丰三年，上海爆发小刀会。上海海关的官员怕死都躲到租界里，这下，上海海关没人了，外国进口货物没有人收税，这可是乱套了。英、法、美三国的领事一商量，由三国各抽派一人临时成立了税务司行使上海海关的职责。等两年后，上海被收复。外国人竟然把这两年收的税款全部还给清政府。因为外国人管理严格，贪污腐败现象减少，税款额比之前大幅增加。

种种迹象让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并不是蛮夷，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文化和做事原则。

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看到了洋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洋人。毕竟他们是侵略者，是在践踏中国的主权。曾国藩决定研究洋人，研究洋人的地理、军事，“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曾国藩想到的对付洋人的办法。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曾国藩对洋人各个方面都感兴趣，所以他要研究洋人。首先他研究外国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写了一本《瀛寰志略》。此书按照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及各种文明。曾国藩看了好几遍。

除了外国地理，曾国藩更关心外国的军事。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建的战船，当时他觉得已经很好了，上面安装有各种西洋武器。可是与洋人的战船相比，实在是拿不出手。同治元年，曾国藩花五万五千两白银买了一艘“洋船”。“洋船”是由蒸气机为动力的，虽然他当时不明白什么道理，但是他认识到洋人战船的精工之妙。

在不断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曾国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断升级。他想明白一件事，不能停留在购买西洋武器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才是最重要。那个时候，曾国藩就明白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他认为只有学会了制造先进武器的方法，才有可能与洋人抗衡。于是曾国藩鼓励兴办近代工业。

当年湘军攻下安庆后，曾国藩就在安庆建立了“安庆军械所”，这也是洋务运动的起点。安庆军械所的主要任务是仿制西方的枪炮弹药和试制轮船。第二年，安庆军械所造出一台轮船用蒸汽机。曾国藩特别高兴，还亲自前去观摩。同治二年，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还坐上火轮船体验了一番。

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建起了江南制造局，这是一座兵工厂。同治七年，江南制造局建成第一艘轮船。曾国藩试乘后表示，在性能方面，这艘轮船比安庆军械所造的小轮船好得多。

在曾国藩心目中，军事工业才是中国自强的根本。

曾国藩的外交观

一直以来，无论是清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不把洋人当人。从对外国人称呼上就可见一斑。中国人称洋人为“蛮夷”。蛮，野蛮的意思；夷，外族的意思。这称呼里透露出不屑和蔑视。在中国人狭隘的观念里，只有中国人才是人。

乾隆时期，英国派出使团访问中国。使团被要求向清朝皇帝下跪，对方不同意。从而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清朝还有个特殊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认为外国人不配与中国人住一起。这里充满了对外国人的鄙视。曾国藩认为，洋人也是人，应给予外国人以平等的对待。如果不平等对待外国人，就会引发外国人的不满，就等于给了人家发动战争的口实。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例子，英国人以广州百姓不让英国人进广州为借口发动了战争。

除了要把洋人当人外，外交要注重诚信。在诚信外交这一点上，清朝政策和官员都做得很差。在他们眼里，一纸协定只是一张废纸。它只是清政府用来解除危机所采用的缓兵之计。他们想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那一套去糊弄外国人，但是外国人可不是中国百姓，人家火了，就用战争来解决，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打得你满地找牙，磕头求饶。如此一来，倒霉的是谁？还不是自己。最后的结果是，本来不想接受割地赔款的条件，反而被割走更多的土地，赔偿更多的白银，甚至丧权辱国。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要诚信外交。而且，条约签订后，不仅约束着中国，同时还约束着外国。外国也不能肆意妄为。诚信外交对于曾国藩的大谋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只有与外国关系好了，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科技和技术。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清朝政府在与洋人的对决中，总是把面子放在第一位。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签订的《天津条约》，其中有一条是外国派公使进驻北京。咸丰一看就火了，把条约一把撕了。但是他又不想开战，于是脑洞大开，要用钱来摆平此事。他说，大清朝的所有关税都不要了，统统给外国人好了。如果这样做，中国就成为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幸好朝中大臣们还不算糊涂，好说歹说，才把咸丰劝住。

咸丰的这个举动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我们都不敢想象，如果咸丰真这么干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子。这种争面子的事是曾国藩坚决反对的，他说，要争就要争里子，而不是争面子。曾国藩的另一个外交名言是“大事苦急，小事放松”。曾国藩口中的大事，是事关国家主权的事。他认为，与洋人交际，在小事上可以放松，但大事上，一定不能放松。如果在小事上争来争去，往往在大事上就容易放松。

1861年，清政府向英国购买了一支现代化舰队。买之前，清政府就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第一，舰队统帅必须是中国人，外国人可以做副手；第二，每艘船只用三四名外国人，其余都用中国人。按曾国藩的想法。中国人在舰上学习后，可以中国人教中国人，这样的话，中国人就掌握了洋人的军事技术。可是当舰运抵中国时却发现，从舰长到船员，都是外国人，而且舰上不用一个中国人。经办人是个英国人，他威胁清朝政府，如果不同意他们的条件，舰船就得退回去，中国还得支付一笔损失。当朝廷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明确表示，退舰。不就是赔钱吗，中国这么个泱泱大国，还怕损失那么点钱。其实赔付的不是一点钱，而是七十万两。曾国藩说，宁可赔钱，也不能赔了尊严，赔了主权。

这就是曾国藩与众不同的三个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