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陈仲明: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考大学琐忆
这里是《三坔夜话》，李老师斯时乡轩临窗，于此跟你诗词吟哦，抒怀述志，漫笔人生，点情碰心，说故事，聊语文，话庄道巷，谈古论今，......
编者微语
陈氏仲明教授，江苏泰兴人也，其号听雨斋主、若水庐主，为著名学者型实力书法家，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美术系。陈教授乃国内首个书法本科专业主创建者之一。九州著名风景名胜多有其墨香，且书法风貌独特，气势壮阔，气韵清远，为观者所惊叹。然世人闻先生墨馨者众，知先生早年之苦、人生奔走之劳者寡。
余为陈教授同乡，久仰先生大名，亦略晓先生童悲少苦与志才，故尤敬先生之以苦磨志，忍于市井乡野，终修炼成正果！去岁至今，又蒙陈教授垂爱，微信交往时频，于先生了解渐深，由是窃生感慨，几欲化为文字以书其人，又恐不度己量力，位卑言轻，难抒胸臆，而踌躇再三！今先生将其《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考大学琐忆》专微于余，感激感慨又何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以孟子之言观仲明教授，又何尝不是？遂萌一愿，欲将先生之文发于余之公号。先生得知，修改凡三，方允；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为飨读者，于先生之文获人生之启迪与教益，现特发于此！
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考大学琐忆
陈仲明
青涩饥寒 芳华苦艰
古语称15岁的男儿为成童，这本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涩之龄，然而自幼失祜的我于这个年龄却饱尝了饥寒之愁。成童，亦是“年少不知曲中意”之龄，因而在那时“红色风暴”中兴起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懵懂无知本不足龄无缘于此的我竟报了名下乡插队，并由此于我的人生芳华期开始了异常的苦艰生活。
15岁，不足龄报名下乡插队，于泰兴城里，我的确算是一个毛头男孩了。报名时，我被那种敲锣打鼓的氛围感染了，全然不知道农村的生活是那么的艰辛。那个会抽烟的上了年纪的女班主任老师，她应该是知道农村之苦的，但她没有阻止我这个不足龄的毛头男孩报名下乡。这样，我年少服苦役也就成了必然。
在泰兴毗卢寺乡下的水田里，我耙地、栽秧、挑肥......肩肿了，脚烂了，衣破了，肚饿了，可谓饥寒交迫呀！于是，我去做了石匠，劈石做门槛等等，谁知道石匠活又是怎样一种累而高危的活计啊！
劈石的活儿做了一段时间后，隔壁杨金甲工程师将我介绍到过船石工队，建造水闸和桥。这是做建筑的石匠。酷暑，几十米高空赤膊抬石头......标准的重体力活而又充满危险，可却是石匠工人的日常活。这是比瓦匠还苦的匠人。天星港附近的翻身闸，泰兴小西门的拱桥，这些建桥的工地上，那时都有我这个瘦弱小石匠的身影。
一起打工的石匠是东门外朱庄的。我从毗卢寺将分得的算作口粮的100斤水稻，挑在肩上，走了二十几里路进了城......他知道了，说，你干脆调到我们朱庄，省了几十里路啊！当时对户口回城我已经绝望，心想如果调到朱庄，就是城边的乡下人，每天从家里的清代民居到这城东的朱庄田间可以步行来回，以后再买个破自行车来回就更方便了——这，于是乎真的成了我的一种念想与奢望！
主任帮忙 无心插柳
朱庄属于城东公社，这里谁能帮我呢？父亲死了，我母亲是大字不识的劳动妇女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脉络。我只有厚起脸来请邻居张主任帮忙。张主任帮我找了朱庄的大队支书，一位姓阚，一位姓唐，请他们将我的户口迁到那个同伴石匠所在的三队。支书开出的条件是必须请那个生产队的人吃顿饭：一户一个代表。那时宴席是猪6碗，我记得请了几桌人。
于是，我这个南乡毗卢寺的石匠，变成了东乡朱家庄的石匠——一个以苦力为生聊度温饱的小石匠，当时我是绝对不会想到，这一人生又一次的“迁徙”会成为了以后我的“歪打正着”，成为了我命运的“无心插柳”！古语的“人挪活”，还在我身上真有了应验！
在建造县城小西门桥的时候，有传闻知青可能会回城。如果我不安心种田，这种偷偷摸摸做石匠的行为，恐怕到时会以思想落后不让回城。那会，谁不想跳出“农门”进“龙门”啊！于是我想，我得回去种田了。放弃了石匠行当，又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一个田间农夫。
再当农民 幸运降临
在朱庄，夏天挑水浇花生，推粪车，高温下在滚烫的稻田肉耙，酷暑时节数十度的高温扛粮进仓，冬天严寒上河工赤脚挑河，我都和当地农民一样干活。秋收的晚上，挑着分的粮草，从油厂的渡船而过。经过灯光球场，城里人在兴致勃勃地看篮球比赛，我穿着汗迹斑斑盐霜累累的破衣，从球场外的砖墙挑担而过。
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如同大长腿撞上了体育教练。常常看到报道，贫困村庄或男娃或女娃，由于遗传基因，长着两条长长的腿，撞上了田径教练篮球教练，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成了专业运动员，于是这辈子改变了命运。
我的遭际与此颇相似。
迁移到朱庄，就是准备一辈子做农民的。张主任帮忙，让我从遥远的毗卢寺挪到了靠城朱家庄，虽然都是农民，但对于一辈子再也进不了城的绝望的年轻人来说，靠城边也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
那一年临近春节，大场上在排节目。在毗卢寺的时候，我参加过大队宣传队，负责吹笛子。一人独居乡村，精神枯颇临枯竭，晚上吹笛子解闷，人家才知道我会吹笛子。到了东乡，早出晚归，人家不知道我会这一手，所以大队宣传队也没有我的份。那天，在官东的晒场上，等着队部晚饭的粯子粥的煮熟，看见那个农村青年拉二胡，我不知怎的，鬼迷心窍，抢过他的二胡说，我来拉。也就是拉了短短的10分钟，这或许就是泰兴说的“小甩子显摆”。最为凑巧的是，官沟小学的凌国卿老师看到了这一幕。
事情过去半年，我还是种田人一个。
那一年，扬州专区教师培训班设在泰兴师范，叫红师班。负责培训的都是南京师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老师。邓小平复出，院校开始招生了。艺术类的，有特长的报名。城东公社都是投亲靠友的散点知青，人数不多，公社没有这类人才可以推荐考试。刚巧凌国卿老师到公社去，听说这个事，插嘴说那个庄上有个知青会乐器的，于是我就凑巧撞上考试运了。
虽说考试，其实也就是考着玩玩，知青招工都是遥遥无望的事情，何况上学？而且还要专业考试。到了泰师里面，教室里坐满了那些负责教师培训的省城南京的大学老师，我没抱能考上的奢望，所以落落大方，拉琴吹笛，最后还要唱歌。说实话，我也没有受过专业美声训练，就模仿高音喇叭播放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吼了一通，然后打道回乡下去了。后来在文教局工作的熟人告诉我，我得了最高分90分，但我还是没有抱上学的期望。你想想，一个仅仅上了初中一年级的人，上大学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半年过后，突然发来录取通知，改变命运的日子来了。农村高强度的劳动，是没有失眠之说的，可是那天我失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眠。
往事回味 不胜唏嘘
许多年之后，考试在场的南师钢琴老师蒋永安，还有南艺的作曲老师易人，他们叙说了当时考试的情况。直到中年以后，我才知道我能录取的真正原因，和我的二胡笛子演奏没有一毛关系，而是我的嗓音优势，压倒了其它考生（包括同时考试的上海南京知青）。这就是大长腿碰上了田径教练和篮球教练，嗓子好的碰上了识货的音乐专业老师。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一时的小甩子之举，撞上了人生转折的大运。每每回味，真的唏嘘不已。
其中还有一出最有戏剧性的重要情节，那时乡间的通讯都是人工传递信息，我所在的大队指导员李有方，他接到别人转来的口信，以为是让我到县里开会，但上了年纪的他，居然把这事忘了。那时没有厕所，都是芦苇圈的露天茅缸，一大早，我从遥远的马家荡赶到队部，到茅缸小解撞上了光着屁股正在拉屎的李指导员。他拍拍大腿说：哎哟，忘了，你今天去县里开会。我听的莫名其妙，我算老几，让我去县里开会干嘛？不过，还是借了一辆破脚踏车，嘎吱嘎吱地往20里路外的县城赶去。
那时县文教局部分人员办公在文化馆对面的平房里，我找到唐阿姨——电影院陆鹏林经理的夫人，她急吼吼地说：开什的会啊，你去考试！
我这才如梦大醒，我是来考试的。
我想，如果没有一同谋生的小石匠的建议，如果没有毗卢寺迁移的东乡之行，如果没有短暂的十分钟拉二胡之举，如果没有那乡村老师偶然到公社而多言，如果没有李有方指导员突然想起“开会”之事，如果没有一批省城专业老师的对我嗓音的判断，天上掉下的馅饼就和我无缘了。犹如大长腿少年没有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上体育教练……天与命也！别说是犹如蝼蚁的我，往往世界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许多重大人物的成与败，也是偶然的细节而决定的。
记着张主任的恩德：张主任帮忙挪户口是一个转折的重要契机。
大概过了知天命的五十以后，我已经彻底告别了音乐生涯，一次找省歌舞剧院的老乡、演唱家陈文生，他和我曾经是同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学声乐，我在南京师范学院学器乐。
知天命的我在他那儿随意吼了几句。
他脱口而出，你可惜了。
我说，我怎么可惜了？
他说，你如果搞声乐，就没有我了。
那时陈文生已经以江苏蒋大为（指演唱风格）的誉称而驰名歌坛。他的意思是我的嗓音素质远远比他好，如果搞声乐，会远远超过他。遗憾的是，我的性格不喜欢上台亮相，喜欢静默而为，曾经的一段岁月，精力扑在乐器上，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我又和音乐诀别，改成笔墨涂抹之业了。
如果我错过了天下掉下的馅饼，我这个只有初一文化的插队知青，如今肯定是泰兴城里摆摊而被城管驱逐的一分子。
哎——人生的变数啊，有时如同四季的轮回，有时又如大梦一场！我就做了个这么一场人生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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