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故事 | 忆母亲一生的苦



作者：滤岸松，首发于“五台人”

苦—忆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46年多了，我从未间断过对她的思念，思来想去，母亲这一生，也就是一个字：“苦”。

生儿育女 含辛茹苦

母亲是樊家沟村人，生于1913年，叫刘女女。当时家里，除了生身父母亲外，还有一哥一姐，后又有一弟一妹。母亲小时候也读过书，但读得不多。她16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便来到我家，嫁给了父亲。3年后的1932年，生下了我姐姐，1937、1947和1950年，又先后生下了哥哥、我和三弟。无疑，我们姐弟四，都是母亲一手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长大的。从姐姐出生到弟弟出生，母亲用于生育孩子的时间就有18年，加上抚养长大，所需时间就更长了，前后得20几年，几乎占据了她生命中近一半的时间。可见，母亲为生养抚育孩子所付出的艰辛有多大！

更何况，作为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来说，何尝只是生育抚养呢，而是一辈子都要操心的。

姐姐远嫁他乡，公婆传统，不好做人，母亲常常为此长吁短叹，忧心忡忡。有年，姐姐为取山药（土豆），掀石窖盖时不慎滑倒，致使大腿骨折，疼痛难忍，料理家务也不能了，母亲得知后异常心疼自己的女儿，还专门去做了伺候。期间，母亲受到的煎熬，和付出的辛劳，亦是可以想见的。

哥哥工作后，年龄越来越大，结婚成家便成了头等大事，母亲整天价为此心思重重，还不断托这个托那个给说媒。后终于结婚有孩子了，有的却是接连两个孙女，虽然母亲也喜欢，但她却更是盼望也能有个孙子，为此她也曾寡言少语、闷闷不乐过。至于哥哥长年出门在外，加上铁路单位，流动性大，本省各地和外省的到处跑，更是使母亲非常的想念和不放心了，也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倒未行“千里”，但也是从11岁起就背上铺盖出门完小、初中、高中地上学了，直到21岁时，才回村在了3个月，后又参加工作出门了，在这十几年间，母亲一定也是在为我的出门在外操心担忧呢。

记得我13岁在豆村初中上学时，想家想得不行，动不动就嚎啕大哭，母亲得知后，就更不放心了，于是就让我请假回家，安慰了我，还说：常说“姨姨怀里闻娘香”嘛，你以后想嫫（方言，妈之意）了，就到下会里找你三姨姨去。后来我一想家了，就去找三姨姨，三姨姨像母亲一样给我吃上喝上说上，果然想家的情结就大大缓解了。

我在台城初中上学时，母亲和嫂嫂给我专做的心爱的小皮袄（哥哥从介休买回来的绵羊羔皮吊青布面子）被人偷了，多少日了，我都伤心难过，每次见我这样，母亲总是安慰我说：“破财带灾，不想它了，不想它了。”其实，母亲何尝不伤心难过呢，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斤玉米3块钱，这件衣服至少要值几百块呢，何况没了皮袄我就会受冷冻的。

我台城高中毕业的1966年，正赶了个“文化大革命”，一口气数次在外“串联”走了40来天，远处也走到了“千里”之外，母亲为此总是和家人唠叨，不放心这，不放心那的，好不容易才盼回我来。

当然，母亲对我的关爱，就不仅仅是在我上学出门在外的时候了，而是在我还未上学之前就给以无微不至的关爱了，有件有关“吃”的小事，就是明证：

原来，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是深秋或初冬的一天，母亲忽然把我从院里叫进屋，让我吃一个在锅台上热过的柿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母亲让我吃，我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吃到嘴里，那种柿糊汁是香香的、甜甜的、绵绵的；那个柿核除了香、甜、绵之外，咬起来还是“噌噌”的，好像很有筋道似的。打这，母亲给我吃一个在锅台上热过的柿子的情景，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就是打这以后，每当我看到或吃到柿子时，母亲当年给我吃一个在锅台上热过的柿子的情景，就会油然浮现在我的脑际。

就是这件小事，我一直记忆着、品味着，我品出的既是母亲对我的关爱，更是一位母亲的伟大的母爱。

还有就是，记得我小的时候，都是“小病抗，大病躺”，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医”和“药”的事。一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母亲就给我们在铜勺子里煎熬上点红糖或冰糖水，让喝上就是“下火”治病。不管治病不治病吧，反正每当我们生病了，母亲总是慌里慌张、愁眉不展的，生怕我们有个什么不好。记得我和三弟是一起害的“可疮”（方言，麻疹），俩人躺在炕上，翻来滚去，他说是我染上他的，我说是他染上我的，哭闹不止。母亲见弟兄两个都这样，那个着急地给“治病”和担心这那的情景，可想而知。

说到三弟，母亲对于他小的时候是如何的亲与爱的具体事例我已是记不起了，而使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母亲在她自己的生命后期，是对三弟的一切特别是婚姻大事是一直放心不下的，曾经常嘱咐我和哥哥的一句话就是：“以后你们可要好好照料三小子的！”

勤劳俭朴 艰难困苦

母亲生育抚养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解放前的旧社会，那是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日本人、晋绥军等敌人，动不动就上门烧杀抢掠，村人命不保夕。记得大人们曾说，当时离我们村十几里远的大王村，和三十多里远的大石岭堰，就有日本人的炮台（碉堡），那些驻扎在炮台里的日本兵，隔三差五就来村里抓人、牵牲口、搜刮民财。一得到日本人要来的消息，母亲他们就赶快拖儿带女，到本村北面的禁山木瓜山那的瓦窑（地名）沟里去逃难。有次，得知日本人又要来，为防止东西被抢走，母亲就把她仅有的一些嫁妆衣物藏到了灶台里，结果衣物没被人抢走，却因家里别人的不知情，而在烧火做饭时误将这些衣物全部给烧了，母亲当时的那个气啊，和有苦无法说的窘境，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敌人的残暴，和社会的动乱，加上我家人口多，家底薄，税赋重，维持全家生计就成了一大难题，常常是入不敷出，度日如年。母亲为了这个家所付出的艰辛，也可想见。

那时我家最多也种过40来亩土地，但地很贫脊，广种薄收，就产不下多少粮食，即使产下点，除了一些苛捐杂税和费用摊派要用粮抵顶外，所剩就不多了，够吃就不错，而往往是连吃都不够，吃不到第二年新粮起来，可谓是“青黄不接”了。富余虽不多，但苦却没少受。母亲除了协助父亲他们种好地外，还得负责打场扇粮。母亲会打扇车，家里女人中，往往是她打得多。本来用连枷打场打得就精疲力尽了，她还得再打扇车扇粮，要将一场几石一千几百斤粮食扇净，那真是劳累辛苦得很。往往是每打一场粮下来，母亲都会被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

弟弟出生的1950年倒是新社会了，但新社会母亲也没好活过。建国初还是“单干”那会儿，家里还种有三四十亩薄地，母亲的协助父亲种地，和“打场扇粮”，也像解放前一样持续了几年，全家的贫困一如既往，只是不用再担心敌人会来，不用再去山沟里逃难了。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的，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了，哥哥也参加工作挣上钱了，家里的经济条件比到过去的贫穷状况虽有一定改善，但因受“大锅饭”“大跃进”“大食堂”等极左、激进路线、政策，以及我上学费用花销的影响，家中的穷困面貌依旧。

记得当时就没个有钱的时候，无论啥时候都是无钱可花。有年，出门在外的哥哥用保价信封寄回5块钱，母亲高兴得哭了，区区5块钱，哥哥值得寄，母亲高兴得哭，可见这点钱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有多么重要。

住的3间破西房，连墙皮都没有，垒墙的绿石头还裸露着，冬天的夜里石上就结满了冰霜，次日早晨母亲烧火做饭时，冰霜融化，水就顺着墙往下流。土炕上铺着的苇席也烂出了洞，洞是用高粱秆皮皮或剥开的红枣补着的；睡觉没褥子，就席而卧，身上常被扎上苇刺；破被子也不能人手一张，母亲与我和三弟是伙盖着的。粗布衣服也是破补烂纳的，破鞋烂袜则更是司空见惯。至今，深更半夜，母亲仍在昏暗的洋油（进口煤油）灯下，瞅着一针一线地缝补衣物的情景，还会在脑海里若隐若现。

集体化时的劳动挣的是“工分”，一年到头，10分的一个工也就能分红三四毛钱，是所谓的“有分（蜂）没蜜”；粮食是按人口和工分多少从队里分的。所以，每每辛勤劳动一年，还是缺钱少粮的，经常吃糠咽菜，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记得母亲常会说的一句话是：“玉茭（玉米）子就丢（留）下个瓮底啦！”实在没吃的了，就向邻居家借，或者高价买。这些少得可怜的粮食，母亲更是舍不得吃，往往是她吃面箩（筛）上边的（粗皮糁糁），箩子下边的（面粉）做给在队里劳动的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吃。有次我从学校回来，想吃粘糕，没黄米面，母亲就从软糜子糠中筛滤出一点“粗糠糁糁”，磨下做起来，勉强给我顶“糕”解了解馋。

记得1958年“入食堂”时，全家早上从公共食堂就打的一搪瓷盆小米稀饭，几个玉茭面掺黑豆面窝头，在家的父母亲我和弟弟4口人，根本是不够喝、不够吃的，母亲则只是象征性地吃喝一点。母亲为了能够多挣队里的几个窝头给我们吃，就给食堂用骡子在磨房的大石磨上磨面，她一人又要喝喊牲口，又要看磨，又要箩面，累得汗流满面，汗水从落了一层面粉和灰尘的脸颊流过，还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说起母亲的劳作来，虽然她平时较少下地干活，主要是做家务，但劳动强度也是够大的，给父亲和我们姐弟们做衣服鞋袜的事且不说，光说她料理全家的这个“吃”就够受得了。也不用说生火做饭，就是全家人一年到头吃的粗粮面，绝大部分都是靠她一人拉小磨磨下的。记得是石匠的姥爷专门给母亲打制的那盘石小磨就安放在我们所住西房的地下，一天从早到晚的任何时候，母亲都有可能是坐在那个磨旁磨面。要知道，这个活儿可是非常累人的，母亲每磨完一次面，都是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困胳膊疼的。是后来我们也逐渐长大了，特别是我嫂嫂过门之后，我们就会推大石磨来磨一些，或者是用大石碾来碾一些，这时母亲拉小磨磨面的担子才会减轻一些。

善良怯弱 苦了又苦

母亲属牛，清光绪32年、1906年腊月生的父亲比母亲大7岁，属马，民间有个说法是，牛马不合婚，不知是否就是因了这个原因，还是什么，反正母亲和父亲就是经常地吵吵闹闹的。父亲虽是“没心没肺”心眼好，但有时脾气急躁，常常因为某些事情，母亲和他意见不一致，或者是没做到他心思上，就动不动和母亲吵架，甚至是张嘴骂、动手打。每次的吵闹，生性善良怯弱的母亲都被吓得颤抖，气得直哭，东躲西藏，也躲藏不及。每次的吵闹，只要叔父在家，都是叔父过来数落上他哥哥一顿，父亲才会平息下来。每次的吵闹，叔父也便成了母亲的“救星”，母亲也总是哭着往叔父家那边跑，期望自己的小叔子能再去劝劝他的哥哥。长年累月经常这样，母亲见了父亲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提心吊胆，很少能感受到婚姻的幸福和家庭的温暖，往往是哭哭泣泣，以泪洗面。

而我的祖母母亲的婆婆的要强难做人，也是出了名的，作为媳妇的母亲见了婆婆也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担惊而受怕。

这样，“一只老鼠”在上边“两只猫”的压抑下，“这只老鼠”我的母亲，能够轻松好受吗？就这样，母亲在本来就含辛茹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又额外增加了“做不出人来”的“一苦”，她的处境若何，可想而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就很少有个喜眉笑眼、高兴愉快的时候，好像啥时候都是闷闷不乐、愁眉苦脸的。

得病无治 早逝命苦

也许正是因了如上所述，母亲缺吃少穿，忍饥受冻，生活的清苦；生儿育女，抚养孩子，付出了心血；家里家外，不辞辛劳，劳作强度大；挨打受气，难以做人，精神饱受压抑；这样，天长日久，积苦积劳积怨成疾，终于在50多岁时就得病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是经常会“心口”不舒服，吐酸水等。后来才懂得，母亲这是有“胃”病了。而且以后，这个胃病是越来越严重，经常呕吐等。只可惜，由于当时我们的认知能力很差，甚至是无知，全然没有把这当成回事，还以为是通常所说的“腺（音）疼”，不要紧的。也是后来才懂得，农村所谓的“腺疼”，实际就是“胃疼”。记得母亲胃疼疼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去厕所都是手托着墙壁慢慢走的。我家的茅厕在后场院，离得远，母亲每上一次厕所，走一个来回，也是很费劲的。

我们虽不懂无知，母亲的病情也引起了全家的注意，就设法开始找医生给看了。邻村有位郑姓老中医，早年曾在“口外”（内蒙）居住行医，后回到原籍，十里八乡的人一般都是找他给看病吃药的。我们也找过他，他也来家给母亲看过，只是吃了药也不见效。后来，他说，我可以再给吃一方药，如果这方药也见不了效，那就没法子了，结果吃了还是不见效。有天，我和郑医生在大王村河滩的路上碰面了，他就告诉我说，你母亲的病是没办法治了，让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言外之意是，我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了。听了他的话，我是既害怕，又伤心，颇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无助感。

期间，我们也还让母亲住过五台县人民医院，但也没有治了她的病，还给惊吓得不行。原来，母亲没啥文化见识，却有耳聋病，听话吃力，也听不懂医生、护士和她说的话，无法交流；每当给她打个针、吃点药时，也是使她吓得不行；特别是她每当看到护士推着小车进来时，那些医疗器械“叮当咣啷”的响声，更是使她害怕得发抖；要是病房外的楼道中有个什么响声动静，她听到后也是害怕得不行。就这样，母亲住院那些天，不但没能好好治病，反而给惊吓、煎熬坏了，所以她后来就执意要回家，不肯再住院了。

母亲自打出院回家后，索性基本上就是卧病在床了，也没什么药可吃了，好像已是束手无策了，只能任其病情自由发展，“坐以待毙”了。要是在如今，人们自然会想到“手术”，但在那时，似乎当地还不时兴这个。再说了，即使当时有这个技术和习惯，绝大多数农村人也没那个“做手术”的经济实力，只能听天由命，我们家亦然。

一天，我回到了家，见母亲一人坐在炕上，我知道母亲的病情在日益加重，也知道我们已是毫无办法，再往下想，那就是不堪设想、难以接受的后果，想到这里，我悲由心生，情不自禁，上到炕上，扑到母亲怀里，嚎啕大哭起来。母亲见我这样，也“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还一边抽泣一边说：“嫫还好好的，们（我之意）娃娃倒哭下个这，嫫要是死了，们娃娃还不知要哭成个甚呀！”听母亲这么一说，看着她泪流满面，十分悲伤的样子，我更加伤心难过了，哭得也更厉害了，母亲见我这样，哭得也更厉害了。就这样，我们母子俩在相互的影响下，越哭越厉害，越哭越难过，越哭越伤心，越哭泪越多……此时的母亲和我，俩身相贴，母子的体温，在隔了多少年之后，又一次的融洽在了一起，融出了母子亲情的温暖情意；此时的母亲和我，俩身相贴，母子的泪水，在隔了多少年之后，又一次的滴汇在了一起，滴出了母子亲情的难舍悲伤；此时的母亲和我，俩身相贴，母子的肢体，在隔了多少年之后，又一次的撞碰在了一起，撞出了母子亲情的不朽记忆。

一来二去，母亲的病情更是越来越重，她自知自己已是体力不支，担心熬不到我结婚的那一天，于是就提出了想再见见我的未婚妻娥娥的愿望。既然母亲有这个想法，当然我们得设法尽快满足她的愿望了。没几天，娥娥就在她奶奶（她妈可巧有事顾不上）的引领下，来到了我家。母亲这位准婆婆终于又和娥娥这个准媳妇在亲戚、家人的陪伴、见证下见面了。从母亲含泪和娥娥及其奶奶悲悲切切的交谈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她一定是“悲喜”交集了。喜的是她的二儿子有对象了，不久就可结婚成家了，作为母亲的她也就放心了。悲的则是这么美好的事情她自己很可能是不能亲眼看到了，而这次的见面也极有可能是“诀别”的最后一面了。当然，母亲当时的心情一定不是用“悲喜”两个字就能概括了的，她的心情应该是异常的纷繁复杂的……她也许会想到自己凄苦的一生……她也许会想到自己做人的不易……她也许会想到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偏偏就让自己得了这种无可救药的病……她也许会想到丢不下自己的子女等亲人……她也许会想到什么时候自己的三儿子也能有了对象就好了……她也许会期盼着有朝一日奇迹能出现，自己的病好了，可以继续操持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切的事务了……如果母亲当时真的就是想到了这些，或者是更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这次与其说是“见面”，毋宁说是“刺激”，因为在一个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重病病人面前，或许越是喜庆的事情，对她来说，则越是能激发出她的悲凉、悲伤、悲哀，抑或是绝望……

也就是母亲自从和她的未来之儿媳妇见过面之后，似乎是她的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想法了，甚至和亲人也懒得说话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母亲的病情较之前些天更是加重或恶化了，她已无力或没有任何的精神与家人进行正常的交流了。记得当时母亲整天盖着被子睡在西房大锅台处的炕上，墙根底放着一个小瓷盆，里面盛着的是她时不时地爬起来呕吐出来的黑色或红色的胃内物。此时的她已经很少吃东西了，也较少大便了，便出来的也是黑色的了。据村里老人们讲，人一旦成了这种样子，上吐下泄物都是黑色的，就是重病在身了，就很少会有生的希望了。而按现在的科学说法则是，所谓“黑色物”，主要是因大量“出血”所致。

当然，母亲类似这样的卧床不起，不断地呕吐等，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这期间对母亲的照顾、伺候，以至端屎倒尿等一切的事务，都是父亲一人承担的，我们做子女的基本没做过什么，有也仅仅是偶尔的一次两次的，多数情况是因我们就不在家，而即使在家的那些时日，母亲父亲也不让我们做，好像给母亲“端屎倒尿”这件事就包在了父亲身上。也不光是端屎倒尿，母亲重病期间或是生病期间在家的所有一切的陪伺需要，父亲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改自己以往的急躁脾气，也变得很有耐心很温顺和气了。父亲给予母亲的这些温暖，母亲也早已感觉到了，也很感动感激的，她就曾和我们说过如上父亲做得不错，她很满意的意思。而且母亲还说过，这样的话，她和父亲过去多少年的“吵吵闹闹”“挨打受气”等前嫌也就可以一笔勾销、不作计较了。

记得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去世前的大约七八天的时候。那时，母亲的病已是变得十分沉重，有生之日可能是屈指可数了，家里哥哥他们就决定让我回来再见一见，于是我就从厂里赶了回来。我见到的母亲还是睡在那个位置上，只是显得是卷缩着的较小的样子，和她本来是比较高大的身躯极不相符，我虽不忍心掀起被子看看她的肌肤，但可以想象得到，此时的她一定是瘦成皮包骨头了。脸面前的墙根底还放着一个供她呕吐时用的小盆子，不过，据父亲说，最近以来，母亲吐的时候也少了，可能是因不吃不喝的，可供呕吐的东西也很少了的缘故吧。当我爬到母亲枕边，告诉她说我回来了时，她从昏睡或昏迷中醒来，似乎是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头也没抬地瞟了我一眼，就又继续睡她的觉了。显然，母亲也意识到是我回来了，可回来又能怎样，她是没有一点气力和我再多说什么了。

在了几天，我和母亲也没能说上什么，看着她的样子，萦绕在我心头的只是揪心的悲情和难受。临走时，我又告诉她说，我要回单位了，她似乎是也知道，但并无太明确明显的反应。只是哥哥和我说，看来咱母亲是不行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下次再叫你回来，就是咱母亲没了，到时给你打电话吧。听了哥哥的话，我顿时觉得，这次我和母亲的见面，也像前次娥娥和她的见面一样，也是最后一次的“诀别”见面了。人间之悲情，莫过于“生离死别”，于是我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惹逗得全家人也都哭了起来……

回到厂里之后，我也是时时刻刻想着家里重病的母亲，神情恍恍惚惚，根本工作不在心上，这样凑合着过了几天后，一天早上，突然，办公室的同志叫我说有我的电话，一听说有我的电话，我的脑子就像“五雷轰顶”一样，心想：“不好，一定是母亲没了，因为这是前几天哥哥和我约定好了的。”我一边这么想，一边着里着急地下去接电话。电话是我哥的小舅子从公社的话务室那打来的，他在电话那头说，我母亲病重，让我赶快回来，我只“嗯”着应了一声，也没再多问，他也没再多说，俩人心照不宣。

果然不出所料，待我中午赶到家后，母亲已于凌晨因病医治无效，而怀着对亲人的恋恋不舍，和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向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这天是，1971年1月4日，农历1970年腊月初八，母亲享年57岁。母亲还不到60岁，就过早离世，其命运不可谓不“苦”！

再说，母亲的病，重成那样，直到最终不幸去世，那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有关这个，我们一直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只是据民间的说法是管这种病叫做“回病”，“回”就是“返回”“呕吐”之意，用现在西医的说法就是叫“胃癌”，这个那位郑医生也曾暗示过。如果真是胃癌的话，那母亲重病期间，一定是癌细胞已逐步向全身转移，最终致使各脏器官衰竭功能丧失而停止了心跳呼吸的，可以想见，这对母亲来说，是有多么的痛苦难熬啊！不过，在46年前的那个时候，并没有理解到这么深，当时所知道的只是，母亲得了“回病”了，不吃不喝的，还不时地呕吐，屙的也是黑的了，最后不能活了，给走了，云云。

母亲去世这天正好是“腊八节”，记得小时候，每到这天，母亲就会早早起来，给我们做得吃“腊八粥”，这粥还必须是在太阳出山之前就吃了，不然，就会害“红眼”病。而这个腊八节刚到不久，母亲则不仅不会再给我们做得吃粥了，而且还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看着现在，想到从前，悲伤之情顿生。腊八这天，据说还是佛爷的生日，母亲也很信佛啊，多少年了，大年初一都不吃荤的，也够虔诚，而她恰恰就在她所信奉的佛爷的生日这天，离开了这个花花世界，令人遗憾、费解。

不管如何，事已至此，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只能自制节哀，振作起来，料理母亲的后事，后经看坟地、送行、出殡，把她安葬在了东坡一块地里。

从母亲去世日起，直到这年的“小年（腊月二十三）”、除夕和1971年（猪年）春节，我们都是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之中度过的。也就是从这天起，我们便踏上了一条没了母亲、想念母亲的漫漫思亲路。

母亲的去世使我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打击，心神不安，无意做事，成了一个新常态。家里的每件物品都可以勾起我对母亲的联想回忆，甚至连她留在衣服上的针线痕迹也能引起对她的不尽思念。母亲的音容笑貌则更是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而且常常是睡觉做梦也是和她在一起。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创作：2015年3月 初稿 2017年8月 修改

图文/滤岸松 原创

编辑/五台人(sxwuta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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