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开国上将亲自扶灵，1956年去世的老红军邱一涵，生前做了什么
1956年11月2日，江苏省委发布了一条消息：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邱一涵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49岁。
邱一涵是曾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但在葬礼上，人们发现开国上将唐亮、宋时轮、钟期光亲自为她扶灵，数十位开国将军以及近百位省市领导和超过千人的各界人士来送她最后一程，场面令人动容。
市民们纷纷议论，邱一涵只是一个省部级干部，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开国上将的级别都比她高，如果只是单纯来参加葬礼可以理解，但却为何会亲自扶灵？邱一涵生前做了什么？
本文就和您聊聊，女红军邱一涵的传奇人生。
邱一涵生于1907年，湖南平江人。湖南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中诞生了很多著名的人物，自安源大罢工后，革命思想迅速在湖南传开，邱一涵的父亲以及哥哥都受此影响，先后参加革命，是典型的“革命之家”。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邱一涵，从小耳濡目染，经常听父亲以及哥哥在家中反复谈到“共产党”“革命”等词。
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思想有一些封建，在邱一涵长大一点后，就从箱底拿出一条“裹脚布”，准备将女儿裹脚。当时刚刚进入民国时期，处在新旧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个陋习在农村还很普遍，以“小脚”为美。
但邱一涵一开始就“反抗”：“娘，我的脚没有受伤呀，包起来做什么？”
母亲答：“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不包起来以后会嫁不出去”
邱一涵一直哭闹不从。父亲回来后，她就对父亲吵着说不裹脚，邱一涵的父亲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也说现在是民国了，不兴这个，邱一涵这才没有继续被裹脚。
在到学龄后，父亲没有将其送入私塾研习传统知识，而是将其送到新式学堂，接触新的课堂，开拓女儿的思维。
1926年，北伐军攻克了平江，赶走了北洋军阀，平江籍的教育人士，也是共产党员的寻子才奉命回到平江，与吴克坚、凌曙霞等人创办了秀野学校，秘密培养革命人才，邱一涵的父亲也将其送入这所学校就读。
秀野学校革命气氛浓厚，《新青年》等进步书籍一直是学校的重要教材，邱一涵也是在这里较为系统地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光荣地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当时正处于国共时期，共产党的活动都是公开的，很多党员都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邱一涵的哥哥也在不久后奉命到平江团防局担任指导员，已踏上革命的邱一涵，在有空的时候，总会去找哥哥一起商讨革命。
但随着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高层也在密谋“清党”，以实现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邱一涵接受父亲和哥哥的建议，放弃学业，全身心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中。
果不其然，正当邱一涵在农村开展革命之时，进入上海的蒋介石，联合上海的青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全国迅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紧接着，湖南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大量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革命基础较好的平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数次暴动，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打击了湖南反动派嚣张气焰，为彭德怀后续发动平江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邱一涵也进一步得到锻炼。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主力到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留下的革命力量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邱一涵穿着草鞋，挎着一支驳壳枪，英姿飒爽。
1929年的春夏之交，袁国平代表湘鄂赣特委来平江检查工作。
袁国平是湖南邵东人，虽然家境贫困，但父亲深知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于是勒紧裤腰带将袁国平送入学校。
袁国平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每一年都能获得一笔奖学金，靠着这些奖学金，袁国平读完了小学，并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主席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
当时一师有不少进步教师在任教，在这些人的引导下，袁国平很快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孙中山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后，袁国平决定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四期，并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袁国平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及南昌起义，后因工作需要，来到平江，担任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
1929年夏，袁国平奉命来到平江巡视，在路过邱一涵所在的九区时，见有一位女子（邱一涵，时任九区组织部长）在组织少先队训练，嬴驷飒爽，他不由得有些心动。
见袁国平在远处观察她，邱一涵也脸红了，在经领导介绍后，才得知袁国平是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
袁国平对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与反动派作斗争的邱一涵印象很深。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邱一涵这才得知，袁国平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是一个毕业于黄埔，身经百战的军人；而袁国平也了解到，邱一涵是出生在革命之家，父亲与哥哥都是共产党人。
有着共同理想的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爱，最终走到了一起。
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到达井冈山后，袁国平被调到红五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后就与邱一涵举行了婚礼，虽然仪式很简单，但共同的理想，将两人紧紧拴在一起。
婚后不久，邱一涵被调到刚组建的红三军团政治部，协助担任政治部主任的丈夫开展工作。
虽然两人结成了革命夫妻，为了共同的理想在奋斗，但革命征途布满了荆棘。
在中央苏区的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吉安展开激战，一个个官兵中弹倒在了地上，由于卫生队人手缺乏，不能及时抬下来，导致一些受伤官兵受到二次伤害，邱一涵见状，与卫生队的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到战壕中抢救受伤的官兵。
这时，敌人的一颗炮弹刚好落在邱一涵的身边，虽然及时趴下躲避，但右手却被炸成重伤，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但在敌人的团团包围下，医院药品紧缺，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落下了残疾。
为了继续战斗下去，邱一涵开始练习用左手打枪；因丈夫是做政治工作的，经常要抄抄写写，平时邱一涵要协助丈夫的工作，在右手负伤后，邱一涵也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此行之路充满着未知，队伍中的女兵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走还是留？
在长征出发前夕，中央给妇女部长李坚下达了一个指示：草拟一份随军转移的女红军名单，人数不超过30人。
在这个命令中，中央明确指出随军转移女红军的条件：一必须是党员，二能独立做群众工作，三是身体要好。
首先必须要符合第一和第二个条件，至于第三个条件“身体好”，则要到医院体检后才能确定。
当时邱一涵正在彭杨军校担任教员，她也发现了最近的变化，上级突然要求学员提前毕业，学校与苏区的其他几个军校一起合编成干部团，并调来了一个参谋长，邱一涵预感近期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
几天后，邱一涵接到上级的通知，让她去医院体检，邱一涵觉得很奇怪，来到医院后，发现一起体检有100多女同志，这时她才知道，体检合格的将跟随主力转移。
经过严格的筛查，三分之二的人都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参加长征，符合条件的只有20人，邱一涵就是其中一个，最后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一共有32位，其中30位（10位是中央领导妻子，例如周恩来妻子邓颖超，朱德妻子康克清，不用体检）是经过组织同意参加，另外两位是主力转移时偷偷跟在后面的。
能参加转移对女同志来说，不仅是“荣耀”，同时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因为谁都知道，大部队走后，蒋介石一定会对苏区进行最后的“清剿”。
这30个女同志专门编成一个工作团，邱一涵担任二班的班长，负责照顾伤病员，与卫生部一起行动。
长征路上没有分男女，必须紧跟大部队，稍慢一点就有可能会掉队；在一次战斗中，邱一涵再次负伤，但敌人的围剿，使其无法好好休养，只能拄着拐杖，在敌人的炮火中前进，爬雪山、过草地。
当时女红军提出了一个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根据规定，如果实在跟不上队伍，就会给8块钱生活费，留在当地老乡家里）。
红军过大渡河之后，开始翻越夹金山，邱一涵右手已致残，拿着一根木棍当拐杖艰难地登山，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上，邱一涵拼命地想要爬起来，但却怎么也起不来，恰好此时丈夫袁国平经过，见一个女同志倒在雪地里，忙去查看，发现这是自己的妻子，因为当时袁国平的马上面驮着在战斗中负伤的教导营书记唐亮，他让邱一涵拉着马尾巴继续走。
在邱一涵去世后，唐亮激动地说：“没有袁主任的马，我是过不了雪山的.....”
夫妻俩能活着走完长征路，袁国平不禁感慨万千，专门写了一首诗赠给妻子邱一涵：十年征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
红军达到陕北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军政素质合格的干部，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黄埔”，成立红军抗日大学，袁国平、邱一涵都先后到红大工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见大片国土沦丧，袁国平义愤填膺，迫切的想要上前线杀敌。
不久后，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对于政治部主任的人选，项英建议由张际春担任，但毛主席认为袁国平比较合适。
同时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新四军工作，邱一涵也是其中之一。
1938年4月，袁国平从延安带着五六十位干部来到了新四军军部，袁国平担任政治部主任，邱一涵担任教导队宣传科长，两人在新四军中并肩战斗。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掀起了反动高潮，但中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打破了蒋介石的算盘；在华北反共失败后，蒋介石又将目标对准皖南的新四军，下令新四军北上。
在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开始北移，但国民党反动派已在新四军必经之路的茂林地区部署了8万大军，只等待区区9000余人的新四军钻进他们预设的口袋。
三天后，当新四军到达茂林时，遭到反动派的突袭。
在激战中，项英与周子昆等领导突围后失联，叶挺下山与反动派谈判又迟迟没有消息，袁国平预感到叶挺一定是出事了，否则不会迟迟不归队。在这种情况下，袁国平挑起重担，指挥余部突围，在激战中，他身负重伤，倒在草丛里。
当时军部警卫连的副连长李甫指挥部队突围时，发现远处草丛中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发现是袁国平：“袁主任，袁主任.....”
见有人在叫他，已奄奄一息的袁国平睁开了眼睛，缓慢地说：“是你啊，我不行了，你们快突围吧，不用管我了。”
虽然袁国平是这样说，但战士们怎么会丢下首长不管？李甫让几个身体好的战士轮流背着袁国平突围。
在过河时，不幸被敌人的发现，紧接了子弹如雨水般地射来，战士一个个倒在冰冷的河水中，等过河时，只剩下几十人。
一行人背着袁国平继续突围，在经过一座庙时，李甫让大家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战士们放下袁国平，但此时他已昏迷。
“袁主任，袁主任，你醒醒”大家都在呼唤着袁国平。
袁国平缓慢地睁开了眼睛，无力说：“李甫，你不用管我，快带着战士们突围”
为不拖累大家，袁国平趁战士们不注意，举枪自尽，实现了将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而此时妻子邱一涵正在上海治病，在得知皖南事变爆发后，邱一涵心里非常着急，一直在担忧身陷囹圄的丈夫；等回到盐城的新四军军部时，刘少奇才告诉她，袁国平已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在伤心过后，邱一涵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拿起枪继续与敌人作战，但不管走到哪里，他始终将丈夫的照片带在身上；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都会想起丈夫......
彭雪枫与袁国平、邱一涵早在红三军团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袁国平牺牲后，邱一涵曾到彭雪枫所在的四师工作过一段时间。
彭雪枫非常能理解邱一涵此时的心情，多次写信让妻子林颖要多关心邱一涵，帮助其走出悲伤。
但不幸的是，邱一涵的这位挚友却在1944年壮烈牺牲，这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打击。
在此后的时间里，邱一涵用自己的经历不断安慰林颖，由于林颖工作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彭小枫，邱一涵索性将他接到自己身边，像自己亲儿子一样照顾着。
新中国成立后，邱一涵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作为走过万里长征的女红军，邱一涵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对于政府中被糖衣炮弹腐化的干部，她铁面无私，绝不允许腐化蔓延。
1956年11月2日，邱一涵在南京逝世，噩耗传出后，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第一时间赶到，在葬礼上，亲自为她扶灵。
本文完，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