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武术”词义转变考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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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武术”的回流、扩展与影响
编者:今日两节,讲的是清末民初被国民崇尚的“中国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日式“武术”一词回流的结果,是清末新政和宪政时期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产物,直接影响到中国“武术”的建构和发展模式。
(续昨天)
清末民初日制“武术”的回流、扩展与影响
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在甲午中日战后,成为中国刻意模仿的对象。特别是清末新政和宪政时期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留日学生、来华日人以及翻译书刊等将大量的和制汉语、半和制汉语传人中国,造成重大的文化冲击,日式“武术”一词在这一背景下也随之而来,并直接影响到中国“武术”的建构和发展模式。
清末日式“武术”概念名词的输入
1908年7月《东方杂志》第6期引载7月12日《神州日报》的《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一文,大致被相关研究者视为后来中国“武术”概念的起始。近些年很多关于“武术”概念的讨论,就是在这一史识基础上展开的。然而,检索史料,可以发现还有更早的线索。如发表于1904年的《体操说》:“今之留学东瀛者,惟其曾学兵式体操,稍知武术,故于俄日搆兵之始,竟纷纷欲团成义勇,助日以击俄人。犹幸日人力以阻之,我中国驻日大臣亦严禁不许团练。否则他日俄人指为违背《万国公法》,破坏局外中立章程,移征日之师向我中朝问罪,讵不成交涉重案?”(《体操说》,《申报》1904年1010日,第1版)
另如1906年《申报》的一则消息:“瑞典式体操教科书两册,此书系日本体育会编纂,元和范迪吉译述。篇中课程分三学期,教员按法以授之,足为武术改良进步之助。”(《赠书汇谢》,《申报》1906年10月24日,第4版)如果说如上两条,一则反映日本国内情形,一则是由日本教科书而言,不足以反映“武术”传人中国的情形的话,如下一段与清末湖北新
军有关的记载,已可以看出“武术”由日本传人而产生变化的端倪。“鄂军统制张虎臣镇军,因新军兵士均系研究东西洋各国操法,中国昔日武技从此殆将失传,爰仿存古学堂之意,建设武技保存队,就督抚标防营挑选强壮之兵士充当,额设五百名,肄习步骑、弓箭、刀、剑、拳、棒各武术,分为二十棚,置教练长四人。房屋拟以抚标旧营房修改借用,不日即可开办。”(《武昌创设武技保存队》,《申报》1908年4月19日,第11版)此处的“武术”与“武技”已是等同的名词。当时由张虎臣所统治的湖北新军中,成立了将弁讲习所,“所聘讲习多系日人”(武昌军界翻译员识字无多1908),由此而采用日本的“武术”概念名词,也就顺理成章了。除了湖北新军的案例以外,当时上海还有特意聘请日本“武术家”前来表演的经营活动,如1909年初《申报》的一则戏园广告:“家叙乐戏园,新到日本武术家。本园今又电聘日本技师开演奇妙武艺。”(《家叙乐戏园》,《申报》1909年1月26日,第32版)在此后的报道中,又逐渐出现“中国武术”的提法,如1911年上海的国民总会第二次职员会议决议创设模范体操团,其简章第五条为:“每日课程一时,皆自早六时至七时,所教授为普通操法、中国武术、枪操、算学及生理。”(《国民会第二次职员会议》,《申报》1911年6月18日,第18版)又如:“寰球中国学生会定于六月十六日晚七时举行特别大会,欢迎征求团新会员,并请精武体操学校高君尧夫与其同学到会,试演中国武术。”(《寰球中国学生会特别欢迎会》,《申报》1911年7月10日,第19版)当在“武术”前面加上“中国”的界定,实际已经隐含了它原本“非中国”的涵义。从如上这些清末史料中,可以发现作为技艺的“武术”始终是与日本相关联的。
作者简介:季培刚(1982- ),男,山东蓬莱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武术历史与文化。本文原刊于《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