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关学（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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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再读文中子王通》一文中，党先生讲了唐太宗想复兴礼乐而不得一事——

     唐太宗李世民既已实现了贞观之治，萦绕心头的最大愿望当是如何使业已建立起来的繁荣和秩序长治久安并且臻于至境，其志上则欲攀五帝，下则不让三代。“吾欲富贵吾民”道出了李世民超越历史的志向，而不是仅仅让老百姓充当腹饱体壮的奴隶。

     据《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所说，李世民向魏征等提出了一个越出他们能力之上的任务。他的宏伟目标欲与三皇五帝齐肩，使“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房、杜二位历史上少有的贤相，却除了“奉诏舞蹈，赞扬帝德”，竟然不能赞一词。

     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为己任的魏征勉强应对，却只能抬出孔子赞扬的周礼含糊其事。但他毕竟是少有的直臣，一方面推荐不妨恢复周礼，一方面又如实承认时隔千余年，周礼已经“纲纪颓缺”。虽有荀卿、孟轲陈之于前，贾谊、董仲舒伸之于后，可举无非“遗谈余义”。上追三皇五帝那样至治之世，“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臣等驽劣所能议及。“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

     但李世民夜读周礼，又深感时移世变，而“大易之义”在于“随时顺人”，“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所担心者，“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他要求诸贤臣提出一个功高三代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案。魏征等人自知才力所限，无能为力，只好空言安慰，跪奏：“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举出汉代四个有为的皇帝各自在某一方面的杰出成就，而“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够英明了！至于制礼作乐的更高目标，不妨“徐思其宜”，以后实行也不晚嘛！王凝深叹“有元首无股肱”，如果王通的高足董、仇、薛、程在，当不会交这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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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先生说——

      魏征对李世民推崇周礼，但认为很难实行。王通也推崇周礼，却认为行之不难，“苟得其行，如反掌尔。”但王通决不主张简单复古照搬周礼，他的理想是针对礼坏乐崩了一千余年的严重现实复兴礼乐。这就要求在损益古代礼乐的基础上重新制礼作乐，做到这点当然要有一定的前提。

     饥者易为食，寒者易为衣。自汉末至于隋末，三百余年，人民生活在战乱不已的水深火热中，饱受“鲨鱼群”吞食之苦，想做奴隶而不得，人们渴望着生存、安宁、温饱和自由，这就使天下大治、制礼作乐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积乱之后，必生大贤，李世民乃大贤之在位者，而王通及其杰出弟子则是大贤之在野者。可惜王通不寿而董、仇、薛、程早夭，使李世民制礼作乐的想法由于得不到辅佐而未能把历史的方向扭上通往民主和天下为公的轨道。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辈虽也在王通门下受过教，毕竟只能算二流弟子，心既无余，力亦不足，不能弘乃师之道，只成就了一个虽然流传后世却只能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的贞观之治。

     王通复兴礼乐之志没有实现，他撰写的《礼论》、《乐论》亦已失传。然在《文中子中说》关于礼乐的零星记载中，也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只是需拨开两千多年的迷雾，穿透繁文缛节的尘垢，才能认清礼的本质原来是“节制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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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先生认为——

     礼乐产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生育时间和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也有“饥寒起盗贼，饱暖思淫欲”的说法。也就是说，剩余产品可以改善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和全面发展，也可以成为一种统治力量，一种作恶力量，一种奴役社会的力量，助长垄断社会财富的盗窃集团和“鲨鱼群”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伴随着剩余时间的是剩余的精力。这些时间和精力可用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用来侈靡淫乱，祸害社会。这样，人类在解决贫穷和劳顿这两个难题的过程中，又为自己制造了剩余产品和剩余时间这两个不断增长着的更大的难题。

     为此，劳动之后和温饱之余人们就需要娱乐来消费他们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古代的音乐和舞蹈即“乐”便派上了这个用场。乐可以使人沉溺和淫佚，也可以使人愤怒和暴虐，从而助长社会的消极破坏力量；“乐”也可以使人纯洁向上、和睦亲善，从而增进人类的发展、和平和快乐。人类究竟需要哪种乐？无需智者而后知。于是“乐以和人”的基本原则便订了出来。         古代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人们只有很少的剩余产品和剩余时间，“乐”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以音乐为主再加上一点舞蹈这样狭义的内容。当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剩余产品和剩余时间大幅度增加时，“乐”的范围就扩大了，艺术、文学、体育、哲学、科学等都是“乐”的扩展，是谓广义的“乐”，其作用乃在增进人类的和平、友爱、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礼坏乐崩”，恶乐遂生，它促使人类走向战争、仇恨、奴役、苦难和人性的异化。

      “乐以和人”；“礼以节人”，二者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礼节制人的行为当然是避免人成为自己幸福和他人权利的破坏者。

     那么，礼的主要作用是节制什么人呢？党先生根据《礼记·曲礼》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得出结论：礼所节制的并不是庶人，而是居于庶人之上的统治者。礼的本质是节制统治者。因此，“礼坏”生于统治者的不受节制而恣睢放纵。几千年历史上的“天下大乱”，根源盖在于统治者的不受节制。

     但是，礼这个本质却一直没有得到包括孔子在内的古代儒家学派的明确认识。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发展缓慢，夏禹以后到春秋，几百年才天下大乱一回，统治者不受节制的严重性还不那么突出，表现得也不那么频繁，祸害天下还不那么剧烈。而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300年间，天下大乱造成的社会灾难之烈之久超过了前二千多年的总和，这就使王通对礼的认识超过了先儒而接近了礼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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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先生说：平衡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基本规律。平衡状态的破坏必定引发趋向平衡的运动，产生一些达到新的平衡的因素。天下为公嬗变为天下为家，节制统治者的礼便在这一转变中起着平衡作用。照《礼记》中《礼运篇》的说法，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杰出代表，他们未有不谨于礼者，表现在“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等五个方面。

     这里的“讲让”就是“讲礼”，统治者对百姓要讲让，就是不能贪婪地侵吞天下人的利益，这样才能使家天下的秩序维持下去。孟子认为“谦让之心，礼之端也”，只是没有明确说清统治者对下属和百姓应该“谦让”以及为什么应该谦让。你们把国家政权这个天下公器都窃取了，在具体的权和利上若不能谦让一些，便会使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导致天下大乱，你们的损失将是最惨重的啊！与民同利是礼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经济上，礼要求统治者即“君子”与民同利；在政治上，礼则要求公开统治者的错误，即“著有过”，不得侵犯下属和老百姓追求真理的权利、知情权和批评统治者的权利。

     即使已经天下为家了，但国家仍担当着天下共同的事务如抵御外敌入侵，维持社会内部秩序，管理公共的水利、道路，兴办教育以及以养老为主的社会福利等事业。国家政权这种天下公器的作用，要求统治者以无私的态度负起责任来，这就是所谓王道。

     统治者损公以肥私，假公以济私，却又扮出道貌岸然的教育者的嘴脸，居高临下地教育老百姓“无私”、“斗私”，实为礼坏乐崩的极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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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先生说——

     礼之节制统治者的本质，只是若明若暗地隐藏在古代典籍中，而没有明确一贯的表现形式。只是到了王通那里，对于礼的本质，才有了近乎明确的认识。

     礼，一般地理解为古代社会为天下，为君子和民众制定的一整套制度、规范和准则，用以节制人们的行为言论，这种笼统的理解，用礼的烦琐形式掩盖了它的内容和本质。数千年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统治者的胡作非为、专制暴虐是一切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根源。

     下层的反叛、不驯和暴行，责任全在统治者以其身教的引诱、示范，以及他们对民众极端的欺凌、逼迫、蔑视人权、断绝生路和导民为非。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较能稳定地维系400年、600年和800年，就在于统治者受到较严格的节制。

     “上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为”就是统治者安分守己，不制造种种借口以谋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以扰害百姓，以祸害天下，如此则民自化。上治下为之政，下从上谓之化。节制统治者然后天下治，正是隐藏在烦琐的礼制和礼仪之下的礼的本质特征。三代刚从天下为公的制度脱胎出来，他们还没有学会后世统治者那样极端的无耻，还不能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而对正直的君子和纯朴的百姓还多少有点心虚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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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先生强调说——

     礼对于统治者的节制应包括所有的方面而没有例外，尽量不给统治者留下任何借口和可钻的空子。

     针对“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的发问，王通的回答是“不可行也。”

     这里提出了一个困扰了人类数千年，而在二十世纪表现尤烈的问题。仁者爱人，一切出于仁的动机的行为或依仁而设置的社会目标都将有利于天下，有利于百姓，理应不受到约束，“何用礼为？”王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可行也。”

     就是说，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美好的动机，若没有一套节制的措施，“仁”就会越出自己的范围而走向反面，结果必定是以仁的名义残贼天下。二十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他们所标榜鼓吹的，都可以归于“仁”的范畴。“盗跖之门，其徒诵义无穷。”即使怎样地祸害百姓了，“动机”仍然是好的。

     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动机，不在于他们是真诚相信自己的主义或者是十足欺世盗名的骗子，而在于别人相信了，从而使天下的人力物力集中在他们的手中，使他们轻易地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对于任一终会祸害天下的救世方案来说，良好的动机比之不良的动机更可怕。后者还有一种做贼心虚的胆怯，使他们作恶时还有所顾忌，前者却敢于抛弃任何犹豫，肆无忌惮地径直把恶事坚持到底。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动机铺就的。就连已被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被权威机关和糊涂的百姓认为其动机仍然是好的，而不去深究何以“良好的动机”最终会陷若干万人于灭顶之灾和苦难深渊？而几千年历史上哪一个盘踞在皇位上的暴徒、无赖和混蛋不被其摇尾系统歌颂为“仁”、“圣”呢？只要统治者中百里挑一地偶然出现李世民那样的杰出人物，做惯了奴隶的人们便会顶礼膜拜而尽情歌颂，似乎数千年苦难的根源并不在“鲨鱼群”的集权专制，并不在权力的缺少限制和约束，而只是由于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上好皇帝。

     只要奴隶们世世代代地耐着性子等待下去，好皇帝总会有的，清官也总会有的。于是摇尾系统便以各种方式向古代的和现世的统治者献媚而对人民进行催眠。

     王通在当时明确提出没有礼对统治者的制约，即使“仁”亦“不可行”的伟大思想，比之他以后各种伟大的乌托邦所犯下的伟大的罪恶，不是又超前了1400年吗？

     没有礼的节制仁不可行的思想对于先于王通一千多年的孔子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克己是统治者的自我节制和自我约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复礼，然后才能施行仁政。但孔子以后的历史证明，依靠统治者的自我节制和自我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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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先生认为礼的节制统治者不仅是节制最高的统治者帝王君主，而且也是节制作为统治阶层的所有群臣和君子们的，他说——

     天下失道，统治者祸害天下的事情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因而礼之节制统治者的本质功能也就反复地作用于人们的头脑，使王通提出了“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无疑是上下同恶的罪魁，但统治集团的“君子”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王通并不放弃礼对于“君子”阶层的一般要求。

    柏杨喻作恶的统治集团为“鲨鱼群”，而昏暴的帝王则为最大的鲨鱼，成君之恶的臣属和官吏则是一群中小鲨鱼。如果最高统治者本非大鲨鱼而是碧海鲸鲲如李世民辈，则他的辅佐者就不可能是“鲨鱼群”。如果臣辅辈尚非“鲨鱼群”而帝王独为大鲨鱼，如汉朝的刘贺，这条大鲨鱼就不能横行而只能被霍光辈废黜。王通固已认识到礼之衰、失、坏在于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之不受节制，也看到群臣、君子辈不受礼的节制成就了帝王作恶的土壤，形成了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的坏局。

     历来的人民痛苦、臣之不臣、天下大乱，全因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太混蛋，太愚妄、太暴虐。历代这样的“天下之主”所占比例总是太大，数量总是太多。纵有贤臣良辅，也只能始于束手而终于毙命。王通是主张对这类帝王实行废黜乃至革命的。针对当时王通门人明确提出的“正主”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党先生认为实属意义重大。近代民主国家已通过民主制解决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和弹劾问题。有道是“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如果王通多活二三十年，他的四大高足也不早夭，他们帮助李世民“制礼作乐”，“正主”的问题就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就有可能早于欧洲数百年开民主政治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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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先生不是孤立地看待礼乐文化，而是把礼乐制度与封建制和井田制联系起来看问题的，他说——

     三代的封建制和秦以后的郡县制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分权和地方自治性质。天子的权势不可能直接伸展到诸侯国，而只能从诸侯国得到数量很少的进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三代前唐、虞时代部落联盟的性质。天子虽占千里之田，但在王畿之中还要把土地封给三公、九卿以及大夫、士等，这又使天子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威受到很大限制。

     国家权力受到节制除了使统治者不能运用权力任意作恶（为非作歹从来是权力者的最大冲动），还使其作恶受到诸侯讨伐和取代的威胁。桀、纣作恶多端，得到身死国灭的下场。而由于诸侯国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因而在旧制度（桀、纣籍以作恶并拼死维护的制度）走向衰败时，诸侯国可以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渐壮大，最后在整个“天下”范围取代旧制度。

    自嬴政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2200年中，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没有任何通向民主制的创新。而在殷承夏制和周承殷制的过程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分别都有制度的创新。

     “上无为”的地方自治、个人自由的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高境界。天下为家之后，所有卓识的思想家都在呼唤着“道”，而“道”的核心就是减损限制统治者的权力。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上无为而民自化。（《老子·道德经》）

     王通主张用周礼治天下，当然决非原封不动地恢复周礼，而是要保留周礼节制统治者的本质特征，结合大大变化了的社会状况“正礼乐”，确立社会制度，刷新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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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社会范围的分权制、自治制配套的还有以劳动者平等地占有土地为特征的井田制。

     井田制是上古时劳动者对土地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适合古代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天下为公”的平等观念。天下为公的大同观念是在中国上空游荡了数千年的幽灵。它与欧洲乌托邦的区别在于它是历史的美好记忆而非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除了成书于东汉的《礼记·礼运篇》中那段尽人皆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记载，早在战国时期的《六韬》和《吕氏春秋》中也各有原则性的表述：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

     原始部落对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是公有制的最古老形式。这种古代公有制体现了原始的平等观。封建时代的井田制是从原始公有制演化出来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即以户为单位各占有井田的1/9，中间口字中的1/9由八家共同耕作或轮流耕作，收获归公，用作统治者的消费、社会的公共支出以及用于对鳏、寡、孤、独、废疾者以及老年人的福利保障上。

     井田制的形式历数千年生灭演化，直通今天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体现了否定贫富对立和特权统治的平等及人道原则。这个原则对上表现为节制统治者，限制和监督一切本应代表公众利益的权力，对下则表现为一切社会成员对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平等权利以及对每个人的权利的敬重。

    礼乐文化的产生既有井田制的经济基础，也有封建制的政治条件，并非孤立的存在，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和此后礼乐文化的难以复兴，显然与井田制和封建制的瓦解是分不开的。

    今天再谈礼乐文化当然不是要生搬硬套地去复制它，像一些国学教育让学生汉服唐装、峨冠博带一样，而是要继承其与民主宪政相通的节制统治者的精神实质，党先生关于礼乐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