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机会与《罗曼罗兰传》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通讯，鲍老今年算来也已七十九岁高龄了。鲍先生曾任中法大学的教授，因此我不禁又想起战前北京大学教授的生活来。
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那些年代中，北京因政府南迁，再加受到当时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市面比较冷清，当时流行话叫作“不景气”，那时北平市面赖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和大学了。尤其是大学，国立的有“三大”、“二专”，即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艺专和体专，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笔固定款项汇京，清华也是国立，但用的是“庚款”，是另外一笔。其他私立大学有燕京、辅仁、中法、协和医学院，这都是教会的，款由教会拨。另外还有私立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大学、京华美专等。一些著名的大学经费充足，讲师，教授的工薪都比较高，因而就生活优裕，颇为大家所羡慕了。
鲍先生留学法国，回国后三十年代初在中法大学作教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三百元左右。当时物价便宜，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一袋（二十二公斤），猪肉只要一角多钱一斤，二三百元收入就很可观了。当时鲍先生住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有盥洗间、有浴缸、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的精美书籍，这在当时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至于老教授、名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和安定更可想见。
有些留学国外的教授还娶了外国夫人的，有的是法国夫人，有的是日本夫人，有的外国夫人自己也是教授，他们住的往往是有花园的房子。衣食住行都比她原来在法国、日本时还舒服，不但能维持住外国的水准，而且常常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尤其当时的日本姑娘，都爱嫁中国留学生，如果到中国能作教授太太，那在名誉上，在生活优越上，都是令她们同伴十分羡慕的了。
三十年代初，北京国立大学还有“部聘教授”的名称，即聘书由教育部发，如刘半农、钱玄同、徐志摩几位先生都是薪金高近五百元。可惜好景不长， “七七”之后，教授生活每况愈下，一落千丈了。
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沦陷期间，北京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凄惨的了。当时北京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处境，则仍是一样的。
教授的生活水准，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开始变动还不太大，到后来则越来越剧烈，直线下降了。在谢刚主先生给徐一士先生《一士类稿》的“序言”中有几句道：“在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点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熏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这就是由战前的吃馆子，到沦陷初期只吃点点心，再到买烧饼当饭。不过这还是家中人口少、有余力的。在最艰难的吃混合面（用玉米茎、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年月里，家中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热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是要煞费苦心，甚至是很难办到的。
冯承钧老先生是国内外都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就到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的一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与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时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就如前文说的鲍文蔚先生吧，这时在沙滩文学院作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佣等，只好鲍师母自己做饭。先生也无力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二
“清华”七十周年校庆日早已过去了，世界上不知有多少“清华”的校友，在不同的地方度过他们母校的生日，可能会有不少人想到他们旧时的某些师长。清华自开办以来，不知进出过多少位名教授了。而且大多是世界上闻名的学者，但是名气虽大，学问虽高，派头、架子却丝毫也没有。过去有人说过：在北京公共场所偶然遇到一位戴金线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干层底鞋的先生，问一声：“请问您在什么地方恭喜？”对方便很随便地答道：“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情况如果在上海，那对方一定是一位穿着笔挺洋装、夹着大皮包、口含雪茄的绅士。问过之后，对方马上会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会在口头上报给你听：“康诺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这就是“海派”和“京朝派”的差别，清华的先生是属于京朝派的，永远是那么谦虚、潇洒、有涵养。——我说蓝布大褂，并不是自说白话，当时各大学最美的服装，就是蓝布大褂，不信请看刘半农先生的文章：“有钢铁一样坚固的身体，有金刚钻一样刚强而明亮的灵魂，外面穿件蓝布大褂，也掩不住他的美。”（引《半农杂文二集》）据此，就可知蓝布大褂有来历，而非杜撰了。清华有几位先生与清华的关系极深，在清华呆的时间长，甚至是从清华毕业、去留学，外洋回来再到清华园做先生，而且除去做教授之外，还做校务性的工作，这样就使更多的学生熟悉了他。比如海内外知名的潘光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去美国留学前，因踢足球受伤失去了一条腿，曾因此为能否出国而担过心，为此他找过代校长严鹤龄，严对他说： “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但不久，换了曹云祥做校长，他便顺利放洋，终于成了名教授，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校友们对他是记忆最深的。潘先生不只是举世知名的社会学家，他培育后进的热情也是被人传为美谈的。费孝通先生原是他的学生，是他介绍给世界学者的，后来费先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之后，潘先生反过来要在费先生前称“门生”，虽然是说笑话，但也传作学术界的美谈了。潘先生讲种族学、遗传学，讲课时妙绪泉涌，那笑话是说不完的。潘先生身体虽然伤残了，但体质很好，十分健壮，平时架拐走路，走得飞快。有一年暑假，清华、南开、北大三校联合招生，招生委员会临时办公处在沙滩嵩祝寺夹道北大灰楼，潘先生坐在轮椅上，进出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处理工作，他双手搬动轮椅轮圈，可进可退，转弯迅速，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似乎比好人还矫健，历历如在目前。马约翰先生，也是清华中一位知名人物，校友中大概没有一个不记得这位老先生吧。一辈子好像没有换过第二种服装，一年四季都是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装裤，北京俗话叫“灯笼裤”，因为它在腿肚子上束起来，像北京旧时的小纱灯一样。裤下是羊毛长统袜子。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年到头吃饭要按照营养学的规定去吃，青菜、萝卜、豆腐、肉、鸡蛋等，都有严格的数量，算好势量的大卡数字再下锅。不过马老先生却是一位热情的忠厚长者。清华的体育分数是很重要的，别的课程都通过了，体育没有通过，也要影响到升级、毕业、留学等等。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马约翰教授，是十分尊重的，在“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园上马先生的课，不但体育要过得去，而且英语要好，不但口令用英语喊，球场裁判用英语叫，而且学生同他说话也要说英语。等到抗战胜利，由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之后，他老先生的办法也改变了，不坚持要求学生用英文同他说话了。由于他养生有道，享龄八十六岁才去世。抗战胜利，清华复员，也有旧时在清华名重一时的先生，后来却没有再回到清华园，吴宓（号雨僧）先生便是一位。这位留学法兰西的陕西人，是诗人，是哲学家，又是爱谈“红楼”的红学家，当年是清化研究院的负责人，他主持清华研究院，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诸位先生在那里讲学，培育出不少知名的学者，其功绩在清华校史上是很值得大书一笔。清华也有父子两代的教授，最著名的便是梁任公、梁思成二位先生。可惜思成先生身体不好，没有活到八十多岁，不然，今天应是仍在人间的。另一位早年毕业于清华的陈岱孙先生，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回国到清华、北大作经济系主任。当时还没有结婚，有部美国友人送他的黑色雪佛兰小车，很引入注视。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老者了。当时教授的生活，虽有大同，但也多小异，各有各的风格，细说起来，未免太繁琐，略作介绍，让后人想像老辈风流吧。
阅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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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