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不主义 1 反感著书不立说

我的三不主义 1    反感著书不立说

渐新堂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著书立说是非常敬畏的。

前几年，我也曾捐赠了五本正式出版的书给所生活区域的图书馆，据说还有一些读者借阅。在44岁来特区这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遇上了人事制度改革，由条条改革为块块决定，自然其年龄就由上半年的44岁到了下半年的45岁，超过了副高招调的界限，由于教育局的领导特别关注，给出了专题报告才得以特批。但是自己也不好意思走回头路（虽然原市教委领导劝回去，说房子在位置在），就曾经表示，有书捐赠给图书馆。

来到特区后，看到不少会议都以赠书为必不可少的资料袋内容，逐渐明白其间的道理，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下，急功近利地为政绩服务，各种各样的回忆都要赠书，而所出版的书，没有几个人散会的时候还愿意带走，绝大多数都扔在了宾馆房间，使得服务员们打扫卫生的负担。

再一看书名和书目，心里明白也理解为什么几乎无人愿意将书带走。尽管书名吓唬人，口气很大，或者很文艺范，但是，副标题半的书名就一落千丈，是工作总结、是材料堆积，不少的书连经验汇编都说不上，基本上就是凑字数凑篇数凑厚度的文字垃圾。

后来进一步发现，这些书连十来个读者可能都没有，大家都不关心这类图书的出版发行，反正是包销，是买的书号。只有写书困难的主编副主编们在关心概述的出版，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字是否有误，姓名顺序是否正确。至于书里的一大堆材料的一线教师群体，则没有人关心了，也知道这些书在任何场合都是拿不出手的垃圾。

再后来还发现，这样的反复出版同一性质的垃圾书，为什么乐此不疲的原因：主编费副主编费极其诱人，那是权利在握者的生财之道——一年出版十几本丛书类的书，就可能得到几十万的主编副主编费啊，因为稿费标准是自己本衙门本单位确定的，重视知识尊重劳动，名正言顺！

这样的邪门出书逐渐蔓延到高校，一些课程论教学论的所谓教授，也熟悉了著书不立说的套路，连近十年二十年在全国有影响的大事都浑然不知，都不去查找阅读史料，还洋洋洒洒写大言不惭的书，一看书名和目录，其浅薄与无知就哑然失笑，令人喷饭。

内心深深厌恶，尽管来特区十五六年才退休，还是坚持了不再出书。虽然因为吃饭原因工作原因也参与组织过别人主编的书的协调。

2010年退休前夕，在朋友们的苦苦相劝下，才将近年来写的博客文章分门别类汇集起来出了一本《今天怎样教语文》。去年参加部编教材使用调研回访，一位领导也说给出一本书，但是，自己认为在自媒体时代，新闻时时在发生，思考在不断涌现，自己似乎也没有了大块的时间去梳理（感谢北京的一位老师为我集中整理出了一类文字），去仔细打磨，也就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