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扉胡人:中古墓葬石门上的别样艺术

 汉代石刻门扉上的门卒转化为隋唐石门上的胡人,不单单是人种生命转换的过程,也是其依附性和世俗性为特征,胡人入华后效劳朝廷,忠诚勇武,无形中从整体上提高了胡人的形象与声誉,从艺术上说,门扉胡人是门第等级“由真到艺”幻化后得以延续的记忆。

  本文探讨了中古时期墓葬石门上出现的各种胡人、蕃人、“神人”艺术形象,利用考古出土的文物汇集“胡貌”线刻画图样,指出胡人侍卫、胡人乐工、胡人武士等成为这一时期门扉上别出新样的造型。这种地下墓葬“门饰”有着独树一帜的历史肌理,反映了从汉魏至隋唐社会胡汉碰撞逐步融合的进程。

  墓葬里的石门,与地面上宅邸的大门一样,都以门扉的高大作为等级高低的标准,也以门的装饰显示主人的权势与地位的高贵,等级礼仪性与大门实用性并举,但是墓葬里的门与地面营造的门毕竟还有区别,墓葬石制门是不可移动的实物,而地面上住宅多为可开关的木制门或铜铁皮包门,而且双扇门的艺术装饰不一样。中古时期墓葬石门上出现了各种雕刻的胡人艺术形象,成为这一时期别出新样的造型。

  一 

  如果说墓葬里石门往往要显示出主人的人生追求,通过重门、中门、掩门、寝门等出入手段,营造出一个要比地面建筑上的府邸宅院大门表现出更多的理念内容,门前既有迎宾之礼,又有守护之制,所以石门上装饰画就应用而生。古人言“宅以门户为冠带”,门是一户人家的吐纳之所。“入必由之,出必由之”,门所象征的是户主的地位和资望,所记载的是历史与文化。

  综观历史上出现墓门上的装饰,最初装饰都是对石门某一部件进行加工产生的,铺首,又称门铺。《国语词典》释义:“铺首,附着门上,用以衔环的铜盘。”即装在旧式双门扇上衔着门环的底座,无论达官显贵或寻常百姓,宅门开合处上都装有一人高位置的铺首,后演变成为汉族传统建筑门饰,按照《字诂》“辟不祥、亦守御”之义,不仅有“别尊卑、列王侯”象征,更具有驱邪守卫的意义。

  铺首衔环最初在商代多用于祭祀,其构成巫术等祭祀活动中的青铜器的主要装饰物件,具有与神灵沟通的作用。汉代,铺首衔环不仅使用在陶器、青铜器以及画像石、墓门以及棺椁上,而且在建筑上也普遍使用,至后代,铺首已是寻常装饰使用之物。

  图 1 大同北魏石椁铺首浮雕胡人

  铺首衔环,除了关合推拉、叩门敲门之实用外。铺首上的纹饰更有驱邪镇宅、祈福守御之意。铺首纹饰造型多样,由原先凶猛动物造型镇凶避邪,可是渐渐由动物变成人物,面目异常、警惕性高的异域之人能使妖鬼邪祟避而远之。所以用外来的忠于职守胡人装饰后来成了一种严把门户时尚,例如山西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石门铺首上加刻胡人舞蹈形象(图1),这不单是纯粹起到装饰作用,还有等级制度身份的标志意义。

  随着“门面”“门脸”门饰文化的发展,石门上“门神”越来越重要,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标志,用魁梧健壮的胡人守卫大门,防止妖魔鬼怪侵入家门,据说用胡人象征着门的坚固与守护的安全,起源于西汉时期,早在汉景帝时,就有胡人守仓的习俗,在汉阳陵出土陶仓底部上有这类形态稚拙作品,但是西汉石门上胡人形象还不多。随着东汉“胡风”渐兴,东汉画像石上胡人形象越来越多,山东、河南、徐州、陕北等地墓葬石门、门楣上均出现胡人门吏,河南方城出土画像石上刻“胡奴门”隶书三字,虽然这时石门上的胡人线条刻画比较简单拙朴,却不仅折叠出那个时代的风尚,还与匈奴草原民族有了更广阔的交流。

  但是东汉之后随着魏晋时期北方“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迁徙“入华”,当时战乱不息,人口锐减,田园荒芜,从边缘地区大量异族进入中原内陆,以扩大兵员和劳动力,尤其是来自中亚西域的少数胡人骤然增加,他们深目高鼻的头像面容和腰粗膀宽的健壮体魄,使身染胡俗的高门官吏倍感兴趣,跟驱逐恶鬼联系起来,从墓葬“门饰”视觉上可以寄托墓主人的暴力征服欲和高官权力欲。

  墓葬中的石刻线条画也逐渐增多起来,有的是文官、武官双立把门,有的是宦官、宫女对称守门,胡人碧眼紫髯的艺术形象作为中心人物也越来越成为标配,他们强壮健硕,面相生猛,由军士变为武将,赋予了身份等级的转化意义,这已经完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汉地“敬畏”美学,而是“夷狄”观念下与“华夷”秩序下对胡人的印象。

  石门上的胡人武士(军士、武将)执行着“忠勤奉主”两种功能:一种是站立仪仗、面容勇武的证明,当时胡人武将是战场前驱的主要英雄;另一种则是胡人鼓目爆睛的凝视,有着惧怕的功能,用他的眼光来驱逐邪灵。所以胡人成为装饰墓门的选择,满足了墓主无忧无虑的精神需求,恶灵之人有着驱魔之力。这个题材在当时应该作为世俗艺术流行一时,或是随着“胡化”“汉化”交替出现成为文化遗痕。

  图 2-1 杨素墓门左侧

  图 2-2ㅤ杨素墓门胡人

  隋代杨素墓门上镌刻有两幅胡人门将,像是门扉对开的线刻半身肖像画,左右两个胡人深目高鼻,而且都是满脸须髯,头戴武弁小冠子(图2-1、2-2,图3-1、3-2),画家为了刻画出胡人能驱赶邪灵的形象,明显可见头颅直视前方,眼睛里露出威吓的目光,增强了胡人武将身体的存在感,被认为是人头画的翘楚。据《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说杨素“美鬚髯,有英杰之表”,作为周隋之际的朝廷显贵,官至宰相,专掌朝政。他曾多次带兵出征,对抗胡骑,前后立功奖赐无数,“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其死后葬礼隆重,“立碑宰隧,以彰盛美”;墓葬石门上线刻有两个胡人武将守门,可能就是随从亲卫的生动写照。

  图 3-1 杨素墓门右侧

  图 3-2  杨素墓门胡人

  由此可见,这反映出中古时代胡人入华后“侍卫”的不同处境,一种是亲贵子弟,他们往往是名门后代,以护卫亲近的王公勋爵家为荣,担任王府“库真”或军府宿卫,也是其升迁的快捷途径;一种是家奴护兵,下层胡人有移民、战俘、献上“生口”、奴婢买卖等“化外人”,他们只能通过家奴、杂役、从军、充边等等渠道才能融入中原汉地,依靠军功擢拔升官毕竟是少数人,隋唐时期胡人作为外来群体纳入这类武职者很普遍。

  在汉人观念里,豪门大族原先守门护卫唱喏持礼,改换为重用胡人守门把关,祈求消灾免祸,高大生猛、身强力壮的胡人挟武艺而来,正合其意,而且作为仪卫门人长相深目高鼻,仪表堂堂,是天然的有劣迹“隐恶”的威吓者。唐乾陵两座无名墓石门上,各有左右两个胡人持圆环长剑,头戴武弁,或是八字翘鬚,或是长髯垂胸,(图4-7)充满了胡人守门威风凛凛的严肃氛围。

  图 4  乾陵无出处墓门刻线描一

  图 5 乾陵无出处的线刻线描二

  图 6 乾陵无出处的墓门线刻图三

  图 7 乾陵无出处的线刻图四

  汉代门扉上的门卒转化为隋唐石门上的胡人,不单单是人种生命转换的过程,也是其依附性和世俗性为特征,胡人入华后效劳朝廷,忠诚勇武,为主人甚至割耳剺面、刺心剖腹,无形中从整体上提高了胡人的形象与声誉,从艺术上说,门扉胡人是门第等级“由真到艺”幻化后得以延续的记忆。

  二 

  是不是胡人担任过官职的墓葬就爱用胡人形象来装饰门扉?或是反映了墓主个人的族属认同和文化取向?从出土的外来异族或其后裔墓葬来看,似乎没有定制,安元寿墓门上就是汉人官吏。因为入华归顺中原王朝的胡人往往爱用同化后汉族艺术装扮自己。实际上,墓葬上门饰还是按照社会地位和官爵高低使用,墓门上胡人形象来自艺术家对胡汉相融社会现实的提炼,展现了宿卫仪仗的人本模仿,而且不是程式化的雷同,甄别墓门上胡汉相貌需要具体深究,每个石门都不一样,艺术工匠用不同胡人形象刻画逝去的记忆。

  在墓葬入口的石门,无疑是进入天堂的“金门”或是殿堂的“正门”,画匠们似乎没有统一的范本,画面也不全是客观反映武士猛将,而是充满了夸张“技巧”,有的石门上还似乎沉湎宗教信仰的生活,悄悄改变了固有思维,进入了神圣与世俗的双重空间。

  图 8 西安北周(564)李诞墓前挡板守门人

  例如西安北郊出土北周(564)李诞墓前挡板石门的守门人(图8),就是将“胡人”武士变成了“神人”守护,石门左右两个握长戟者,深目高鼻,卷发束髻,脖颈项圈,上身袒露,腹肌明显,帔帛绕身,腰穿短裙,赤脚踩莲蓬。画面上左边神人插腰握戟直视下方火坛,右边神人也是踮脚直视下面火坛。守护神各有头光,脖颈上项圈搭链下坠璎珞,臂钏腕镯,一幅神态严肃的样子,接近佛教中天王、力士的造型。

  这种石门上外来文化的因素,带来新世界艺术的大门,人们不再注意两扇门的闭合,而是在整块石板门上考虑构图,用透视的小门衬托“神人”的高大,这是西方画家惯用的透视手法,不仅加强了纵深画面,而且让守门护卫的“神人”更有体量感,与那些瘦弱矮小的人物相比,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

  陕西靖边出土发现的彩绘浮雕石门上也是两个胡人武士造型的“神人”,左侧门武士形象者卷发浓须,头戴日月形顶饰的束发金圈,脚蹬高足筒靴,皮带系有腰刀,手握长柄三叉戟;右侧的武士也是深目高鼻,卷发翘须,身着翻领胡服,一手按有环首长刀,另一手持有三叉戟;他们作为防守恶魔入侵的“天兵天将”(图9),不仅要惩治闯进墓室的妖魔鬼怪,还要体现墓主人威风凛凛的身份地位。

  图 9 陕西靖边翟曹明墓石雕刻门

  这些“神人”有学者认为不是佛教护法题材,或属于祆教的天神,因为8世纪片治肯特壁画就有手持三叉戟的天神。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在吸收汉地葬制的同时,也注重墓葬大门的表现,采用线刻画方式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习俗。当时工匠们或许想利用大门图像装饰的宗教巫术力量,刺激人们视觉感官去臆想神的世界。

  死亡对人来说是在所难免、不可逆转的事,墓葬石门安排被赋予了别样的图像,用胡人形象比喻守护的勇士,仿佛有了神灵护身符的护佑,守卫恒久的地下宅院,在他们的脚下踩踏着扭曲怪诞的鬼脸妖怪,以免魔鬼误入。一般说来,在门第卑贱的等级社会里,官府和庙宇才享有“门饰”,百姓平民家的两扇柴门自然没有装饰,与朝廷禁门和达官贵人门扉不可同日而言。富户民宅门饰大概是五代宋初才开始出现的。

  隋代开皇二年(582)李和墓石门上,左右分别站立两个武士,正经挺立,恭谨严肃,俩人各穿鱼鳞甲和雁翎甲,但都头戴圆顶盔帽,右边武士明显具有胡人脸庞,深目鹰钩鼻,须髯显现,高扬手臂举过头顶,手持长枪斜视对方。而左边武士面呈“蕃人”脸相,同样手臂高举持长枪,足蹬短靴,错脚站立(图10)。这种“守门人”“看门人”的艺术形象,应该是艺术工匠对北朝转隋后胡番兴代的风气认知,浸透着比较原初的武功气质,《隋书·鱼俱罗传》记载胡人亲兵“身长八尺,膂力绝人,声气雄壮,言闻数百步”。即使入华胡人后裔也以身高外形、仪表优势来展示气派、排场,供职宫廷仪卫系统或是公卿王府之家,也是一种夸饰炫耀。

  图 10 开皇二年(582)李和墓石门

  最精彩的石刻图像是,陕西礼泉昭陵博物馆收藏着初唐牛进达墓石门,牛进达是秦王李世民警卫和心腹将领,秦王府曾笼络胡人召集其门下,选拔骁勇之士中有不少异族胡人。牛死后追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其有着陪葬帝陵的荣耀,对活跃在宫廷生活中的胡人格外熟悉。

  图 11-1 牛进达墓门胡人弹琵琶图

  图11-2 牛进达墓门胡人

  图 12-1 牛进达墓门胡人手持高脚酒杯

  图12-2 牛进达墓门胡人

  牛进达墓左右两扇石门,整幅的石刻上繁密构图、布满花卉(图11-1、11-2、图12-1、12-2),左面门上主题是一圈联珠纹围成徽章式圆形纹样,石门中间的胡人乐手左手持高脚酒杯,臂弯夹箜篌于前胸,右边门扉上的胡人头戴日月冠,怀抱琵琶,一手持乐器,一手拿捍拨,赤脚盘坐莲花坐垫上,悠然自得弹拨胡音新声。画匠通过流畅的线条给人以精致的动感,两个胡人身披帛带犹如飘动的曲线。北齐北周时期西域胡人带来本国乐舞,从宫廷乐工到民间乐手刮起了“胡乐”之风,北周武帝甚至“自弹琵琶”,胡人以乐舞得幸滥居官爵,舞胡安叱奴擢拔散骑侍郎,曹妙达封王。安马驹为开府,说明胡人文化已经深深融入汉地并被一些公卿高官喜好。因而,朝廷“赐东园秘器”以粟特流行的“团窠”联珠纹图案被镌刻在墓门上,并不是为亡者致祭,而是墓主人进入地府仍不忘生前的欢乐时分,冲破平面之维,生出“团窠之花”。

  宁夏盐池1985年唐墓也出土称为“胡人”乐舞石门,左侧门男子长发翘鬚,头缚束箍,身穿贴身长袍,单腿出胯,细腰旋转状;右侧门跳舞男子也是单足起跳,双手合举置于头上。两个舞者均披帛巾随身挥舞,在小圆毡“舞筵”上跳舞,旋转动感极强(图13)。从面相上看,并不是深目高鼻,满脸须髯,实际更像是“突厥系蕃人”,很可能是跳着胡旋舞的两个异族杂胡。固原出土唐高宗时期史诃耽夫妇合葬墓石门上,也有一对满脸长须的守门官吏,身着交领宽袖长袍,拱手侍立。这说明当时墓葬石门刻画蔚然成风。

  图 13 宁夏盐池唐墓石门胡舞图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转折焦点,表明胡人不再是单一地守门禁卫、看家护院的形象,而是天下太平气象下歌舞升平的胡汉关系新貌。其实,早在北魏北朝时代,胡人乐舞的形象已经出现在众多的石刻棺椁和石床屏风上,只不过当时没有直接雕刻在墓门上,随着胡汉社会的融合发展和“华化”的深入,胡人作为别样艺术登上了造型舞台。

  石门作为阳间与阴间的分隔,“事死如事生”,它并不是一个埋葬丧礼的产物,而是赋予了生命期望的艺术含义。石门上的胡人有的舞蹈虚幻,有的庄重守礼,有的娱乐作怪,工匠全力展现胡人在当时的社会心态,目的就是将死者和生人的情感纽带联系起来,因而不惜虚构“幻想”出既细致入微又奇幻丰富的造型,给死亡赋予了很多社会意义。

  三 

  胡人形象的石刻门饰画,不仅出现在墓葬中,也出现佛教寺院地宫的石门上,与降魔制妖的护法天神紧密结合,具体到石门上的金刚力士,都有着醒目的垂直构图。有的石刻画上护法门神身上并不是绢帛飘带,而是宽帛做成的绳索,中国民间从汉砖画里门神就用绳索,“绳”符号是典型的华夏神话原型,借助天神给的绳索不仅可以逃脱食人魔的侵食,而且可以离开绑在双脚上的绳索。

  图 14-1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唐尼寺地宫石门

  图 14-2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尼寺地宫石门原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唐尼寺地宫石门上(图14-1、14-2),有胡人容貌特征的两个守护神,身材魁伟,体着铠甲,卷发虬髯,双目圆睁。左边胡人双手交叉胸前,神态安然。右边胡人像手执神剑,面露狰狞。有人称为“二门神”,也有人称为“金刚、力士”二像。

  根据佛经记载“金刚”系指不可越守护神,“力士”系指相向守护神,又称对面金刚。此二尊即一般所称之“二王尊”,为安置于寺门两侧之金刚神。胡人相貌被作为“天之神”似大力士能驱逐一切鬼神,其实形象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大力士赫拉克里斯的痕迹。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上,清晰地描绘了希腊克里斯(执金刚神)身影。佛教作为中土宗教艺术的主流,力图表现菩萨慈眉善目模样,顺应世间人的观念,无论是“慈眉善目”还是“怒目圆睁”,都是运用善巧方便教化所有的众生,保镖守护的天王神不可缺少。必要时逆法凸显金刚怒目凶猛相,让小鬼妖魔见了畏惧不敢起妄念。在佛教艺术中掺入外来胡文化,胡人形象武士造型正好补充了守门荡涤污秽、驱赶邪恶的空白。

  图 15 武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门线刻图

  2002年陕西杨凌发现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沙州刺史李无亏墓,石门线刻画上两个高鼻面相的胡人武士守门,其实就是佛教护法“天王”,他们身着甲胄,一个持三叉戟踩鬼,另一个手握小弯刀,姿态伟岸,与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的石门非常类似(图15)。这说明当时这种粉本图样可以运用到不同地方。中古时期可能入华胡人有很多艺术工匠,他们组成匠作团队和行业结社,行走于四方献艺,雇用制作葬具,著名画匠更是受雇宫廷官府或丧葬主家,胡族“贱匠”留名固然不彰,可是所用图样粉本既保留了粟特因素又吸纳中土文化,重新组合出“胡貌”新样。

  图16 洛阳龙门大智禅师墓门胡人画

  图 17 洛阳龙门大智禅师墓门胡人画

  图 18  洛阳龙门大智禅师墓门胡人画

  在洛阳龙门石窟博物院收藏的石刻墓门上,也刻画有胡人形象(图16-18),二个西域胡人赤裸上身,束带卷发,一人手持长剑,另一个瞪眼握拳,肩上披帛环绕,应是佛教中的力士。而另外二个胡人戴长顶帽,盘坐在花丛中。这扇大门是虽无年代记载,但门下部左右角刻有供养僧人光德名字,推测石门是武周、玄宗时期高僧义福(敕赠大智禅师)墓塔或地宫大门上的线刻,义福卒于开元二十四年(736),葬于龙门奉先寺。西安碑林收藏的另一方唐代兴福寺出土的大智禅师的碑侧,也线刻有胡人骑狮画,应是这一时期流行的“拂菻风格”。

  孙机先生曾指出“应当特别注意粟特勇士、即《西域记》所称'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的柘羯的动向,他们多半选择在唐朝当雇佣兵”。《新唐书·西域传》安国条记载“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魏义天也指出“柘羯”是伊朗语君主和粟特贵族们的侍卫,他们不仅要保证当好侍卫,而且要做好对主人的服务,他们既不是奴隶,也不是贵族,而是精英战士的团体。作为粟特还有“曳落河”之类杂胡悍兵。从国际视野看,使用外族精兵担任宿卫和门禁仪仗,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学者认为隋唐宫廷内外大量起用胡人是“隋唐国际性表征”,罗马凯撒大帝使用西班牙人卫队,奥古斯都使用日耳曼人为禁军,拜占庭皇帝使用罗斯人、黑人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不同种族卫队,大食阿拔斯王朝使用柘羯军为哈里发卫队侍从,突厥可汗周边也有柘羯军禁卫,安禄山叛军中亦有过柘羯军千骑。连梵蒂冈近代(1506)都创建由瑞士青年担任宫廷卫士和守城卫队。异族卫士出身较低又无背景靠山,愿为主人献忠效命,这是中古时代的一种“国际化”现象。遗憾的是,在粟特本土图像中还没有见到“柘羯”形象,但入华胡人受佛教艺术影响反而比粟特本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的墓葬石门上如果能折射出这些精兵武士的造型遗痕,也是很稀罕的丝路艺术传播了。

  从汉代墓葬石门上出现门卒开始,南朝画像砖墓门有彩绘门官,北朝有胡貌武弁手执武器守门,隋唐更是“胡风”大盛,胡人甲士、胡貌武将不时出现在各类墓室石门上,但这些石门上线刻画在程式化中力求变化,画匠向往变化,无论是简约或是繁复,门饰都反映了生活现实的气息,被赋予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善战有勇”文化的内涵。宋元以后胡人形象者消失,虽然大门上画有神荼、郁垒和衙署大门上画秦琼、尉迟恭,也都具有细微化煊赫守护神的意思,然而,只有须髯翘角的胡人形象门将,作为守护神的演变,带给人们不一样的别样艺术感受,这是胡汉融合社会生活的明显标志,即使在地下墓葬空间中也作为遗产保留下来。

  总结 

  中古时期的画师和艺匠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墓门石刻胡人艺术形象,这种“门饰”有着线刻画的传神写意,有着独树一帜的历史肌理,它们出其不意的构图布置在墓葬石门上,这不是天马行空般的幻想,它将族群分化后的生死观鲜活地展现,在线画雕琢中反映着人们社会地位和职业境遇,具有很高的斑斓图景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艺术发展差别中,又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写照和西域胡人风尚的记忆。

  注:部分线刻画由山西云冈研究院高平传临摹,特此致谢。

  (全文原刊于《美术研究》2021年第4期。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