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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袁殊（右）在潘汉年故居，与潘汉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1977年5月，北京站，一趟列车刚刚靠站。站台上，32岁的曾龙在约定车厢的中间位置，紧张地看着从两边车门下车的乘客，寻找阔别22年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有“五重间谍”之称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也许是出于过去的职业习惯，他在信中嘱咐曾龙，手拿一本《红旗》杂志、带着8岁的女儿去接站，以方便辨认。但曾龙自信能认出父亲，没有遵嘱。车厢中的乘客所剩无几，曾龙猛然发现车窗边还有一位老者，依稀有些面熟。眼前这位老人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凹陷，面色憔悴，左腿有点跛，与曾龙幼时记忆中结实矮壮、眼神炯炯的父亲判若两人。22年未见，“爸爸”二字已经叫不出口。从此，曾龙和姐弟们一直叫他“老头儿”。1975年6月，曾龙的大姐马元曦突然收到父亲袁殊的一封来信。信只有一页，简单说自己从5月起离开秦城监狱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允许通信，要求子女回信，并寄去几本《毛主席语录》。马元曦主张不要回信。犹豫了一个月之后，曾龙寄去了三本《毛主席语录》，但没有写信。不久后，袁殊回信，恳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现状。这次，曾龙回了信，不久收到袁殊的万言家书。不需要大笔启动资金， 不需要极广的人脉关系，
更不需要“辞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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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说，自己读信十分喜悦，甚至泪下。自己有愧父道，天下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事了。得知5个子女均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其中3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流落街头，他十分庆幸，说“祸兮福所托”。1976年7月，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已请了假，将回京探亲。对此，曾龙和姐弟们内心是复杂的。袁殊有5个子女。1940年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后，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改名曾达斋，有名的“汉奸袁殊”从此消失。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的四个孩子也随之改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岁，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其实小时候我最依恋的还是父亲，因为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被捕之后几年，我都总想他，后来不想了。”曾龙说。曾龙有时会想，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当一个报人？哪怕不当报人，就在印刷厂当个学徒，将来变师傅，也算个老工人。既然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又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你实际负得了责任吗？你就把我们拖向了政治的深渊。”他说。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一共8页。1965年，袁殊被宣判为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本应在1967年刑满释放，但因为“文革”，又被关押了8年。看过判决书，曾龙和曾虎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传阅一圈之后，坐在角落里的袁殊开了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大军山农场准假25天，袁殊和子女、亲属见面不过三四次，却能准确道出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特点，这一点让曾龙十分叹服，“不愧为老牌特务”。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军山农场探望袁殊，住了三天。曾虎说，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园，住在平房里，房间里摆放着订阅的报刊。他对曾虎说起，四人帮倒台了，他相信有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说法。曾虎说，对父亲过去给国民党做事觉得可以理解，但是给日本人做事，是汉奸，作为子女，也认为是不能原谅的。沉默半晌后，袁殊说，自己曾这样问监管的李队长：“你在解放军当过兵，如果你的连长让你冲锋陷阵，你能违抗命令吗？”此时，他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在1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长寿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却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了！”前两次回京，袁殊都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审查的申诉，均无果，这次他抱着不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决心，打算破釜沉舟。袁殊陆续见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旧相识，给夏衍、李一氓、熊向晖等当年隐秘战线的老战友都写了求援信。袁殊这次回京前，没有通知子女。曾龙只好临时把他安置在自己位于永安里的一处8平米的小空屋中。当时正值寒冬。袁殊在秦城监狱里患了脑血栓，手脚不太灵便，常常费了很大力气也生不好炉子。曾龙每次去看他，他几乎都躺在床上咳喘不止。他几次在日记中感慨，自己居无立足之处，“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将近流落街头”。记者眼前的这本日记本，黑色皮面，上有一红一白两朵雏菊，里面是深蓝色的钢笔字，字迹清晰，日期从未间断，每日之间空一行，日期被加深加粗，一目了然。一天，袁殊把钥匙锁在了房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情景，正为现在的政治处境：门锁紧了，钥匙锁在房内，人则锁在房外，进出不得！”1980年2月24日，时任中调部老干部局局长郭达凯给袁殊送来了300元钱作为医药费，并和他谈了近一小时。他得知，自己写的材料已正式转交组织，在中调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备了案。他当面提了要求：“在国内我已经成为了一块废料，不如放我出去活动。”曾龙注意到，此后的两个星期，父亲情绪很兴奋。他知道，父亲是想继续干老本行。2月29日，袁殊寄出写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的信，请求解决自己的问题。9月28日，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来信，要求他对某些情况再做补充说明。在等待处理结果的日子里，袁殊靠读书、看报、抄写、听广播打发时间。有时一个人逛公园，去美术馆看展，看电影，在街边买花和糕点小吃。他会把每一笔开销都详尽记下。在日记中，他叹息：“一天就为了忙于吃！”1980年7月，在与袁殊和关露都熟识的梅益介绍下，袁殊借住进了同为潘汉年案涉案人员、也刚出狱不久的关露在香山东宫二号的房子。在这里，袁殊三女儿曾曜的丈夫、在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学院工作的赵如宝第一次见到了袁殊。他对袁殊十分好奇，觉得自己这位大名鼎鼎的老丈人完全不像搞特工的，倒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有文人气质。1981年8月，关露要收回房子，袁殊租住进香山南营。机关落实政策办预付了一年的房租。袁殊经常一个人在家守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正在热播，他不屑地对曾龙说：“白区地下工作要是照这个搞法，半天都混不下去。”袁殊曾对曾龙说，自己是“榜上有名”的人。1946年，他被戴笠任命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中将军衔。他没有理睬，进入了解放区。曾龙问：“你榜上有名，怎么没像别的战犯一样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安排工作呢？”袁殊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共产党的人。”1931年，在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的介绍下，20岁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特科工作。1932年，袁殊在表兄、蒋介石的红人贾伯涛介绍下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后成为中统头子吴醒亚的“干社”情报股股长。1934年秋天，在单线联系人王子春突然失踪（原因至今不明）的紧急情况下，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袁殊阴错阳差地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抗战爆发后，在杜月笙介绍下，有日本留学背景的袁殊被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所招募，在潘汉年同意下，成为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1938年，“岩井公馆”的雏形、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成立，由副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成员共十几人，基本都是日本人。一直以记者身份与岩井保持着信息互换关系的袁殊被招为情报员。至此，袁殊成为不折不扣的“五重间谍”，时年27岁。曾龙曾问过袁殊，中共、国民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的各自特点，袁殊说，共产党组织纪律最严明，日本人行事很精细，国民党讲究同乡等人情关系，最容易对付。袁殊凡事讲究“留有余地”，行走于各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10月7日，袁殊也终于等来了平反。这一天，中调部和公安部人员给他送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宣布：一、撤销本院1965年度刑字第15号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三、原没收的财物折价人民币3764.49元，予以发还。平反后，袁殊作为离休干部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他要求不再叫“曾达斋”，恢复本名“袁殊”。他说，纵观自己的一生，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平反结论肯定了袁殊的贡献：为党提供过重要战略情报。1940年，袁殊以“兴亚建国”代表的身份应邀访日，他根据多渠道消息，结合日本间谍活动，回国后向潘汉年报告了“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苏极为关注日本是否北进，在东线夹击苏联。袁殊广泛与日本各路军官频繁往来，最终作出“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判断，汇报给潘汉年，延安转告了苏联。苏联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这条情报可说功不可没。对此，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袁殊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入党，1934年，组织关系转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潘汉年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袁殊将几年来的经历向他作了汇报，表示希望从远东情报局“归队”，潘汉年重新启用了他。从此，袁殊开始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做统战、情报工作，直到抗战胜利。1938年下半年，袁殊应戴笠召集到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与潘汉年秘密见面。潘汉年说：“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他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现在看你怎么决定吧。”袁殊这才知道，自己的组织问题根本悬而未决。他说：“我的一切事依你做主，想不到你会这样问我。我想知道我的组织问题是怎么决定的？”潘汉年说：“看以后表现，将来再说。”袁殊没想到，平反后他的党龄还是只从1946年重新办理入党手续算起。一次跟人说起，他掉了眼泪：“他们欺负我，抹掉了我15年的党龄。”而且，平反结论里仍留有一条尾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1939年，袁殊奉国民党军统之命，策划挖地道炸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除掉疯狂镇压抗日运动的李士群。就在计划推进时，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被捕叛变，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说服了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以袁殊系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为由，让76号把袁殊引渡给了岩井英一。1939年11月，在岩井英一要求下，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在各大报刊发表，公开与日本人合作。为牵制汪精卫，岩井英一又要袁殊全权负责组建“岩井公馆”（即“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后袁殊加入汪精卫政府，由人人所知的“落水”，变成了响当当的“汉奸”。因此，与袁殊同时平反的一些老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认为袁殊被捕后叛变，投靠日本人，是真正的汉奸，不该平反。而袁殊则坚称，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奉潘汉年指示。1941年5月，在袁殊的牵线下，潘汉年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去见了岩井英一。争议在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袁殊称，潘汉年去见岩井英一之前，在没有得到潘汉年指示的情况下，他先斩后奏，告诉了岩井英一其真实身份。此后，岩井英一与“胡越明”一直心照不宣地打着交道。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里，也说自己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汉年。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袁殊平反结论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即指此事。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碍，有人暗示他改口，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但他坚持不改口。朱玉琳还告诉曾龙，潘汉年被关押期间，文革前对袁殊没有任何微词；文革后，对于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始出现多次反复。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楼适夷告诉了曾龙此事的一个细节。王天木叛变后，李士群诱捕袁殊。袁殊不知事变，到上海静安路一家小咖啡馆赴约，意外巧遇了好友楼适夷。袁殊告诉楼适夷，明天到这里来，可以见到潘汉年。第二天，楼适夷按时来到小咖啡馆，遇到了袁殊的妻子马景星。他这才知道，前一天，袁殊在这里被扣了。潘汉年来后，不慌不忙地说，“没事”，然后告诉了马景星一个电话号码，叫她去找岩井英一。至此，曾龙才终于相信，“五重间谍”对袁殊来说是外形，中共情报员才是本质。曾龙问过袁殊，把潘汉年真实身份告诉岩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袁殊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不说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见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曾龙又问袁殊：“潘汉年有什么兴趣特点？”袁殊不假思索说：“他喜欢搞'阴谋诡计。”晚年的袁殊在一次酒后说：“要不是潘汉年叫我那样做，我怎么会钻那种狗洞呢？”得知此事后，曾龙十分吃惊：“好端端一个人干吗非得死呢？”袁殊沉默了一分钟，说：“我知道。”又停顿了半天后，说：“她无可奈何。”有时，机关请袁殊和年轻人分享地下情报工作经验，袁殊一连讲上几天也没有疲态，反而精神振奋。他向组织提出，要去考察长江，要去香港和日本继续活动，干老本行。他要求单位为他配个秘书，协助自己做口述记录。皆未能如愿。他只能用发抖的手独自完成了回忆潘汉年和冯雪峰的文章，但未能发表。一万余字的潘汉年纪念文章《红色小开》，后来被人借阅，不知去向。1983年，他开始翻译百万字日文小说《细雪》，由于手抖得厉害，不得不中途放弃。在曾龙眼里，袁殊有强烈的企图心，喜欢做常人做不出来的事。袁殊告诉曾龙，在上海滩，像他这样平地滚起来的人还有几个，干特工特别冒险刺激，自己干得很起劲儿。他常说：“一个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干点什么，才不负此生。”1984年，在袁殊的老战友、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的批示下，三女儿曾曜一家调进了北京。曾曜丈夫赵如宝说，陈丕显批示的大意是：一个受了20多年冤屈的老同志，提这么一点要求我们能不同意吗？每周日，一家三口会骑自行车去看望袁殊。赵如宝最喜欢听袁殊讲过去的故事，讲到好笑的地方，袁殊经常哈哈大笑。袁殊曾和赵如宝说起在汪伪政权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好多共产党抓来了后，我就假装出一副司令的腔调，教训一顿就放了，特别是女的。”抗战胜利后，岩井公馆被国民党封闭。袁殊告诉赵如宝，他们事先得到消息，把岩井公馆的资产分几次连夜统统交给苏北新四军了，当时价值一亿多美元。一次，袁殊和赵如宝说起：“我们这些人，一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活着，随时可以掉脑袋的。我还是挺幸运的，没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他经常告诉子女们：“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潘汉年干，所有功劳统统都是党的。别看我现在没什么钱，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党的工作。”这一年，在曾虎等的陪同下，袁殊去了上海等地，故地重游。上海宝山路天通庵对面原938号，是岩井公馆旧址。路过这里时，袁殊停下来逗留了片刻。潘汉年案发后，当年随袁殊在这里工作的很多人都受到株连，有的人已含冤去世。此行，他见到了当年协助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刘人寿和昔日老友吴君。转道无锡，袁殊去看望了潘汉年案“主犯”之一扬帆。1946年袁殊从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第一个到码头接他的人就是扬帆。当年，扬帆神采奕奕，此时却已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让袁殊心里很难过。辞别扬帆，袁殊专门绕道潘汉年的故乡宜兴，去看望了潘汉年的妹妹潘玉琴。袁殊最后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他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几天之后，潘汉年即被捕。一个月后，袁殊也被捕。潘汉年没有等到平反，于1977年4月病逝于湖南劳改农场。见到袁殊，潘玉琴很激动，一度哭了起来。她说，潘汉年年轻时离家，再未回去。后来家人听说，他在上海做官发达了，但他从来没有帮扶过老家，反而出事后家人受到了牵连。临走时，潘玉琴煮了鸡蛋，一定要袁殊和曾虎带上。离开的路上，天渐渐黑了。袁殊后来记叙了从潘玉琴家出来后的心情：“心里很寂寞。”袁殊顺路乘船回湖北蕲老家，住了一个星期。1911年农历3月29日，他在这里出生于一个没落官宦人家。1984年秋天，袁殊脑血栓复发。他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几十年过去了，各人都有一番难言的春秋，但时至今日，大家已经不屑再谈那些坎坷旧时了。”他写道。在上海时，袁殊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除了不爱赌、不吸鸦片，几乎什么都沾。曾虎听袁殊说起过，他在上海时“很有钱很有钱”，但从没把这当回事。当年，袁殊为吴亚醒、岩井英一等干情报工作，月收入在600元以上，他每月把一半以上的收入交给王子春作为党费。不过，袁殊后来对曾龙提起，他看到王子春一年四季穿戴阔绰，私下也有过不满。抗战胜利后，袁殊去了大连，以博古堂经理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对香港的秘密贸易工作。期间，他收藏了很多古玩，以陶瓷、字画居多。1955年被捕时，大部分财物被抄走。余下之物，文革时被曾龙摔碎烧光了。南长街四合院里装满四间房的书籍，大部分也在袁殊入狱后捐出。平反后，发还了抄走的物品，其中多是名人字画。袁殊曾和曾龙谈论过日本文学。他说，日本文学的主要特征，不是曾龙所说的“沉闷”，而是淡淡的哀愁、含而不露的感伤，这是日本民族的特点：含蓄、坚韧、脆弱、轻狂，兼而有之。曾龙觉得，这一评价像极了袁殊的内心。顾雪雍曾写过一篇纪念袁殊的文章。顾雪雍的舅舅恽逸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潘汉年派到岩井公馆协助袁殊工作。据恽逸群回忆，汪伪时期，有一年春节，袁殊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客厅等他，他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过了一会下来时，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那是1949年，李克农将袁殊从大连调到北京，任中共情报总署亚洲处处长。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南小街的“赵家楼”，即五四运动时被火烧的曹汝霖旧宅。袁殊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晚上回家。与王端离婚后，他干脆吃住在赵家楼，几乎终日伏案工作。这种无需隐蔽和周旋的日子，是他鼹鼠般的一生中难得的安宁时光。每周六下午放学和寒暑假，曾龙、曾虎兄弟会去赵家楼跟父亲一起住。冬天房间里放一个大大的搪瓷炭火盆，也还是有些阴冷。袁殊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工作，或是和别人谈话，很少陪他们玩儿，只是周日会带他们出去吃一顿饭。曾虎记得，早上睡醒时，总是能听到父亲咕嘟咕嘟煮咖啡的声音。袁殊曾在给他的信中承认：“要说我的一生，并不是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比如我私生活不检点。”曾龙说，袁殊相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认为人的行为都受到性的欲望支配。袁殊身材矮壮，长相普通，但在社交场上却如鱼得水。曾龙曾听母亲告诉他，袁殊跟上海的交际花胡慧琪（即《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老五”的原型）好过。他还从社会主义青年学院教授陈琼之对袁殊的采访笔记中看到，袁殊谈到过曾与蓝妮（曾为孙科二夫人）过从甚密。国民党特务英茵也曾与袁殊有过亲密接触。曾龙问过袁殊：“与这么多女人有关系，组织不说你？”袁殊笑着说：“我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听得很严肃的，没说什么。”袁殊多次向曾龙提起和演员王莹的青葱初恋。文革中，王莹被迫害致死，葬于香山乱岗。袁殊住在香山东宫二号时，曾让曾龙和曾虎去寻找王莹的墓地，遗憾未能找到。1941年，袁殊和马景星离婚后，与王端结婚。1942年到1945年，曾昭、曾曜、曾龙、曾虎相继出生。解放初期，王端被调到中调部工作，不适应机关生活，夫妻频繁吵架，1953年与袁殊离婚去了上海。因受袁殊问题牵连，文革时，王端跳江自杀。平反后，袁殊听到王端去世的经过后哭了，说：“真愚蠢，她要是不死，肯定会跟我复婚的。”那一晚，他一夜未眠。袁殊1977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就跟曾龙提起，想找个伴侣一起生活。1981年的一天，香山南营的邻居告诉曾龙，袁殊跟家里20岁的小保姆拉拉扯扯，最好注意影响。曾龙非常恼火，跟袁殊大发了一通脾气。袁殊坐在一边，面无表情，一句话不反驳。一个星期天，赵如宝来探望时，曾曜正给袁殊洗脸，梳头，刮胡子，给脸上擦油，换干净衣服。赵如宝问这是在干吗，袁殊捂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摆摆手说：“我要去约会，你别管我。”袁殊晚年接触的对象不少，但都没能走到一起。“他就是希望有个家庭的温暖环境。”赵如宝说。1986年的一天，袁殊告诉曾龙：“我决定不结婚了。”曾龙觉得，父亲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两度中风使他的脑组织受损，导致脑软化，无法控制情绪。他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发牢骚、骂人，有时又突然大哭大叫。1985年，夏衍出版了《懒寻旧梦录》，其中露出袁殊1935年因“怪西人案”被捕时叛变自首的弦外之音。1935年5月，上海发生“怪西人”案件。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被捕后，始终一言不发，被称为“怪西人”。军统不知其身份，只从其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有袁殊的名字，袁殊因此被捕（8个月后被营救出狱）。之后，夏衍认为自己险些被诱捕，怀疑袁殊叛变。1980年袁殊第三次从劳改农场回京时，曾虎曾陪他去见了夏衍。回来的路上，袁殊说，该谈的问题都谈清楚了。看到《懒寻旧梦录》，袁殊十分恼火，用抖动的手勉强写了份书面材料，要求组织澄清此事。老干部局局长朱玉琳告诉曾龙：“组织是根据事实来说话的，夏衍没有被捕，组织自然不会采纳他的说法。”一位部领导告诉曾龙，1954年审干中袁殊的政治结论就是自己做的。“1935年被捕不是什么大事，袁殊立过大功，小毛病不少，就是文人那一套，吃啊喝啊找个女人之类的。”院里的老干部局经常组织活动，下棋、打牌，请袁殊去，他从不参加。“他也觉得孤单，但他总认为别人说他是汉奸叛徒，到人群里会惶恐不安。”曾龙说。部里很多老同志都对袁殊的案子十分同情。一位老干部曾对曾龙说：“袁殊立下的功劳比我们多。”1986年后，袁殊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更加糟糕，因脑血栓、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多次住院。他眼睛看不清报纸，抖动的双手也无法握笔，整天在轮椅上枯坐。以前，他尚能记日记和写诗，他说他的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时至当时，他只能在终日冥想中度过。一次，他对曾龙说：“我现在跟关在秦城监狱没两样。”他有时神志已不清楚。有一次，他去看楼适夷，说：“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陈琼之（采访他的人）发展进来了，经过我的观察，她是可以发展的。”他去中直机关院里的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方：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1986年的一天，袁殊把全家人召集到家中，突然公布了遗嘱。遗嘱经过了律师公证，主要有三条：第一，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里的房子统归曾曜所有。第二，家中所有的物品统归曾虎所有。第三，所有的书籍留给马元曦的女儿张晓丹。袁殊曾说，子女长大以后，父母子女关系就是社会关系。曾龙从小和袁殊住在一起，袁殊刚回北京时，也是曾龙照顾他最多，但晚年，父子俩反而疏远了，袁殊甚至一度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曾龙说，自己是个闲散的人，而父亲是个事业型的人。“咱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袁殊说。1987年年初，袁殊提出，要子女们搬来跟他同住。他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住在一起热闹一点。”但他日益无常的脾气让子女们望而生畏，且各自忙于工作，都没有搬去。后来，曾龙在曾曜的劝说下准备搬过去。就在这时，袁殊出事了。当时，他赶走了保姆，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两天，结果从床上滚下来，摔断了大腿骨。曾龙后来猜测，这一举动有自杀的成分。曾曜发现后，把袁殊送进了309医院。马元曦和曾昭已迁居美国，袁殊住院的12天里，曾龙、曾曜、曾虎轮流看护。一天早上4点钟，在曾龙的劝说下，一个星期没吃东西的袁殊勉强同意喝点牛奶。曾龙喂他喝下一小碗。喝完后，袁殊说：“关灯。”说时气息微弱。曾龙猛然想起，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时，父子俩同住在永安里的小房子里。那是成年后他唯一跟父亲共度的一晚。袁殊早上4点多就起床，扰得他睡不着，他抱怨道：“你那么早起来，我还没睡够呢，你关灯吧。”袁殊就把灯关了。曾龙伸手准备去关灯，袁殊却拉过他的手，亲吻了一下。第二天晚上七点，曾虎接替曾龙值班。曾龙回家刚睡下不久，曾虎就打来电话，告知父亲不行了，正在抢救。这一天是11月26日，大雪。袁殊的遗体从病房推往太平间时，风停雪止，庭院里满树银花。袁殊去世后，七八本日记大部分都没了踪影。保姆告诉曾龙，曾见到袁殊在去世半年前烧了一些东西。子女们曾劝父亲写回忆录，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并交待子女们：“你们也不要写。”曾虎偶尔问起袁殊过去的间谍生涯，他会一脸神秘地说，这都是党的机密，不能随便讲。1987年12月2日，国家安全部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之后，袁殊的骨灰盒被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他本是帝都顶级豪门陈家的子孙，
一入赘，却是跳进了万丈深渊，
妻子那么优秀，嫁给他这种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