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鹰：不可误读的《天启淮安府志》和《先府宾墓志铭》——兼谈《西游记》作者之争的学理与方法论
尽管还是有人不断质疑吴承恩《西游记》作者的身份，但我个人认为，经过近百年来几代人的努力和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长达十余年的充分讨论，围绕《西游记》作者的主要质疑已经得到澄清，吴承恩具有作者（写定者）身份的新的证据链已经形成，作品与时代与社会互通解读的基本条件也已经具备。
吴承恩塑像
可以预见，《西游记》作为神话魔幻文学的顶级样本，“西游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吴承恩作为文学巨匠的绝代风标，都会在不久迎来二月阳春、三月芳菲的好时光。
当然这个判断可能会被质疑——最新被举出的例证就是陈大康先生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1]，其“别解”的意思就是否定。
发表否定的意见本身没有问题，学术的要义之一就是广泛的讨论商榷。但讨论商榷应该讲究证据、遵循规范、符合学理，但可惜陈先生的文章让人失望。
当初在拜读了这篇大文之后，我随即向《复旦学报》发去了一则“读者反馈”，大意是说：
第一，说陈先生近二十年没有看过相关的研究文章也许有点过分，但这篇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近二三十年的新意见却是事实，拿到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的刊物上发表，没有任何违和感。
第二，这篇文章没有反映任何新研究成果。陈先生是名家，眼光不及他人也没有不妥，但学界已经跨越的东西总该瞄一眼吧，后生窃笑也是要避一避的吧。
第三，陈先生判定吴承恩的父亲是赘婿，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都不很好，吴承恩一定受此影响生出心结，而《西游记》中有若干讥笑挖苦倒插门赘婿的情节，因此他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
这个判断的基础就是《先府宾墓志铭》中吴锐“婚于徐氏”四个字，由这四个字就延伸出上述的推衍，怎么看都说不上严谨。
《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
对陈大康先生的意见，我觉得再质疑、再反诘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那样很容易纠缠于片言只语、细枝末节，在若干似是而非的概念上恍惚周旋——但这纯属个人意见，曹炳健先生在研究上心细如发，稳重有据，他很乐意逐一考订陈大康先生推演[2]，我觉得这是最好方案。
因此本文只是指出了陈先生误读《先府宾墓志铭》的几个要点，更多的是借此机会，在话题中穿插谈谈笔者对于《西游记》作者之争的一些观点和有关学理方法论方面的一些粗浅看法，以与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共同探讨。
很多人在讨论作者问题时，都要回顾一下历史,这其中是大可弄点春秋笔法的，很多时候这种回顾会有意无意地丢掉点什么，多说点什么，也就是在按照自己的预设挖坑或者带节奏。因此，全面客观的回顾，是正确结论的基础。
明万历二十年（1592），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坊开始发售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此书分二十字分卷，每卷五回，计一百回。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百回本《西游记》，通称为“世德堂本”。
世德堂本《西游记》
原书没有标注作者，只是在标题之后，刻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一行。书的正文前，有一篇“秣陵陈元之”应邀所作的《序》，其中提到，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这习惯上被称为“三个或曰”。此后：
1.明末市面上流行的各种版本，基本都是世德堂本的翻刻（这里不涉及其它版本讨论），不署作者姓名，现今将这类翻刻都称为世本系统。
由于该刻本首页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因此也产生了若干对“华阳洞天主人”的猜测，包括其人是李春芳、是吴承恩等等。但由于李春芳、吴承恩都没有用过这个别号，与这个别号沾边的又与《西游记》没有关系，因此与此有关的各说始终未入主流。
2.清初道教中人汪澹漪刻成一部《西游证道书》,前有元人虞集署名的《序》，首次提到《西游记》作者为“丘长春真君”，并称其所据者为一种久已失传的大略堂古本西游,这造成了“丘处机说”二百多年的流行。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所谓的“大略堂古本”子虚乌有，虞集《序》则是一本正经的伪造。此说早已翻篇，时至今日还会有人提到“丘处机说”，但显然已经有醉翁之意了，在此不作讨论也罢。
3.清中叶，纪昀、钱大昕等学者已经看出汪澹漪声张“丘处机说”故意作伪弄出自神其教的把戏，指出丘的《西游记》其实另有其书——丘处机弟子李志常记录这位道长追逐成吉思汗远行中亚的一部行纪，应该算是一本地理游记,与唐僧取经的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又有淮籍名学者如阮葵生、吴玉搢、丁晏等根据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和其中方言，指出流行的《西游记》作者实为淮安乡前辈吴承恩。但他们交流的圈子都很小，没有形成实际的学术影响，因而有清一代“丘处机说”仍是主流。
4.进入十九世纪20年代，鲁迅等开始关注《西游记》研究，对于他们那样的学者，把《西游记》植名于丘处机名下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识别的错误。他们跟踪线索追寻到天启《淮安府志》，认为其中“吴承恩 西游记”的记录当属可信。
这就定下了“吴著说”的基调，稍后，董作宾、郑振铎等附议，1929年故宫发现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1936年赵景深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1957年刘修业完成《吴承恩诗文集》笺注，1980年苏兴出版《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又有历年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西游记》“明吴承恩著”的署名，都促成了近数十年来“吴著说”的一统天下之势。
5.到二十世纪80年代，章培恒先生以一篇长文《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对吴著说表示怀疑。其意见集海内外学者疑问之大成,大要认为《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一个孤证；且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其中又有吴地方言，因此写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
《不京不海集》
此说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关注，又引出“西游记”可能是“西湖记”之误、通俗小说不算杂记，旧例不入方志等等，包括陈大康先生的“赘婿”高论。争论陆续延续十余年，逐步形成了“疑吴”“否吴”的观点。[3]
以我个人之见，最初对于“吴著说”的质疑，是非常正常的学术研究，经过十多年轰轰烈烈的争辩，讨论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时已经结束。
理由是：新的有利于吴承恩的证据不断出现，当年章培恒等各位先生提出的质疑意见，经过各种角度的讨论，已经有了明确的答复，再也没有新的具有实质学术意义的证据出现，因此可以认为由于有价值的讨论已经结束。当然，明确的答复不一定就是指附议赞同，驳回、搁置也都算得上是一种答复。
近三十年来，有具有学术意义，来路可靠，可以否定吴承恩作者身份的证据出现吗？没有。既然没有，那么现在研究者关注的质疑理由都已经在三十年前讨论过了？是的。
但是在你来我往的商榷中，我们对那些讨论过的问题没有作“回头看”式的小结，没有上升到学理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回顾，因此难免会有反复。我们无法阻止各种各样的炒冷饭——当然更无权阻止别人发表意见。
《吴承恩与西游记》，蔡铁鹰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但笔者可以声明自己的主张，即和任何正面主张需要证据一样，任何质疑也都需要证据，也需要讲学理不可选择性忽略、忘记甚至是刻意误读。
下面我们看看这些年各式“否吴”的观点和质疑的依据。
确定吴承恩具有作者身份的主要文献证据来自《天启淮安府志》[4]，其中涉及吴承恩和《西游记》的著录有两处：
1.卷一九“艺文志·一”著录：
吴承恩 射阳集四册□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
2.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围绕这两处资料，产生了粗暴的误读。所谓“粗暴的误读”，指根本不认真琢磨其中的应有之义，甚至明明白白的文字都不愿多看一眼，就信口开河地放飞自己的想象。
《天启淮安府志》
先列举几点比较简单的：
1.吴承恩有《西湖记》，但《西游记》系《淮安府志》的笔误。发明者是北京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据说临故去前出版了心血之作《话说吴承恩》[5]，其要点就是否认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
真不清楚老先生如何就知道吴承恩有本《西湖记》了（倒是有西湖诗）？又怎么就确定了《淮安府志》的这次笔误，就凭比较书法中的各体写法吗？刻印府志用的可是正正规规的宋体，可是要经过若干次校正的。更不明白既然老先生不看好吴承恩，为何又用“吴承恩”入书名？离开《西游记》的吴承恩还值得老先生牵挂吗！
2.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并未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本什么性质的著述，这就有了同名异书的可能。此说经常有人引用，出处就无所谓了。
如前所说，指出天启《淮安府志》的缺憾本来还属于学术质疑范畴之内，在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有，但我们有很多证据并且正在找更多的证据说明这种可能事实上并不存在。
然而有些研究者就此咬定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同名异书，似乎这就是定海神针般的铁定事实。这个态度就不科学了。请问，异书在哪儿？如果要指实怀疑，必须找出“异书”作为证据，就像当年钱大昕从《道藏》中找出丘处机的地理《西游记》，立刻就让“丘处机说”现形一样！而这类证据我们始终没有看到。
天启《淮安府志》
3.《西游记》属于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按照旧例不入方志。此说也经常有人引用，好像是来自日本，很像一个特别高端、底气特足你根本无法反对的理由。但怎么清代学者阮葵生、吴玉搢、丁晏，近代学者鲁迅、胡适、董作宾、郑振铎，当代学者刘修业、苏兴都没发现还有这么一回事？谁定的旧例？有多少样本为证据？就在我完成《吴承恩与西游记》一书时，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弦生先生随手补了一个证据：清道光《宝丰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收入李绿园的《歧路灯》。[6]“旧例”说还能成立吗？
4.清人黄虞稷的《千倾堂书目》将“吴承恩 西游记”归入地理类，说明它应该是一本地理著作。这是章培恒先生首先发现的，似乎很有影响力，后来者经常宣称：“章培恒先生说过，《西游记》可能是本地理游记”。
但三十年前各路大神就已经对其中的各种可能性作了详尽探讨[7]，留给我的印象是：《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属实，但如天马行空，来去缥缈，实际上是一个有问题的孤证，其书（地理的《西游记》）无法证明，甚至黄虞稷见到这本书的途径也没法证实，极可能是黄虞稷见到《淮安府志》后想当然的误记。
《千顷堂书目》
还是那句话，否定也要有证据，拿不出吴承恩地理的《西游记》，猜测就不能成为实证，学术对所有的问题公平。而且此说是建立天启《淮安府志》表述不明的基础上，但事实上这是误读，天启《淮安府志》的意思很明确（下详），排除了误读，“地理书”之类便没有空间。
5.《西游记》中有吴方言，因此其作者极有可能是吴语区人。这也是章培恒先生首先发现的，同样后来者也经常宣称：“章培恒先生说过，《西游记》的作者是吴语区人”。
说实在的，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当年用十个吴方言词证明《西游记》作者是吴方言区人，是章先生的一个失误。很多研究者已经充分说明了《西游记》中包含有吴方言词的原因，除章先生之外，至今也没有另外哪位语言学家或者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得出《西游记》使用吴方言的结论。
如果有兴趣，读者可以翻看一下拙著《西游记的诞生》和《吴承恩与西游记》，其中有专节介绍各方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理由；[8]或者还可以查一下语言学家颜景常先生的文章《西游记的诗歌韵类与作者问题》[9]和地方文史研究者刘怀玉先生的研究。
颜先生取出《西游记》韵语（诗歌）的数百个韵类进行统计，并与元、明以来的中原韵对照，再用与《西游记》基本同期的典型吴语小说《醒世恒言》比较，得出《西游记》的作者完全不会出自吴语区的结论；而操一口土得掉渣的淮安方言的刘怀玉先生，先后整理出近千个江淮方言词。今天还坚持章先生当初的表述，其实是对章先生的真正的不尊重。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
现在说一下陈大康先生《别解》的问题。《别解》通篇围绕吴承恩的《先府宾墓志铭》，阐述吴家因为有“赘婿”（倒插门）的心结，因此不可能写出《西游记》——因为《西游记》嘲笑了倒插门的女婿。
但是，吴承恩说了他父亲吴锐是倒插门的女婿吗？没有！如果陈先生再仔细阅读《先府宾墓志铭》，就会发现吴锐入赘倒插门的事根本就不存在、不可能。对于《先府宾墓志铭》，陈先生有太多的误读。
吴承恩曾为父亲撰写过一篇《先府宾墓志铭》[10]，其中有关于自己家世的叙述：
先君讳锐字廷器。先世涟水人，然不知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貞，仁和教谕。兩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方仁和君教谕仁和時，先君四岁矣。……弱冠昏于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觳，先君遂袭徐氏业，坐肆中。
《吴承恩集》
误读之一：《墓志铭》说吴锐“弱冠昏于徐氏”，然后“袭”徐氏卖小饰品的业务，也成了小老板。但“婚于”并不是入赘，查《尔雅》《礼记》《广韵》《白虎通》，没见那一家说“婚于”就是入赘倒插门；“袭”既可能指继承家产，也可能只是指吴锐从事了这个行业——《墓志铭》中说“时卖采缕文觳者，肆相比”，既然如此，增加一家又何妨。
所谓吴承恩不愿直接写“入赘徐氏”而用“婚于”，是为了“尽量淡化地作委婉表述”，纯是陈先生的想象。
误读之二：《墓志铭》说得很明白，吴家两世为学官，但三代单传。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吴锐入赘倒插门的可能。
虽然入赘是解决穷人家孩子婚姻的方法之一，不算少见，但绝对都发生在多子孙人家，士农工商哪一家都必须要以保证自家不绝户为前提，何况吴锐念念在兹的是身在学官之家却无缘读书不能光宗耀祖。他和他的家族、家庭想要什么，希望陈先生弄明白。
误读之三：《墓志铭》说徐家把产业交给吴锐“袭”了，这说明徐家也是子嗣困难，这种情况下如果徐家设定招赘入户，一定会要求改姓，但事实是“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君沈山”，不但吴承恩没有改姓，连徐夫人亲生女儿也没有改姓。
至少到目前，各类相关资料，没有其它任何吴承恩改姓的信息，不知道陈先生关注过没有。
吴承恩之墓
误读之四：《墓志铭》还说，吴锐“壮岁时，置侧室张，实生承恩，娶叶氏”。请注意，这里用的是“置侧室”，而不是继娶、续弦、再婚、填房之类，说明徐氏夫人当时还在，吴承恩生母的身份是妾。
这种情况下吴承嘉、吴承恩姐弟都姓吴，又哪来的赘婿倒插门的事？吴承恩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姐吴承嘉长其约十岁，在这个家庭里，嫡出、庶出有很大差别吗，影响大到足以使吴承恩产生心结而不能写《西游记》吗？
在各种质疑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说《淮安府志》的著录是一条孤证。孤证不立，就是学理，无法抗拒，这似乎挺有说服力。
笔者尽管属于挺吴者，但也曾经认为天启《淮安府志》确有缺憾。但其实这是误读，或者说是思维上的错觉——也包括当时的笔者在内。
明明白白《淮安府志》的著录是相互印证的两条，为什么说是孤证？难道就因为它们两条出于同一本书？同一本书的两条著录不正好可以相互印证吗！出现这种误读，其实是出于对地方志的修纂程序性和严肃性认识不够，因此产生出许多想当然。
《淮安文献丛刻》
为了说清楚，我们把话题拉开一点。明朝从立国起就比较重视地方志的修篡，并基本上形成了省府长官领衔主修，副职或当地学士名流主纂的格局，算得上是地方政府的一件政事。有句俗语叫“盛世修志”，讲的就是地方志修纂的传统与背景。
现在知道的明代《淮安府志》有四部，但其中成化《淮安府志》已亡佚，实存三部[11]：
正德《淮安府志》十六卷，知府魏县薛贇修，山阳教谕陈艮山纂；
万历《淮安府志》二十卷，知府沔阳陳文燭修，同知博县郭大綸纂；
天启《淮安府志》二十四卷，知府东平宋祖舜修，同知莆田方尚祖纂。
这三部《淮安府志》都是地方主官知府领衔，副官府同知等实际操作，典型的政府修志格局；当然还会有一个由地方耆宿士绅和府学生员组成的运作班子；还得请更大的官员作序题字。如天启《淮安府志》就请了知府的同乡、时任山东布政使高登龙作序，序中又说到有生员杨时藩、唐禶修、刘一炤等参与。
修志一般不需要重起炉灶，基本上都是针对旧志修订编纂，每部志的间隔时间大约都是三五十年——以上几部《淮安府志》，正德（十三年，1518年）-万历（元年，1573年）-天启（五年，1625年）间隔都是五十年左右。
府县修志的任务就是将上一时期内的重要的时政、人事、赋税、物产的变化增补进新志。一般说来，旧志的分野、疆域、山川、河流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必须注意的是时政、人口、赋税、灾害的实时记录，还有增删替换一些乡贤、名宦、英烈、艺文各类人物，补充他们的事迹和作品。
天启《淮安府志》
删掉哪些，增补哪些，替换哪些人，标榜哪些事，当然不可以随心所欲，都得经过一个提名、核实、商讨、确认的过程，需要府县领导和士绅乡耆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留千古骂名——也会像现代修志一样，开很多会，请很多人发表意见，然后才形成方案，诉诸文字。
明白这些程序，就知道修订方志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现在想来，说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是笔误、同名异书、随手著录，又说什么旧例等等是多么的鲁莽。
了解了修志的严肃性，再看天启《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 射阳集”、《西游记》的著录，就有意思了。
先看“艺文志”收入“吴承恩”，这属于实至名归，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吴承恩虽然官职不高，仅八品，但晚年卖文为生，文名很高。
“射阳集四册□卷”就是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12]，由丘度即“丘少司徒”搜集刻印。丘度，吴承嘉的外孙，吴承恩的表外孙，是能与吴氏家族、与儒业沾点边的唯一男丁。早期读书的状况不太好，四十岁还是个老秀才。
《射阳先生存稿》
吴承恩隆庆四年（1570）卸荆府纪善任回乡后，在丘度身上着实下了点功夫，有人称他们的关系“亲犹表孙，义近高弟”[13]；为了能给丘度争取良好环境，吴承恩与知府邵元哲交往频繁，甚至代丘度以郡学生领袖的身份写文章为邵元哲祝寿，请见《射阳先生存稿》中有相关篇章；丘度万历四年乡试（1576）中举，次年（1577）联捷进士，后任职至光禄寺卿。
万历十八年（1590）在职期间，丘度率领本地一帮文士、生员整理刻印了《射阳先生存稿》，用这种中国士子最为看重的方式回报了他的舅公和恩师。致仕后大约在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又重新整理翻刻一次，现在保存在台北的存世孤本就是这次的刻印本。
当是时也，丘度就是那个阶段淮安官职最高的乡绅，也当然是淮安的文人领袖。修纂天启《淮安府志》时，丘度刚刚去世，否则一定是修志班子里的主事人物，但他的影响在不在？他身边那帮参与整理《射阳先生存稿》的文士在不在？可以想象。
再看“人物志”对吴承恩的介绍。“艺文志”在吴承恩名下收入通俗小说《西游记》，也许会有点争议，所以在“人物志·近代文苑”中就有了详细说明：说吴承恩文采出众，“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说吴承恩官运不畅，举业做的不好，只得了副县级的小官，“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但是又说他“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时”。
这就值得玩味了！他擅长的“谐剧”指什么？所著的“杂记”是什么？“名震一时”的又是什么？不就是《西游记》么,这段文字不就是对“艺文志”在“吴承恩”名下收入“《西游记》”的解释或者追加说明么？
吴承恩纪念馆
如果不是，吴承恩擅长的“谐剧”，所著的“杂记”，影响大到“名震一时”的作品，如何指实？无法解释的！你不能说天启《淮安府志》玩了个不着调的花活吧？
还有个背景要交代一下。吴承恩的介绍被安排在天启《淮安府志》“人物志”下面的一个专有栏目“近代文苑”里，这很特别。在前面的正德志、万历志，后面的（康熙）乾隆志、光绪志中，“近代文苑”都没有出现。这是“唯一”第一次出现（或设置）。
而天启志的这个栏目，只记载了两个人，除吴承恩外，另一位也是“英敏博学，议论风生，然不耐举子业”，最后在府衙做点文字服务糊口，提学使者为他题了块匾，称“外史问奇”，看样子也是位不务正业的才子。这大有点特设专栏的意思。
显然，由于《西游记》的“名震一时”，天启的修志班子决定在“艺文志”里收录。但考虑到社会影响的问题，于是又在“人物志”里设一个专栏，对官职不高的吴承恩和另外一位同类专门介绍，其实质也就是对收录《西游记》做一个解释。
这简直就是精心设计的一组相互映照，哪是什么孤证！在了解修治地方志的严整过程和严肃性之后，还能认为天启《淮安府志》莫名其妙地就录了一个来路不明的《西游记》？还能认为它莫名奇妙的来了一通漫无所指的“善谐剧”“名震一时”吗？还敢说天启《淮安府志》和我们开历史玩笑，收录的“西游记”是一本异书、是一本地理书吗？
《大道正果：吴承恩传》
那样一来，或者是府志的问题大了——它越界梦魇了，或者就是质疑者的问题大了。
所谓学理，既不虚无，也不缥缈。就《西游记》作者之争而言，在没有更多文献资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包括“作品”与“作者”两者间可能发生联系的各个方面的综合评判，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人生道义、语言风格；影响作品主题和内蕴形成的社会、文化、宗教倾向、历史背景；渗透着现实生活元素的故事来源和情节。当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显示出共同的指向性时，质疑也许就消失了。
以作者的人生经历构建新的证据链
构建一条从世德堂本陈元之《序》开始，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结束的新的证据链，向来是“吴著说”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前面说到了三个“或曰”。由于有些研究者对这句话还会误读，所以这里大致翻译一下：
《西游记》这本书，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听说出自当今皇家某位候王的王府。有人说是王爷的清客幕僚们所为，也有人说是王爷自己所作。
这很重要，是整个证据链下桩立柱的第一环；吴承恩确实有过“荆府纪善”的任命，也就是在荆王府担任纪善这个八品官职，这没有争议，它是证据链另一端的环节；但它与第一个环节之间还缺少一个连接，就是：吴承恩他到任了吗？
吴承恩塑像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证明吴承恩确实到了湖北荆王府，做了具有清客意味和八公之徒一般的纪善，并且描写了荆王府。这就补齐了证据链中间的缺失环节，指实了吴承恩把自己的经历写进《西游记》的问题。
这段经历在《西游记》里就是“玉华国”的故事。《西游记》里的那些人间国度，国王非昏即庸，只有一个贤明，那就是玉华国国王——具体情节请读者翻查原著。为什么说这玉华国就是吴承恩眼里的荆王府呢？笔者在《西游记的诞生》和《吴承恩与西游记》你都有详细的考订，这里限于篇幅，仅说结论。
首先，看玉华王的身份。《西游记》说玉华王为皇室宗裔，封在此地玉华县或称玉华州为王，自称“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也颇有个贤名在外”。
再看吴承恩服务的荆王，自然是皇亲，府邸在湖北蕲州，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的隆庆初年时，其在蕲州恰是五代，也有贤名，这在《明史》里有记载。
其次，看玉华国的地位。这玉华国虽然称国，但却是个藩国，即诸侯国，所以必须有个明确的落脚封地。《西游记》里一会儿称它是玉华州，一会又称它是玉华县，正是指封地的建制。荆王府所在的蕲州，在明代恰也是既称州，又称县。
连环画《玉华州丢宝》
第三，看玉华国的名称。我们近年发现了一部叫《荆藩家乘》的蕲州朱氏族谱。其中“荆王宫殿考”中记载荆王府的主宫殿就叫“玉华宫”，这一条实际上已经不能有任何其它解释了，“玉华国”的名称其实就是荆王府的代名词；而另一座宫殿“谨身殿”，在《西游记》中则是比丘国王的寝宫。
第四，看玉华国的建制。《西游记》说玉华王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是典型的王府配置，与《荆藩家乘》“荆藩职官考”的描述几乎连顺序都一样。王府并非各地都有，王府的制度也并非常识，如果没有王府的任职经历，能有如此精确的描述吗？
第五，看吴承恩的地位。《西游记》说玉华王府有三位小王子，因仰慕而拜孙悟空兄弟为师，而荆王府恰也有三个小王子。
更巧的是，玉华国三个小王子拜唐僧师徒为师，而荆王府的三个小王子恰恰吴承恩名义上的学生，《明史》说“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可证。
旧时工匠逢有得意之作，总会郑重其事的留下题款。碰到不适宜留款的东西，也会设法在隐蔽处留一点自己的印记，比如在画卷的山水枝叶里写下自己的名字，在陶瓷器具的里壁敲一个印章，这都很容易理解，毕竟是自己的心血。
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忍不住弄了点痕迹：他把荆王府写进了《西游记》，他也用了自己的方式，在《西游记》中为旧日东家恩主荆王府留了一个千古“贤名”。
荆王府
以作者的文学素养作为强力佐证
对于读者来说，《西游记》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由于主题的深邃、人物的精彩、情节的丰富、语言的特色等等而跻身名著行列。很自然，其作者必须全方位地具备完成这些创造的文学素养。
具体可以转化为一个问题：谁能写得了《西游记》？其实《西游记》的文本已经提供了若干硬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所有被提名的作者候选人没有一位具有写作《西游记》的文学资格。我看过丘处机的所谓“西游记”，也读过另一位候选作者李春芳的文集，结论与神话《西游记》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我们理解《西游记》的作者从文学上来说，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首先，《西游记》具有儒释道三教色彩却不改变世俗文学作品的本质:题材来自佛教，但作者于佛理并不精通；配角道士始终出现，但作者的态度甚为不恭；儒家的道德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无处不在的最终评判标准。这是作者的三观。
其次，《西游记》的情节奇特如幻，语言幽默诙谐，性格鲜明滑稽，往往有匪夷所思的神来之笔，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等绝无混淆之虞。这些方面的特色是天生成就，并不是等闲的读书人可以做到的。连模仿都做不到。
《西游记》首日封
再次，《西游记》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写到了围棋、绘画，谈到了诗词，引用了神话，而且均非泛泛，其根底的深厚在行家眼里一目了然；在不经意中，涉及到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生活氛围的复杂性全在其中。
吴承恩恰恰具备了完成《西游记》的最合适的文学条件——少年神童，官民惊艳，笔走龙蛇，上下九天，那种俊逸豪迈，前人已经评价与李白、苏轼走了同一条路子；而又“善谐剧”，写过一些“名震一时”包括志怪故事在内的“谐剧”“杂记”。在其他人身上能寻找到这种匹配吗？
作者的社会与文学意识不容忽视
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必然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和内蕴，这主要由作者的社会意识以及提供这些社会意识的环境所决定——有什么作者才有什么样的书，这些都是研究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切入点。
《西游记》对社会的映射方式和其他的名著是不一样的：它既不正面描述所谓天下兴亡如《三国演义》，也不去揭华丽外衣后面的脓疮如《红楼梦》；既不“诲盗”如《水浒传》；也不“诲淫”如《金瓶梅》，它昭示的是唐僧虔诚的信念追求，悟空善恶分明的暴力，如果不是八戒有点小市民的恶俗，一部《西游记》简直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但即使有猪八戒的市侩狡猾，有孙悟空的暴力倾向，有盘丝洞那么一点小小的色情，我们也不能说《西游记》就不深刻，就不隽永。因此，西游记的作者在人生态度上，总体上应该积极正面。
《大闹天宫》纪念币
《西游记》的作者显然又不是罗贯中那样的江湖艺人，《西游记》情节虽神奇，但却有很多文人情调和诗词歌赋，不适宜在酒楼茶馆开讲；作者显然也不是张士诚、施耐庵那样的暴政批评者，因此没有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戾气，没有喊一声“逼上梁山”的勇气，虽有批评，不过开个“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玩笑；他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世家贵公子，所以《西游记》里的各级宴会，也没有大观园的茄子酱和妙玉那般饮茶，所谓的皇宫筵席也不过是泛泛一说而已；他甚至不是秦楼楚馆的留恋者，更不会是帮派黑社会的参与者，你看《西游记》社会百姓的主体都是很干净规矩的生意人或者读书人，如旅店老板、寇员外等。我们不能说这和作者的身份地位、社会环境没有关系。具备这样社会意识的人，又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实吴承恩正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来的人。为什么他会有完成《西游记》的念头，吴承恩曾经正面为我们提供过答案。
在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不长的《禹鼎志序》[14]，非常值得注意：他自称自己从小就爱读杂书，积攒零花钱偷偷地买，还往往要躲起来读以逃避父师的呵责；尤其喜爱讲神鬼故事如《酉阳杂俎》《玄怪录》那样的志怪；为什么喜爱？因为其“善摹写物情”，也就是使用了文学的手段，天性喜欢；时间长了，自己就立志写一本，这种文学的冲动一直延续到需要为科举奔忙的中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多么明确的文学激情！
《吴承恩年谱》
他的目标是“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微有鉴戒寓焉”，又是多么明确的文学标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并立志要做一个使读兹编者“愯然易虑”的“野史氏”。
这样一个人，划归《西游记》名下不是很适宜吗？很可惜，《禹鼎志序》往往被忽视，有时甚至是故意被回避。
[1] 陈大康：《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 曹炳建：《<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商榷》，《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 期.
[3] 疑吴否吴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J].社会科学战线,1983( 4);章培恒.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J].复旦学报,1986(1);杨秉琪.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 2);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J].山西大学学报,1995(3);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J].唐都学刊,2004(4)等。挺吴的主要观点体现在: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J].社会科学战线,1985(1);苏兴.吴承恩年谱[M].吴承恩小传[M];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J].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4);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又研究[M].淮安市“西游记研究会”.西游记研究,.1988,2;蔡铁鹰.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辩证[J].明清小说研究.1990(3-4);刘怀玉及淮阴师院颜景常等多位先生的方言研究;刘振农.“八公之徒”斯人考[J].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2);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J].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1);蔡铁鹰.西游记作者确为吴承恩辨[J].晋阳学刊.1997(2);杨俊.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回顾及我见（上）（下）[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4),2006(1)等。
为简洁起见，以下引用时会对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如有必要则介绍观点持有人姓名，其余则不再一一详注。
[4] [明]宋祖舜、方尚祖编撰《天启淮安府志》，有荀德麟等校点本，方志出版社2009年出版。
[5] 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出版，212页。
[6] 蔡铁鹰《吴承恩有西游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18页。
[7] 请参见前注所引章培恒、谢巍、苏兴等诸位先生的论述。
[8] 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245页。《吴承恩与西游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30页。
[9] 颜景常《西游记的诗歌韵类与作者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3期。
[10] [明]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收入《射阳先生存稿》卷三；1975年又有墓石出土，藏南京博物院。有关详情，请见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蔡铁鹰《吴承恩集笺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11] 正德《淮安府志》和天启《淮安府志》有新出校点本，荀德麟等点校，方志出版社2009年出版。
[12] 已收入蔡铁鹰笺校的《吴承恩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13]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收入《吴承恩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14] 已收入蔡铁鹰笺校的《吴承恩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