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批判文章”的时候，我到底在批判什么？
通常我会写批判性的文章。
但经常有朋友不解，会问：“你为什么要攻击别人？难道看不到他们的付出和工作成果吗？换做你上，你就能做的比他们更好吗？”
其实不是。
这样的被问的次数实在太多，我决定还是写篇小文，说下这个问题：当我写文章批判的时候，我到底是在批判什么？
首先，我要明确的是：批判的矛头，从来不应该是个体，而是社会现象，以及个体所代表的社会现象。
相反，不仅不应该批判个体，恰恰应该去尝试理解个体——我们要知道，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个体认识+环境”的产物。
哪怕对方是恶魔、是傻x，他的选择，也是他的认知+他的处境，在他的认知下，他认为的“最优选择”。
我们当然可以出于厌恶的情绪，去骂他们，去骂这些恶魔和为虎作伥的恶鬼。
但是骂完了，还得回归理性，思考更多的东西、找准批判的对象。
我用于丹女士举个例子。
我们首先承认于丹推广论语的功劳、承认她的社会影响力和成功地位。
但是，依旧要批判于丹（于丹讲的东西，以及她所代表的社会现象），批判于丹，批判的是她讲论语的观念错误、知识错误，而不是她个人。
同时，面对于丹女士个人，则要选择理解她，要理解于丹的“处境+认知”。因为，在她的认识水平和环境下，她那样讲，是她认为的最佳的讲法，要不然就不会那样选择。
我们批判任何东西，都是在应然层面，提出某种“高要求”，希望能变得更好，并非否定其实然层面的功劳。
分开“应然”和“实然”，这两者，并不矛盾。
一切社会现象，都是认识+环境的产物。
我们不要去寄希望于个体的改变，寄希望于个人变成圣人、自律高手、哲学家————这样寄希望，既不现实，也对别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因为人都是自由的，你得允许，别人有选择做傻逼的自由。
既然不要寄希望于个体，那么面对社会问题，就应该反思的是“环境”，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环境、造成了这样的外部因素？
如果外部因素能调整改变，那么，个人哪怕再糟糕，社会整体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就是，在社会问题的分析上，需要：
第一、避免单一归因；第二、避免归咎个人；第三、避免寄希望于个体道德（这特别不现实）……的理由所在。
批判社会现象是这样，同样的，批判公权力、批判公权力代表，更是如此。
第一，我不是否认他们的工作。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只是我用不着再去理解他们、赞美他们——赞美他们的话已经够多，不缺我一个。
第二，我也不必太过去责怪官员道德败坏———因为我也不是圣人，我去了可能更坏更糟。（官员因为身处特殊，容易公权私用，所以对他们私人道德要求高一些属于正常情况。这里主要强调）
那么，我的发言呢，只是在“应然”层面，表达我的感受，发出我的声音——我觉得不爽，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批判公权力，并不是盯着个体道德去纠缠不休，应该反思的是“体系”，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原因让他们的行为如此“糟糕”？
反思和批判的落脚点，不是公权力代表的个人道德，而是诱发诸种恶行的社会原因（官员因为身处特殊，容易公权私用，所以对他们的要求高一些，属于正常情况。不过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更应该反思“原因”）。
有人说，作为老百姓你就别哔哔了，别添乱，领导们会替你们想的。
我十分反对这样的说法。
老百姓不是三岁婴儿，老百姓有自己的切身感受。老百姓可以不懂大道理，但是他们喜怒哀乐的情感是真实的，他们有没有被欺负他们是知道的。
老百姓成天说，领导们都不听；你指望老百姓不说，领导就突然大发善心，就会主动替你考虑么？这样想，更加不切实际。
最要紧的是，这样想有两个预设的错误前提：
第一，预设前提，是把老百姓当婴儿，官员还是父母官。这个思维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腐朽陈旧的。
第二，预设官员都是圣人、君子、道德模范，可以违抗体系利益，会主动替老百姓考虑——这样，恰恰是对官员寄希望于太高，严重不切实际。
说到底，就是要分清应然、实然。
实然，就是“现实情况是怎么回事儿”；
应然，就是从观念出发“应该如何”，这是另一回事儿。
两者不必然截然对立、水火不容。
而写批判文章，就是在“承认实然”的基础上，说点自己的感受，就“应然”的角度，说点自己的看法。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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