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如何记载，这个民族就如何记忆

文：网络   编：愈嘉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有人问民国哲学家熊十力“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熊十力的回答简单铿锵：“读经！”

抗战最艰难之际，中华民族跌入谷底，若想能重新站起来，除非这个民族有足够强韧的精神内核。熊十力意识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如果不能重建，那么灭亡是迟早的事情。

如何重建？从每个人重新读经、再造精神内核开始！读经，看似柔弱无用之事，岂不知，在一个族群危急存亡之际，这恰是最为刚健之事。

是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历史学就是要把“此刻”记录下来，历史学家同样是要在历史中找到那些构成记忆节点的“此刻”，为它们赋予统一连贯的意义，让它们构成我们的“历史”，构成“我们”，在灾难时期，为这个民族埋下他日能够精神涅槃的种子。

对历史学家来说，每一个经历的时刻都是“此刻”，转瞬的“此刻”却又在记忆中绵延不绝，历史学家如何记忆，这个民族就在如何记忆。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起到了凝聚人心的重大作用，所以，中国的文化市场上，“历史热”始终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晚清史。

如此众多的历史著作、学者，大部分都只是基于事实描述，或者意识形态的特定表达，要找一部书能真正赋予这段历史以不同意义，构成“我们”的精神内核的书籍，实属不易。但是，马勇老师的《晚清四书》却做到了。

▍读书经历：

从煤矿工人到史学科班

1956年，马勇出生于安徽濉溪，那里有一个称号“安徽的西伯利亚”，其贫穷可见一斑。马勇老师回忆说：“与同时代的城里人相比，他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没有机会接触太多书籍。”

1979年，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安徽大学——从一名退伍回乡的煤炭工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大学四年，马勇从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发，将图书馆能找到的历史学、思想史著作全部通览了一遍，许多著作他甚至手抄一份，借此加深理解和记忆。

扎实的学术功底，让他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为史学大家朱维铮的硕士。马勇跟随朱维铮读书三年，攻读中国文化史，从生活做派到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莫不受到其影响。一些熟悉的朋友打趣地说，“就连抽烟的姿态都和朱老师一样。”

马勇至今感激在朱维铮门下受到的专业史学训练，他不仅因此打开了眼界，更习得了治史的方法。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治史者都需要抄写大量卡片、做札记，以备随时查阅，而朱维铮让学生不要抄卡片，而是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翻书，一次记不住，再翻一次，如此重复，不仅可以强化熟悉史料，更是训练记忆力的良方。

在朱维铮的指导下，马勇完成了以《西汉的<春秋>学》为课题的毕业论文。向来以犀利敢言、当面批评不留情面著称的朱维铮，对这位爱徒赞誉有加。

后来论文出版，朱维铮为之撰写序言称，“马勇的这本著作，力图超越传统的经今古文学争论，从文化史角度，重新认识西汉的全部《春秋》学……他是勤奋的、踏实的，没有沾染有的小文人那种浮薄油滑习气，显示他属于有希望那一面的青年学者，治学具有顽强的毅力。”

朱维铮

后来的马勇果然不负所望，在史学道路上开凿出一片新天地，对老师既有承袭，也有拓展，而他的研究重心也从古代史悄然转向近代史。

▍近代史所：

不以著述为诉求，而以学问为目的

马勇说：“我这一生的许多选择都是被动的，包括工作单位和研究课题。”

从复旦毕业后，马勇到北京访学，进入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并在此度过了三十个春秋。

读书期间，马勇悉心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他信奉老一辈学人“三代秦汉以下无学术”的说法，对近代史用力极少。

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近代史研究，确实也未能摆脱“革命叙事”、“阶级分析”的传统，学术被政治捆绑，为意识形态服务，并无纯粹的学术。

令马勇印象最深的是对资产阶级和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随着思想解放的风气渐开，先前风靡几十年的“革命叙事”悄然打开了一条裂缝，那种政治保守、文化陈旧的叙事方式，逐渐被追求客观真相的历史叙事所取代。

研究者普遍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除了政治革命和制度变革以外，还有一个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因而，对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先前比较负面的事件，以及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争议人物，都有了更为积极的评价。

洋务运动

一些过去的禁忌话题，也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近代史越做越像一个学科”。

正是在这个当口，马勇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深度介入了其后三十年近代史由政治到学术的转向，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思想的进步。他主张，“要把晚清史还给清朝，让清朝的历史成为一个完整的单元，让清朝的历史研究经典化，就和研究唐史、明史一样，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障碍。”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名学者不同，马勇开始写作的时间较晚，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他自称是一个旁观者和受益者，而非参与者。这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息息相关，他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读书时，没有发表的欲望和能力，而朱维铮等前辈学者也谆谆告诫，在50岁之前不要写东西，一定要踏实读书。

进入社科院以后，所里的老先生们也不主张年轻人太早发表文章。当时的近代史所学术气氛浓烈，评职称也不需要看论文或著作数量，而是看是否有真学问，而这一切“全凭老先生的感觉”。

自称“话痨”的马勇，坚持“述而不作”，心无旁骛地苦读了五年，狠补近代史的课，读到许多此前没有接触过的材料，包括一些港台书和旧报刊。

此时的读书，不是以著述为诉求，而是以弄清问题为目的。加上在校的七年，他已坐了十二年的冷板凳，那是他一生中最集中读书的时间。大量的阅读积累，为后来的研究写作筑下了厚实的根基。

▍学术三十年：

寻找历史逻辑，努力打通文明史

尽管有人说，“人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不吸取历史教训。”

但马勇仍然比较乐观，他认为从长时段来看，人类还是汲取历史教训的，因而才会有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他所做的打通中国文明史的尝试，也正是基于这种美好向往的个人努力。

马勇说：“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持续地阅读和耐得住寂寞的沉思，那么他无论如何聪明，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小聪明’。历史学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阅读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

十余年毫无功利心的阅读，让他能够厚积薄发。终于，在近代史所前辈张德信先生的提醒和讥讽下，马勇打破了自己述而不作的传统，从1991年开始了职业的历史写作生涯。

当时，保守主义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主旋律，受此影响，马勇比较集中地研究了严复、梁漱溟等提供的保守主义方案，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稍后，他承担了“近代中国通史”集体项目中的甲午至辛丑时段，让他得以从政治史视角重新思索中国人在那时的追求和实践问题，以及晚清帝国如何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走到排外、新政，直至王朝覆灭。

此后的20年间，马勇的思索也大致围绕着这些问题来展开：

从晚清到民国的演变，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逻辑？

各派政治力量、思想家、政治家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方案？

实践与理想究竟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让一个老大帝国不是通过变革获得新生，而是付出了王朝终结的代价？

他试图给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答。

他埋首于故纸堆中，钩稽沉思，深入历史细部去探寻谜底，相继写出了等著作。他将中国的近代转型放在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兴起和民主化浪潮涌现的世界背景下来考察，试图提供一套新的阐释话语。而这套阐述，就是马勇老师的代表作《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

这套书试图以一种超越功利的“第三者”姿态，重新回到晚清的真实。

《觉醒》：解读中国自甲午战败后前因后果的必读书。

《维新》：揭示中国君主立宪改革成败得失最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国变》：看懂庚子国变最通俗易懂的祛魅之作。

《革命》：本书涉及晚清立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立宪等重大历史问题，是关于中国宪制转型的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