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1岁的余华在北京初遇“红颜...

1991年，31岁的余华在北京初遇“红颜知己”陈虹，回家后，他毅然和发妻离婚，带着陈虹挤在不足6平米的地下室，每月靠40元艰难度日，没想到妻子一句话，让他狂赚1550万，从此人生开挂。

上个世纪80年代，余华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生活贫困潦倒，结了婚，也只能和妻子挤在狭小的集体宿舍。

余华在文学创作上是有野心的，但妻子潘银春，只想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实在不明白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能安于小县城平淡的生活，一定要出去。

1986年，余华在评论家李陀的鼓励下，毅然抛下新婚妻子，两次只身前往北京进修。

在北京进修的期间，余华遇上了性感有才华的陈虹，陈虹是诗人，也是编剧，两人兴趣相投，陈虹一有空就会给余华做饭照顾他的日常。在外人眼里，余华和陈虹俨然就是“两口子”，只有余华知道，家有发妻，只能将陈虹视为“灵魂伴侣”。

相比较陈虹的体贴温柔，善解人意，潘银春似乎永远走不进余华的世界，他们的青春终究敌不过日常的琐碎，6年的婚姻就这样无疾而终。

离婚不到半年，余华和陈虹结婚。余华靠着微薄的工资，挤在9平米的房子里一心创作。

当《活着》创作到1万字左右的时候，余华思维枯竭，怎么也写不下去了，这时候，陈虹的一句话就像一剂灵丹妙药，让余华茅塞顿开。

陈虹说：“既然第三人称写不好，那试一下第一人称呢？这样代入感可能会更强。”

妻子的这句话让余华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他直接推翻了之前创作的内容，重新开始。后来余华说，《活着》这本书，他写得热泪盈眶，他始终秉持“好的创作，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992年，张艺谋找到余华，想要将他的《河边的错误》拍成电影，临走时，余华说，还有一部没发表的本子你也带走吧，余华所说的就是《活着》。

张艺谋回去后，一口气读完《活着》，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惊叹《活着》写得太好了。

次日一早他就去找余华，说就拍这部了。余华纳闷儿：“你不是要拍《河边》吗，怎么要拍这个，这个我还没发表呢！”张艺谋当即就问：“改编费2万5，干不干？”

余华当场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要知道张艺谋是出了名的抠抠搜搜，当初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只给了苏童4000元，苏童还高兴得屁颠屁颠的。突然要给自己2万5，余华都没反应过来，要知道当时他的工资一个月才40多元。

1994年，电影《活着》完成，在国内外反响巨大，同年斩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葛优也凭借“富贵”一角成为了第一 个华人戛纳影帝。

十年磨一剑，也正是电影的热映，余华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小说《活着》仅国内发行量已逾2000多万册，先后译成40多种语言，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一本《活着》让余华获得1550万的版税。用名利双收来形容余华毫不为过。

小说《活着》是一个平凡又朴素的故事，讲述了富二代“富贵”跌宕起伏的一生。年轻时的富贵吃喝嫖赌，败光了所有的家产，父亲因此被气死，此后一生，富贵似乎从未被命运眷顾过，母亲病死、妻子劳累致死、儿子为救县长老婆被抽光了血，女儿难产而死……

当一切不幸接踵而至的时候，富贵依然坚强乐观地选择活着，因为只有活着，一切才有希望。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很喜欢豆瓣上一位读者的评论：“看见了人生悲喜，看见了底层人民的乐观和坚强，看见了生命的柔韧，看见了命运和岁月那不动声色的力量。”

正如余华想通过富贵告诉我们：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是生命的力量，也是生命的真谛。

我一直认为：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谁也不知道命运的重锤会哪天砸到我们，这样看来，我们和蝼蚁并没有什么区别，生命对于我们而言是如此渺小又如此脆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努力活好每一天。就像《活着》中的富贵，哭过、经历过，但也要相信：要活着。

每每读到余华的《活着》都会泪流满面，一直以为这样具有承重生命力的作品只有我们这辈人看，没想到，正在读初中的侄子也特别爱看，他说，看这本书就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明白人不光是为自己活着，明白人这不可以被挫折打败，一个中学生尚且能读出这么多的意义，何况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成年人？

活着本就不易，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毫无波澜，当我们内心感到迷茫的时候、当我们遭遇人生低谷、感叹命运不公的时候，不妨看看这本《活着》，或许就能从中找到一种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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