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樵：走近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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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春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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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读到潘小平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文坛这两年》，发现潘小平对文学界的种种是非与争执，隔岸观火却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又大打出手，凌厉的个人意志和强硬的判断，无不显示出一种尖锐和霸气。
我一直以为潘小平是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
在此之前，潘小平的论文《归来的流放者——新时期小说十年批判》、《新时期小说的理性精神》等，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与思考，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驾驭之后，将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整合与梳理上，我以为这项工作本来就不是女人做的。女人应该研究服饰和化妆，还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诸如王菲离婚那一天是不是天空万里无云。
等到我跟潘小平成为同事的时候，我才发现潘小平是一个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的女性，而且，她对明星们的婚变一无所知。
“怎么会是一个女的？”我这样想的时候，就免不了与潘小平多了一些文学上的对话，因为我也曾在文学评论的边缘地带混过一段日子，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
后来，我们就有了一个聊天的小圈子，小圈子里聊的都是一些杞人忧天的事，形而上的话题和纯理性的表述方式，使我们的聊天无疑具有了一种思想的品质。我们以理性的形式对抗礼崩乐坏无所适从的现实生活，并企图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精神出路。然而，我们在酒桌上茶楼里探讨的话题，总是很难达到完整的理性统一，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潘小平比我大几岁，又做过多年的大学老师，资格偏老，但我们都把她当同性对待，再加上她一再扬言“喜欢来自于男人的思想挑战”，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多少绅士风度，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但我们仍然尊称她为“小平兄”。另一位以写思想随笔《冷言热语》一书而知名的朋友赵昂说：在小平兄的视野里，人只有理性与非理性、文化与非文化的界限，而没有男性与女性之分。
潘小平是一个很随意、很马虎的人，她骑着经常被偷的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阳光下，丢三拉四，男性手提包的拉链经常忘了拉上。有一次，她骑上车，两三千块钱源源不断地从包里飞出来，弄得许多人以为天上掉下票子来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包里有多少钱，多了少了，总是很糊涂。这倒不是因为她钱多，她就是这么一个粗枝大叶的人。
这可能与她十二三岁开始当家有关，也可能与她早年在艺校练过功有关，弗洛伊德曾提到过童年经验对人一生的重要意义，因此，潘小平这些童年经历在她身上表现为男人的义气，还有几分豪气。她可以为朋友代写职称论文，也可以为朋友改写小说，还有形形色色的应景式的痛苦文字，只要是朋友找到她，想干的不想干的她都接受了，她不会拒绝，也不会推脱。说起这些事，潘小平总是说：“哎，没办法，我就这么一个人。”颇有点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义气。喝酒开始的时候，潘小平不动声色，一旦遇到挑战，她会当仁不让，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油然而起。两年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陈浩增来合肥，我们喝酒的时候，陈浩增说他喝八两后将车从昌平开回北京，又快又稳。潘小平说她在河南的酒桌上曾放倒过八个大老爷们。两人较上了劲，一桌六个人喝了五瓶，当场将中青社的另一个编辑喝趴下了，陈浩增也喝得找不到楼梯了，东倒西歪地不知道是如何离开酒店的。去年我去北京开会，在中青社安排的一次聚会上，陈浩增向我问起了潘小平，只说了一句：“潘小平厉害！”
所有的人都忘了，只记住了潘小平。我以为他更多的是记住了酒喝多了以后留下的惨痛教训。诸如此类的喝酒例子还有很多。但在这些义气和豪气之外，潘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书卷气很浓的读书人。我最近看到了她写的一个自传《我的书斋生活》，自传中弥漫着宁静如水的气息，她把有书读看作是生命的终极意义，她甚至公开说自己只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作家”，并且声称“做一个书斋文人，真好”。
然而放在读者面前的那近两百万字的散文、文化随笔、论文、小说又算什么呢？她在理论上的困惑无法解脱的时候，进而开始怀疑自己的写作，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其实她的文字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是有尊严的，她在理性设计中要将散文由传统的“士大夫趣味”向“大众趣味”转变也是无可厚非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理论设计和写作本身，而在于一个作家的属性。
潘小平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文化人，因此她在大众化通俗化写作的尝试中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她的写作指向了一个她自己理性设计的文化理想，即后现代文化对阅读的消费性需求，这种消费性需求就是她前两年曾经倡导的文字的“速朽”化呈现，为此，我们曾有过一些争论。反对将文字“速朽”并不是反对汹涌而来的后现代文化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是反对将一个不属于“速朽”的作家交给这个“速朽”的时代。这不是一种固守和捍卫或是顽固地拒绝潮流，而是一个作家的属性所决定的，潘小平是永远不可能和卫慧、安顿这些作家们站在同一个思想起点上面对文字的，这是经验、经历、学识、修养所决定。在二十世纪文学技术化革命后，我们曾一度对泰纳的“时代、种族、环境”文学三要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现在看来要重新认识，特别是文学的技术已经破坏了文学自身规则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重要。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后，西方文学回归故事，艺术回归摄影写实，这种反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对一些传统理论的重新认同与肯定。
既然如此，我们就敢于断言潘小平并不属于写“速朽”文字的作家，如果做一些实证的话，我们可以从她的《季风来临》和《爱情这逃犯》这两本具有商业化写作倾向的书中看出，尽管潘小平对流行和时尚的生活采取了一种宽容甚至是认同的态度，但书中更多的却是表现出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伦理崩溃的深刻忧虑，对不计后果地活着的不安和担心；大量的理性分析与论述，既指向了对喧嚣浮躁、跟着感觉走的宽容叙事，更指向了对重建感情秩序和理性逻辑的内在诉求。也因此我曾在一篇评论《季风来临》的文章中指出，她实际上难逃“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情感归宿。
也因此潘小平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理性逻辑中，与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进行更多的合作，她可以是这片风景里的一个游客，而不会成为一个实践者。
而真正让潘小平回归到自己属性的是《皖赋》、《文化徽州》这两部洋洋数万言的文化随笔，以及随之出笼的电视专题片。潘小平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严密的理性思辩力、抽象的逻辑整合力，为安徽文化史进行了一次庄严的命名，她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将安徽的文化历史大胆地划分为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和新安文化圈三个系列，并在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上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发韧、继承、链接、发展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判断上，潘小平以其理性的自信，对传统的历史观、阶级观、价值观进行了大胆的修正和个人化的超越，从而实现了对安徽历史文化的一次哲学思考、一次文化定位、一次历史判断、一次人文关照、一次理性演绎。《文化徽州》正在付印之中，而出于同一策划的对淮河文化和皖江文化的描述，也正在进行中。
自《皖赋》开始，文化专题已成为潘小平独领风骚的另一个价值领域，这一领域与她早期做学术论文的领域，形成了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上的对接，而这前后呼应就像一种轮回和宿命一样，将潘小平牢牢地钉在了属于她自己的价值坐标上，并因此获得了无法拒绝的荣誉和尊严。
虽然潘小平在两极之间行走，但她在大众阅读的写作中赢得的读者，显然要比文化理性写作中拥有的读者要多得多。某报摊上曾发生过一个女孩向另一个女孩炫耀自己认识潘小平的事，搞得那位不认识潘小平的女孩竟无比自卑起来，足见大众写作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但潘小平的困惑也正在这里，当那些大众们以认识潘小平为荣的时候，她又有些不安起来。我想用卢那察尔斯基在《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中的一段话，作为《走近潘小平》的结尾：“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是经常地、一再地激动他而且看来很像真的东西——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说，他倒是很适于做他那个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
这样说似乎有点晦涩，还是举一个例子吧！她用自己的理性拥抱着时尚和流行，但她一直拒绝口红；有时候衣服土得掉渣，有时候又穿一条骇人听闻的花裤子走过城市的目光和庄严的会场。这种矛盾使她永远也搞不懂手机的功能键，于是她最近又新换了一部，但能否流利地使用，值得怀疑。
（原载2002年第3期《安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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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