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画学是一个完满的体系，其主要是关于绘画的学问，包括绘画作品和技法、美学思想、画史画论等，同时也是一种看待艺术、理解生活和世界的方式，关涉着中国人的心灵塑造和精神追求。童中焘先生多年来从事山水画创作，在中国画论和美学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在中国山水画的传承与开拓上具有重要影响。《美术观察》杂志特约童先生与我们畅谈中国绘画及中国画学的相关问题，他基于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理论探索，不仅为我们带来关于中国画学方面的真切感受和理解，也对中国绘画及国画教育的现代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
关键词：中国画学 国画创作 笔法 墨法 国画教育
王犁（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本刊特约记者）：童先生好！想请您谈谈中国画学与人的关系，或是传统文化与人的关系。童中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与人的关系，不好谈。人本身是客观的存在，思想又有主观独立的部分，而作为人的个体又有看待世界的主观与客观，笼统地说不仅仅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客观，内外结合，达到“和为贵”的境界，正如我们常提到的“中和”。王犁：所以这种“和为贵”的态度是人看世界的态度吗？童中焘：看世界、看自己是一样的，就是“和”的内外，一个是内（观），一个是外（观），这两者要相结合，“和”的主观与“和”的客观，这两者要综合地看，作画时既要符合客观，也要符合自己的主观。很多时候是相反相成的。正如男人与女人，是一种互相需要的共存关系，也形成“和为贵”。王犁：您讲的是艺术家思考中国画的态度，优秀的中国画不仅要熏陶艺术家还要熏陶普通人，如果是普通人面对中国画，是不是也应是这种态度？普通人应该怎么去看画？中国画应是如何影响普通人和自然的关系？
童中焘：这个需要“发”自内心，看了中国画以后对你有没有帮助？画是客观存在，而你自己怎么看待是主观的。发自内心、自己有所触动才会改变，没触动也没办法。这时候客观的画要好，但主观的接受能力也要有，这也是主客观的结合。
王犁：您的著作《中国画画什么？》讨论了很多大家关心的、涉及中国画根本的问题，如笔墨问题、文化品格问题等，具体到从画家来说，要明白中国画究竟画什么；对于欣赏者来说，我们可以在中国画中看到什么？现在存在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作为画家、艺术教育工作者，或者是承担传统文化传承的知识分子，希望大家能够懂中国画的画法、画理，或者说中国画好在哪里？普通人怎样才能受其熏陶？
童中焘：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要靠个人领悟，比如苏东坡的《寒食帖》，黄庭坚在此帖后题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山谷评论苏东坡书法的高妙是从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的笔意综合而来，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的交叉点在何处，每个人对此理解不同，想要真正读懂黄庭坚这段题跋，还要有一个知识前置，总得懂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吧！实际上这里贯穿着对书法史的了解。这个笔意到底是什么？没有知识前置是比较难理解的。每个人的知识储备不一样，个人的心境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就不同，说到底就是每个人的思想深度不一样。如同读一首古诗，每个人对同一个意象的理解也不一样。
童中焘著《山水画》，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王犁：您在探讨笔墨问题时，曾以黄宾虹的笔法“平、圆、留、重、变”五点为例，您自己是否也总结了墨法？童中焘：平、圆、留、重、变是笔法，是用笔的标准，我另外还提出了用墨的标准：清、润、沉、和、活。王犁：您总结了墨法五字，让人容易理解，我想追问的是，笔墨是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将两者分开说呢？童中焘：对的！这个问题既可以分开，分开讲是便于理解；也可以综合，结果是综合的。中国画讲究用墨，最开始是六墨，后来又有七墨、八墨，还要再加上水的用法，古人总结墨法时一直在发展，到黄宾虹总结为九种墨法。这里的墨法是用墨的方法，我讲的是用墨的标准。王犁：每一代画家都有不同的风格，如何理解传统笔墨在当代的发展？童中焘：在题材上要表现当代生活。生活是基础，笔墨是基础，读书是基础，这三个基础一定要结合，生活、心境、读书这几个都要综合在一起。王犁：古人与现代人看到的月亮其实是同一个月亮，但因为每个人或每个阶段认识不同，所以才显得不同。有古人描绘月亮的诗歌，也有现代人表达月亮的诗歌。童中焘：个人的情感不一样，看月亮的感觉是不同的，这还涉及主客体的关系和求同存异的话题。王犁：审美高度、笔墨高度，不管古代还是现代，品评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童中焘：是由低到高的，有能品、逸品、妙品、神品，这些就是高低之分，到近现代黄宾虹、潘天寿，这种就是最高的。王犁：民国初期很多画家提出要追求宋元笔意，现在的教学中也强调临摹宋画、元画，觉得宋元时期是古代绘画的最高峰，像潘天寿这样的天才型画家，很多却是从明清的风格中转化而来的。童中焘：类似问题的思考要从传统继承的角度看，他学明清已经包含了对宋元的理解，比如陈老莲的画，继承了唐、宋、元、明的精华。明清时代的优秀成就，其中很多可以追溯到宋元，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规律，只要艺术规律掌握了，继承下来就可以了，用自己的心境去继承。王犁：宋代以前的人物画倾向教化作用，从善和道德为上，慢慢发展到山水、花鸟的分科，其教化作用还在吗？
童中焘：绘画内容和题材的不断扩大是发展规律，山水、花鸟、人物画对人的影响，实际上只是侧重不同，要求和理解是一致的，山水画、花鸟画没有像人物画那样直接，改变人心的教化作用却是一样的，对山水、花鸟的审美品评，涵盖在古人的养性修身中，实际也是教化作用，审美间接地改变人。
童中焘 山居图 纸本设色 41×60厘米 1978王犁：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育从潘天寿开始设置分科教学，我对分科教学的理解是，本科的学习时间太短，让学生在这个阶段有一个侧重。技术学习虽然有分科，但它们指向的道的追求还是一样的。童中焘：因为绘画的内容很多，一个人能力、时间有限，所以要分科，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教育是总结相对科学的方法。王犁：学习中国书画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手段，要从小孩子开始培养，您是当代老一辈艺术家，您是怎么看待小孩子学书画的问题？童中焘：就是打好基础。书法作为一种基本功，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学习正楷，篆书、行书、草书，都要从正楷开始，没有正楷的基础，走路都走不了，更别提跑了。王犁：学书画要循序渐进，那学习书画与传统文化的链接关系在哪里？作用在哪儿？
童中焘：就是掌握规律，就是黄宾虹讲的平、圆、留、重、变，即用笔用墨的规律。
王犁：西方绘画在照相机发明前都是写实的，所以我们容易看懂。中国画追求写意，西方人看中国画就存在隔膜，这样的隔膜大不大？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来看中国画能读懂多少？童中焘：外国人想了解中国文化，需要先懂点中国的哲学，如“孔孟”“老庄”。有这个文化和哲学的背景，再来接触、理解中国画，会比没有这个哲学背景的人更容易深入。潘天寿先生讲过，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中国画不讲一对一的自然准确，而寻求感觉上的准确，我们可以加、减，他们不可以加、减。中国画讲神气，所谓神气，是精神与气质，对神气的理解又是主客体的综合。关于读书，“孔孟”“老庄”这些都要读一读，掌握基本精神是什么，否则就理解不了中国画。清代叶燮提出的“才、力、胆、识”，见识高低决定取舍能力的高低，“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所以黄宾虹先生也称“取舍不由人，取舍可由人”，就是描述客观中有些是可以拿来为己用，有些则不用。潘天寿先生提到顾恺之画裴楷“颊上添三毛”的故事，是加，也是取舍中的取。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想要理解文化的高妙，都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西方绘画的思想背景不同，写实绘画有其实证性，以准确为要求，以素描为基础。他们通过素描来培养力求精准的能力。比如我刚上学时，素描老师是留法回来的宋钟沅。素描头像课是54个小时，准备几种铅笔，从怎么削铅笔开始学习。
童中焘：这种准确性的要求与中国画本身有共通的地方，不能一味地否定它，明确学素描的优点在哪里，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能够相互弥补的因素，学习方法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求同存异。潘天寿先生也认为可以学一点素描，画人物时，准确性还是很重要，当然人物画不光是准确，还是要画出“精神”。
童中焘 漓江山色 纸本设色 28×26厘米 1978王犁：艺术门类往往相通，如音乐、舞蹈其他艺术门类对中国画的影响？各门类艺术是否会有“通感”？童中焘：谈到通感，比如将音乐和舞蹈的节奏、韵律画到画上去，使画面也有节奏韵律。我们过去上课的时候，诗词题跋是中国画教学的必修课，陆维钊先生就会给我们念诗。中国古代诗词与书画的关系前人已经说得很多了，近代钱钟书先生有一篇长文《中国诗与中国画》，就不赘言了。王犁：舟山的王飚老师曾开玩笑说，上一代的美院山水画家好不容易把祖国山河“绿化”了，下一代画家都画寒林，树都砍光了，叶子都打落了。上一代画家在寻找不同于古人的语言上做出了努力，年轻一代画家却又回到了古人的荒寒。当然山水画中荒寒是一种审美境界，而不是真正节气变化的荒寒。童中焘：画寒林，画什么都可以，画冬天的景色就画寒林，但春夏秋冬不一样，这是客观。你不能把春天画成没有树叶，你的主观要与客观相结合。四季不同，春天还有早春、仲春、晚春，景色都不一样，就看你有没有自己的感受。王犁：不用为了古人的树法，就故意画成树叶稀疏的样子，那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古人的感受。
童中焘：要有自己的感受。“感”与“受”，“受”就是接受，接受客观给予我们的东西，是客观；“感”是要自己去感受，是主观，不是借旁人或古人，而是主客观两者相结合。石涛的“尊受篇”便包括对象感受和已有的认识。
童中焘：王伯敏先生教中国美术史，搞雕塑的史岩先生也教美术史，还有一位是严摩罕先生，他妹妹严波也很厉害，懂美术史，也画画。前几天金鉴才先生提起，以前的老师课堂上不会讲太多，希望学生自己思考、自己练习，等着学生来问问题，顾坤伯先生也是如此，而现在的学生总是希望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多一些。王犁：本以为招生规模扩大了，成才比例也会增加，这十多年大规模的扩招，成才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学生人数多了，只能靠老师不停地讲，长此以往，学生已经习惯了老师讲述，不讲反而不像是在上课了，或许是整个教学生态改变的缘故。感谢童先生接受我们的访谈！（本文由录音整理，经童中焘审阅。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研究生贾毓秀对此访谈的初稿整理也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