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学书的路子，师法的对象，即所谓取径和取法不一定相同，临帖、读帖的办法，也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应该趋同，那就是要下大力气学古人的经典之作。
学古人，我没有如某些朋友那样，逮住某家或某碑某帖，死劲临，而不顾其他。古人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很多。对古代遗产，当做全方位的宏观地考察了解，弄清楚碑是怎么回事，帖是怎么回事，明其源流，辨其优劣，并分别理清其脉络。这个道理，经过长时间读书看帖才逐步明白的。
《原石拓本比对——北魏司马悦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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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就依自己的性情所近，把学书的路径确定下来。具体说，就是锁定要走以“二王”为根底的写帖的一路。书史上“二王”一脉的重要书家，他们的取法和风格面目等等，在脑子里也比较清楚了。然后，按照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办法，随己之所好，上下左右任意撷取，为我所用。还有一点，就是对我感兴趣的书家，还着意尽量搜集与其相关的史料，做全面深入地考察，在这上面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认为这既是学书所不可少的基本功夫，同时也等于是做学术研究。碑和帖，没有明显的界线，机械地把碑和帖割裂开来是不妥当的。碑派书风，兴起十清代中晚期，清末经康有为大力张扬推崇，受到书家的普遍重视。在当时背景下，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在此之前，书家们大多是写帖的。碑风大盛之时，写帖的书家阵容，仍然相当可观。所以我也不大同意有人撰文称“碑学”业已取代“帖学”之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名帖也有刻在石头上流传下来的。即便是碑，也是毛笔写了再刻在石头上。怎样看待碑的问题，启功先生说得最好：“透过刀锋看笔锋。”有朋友说，现在是碑帖并重、碑帖合流的时代，这是符合事实的。其实，这种局面，早在清末民初就已见端倪。民国整个是碑帖合流，现在的情形可视为民国时代的延续。现在走传统之路的，无非两大块一一写碑的或者写帖的。两者分别可以有所侧重，但写碑的不妨学点帖，写帖的也有必要吸取一点碑的营养。厚此薄彼，实不可取。天津的孙伯翔先生，是以碑人行草的高手，他的抠碑的工夫是惊人的，但他也能把帖的温润化人书中，因而颇为同道称许。书法作品有个艺术品位的问题。书写技能，至关重要，但这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技术问题即使解决了，也不一定跟作品的艺术品位挂得上钩。艺术品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艺术品位的提升，当从“字外”求之，这是古人早就讲过的道理。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写得好字，写字的人，倘欲有所进取，学识修养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历来的书法家，多是学问家。我以为，字写到一定程度(基本技法大体掌握的程度)再往上一步步提高—这个提高主要应该是艺术品位的提高，几乎全靠不断积累和充实的学识修养来滋补，否则便会出现虚弱贫血、底气不足，甚至十中途败退。学书，临帖的工夫不可不下，否则便是任笔为字，瞎胡闹了。然而什么是工夫？记得启功先生曾经讲过这样意思的话：工夫，不等于时间加数量，工夫是准确的积累。“唯落笔总求在法度中，虽少必准。准中之熟，从心所欲，是为工夫之效。”临帖有个像不像的问题。一点不像，便失去临帖的意义，希望能够接近帖，大体上像，我看就可以了，完全像是不可能的。临帖，形似之外尤贵神似，临得活，方是上乘。常见一些朋友的临作，像倒是像，只是呆板，了无生气，这就临死了。听一位朋友说，他的老师教他临帖，要求他把临的字蒙到帖上，与帖上的字毫厘不爽。他真能做到吗？我表示怀疑。再说，临帖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化为己有，能用到创作上这是很重要的。临帖跟创作脱节的现象，我以为眼下并不少见，这是不好的。临帖要看实效，不光是临帖本身，还要能够很好地运用于创作之中。比如咱们学了《集王圣教序》，创作时，若能下笔即带其意，哪怕带一点点意思，也是很好的。否则的话，你临帖花的时间再长，也几同白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