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文碑刻的整理与释读
女真初无文字，及破辽俘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即命完颜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女真大字颁行后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在女真大字基础上增加表音字，颁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女真大小字并行使用。现存女真文隐匿于铜镜、铜印、字书残叶、符牌、墓石、摩崖、碑刻之中，其中碑刻具有时代感强、保存性久的特点，成为女真文整理与释读的主要载体。
金世宗时期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是目前发现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共存女真文一千五百余字，记述了金世宗完颜雍追记先祖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的丰功伟绩；《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系完颜希尹家族历史功绩的见证。金章宗时期的《奥屯良弼饯饮碑》和《奥屯良弼诗刻石》是女真文的原创作品，标志着女真文发展成为规范的文字体系。金哀宗时期的《女真进士题名碑》记载了金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及女真人和汉人分科考试的制度，是我国现存唯一的金代进士题名碑。朝鲜半岛的《庆源女真国书碑》记录了庆源府东乾元堡里的寺洞的吾弄草寺金佛像的制作，建立寺院的缘由及其施主、参与者的净名等。俄罗斯境内的《奴儿干永宁寺碑》是现存唯一明代时期的女真文碑刻，镌刻着亦失哈巡视奴尔干地区和兴建、重建永宁寺的经过以及奴尔干地区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是明代设立奴尔干都司管辖黑龙江地区的有力证明。蒙古国境内的《九峰石壁纪功碑》描述了完颜襄率金军在斡里札河大胜阻卜的战役，普尔莱曾将其误认作契丹字碑。近年国内新发现女真文碑刻有四：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巨源镇城子村的《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碑文仅有八字即“文字之道，夙夜匪懈”；《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收藏于黑龙江省哈尔滨龙江龙博物馆，前壁纵书女真大字五行二十一字；《宁安女真文残碑》残碑共四面，两面刻有女真文共二十四字；《神木女真摩崖题刻》刻有完整女真字七十八个、残字四十三个。
女真文碑文记述最早见于南宋人周密著《癸辛杂识》，该书提及的《女真进士题名碑》被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清代王昶《金石萃编》著录。女真文碑刻的整理与释读研究起步于清代晚期，代表著作有刘师陆的《女直字碑考》和《女直字碑续考》（1829），二文堪称女真碑刻研究的滥觞，但受翁宜泉《古泉汇考》影响误将金代天会十二年（1134）刻于陕西省唐乾陵契丹文《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辨识为女真大字。随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发表《女真语古代碑铭》（1860），法国东方语言学家德微理亚在《远东评论》发表《宴台碑考》（1882），海龙通判杨文圃之子杨同桂在杨树河山初见女真字摩崖石刻，著《女真小字碑》（1884）收录其著作《沈故》之中。清末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勘察东北和西伯利亚时，在吉林省扶余县石碑崴子和黑龙江入海口特林分别发现《大金得胜陀颂碑》和《永宁寺碑》，如获至珍、拓碑留存，写成《得胜陀碑说》《得胜陀瘗碑记》和《特林碑说》，并在其著作《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曹廷杰日记》中多次提及。此阶段女真文碑文虽释读有误，但引起国际学者关注。法裔英国汉学家拉库伯里以《女真进士题名碑》为底本著《满洲的女真：名称、语言与文学》（1889），德国汉学家格鲁贝写成《永宁寺碑初考》（1896），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发表《关于特林崖岸发现的碑铭》（1896），英国东方学家卜士礼著《女真文及同源文字的碑铭》（1898），日本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刊发《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1898），桑原骘藏也在《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书》（1910）详细记录其在开封调查《女真进士题名碑》的经历。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女真文碑刻犹如雨后春笋破竹而出。1911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朝鲜境南道北青郡发现《北青女真国书摩崖》，1918年其又在朝鲜咸镜道庆源郡发现《庆源女真国书碑》，二碑皆编入《朝鲜金石总览》。1931年，罗福成在《东北丛刊》介绍了《泰和题名残石》中的女真文“胜利归来，得旧友彰德治中奥屯舜卿翰墨，谨手勒于石。大安二年七月二十日文林郎洺水主簿卜秀宏”。1934年，日本学者山下泰藏在吉林省海龙镇西南一百四十里柳河县半截山顶发现《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与此同时，女真文碑文的释读也取得新进展。罗福成在《宴台金源国书碑考》（1923）和《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1926）虽未能逐句释出碑中内容，但考证出碑中部分女真词汇；另一大作《女真国书考释》（1929）较杨同桂多释读出女真文二十五字。进而，毛汶利用满文释读女真文，著成《金源国书碑跋》（1932）；王静如在《史学集刊》发表《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1937）皆得到学术界赞誉。日本学者田园一龟在《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1933）指出《吉林外记》等书记录碑阴女真文字十二行有误，应为本文十七行，颂词十一行；田村实造《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1937）进行完整碑文的释读；安马弥一郎在《读“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1938）指出田村实造十余处释读错误，并著《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将已发现的八块碑刻和三枚官印上的女真文进行汇编并释读，书后附有女真语文献与文法概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女真文碑刻的整理与释读研究逐步深入。该时期中国境内现存女真文碑刻释读发轫于日本学者长田夏树的《奴儿干永宁寺碑蒙古女真文释稿》（1958），该文将奴儿干永宁寺碑的女真文部分释出。钟民岩等《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1975）在长田夏树基础上多释读出四十余处女真文字。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在1971年和1976年分别对《大金得胜陀颂碑》进行再释读，但因碑面字迹难以辨识，破解研究并不顺利。刘凤翥、于宝林《女真文字〈大金得胜陀颂〉校勘记》（1981）重校碑文，道尔吉、和希格《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校勘释读》（1984）在前人基础上作完整释读。王仁富《对日本“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文著三议》（1990）提出日本学者在释读碑文时存在不切实际之词、碑文著录之舛和金碑文研究之误三处商榷。罗福颐、金启孮、贾敬颜、黄振华《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1982）通过释读碑文得出此碑为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奥屯良弼赠张炜的诗作。和希格、穆鸿利《从奥屯良弼女真文石刻看金代民族文字的演变》（2002）通过对碑文内容、词汇、格律的考证与释读，论证金代女真语言文字和女真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孙进己《海龙女真摩崖石刻》（1979）介绍了调查情况，并对年代和女真字进行考释，但关于此碑真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过争论，代表性研究有冯永谦《海龙金汉文摩崖是近代伪刻》（1980）和道尔吉、和希格《海龙汉文、女真文对译摩崖真伪辨》（1984）。《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出土发掘情况见徐翰煊、庞治国《金代左丞相完颜希尹家族墓调查试掘简报》（1997），穆鸿利对碑文进行过考证，《舒兰文物志》也有考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境外现存女真文碑刻释读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韩国学者闵泳珪《庆源女真字碑考释》（1967），金东昭《庆源女真字碑的女真文研究》（1988），乌拉熙春《朝鲜北青女真字石刻新释》（1999）。斐然成章的研究有和希格《1413年永宁寺碑与金代女真文石刻》（1993）对金代、明代女真语和满语进行比较研究释读女真文字，以及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2004）对该碑进行了释读并加以历史学分析。对于女真文碑刻的整理与释读贡献最大的当属我国学者金光平和金启孮，其著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我国系统研究女真碑刻的第一部专著，阐释女真文字的创制、构造以及语法等问题，书后附《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饯饮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的碑文整理与释读。
女真文碑刻是静态的史料记载，立碑记事动态诠释了女真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女真文碑刻现存于中国、蒙古国、朝鲜和俄罗斯四国，国内遍及黑龙江、吉林、北京、河南和陕西，地域范围广泛，且涉及金代、明代，时间跨度长。女真文碑文整理与释读内容丰富，揭示了女真民族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科举情况以及宗教信仰，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女真文碑刻中释读出宋割鲁山猛安、左申猛安、果法猛安、万官速寺谋克等猛安、谋克名称为正史和地方志未见，阿海氏、交鲁氏等女真姓氏多为史籍所未载，客观上增补正史与地方志的缺失。释读需结合民俗学、文化语言学拓展女真史研究路径。例如，“出”义与“登”义相同，有利于理解女真人“坎地为室，架木覆土”的社会风俗；碑刻中表示禽兽文字数量相对较多，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女真民族在造字时虽已有独立政权，但尚未脱离狩猎经济。释读应利用亲属语言采用回译的方法。女真语与满语具有亲缘关系，用满语补正女真语，深入辨识契丹语、汉语、蒙古语和女真语在语音、词汇和句法上的异同，梳理女真文造字规律，共时与历时、定量与定性释读女真文碑刻，进而萧规曹随、拨云见日，推进契丹大字碑刻的释读。女真文碑刻的记录较同一时代的传世文本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几经翻刻、改动，释读过程中难免发生多字、少字和误读的现象。所以，女真文碑刻的实物保护以及文本整理与勘对工作迫在眉睫。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真文碑刻整理与研究”（19YJCZH1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