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贺丹：在“幽默而荒诞”的日常现实中游走
“贺丹”贺丹同名个展相关信息：展览时间：2019-11-20 - 2019-12-15展览机构：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放时间：10:00-17:00 (1月1日-12月31日 周一-周日)展览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7“贺丹”贺丹同名个展 展览海报“这不是一个回顾展，主要是呈现我近几年的新作品。”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见到艺术家、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贺丹时，他开门见山地介绍。2003、2004年在国外举办过个展后，贺丹此次即将于2019年11月23日在北京民生美术馆一层展厅开幕的“贺丹”贺丹同名个展是国内的首次个展，展出油画、素描作品36幅，策展人冯博一。
展厅入口的海报展览从90年代的具有“陕北印象”的乡土“风俗”画为开端，与之后的作品形成对照关系。接着转向留法回国后，带有“城市景观”为背景的群体画面，其间有同一时期的素描画稿与之相呼应。进入第二展厅光线整体暗了下来，作品整体也由偏冷的蓝色调转向热烈的红色调，这个展厅的作品为贺丹最近几年的作品，群体性的大画面既有以本土事件为背景的，也有以西方发生的事件为背景的作品，指向更加宏阔的视角。最后一幅《罗马瓷砖》为展前刚刚完成的新作，成为此次展览的终点。
展览的第一部分“陕北印象”
《大风》 97 X 130cm布面油画 1999年在策展人冯博一看来：虽然贺丹有陕北故土的生活历程又有留学法国生活的双重文化身份经验，却没有影响到他艺术创作的观念、语言的清晰脉络。对于贺丹作品背后所表达的文化思考，冯博一写道：他站到了城市文明的对面，直接表现了陌生而诱人的城市碎片的裂痕处所形成的困惑、木讷、紧张，甚至一时满足的狂欢场景。作品要表现的主题思想也集中于反思中国现代都市的消费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困境和荒诞性上。
展厅中间的凭记忆勾画出的素描画稿与油画相呼应“在我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是荒诞和幽默。”贺丹对自己这些年的作品这样概括的讲。从《大飞机》、《洪水》、《狗熊》、《我们发现美洲》、《娱乐广场》等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如同电影蒙太奇般产生强烈冲突的不同时空景象并置;也可以看到都市局部的群体肖像在一种如同梦游般的状态中无所适从。这些作品，再也看不到早期“陕北印象”作品里带着恬淡乡愁和诗意的情景和色调，转向了观念绘画。
艺术家贺丹（右）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中）在布展现场总有很多人问贺丹创作是否也利用照片?“我不用太清晰的照片，也不用完整的照片，而用很小的照片。在大量的信息里去提取，清晰的照片会拉着你走。有些影像在记忆里，很多陕北的画都是凭印象画出来的。”贺丹大部分作品凭记忆创作，很少写生，不是为了颜色好看去写生，画朋友的肖像也是在画精神状态。他习惯了凭记忆勾画出速写稿，因此，素描稿对他的创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展览也特别的展现出来。
第一展厅展出的《猴年》、《集体主义精神一》等作品“我不喜欢死抠的画，这样看画的人很累，一定是要非常放松，就像插图一样，保持这种感觉。视觉效果是震撼，震撼不是沉重。我们对油画有个误读，觉得油画要厚重，看后很沉重。应该是画的放松，看的愉悦。”因此，贺丹的油画作品有强烈的绘画性，每一笔都清晰可见，因而画面整体也显得鲜活生动，充满张力。贺丹说自己画的很快，有的只是画一半，保持未完成的状态。“这个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他觉得画画好玩，画着玩儿，他很享受画画的这个过程，这对他很重要。
进入第二展厅光线整体暗了下来，作品整体也由偏冷的蓝色调转向热烈的红色调那么，艺术家贺丹的创作方法以及作品脉络是如何形成的?在他的人生际遇中哪些人物和经历对他的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现在的新作品有着怎样的看法?让我们还是从陕北讲起。生于1960&三个油画箱贺丹生于1960年，有三个姐姐，父母亲都是陕北米脂人。1947年贺丹的父亲15岁，中学毕业后就去延安市场沟的边区银行工作。贺丹的父母由于没有从延安转战过黄河去河北、北京，而是留在了延安继续工作。因此，直到1979年考上西按美术学院，他才走出了延安。在延安的时候，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油画箱：1976年，贺丹有了第一套画油画的工具。“在延安第三招待所的一个学习班里，靳之林老师给我颜料和一个小油画箱，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一套油画行头。”贺丹有了油画箱后，第一幅油画是独立完成的风景写生。靳老师说:“画得好!大气!” 这个鼓励树立了贺丹画油画的信心。在他看来对初学者的态度，决定了他以后的发展。从此一发不可收， 更加勤奋，跟着靳老师学习更多的东西。“我的人生中，有两位对我很重要的老师。一位是艺术启蒙老师靳之林先生，一位是法国巴黎的导师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先生。”贺丹觉得在人生重大转折时，最重要的是老师。他们不功利，给你的全都是精神的支持，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句话，或他们自己的一件事，会使你受用终生。
在延安为靳之林老师创作历史画做模特、1975年1974年，贺丹14岁的时候认识了靳之林先生。“靳老师经常在文化馆创作，我每天放学以后到文化馆去逛荡，也去看画画，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靳先生知道贺丹喜欢画画后，他当时正在画《毛岸英在延安》的连环画，就让贺丹做模特，扮着毛岸英的形象。贺丹在“口述历史”中谈到这段快乐的往事，说靳先生真的很“残酷”，按照学院派的要求，让模特一动不动， 而且告诉他，不能同情模特，说这是董希文先生告诉他的，这时贺丹还不知道董希文是谁。之后，就给他看从北京带来的画册，还有他大量的速写，这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常难得的。靳之林先生传授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格调、什么是品位，还给他看速写，讲中央美院、讲徐悲鸿、讲欧洲，讲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低俗的东西，但从来不教具体的技法，只让他多画。给贺丹艺术的启蒙。贺丹讲了一件对靳先生记忆深刻的往事：在延安第三招待所，他办学习班辅导群众，画毛主席在延安。我16岁，第一次用三合板刻版画，自己创作了一幅《建设中的延安》，靳老师看过后大发雷霆，我当时16岁，非常害怕，他还踢了我一脚。第二天起来，靳老师说因为这个线你能刻直，而你没有刻直，是你的态度问题，不是你的技术问题。技术可以提高，态度现在要不端正，就会带一辈子。“这个我印象很深。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态度， 态度造就人的一生。”
布鲁盖尔《农民的舞蹈》考上西安美术学院的那一年，他得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油画箱：1979年贺丹被西安美术学院录取，父亲亲手做了他的第二个油画箱。他现在还清楚记得这个场景:父亲在逆光下，嘴里叼着烟，拿着改锥帮我拧上油画箱的零件。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浪潮，既有文化思潮又有出国潮在各大院校蔓延，贺丹也加入其间。另一个原因，是可以见到欧洲古典主义大师们的原作，探寻布鲁盖尔的艺术精神。他生命中的第三个油画箱出现在1995年。是法国巴黎中国城(China Gora)的老总杨广南先生，在贺丹初到法国最困难的时候送他一个非常昂贵的油画箱。这第三个油画箱，让他能够坚持继续画画。
2009年《我想象中的战斗》195x250cm布面油画12年法国生活&圆梦布鲁盖尔情节每天都会睡觉，睡觉就会做梦，有梦就会有画，有画就会有新的内容。现实生活可能不会改变，但是艺术家的想法时时都在改变。这就是在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不断肯定。——贺丹上世纪80年代，每月不足200元人民币的工资，根本无法支付出国学习的费用。1992年北京国际艺苑油画系的展览中，贺丹的油画作品《驴市》被克莱默伯爵收藏，拿到画款一万三千元人民币；另外得到台湾板桥小学的校长郭端正先生和李汉敦等几个校长共同集资的无偿资助一万美金，贺丹才得以前往法国学习。1988年贺丹进入油画系第二工作室，担任素描和油画的教学工作。在油画系的第一幅油画创作《白喜》入选并参加了第一届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和日本千代田美术馆合作举办的《中国首届油画精品展》，获优秀奖并被千代田美术馆收藏。从画《白喜》开始就不仅迷恋技术，更迷恋布鲁盖尔的艺术世界。
第一展厅 《娱乐广场》展览现场海滨少儿美术www.68jiameng.com/special/pcmeishujiaoyujiameng.html这段时间贺丹迷恋着油画的传统技术，画了一批大大小小的“人群”和陕北大场景风俗的系列作品及风景作品，这些作品参加过多次全国油画展和全国美展。对欧洲传统艺术的向往和原作神秘的诱惑，以及从未见过布鲁盖尔原作的遗憾，去欧洲找寻答案的冲动一直在他心里。彼时，布鲁盖尔并不能被国内艺术学院的大多数人真正认知，认为他只是农民画家。而贺丹从奥地利艺术史学家德沃夏克(Dvorak) 的著作《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了解到：布鲁盖尔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农民和风俗画家，而是真正的以叙事性手法解决思想问题的艺术大师。对于当时的西安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来说，出国留学意味着抛弃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安静的日子，从零开始，而且还要面对经济上的窘境，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但美院十年的教学工作使他认识到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会有很大的问题。去欧洲追随德拉克罗瓦、库尔贝、伦勃朗和布鲁盖尔等大师，探索油画技术的真谛，一直是他心中抹不去的长久以来的愿望。
2017年《地陷》 185×225 cm布面素描贺丹留法时的导师雅克-班巴诺了解贺丹和他的作品后曾这样说：“贺丹使我们这些西方人想起了布鲁盖尔。”但同时认为这样的结果并非后者的影响所致。德国著名艺术家，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授乌多-杰斯科也曾在《贺丹绘画艺术的一次偶然邂逅》一文中写道：“贺丹是一位擅长熟练地运用写实主义技法创作的画家。贺丹曾以艺术家身份侨居法国巴黎，获得了法国文化部认定的艺术家资格，他在那里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画展，有了更多地展开自身并亲身介入欧洲绘画艺术的机会。”1996年贺丹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第一次见到布鲁盖尔的原作。
雅克-班巴诺先生在西安美院画室，2013年留法期间，另一位对贺丹影响巨大的是他的法国导师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先生。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贺丹有一个迷惑：在法国写中国的事情，还有在法国画中国主题的画?导师雅克·班巴诺先生告诉他:“不要跪着去看卢浮宫，不要像很多中国的画家一样来到法国就忘掉了自己的过去，你画的风格不要为了改变而改变，慢慢地你的思想和你的生活在发生变化，你的画也会跟着慢慢改变，它是自然而然的。”他说:“一 个人站在一块石头上， 开始没人注意，但是你站久了，你能坚持下来，以后围观的人会越来越多。”前几年又见到班巴诺先生，我说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教育，他笑着说: "这是一个哲学家说的。贺丹认为上巴黎东方文化语言学院，写了三年论文，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当时法国已经大都是现代派的艺术家，很多在做影像艺术。从开始的不懂、讨厌到后来觉得有道理，慢慢开始喜欢，有一段过程。后来我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是我们今天艺术发展的方向。所以，这个过程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潜移默化的。当时，很多展览和很多艺术家都对我产生了影响。”巴黎的12年是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贺丹艺术观念的转向。
贺丹在卢浮宫临摹伦勃朗《夫人像》，1996年画人群“在卢浮宫学习古典油画的经历，我并没有掉进油画技巧里，这也不是我画画的目的。”画画对贺丹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除了把“人群”主题没有完成的内容继续以外，“发现”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还要去寻找另外的表现突破。“靳之林先生刚刚到陕北不久，就开始发现民间美术的重要。开始研究民间美术，我当时跟着画一起油画的，也开始进入民间美术的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跟农民艺术家在一起的时候也受剪纸的影响。我的画面中45度角鸟瞰的构图，跟农民画是有直接的关系。后来在美院又发现了布鲁盖尔的作品同样是鸟瞰的视角，这样一拍即合。与我的性格相投，这个脉络是比较清楚的。”贺丹在梳理自己的画面结构和视觉语言的时候说。1978年，靳之林先生在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虽然他个人是画油画的，但那时候转向民间美术的研究方向。因此，跟随靳先生画画的贺丹，在民间美术的形式和对生活的表现方面，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贺丹留法的12年间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从小喜欢看农民画家画画。农民画家画画从不打草稿，自信的画面上勾线填色，画的都是心中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农民画家自由自在的艺术心态和对自然的认识对他的影响很大。
《驴市》146x114cm 布面油画 1990年贺丹的画里最早出现人群，是在美院二年纪去大渔岛写生，画了很多渔民出海的草图，画面中就有很多人出现，这是无意识的。贺丹在“口述历史”中谈到：我对人群的意识也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布鲁盖尔一定的影响，但当时并不觉得。他的图式及画面对我的冲击很大，促使我画了《白喜》。这张画其实就是对照布鲁盖尔的作品，画了一个带有中国风格的作品。后来我又画了《驴市》，其间可能画过一些其他的画。《驴市》参加了西安美院油画系第-次进京展，那是1992年，在北京国际艺苑展出。那次展览就卖掉了我的这张《驴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行为。2005 年有一个英国收藏家，通过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来西安美术学院找到我，他就是英国皇室财团著名当代艺术收藏家克罗默伯爵。他认为，在这个信息越来越趋于爆炸的时代，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从群体开始的。他画的是关于自己生活中的“梦幻现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与时空不相符的事件。这样的荒诞，是因为社会发展速度过快，时空交错所衍生出的一些特有的有意思的气氛色彩。因此贺丹的绘画创作也是从风俗画的叙事性到画人群，有个表现手法不断变化的漫长过程。也是一个在心理自我解读的过程。叙事性没有了，风俗性也没有了，抽空了画面的时间地理人物关系等因素，只留下了现实中人们幽默个性的形象和精神状态，人基本上是一个符号。
2017年《无题》 195×225cm 布面素描在贺丹的对现实的真切体验中，他作品语言的转变过程本质是观念的转变。在对画“人群”的方式解读中，贺丹这样讲道：例如，- -开始画大树底下奔跑着许多人，我是要画一种我自己的体会，-种没有安全感的动态的情绪。这时候为什么画这么多人，就是人群对我心理的影响慢慢泛出来了。所以我对人群又有兴趣、又很兴奋、又有很恐惧的感觉，这是一种心理的潜意识感受。中国人是很幽默的，幽默到有的时候很滑稽。我把前后每个人都尽量画得非常具体，不按绘画的原理虚掉任何东西，因为在人群中，每个个体都是重要的。把他们集中到一块，成为集体，才真正是荒诞的，视觉的荒诞把这些幽默和滑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每个人都画得很具体，群体肖像在人群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每个人之间没有关系。之所以我有兴趣把每个人塑造完，是因为我对单个农民的人物形象有着非常浓厚的表现兴趣，要不然我不可能有耐心把这些人-个一个画完的，那是需要有耐心和欲望的。上千个人， 你怎么去把每一个形象进行塑造，而且个性十足，每一个人的表情、服饰，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他们的生活状态全部写在具体的那张脸上。我不太画城市人，我对城乡交界的人更感兴趣，他们是挣扎的一群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一。我个人一直认为有两种中国，一种是北京、上海、广州和一、二、三线等大城市的中国，- 种是广大农村的中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表现他们就是去表现真正中国的灵魂。包括我在内，这么一堆一堆的人，你怎么去搞定它?是个问题。所以我很少表现城市，它过于被美化了。九件作品中的九个故事展览清晰的显现，从“陕北印象”的风俗画之后，贺丹的作品跳出了陕北的风俗，不再是地域性的叙事，而转向了观念性绘画。
2019年《娱乐广场》局部“我画这些画都是因为好玩，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是荒诞和幽默组成的。经常会看到大街上有两个人蹲在停自行车的小柱子上抽烟，他为什么不蹲在地上?但是没有道理可讲。这是真事儿，现实就是这样的荒诞。”贺丹还在今年画的《娱乐广场》的作品中画了一圈穿着婚纱的姑娘，中间有头熊猫，同样也是现实。
《大飞机》260x400cm 布面油画 2008年 展览现场2008年画的《大飞机》：这个图像是我在法国航空展上第一次展出A380时，亲眼所见。空客A380太大了，非常震撼。如果不在眼前，是不可想象的。它是人类工业文明的结晶，与A380比较之下，人太渺小了。的确，会给人的心理，造成一种恐惧感。
《红旗 》 200x600cm 布面油画 2009年2009年画的《红旗》：那是我们60年代人的集体记忆，大家就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大马路上经常会有一群一群打红旗的人，50年代、60年代的人，甚至70年代初的人，都会有感触。之后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了。红旗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们发现了美洲》200x250cm 布面油画 2015年2015年画的《发现美洲》：很多年前，我在新闻上看到个很荒诞的短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据说是中国人发现了一张古老的地图，这张地图证明四五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并且甲骨文已经在美洲被发现了，确实有证据。有些人说不可能，有些人可能，产生了争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带有荒诞性。那么，我就一定把中国人发现美洲这个事情，画出来，以证实这个事情，做一个荒诞的行为。但是，现在的中国人确实在发现美洲，要去美洲。有的人看画后说：你画的一船难民，我说绝不是难民。那是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他们要去跟美国对接。我也把自己和很多朋友都画在船上。
《会》200 x 180cm 布面油画 2017年2017年《开会》：也全是凭记忆画的。当时我对垂下来台布的布纹感兴趣，超过对人的兴趣。因此想把台布画的很具体，人就画的得很放松，而上面的蜜蜂就要实，这样画面的虚实结构就出来了。蜜蜂我是在平时特别练过的，寥寥几笔就画出来了。这跟我在卢浮宫临画是有关系的。我真的是准备了一个多月，临了三个多月的伦勃朗《夫人像》，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临摹伦勃朗的画，能感觉到他的画很平静，不浮躁。画画不能浮躁，一定是要静下心来，画蜜蜂也一定要非常的专注。
《猴年》180 x 200cm 布面油画 2017年
《狗熊》200x250 cm 布面油画 2013年2013年《狗熊》&2017年《猴年》：《狗熊》或《猴年》都是我亲眼看到的现实情景，不是我编造的。有一年在青岛，我妻子生病打吊瓶，连树上都没地方挂吊瓶了，我们就在车里边输液。当时我很震撼。我画这张画正好是猴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即兴而画。可能每个观众的解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履历、每个人的学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艺术家只是引导观众去愉悦。
2017年《人山人海 》230×450cm布面油画2017年《人山人海 》：在1999年，我在巴黎看到一个当时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当年的日全食。在巴黎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日全食。我在巴黎的近郊，到巴黎的广场看到后非常震撼，人显得非常渺小。我2017年才画了这张画，那是个现实，法国人全都在看日全食。原来名字叫日冕，后来改的这个名字。艺术家的力量仅仅能这样画下来而矣。每张画每一个作品我想了很多年，现在我一直在心里边惦记着我是要画一个自然宇宙和人类的关系。
《罗马地砖》180 x 300cm 布面油画 2019年2019年《罗马地砖》：“其实没有别的意思，也是好玩、好看。我觉得罗马瓷砖好看，一直想画。”虽然贺丹一如既往的以他的方式消解着作品的严肃性和意义，但看到《罗马地砖》这件作品的时候，仍然很容易体验到其中有一个隐喻：最终人类都会在地球上消失，所有人面对路上的坑，都会隐隐作痛。而“罗马地砖”在西方是奢华的象征。15、16世纪的古典绘画常常会出现黑白相间的地砖，是西方宫廷常用的。这件刚刚完成的作品配着同样巨大、奢华的金色外框。听贺丹讲完这些画儿背后的真实情境，我就理解了他如此热情满满的，笔意生动的画出这些作品的动力，他总是可以超于常人的敏感发现“幽默而荒诞”的日常现实。他仍然乐此不疲地画着他所思考的和眼界所见的幽默与荒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