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和扮演者钱浩梁现况如何？幸好遇到了他！
说起“浩亮”这个名字，在六七十年代差不多家喻户晓，他是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他本名“钱浩梁”远不如“浩亮”两个字令观众熟悉。
把“钱浩梁”改名为“浩亮”的是江一一青（下称江）。江喜欢给人改名，还把殷承宗改为“殷诚忠”，把薛恩厚改成“薛今厚”。在那个年代，能被江青睐是极大荣耀。
钱浩梁生于1934年，6岁随父练功，10岁入上海戏剧学校学戏。
后来他又考入中国戏剧学校，跟著名武生尚和玉学艺，加上自己原本的功底和勤学苦练，钱浩梁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56年钱浩梁成为中国戏剧学校首届毕业生，并留在属于该校的实验剧团。
1959年在演出《伐子都》时，钱浩梁扮演的子都技惊四座，赢得同行一致好评，被认为是“全活”尚派大武生。
他不仅在舞台上站住了脚，同年还入了党。这一年他25岁。
钱浩梁的扎实功底，给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伤痛。
1962年，钱浩梁由实验剧团调入中国京剧院。中国京剧院集中着国内许多著名京剧艺术家，是青年演员十分向往的地方。
钱浩梁先在京剧院四团待分配，在一次顶替别人演出《伐子都》时，近乎完美的表演获得满堂彩。《伐子都》成为钱浩梁最拿手的剧目，即便在他出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而大红大紫之后，也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代表作是《伐子都》。巧的是，在观看演出的观众中有一位不寻常人物――江。钱浩梁的完美演出给江青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仁不让
稍后，钱浩梁被分配到京剧一团，成为著名京剧艺术家李少春的弟子，只是没有正式拜师。
李少春文承余叔岩，武宗杨小楼，文武全才，唱念做打样样俱佳。他的《野猪林》，一段悠绵深长的吹腔，令人大为叹服。钱浩梁原本底子就好，再有李少春这样的名师点拨，尤其在唱功上大为进步，渐得余派三味。
在钱浩梁调入中国京剧院的次年10月，便接受了《红灯记》一剧的排演任务，当然，他是B角，A角由师傅李少春担任。
排演《红灯记》是由江亲自安排的，她对这个剧目十分重视，亲自把编剧阿甲，主要演员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邀请到江那里布置任务，同时提出AB角的建议。
这样，师徒俩就分别成为《红灯记》的A角和B角。由于李少春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时由钱浩梁顶替出演李玉和。
江在一次观看该剧彩排演出时，感觉钱浩梁的扮相更加适合“李玉和”这一角色，认为李少春“没有工人阶级的气魄，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
尽管钱浩梁的扮相更为江看中，但他毕竟年轻，不论对戏剧本身的理解还是对“革命工作”的理解，都使其在表演上表现出一定的差距，导演阿甲和师傅李少春在他身上下过不少功夫。
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6月初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任务相当紧张。
最初江并没有插手剧目的排练，但在排练下半部戏的时候却经常干预剧组，使得剧目进展变得复杂起来。
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红灯记》终于参加了观摩大会。但这次观摩大会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另外一个是哈尔滨京剧团由云燕铭、梁一鸣主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而后者的排演比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更早、也更为出名。
尽管《红灯记》的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却没有达到预料的效果，这样不得不被冷冻了一段时间。《红灯记》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对于钱浩梁来说却收获不小，由他扮演的李玉和剧照登上了当年第六期《戏剧报》，使钱浩梁声誉鹊起，观众对《红灯记》的感觉是钱浩梁才是当仁不让的“李玉和”。
经过再度修改，《红灯记》于1964年10月10日正式公演，演出获得空前成功，毛也观看了演出。
同时，1965年的第二期《红旗》杂志全文发表了《红灯记》剧本。紧接着《红灯记》剧组于1965年2月开始南下巡回演出。
公演时李玉和的扮演者还是李少春，但到南下巡回演出的时候，钱浩梁就成了一路主演。
《红灯记》不仅在京剧影响不大的粤语地区获得成功，到3月份在上海演出时，更是盛况空前。从3月7日到4月6日，一共演出了30场，场场座满，还有许多等待购买退票的观众，上海电台进行了多次实况转播。
3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红灯记》是“一个出色的样板”。3月22日，袁雪芬在《光明日报》以《精益求精的样板》为题，写道：“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起到了样板的作用。”――这些文章中“样板”的提法，使《红灯记》成为“样板戏”肇端，是第一个被称为“样板”的现代京剧。
钱浩梁开始全线飘红。在广州演出时，江就给他写信，勉励他好好努力。在上海演出时，3月22日的《文汇报》发表钱浩梁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一些舞台设计是过程，却只字不提师傅李少春的功劳。钱浩梁的风头渐渐盖过了师傅李少春。
对此，钱浩梁是得意的，一个青年演员能获得巨大成功当然值得荣耀，只是在荣耀的背后是虚荣心的稍稍泛滥，在夏天排演《平原游击队》时，李少春帮他设计了一个过封锁沟的“飞腿”动作，钱浩梁武功不足，本来是应该下功夫练习的，但他却拒绝了李少春的设计，而同样的动作李少春却能做成七个，形成一个“串飞腿”，而且一个比一个高。这就是差距。
1966年5月16日，全国在一个非常短促的时间里进入全面混乱。中国京剧院也被迅速波及，陷入运动之中。
初期是一场乱斗，每个帮派都可以打着捍卫的旗号起来运动，相互斗争。钱浩梁虽然已经走红，且被江器重，但他并没有什么敏感性，造反派也顾不上这些，钱浩梁作为文艺战线的“黑苗子”连同他的师傅李少春一同靠边站了。整个京剧院的排练工作陷入停顿。
但样板戏在江心目中的地位极为重大，是她成为旗手的重要砝码。1967年4月，江委派戚本禹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造反。
钱浩梁因此成立了“《红灯记》战斗兵团”，而戚本禹立刻表示对这个造反组织予以支持。
江表示：“好得很，《红灯记》剧组都起来造反了，革命的形势真是突飞猛进！”凭借小组的支持，京剧院造反派们迅速汇聚在钱浩梁旗下，顺利完成了对京剧院的“夺权”。
夺权后，京剧院的大批判，批师傅李少春、批编剧阿甲，都有钱浩梁一份。
在首都文艺界批判大会上，钱浩梁代表《红灯记》剧组发言，他公开指责《红灯记》的音乐设计刘吉典不按江指示办事：“江同志主张在李玉和牺牲时，可以用国际歌，可他们就是不用，明目张胆地反对江同志……”把一个纯粹的业务问题变成了政一一治问题。刘吉典因此被打进“牛棚”。
相比之下，“李奶奶”的扮演者高玉倩却因为不按江希望的那样否认阿甲在《红灯记》中的功劳，还被弃用过一段时间。而目睹《红灯记》剧组变化的“铁梅”扮演者刘长瑜，在拍摄电影期间，拒绝了江要她加入党组织的希望。
艺术家的不幸
江对牢牢控制住《红灯记》感到十分满意，她于1968年底一次关于样板戏的会议上为钱浩梁改了名--浩亮。升起的不只是一颗京剧明星，还是一颗明星，后来，“浩亮”在观众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于会泳。
明星“浩亮”随后成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实际上的一把手，并“当选”为“九大”代表，参加了1969年4月全国代表大会。
钱浩梁毕竟是演员，虽然地位有了根本性转变，从一个演员变成干部，他却不愿意因此耽误自己的功底，在十分繁忙的生活中，不论工作到夜里几点，他都坚持每天练功，不像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扮演严伟才的宋玉庆，升官以后几乎荒废了业务，以致不能登台。
1970年5月参与国一一务一一院文化组领导全国的文化工作。1972年春节，钱浩梁与于会泳、刘庆棠一起被江召集参加政一一治一一局会议，江提议由这几位领导文化工作，不再演戏。浩亮成为实际上的副一一部一一级干部，火箭般蹿升。
不能再回舞台，钱浩梁也颇为伤感，他召集《红灯记》剧组里的老战友：“大家都是演员，离开舞台是什么滋味，你们都是清楚的，就像鱼儿离了水”。他并没有把自己拔得过高。
成为“领导”的钱浩梁，在主抓《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金雁岭》等戏时，还“解放”了牛棚中的李少春、张君秋等老艺术家，尽管不乏有瞎指挥的现象，但对于受尽磨难的艺术家来说，无异于给了生活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对钱浩梁的印象并不很坏。
四届人大会议后，恢复文化部建制，钱浩梁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达到了他人生最高点。在1975年9月李少春病故前，作为副部长的钱浩梁还去看望了这位经历了颇多打击的老师。
“四人”倒台后，经过五年半的审查，对他的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相比于会泳算是比较轻的处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十年风光却没有出现什么“民愤”。在斗争极为残酷的时代，浩亮没有“民愤”，意味着他没有整人，这是相当难得了，可见他为人厚道、质朴的一面。
后来他恢复了自己的本名：钱浩梁。而“浩亮”这个名字作为一段记忆永远铭刻历史中。钱浩梁是京剧演员，本质也是属于戏剧的，他卷入政一一治是一个艺术家真正的不幸。
1981年,组织上正式对浩亮作出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调出京去外地工作。在解除长达5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
钱浩梁的工作安排很快有了结果,回到了昔日的工作单位——中国京剧院，名字也改回了本名——钱浩梁。搬到海淀区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虽然回到了中国京剧院，但是却不能再上舞台。
【河北艺校任教】
1983年，钱浩梁的命运有了转机。河北省委副书记高占祥当时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很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高占祥很赏识钱浩梁。高占祥后来曾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文化界领导人。
他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他主张文艺评论应以“浇花”为主，文艺领导提倡“微调”方法，被称为“浇花论”和“微调论”，为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占祥认为，对钱浩梁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他当即找到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安耀光，对他说：“你到北京去一趟吧，想办法把浩亮请到咱河北来。”
安耀光感到迷惑不解：“把他请来干什么呢？”高占祥说：“浩亮同志是中国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文武兼备，演戏甚多。请他到河北艺校任教，培养戏剧人才不好吗?”
安耀光还是有些疑虑：“调浩亮到河北来，是不是再和有关部门商量商量?”
高占祥断然说：“不用了，你就去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可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
安耀光到北京后，与有关单位商议调钱浩梁的事情。消息很快传开了。有人说:“河北可真够胆大的。”安耀光与钱浩梁商谈后，钱浩梁欣然同意了。
虽然答应来河北艺校工作，但是高占祥却一直没有等到钱浩梁来报到。
春节马上要到了，高占祥对安耀光说：“快要过年了,请你派两个同志带上几百元钱，带上些慰问品，到北京去看看浩亮同志，表示咱的一点心意。”
安耀光同意了：“好吧，过两天就去。”但是有人提出异议：“浩亮一直没到河北来，怎能主动去看他呢?”
高占祥大度地说：“虽然浩亮没来上班，但他已经是咱河北的人了，我们应该主动关心他。”
河北省文化厅的张处长和干事小相带了点钱和慰问品找到了钱浩梁。
原来，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患乳腺癌住院开刀了。做手术时,刀口从腋下直至腰间，身上插着输血管、输液管、氧气管。
钱浩梁陪伴侍候着她，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正当他们处于困顿之中时,没想到河北文化厅的同志到家里来探望，还送来现金和苹果、香蕉等慰问品。据曲素英后来讲，这是他们夫妻一生中最惨的时期。
“那时钱老师刚做完手术，我照顾他的同时，检查身体时，不幸发现我得了乳腺癌，已经是二期。迫在眉睫的是我必须做手术，而钱老师还一瘸一拐地没恢复呢。唯一的女儿也不在身边。那时，钱老师拄着拐杖坐公共汽车到医院去照顾我。手术出院后，我每次去检查，他都先用自行车推着我，让我像小孩儿一样坐在车上，到了公共汽车站锁上车再扶我上车。为了怕人碰我十几针的刀口，他还得用身子挡着我。哎,那段时间就别提了。”
春节刚过，钱浩梁便来到了河北艺校报到。到达后,他受到了艺校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职工宿舍紧张的情况下，艺校拨给了他一间20平方米的住房，并从市里特批给了他一套液化气具。
多年来第一次被人尊称“钱老师”的钱浩梁感激异常。在欢迎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我要努力工作。我是唱戏的，不懂教学，在教学上没经验，希望大家多帮助。”
对于河北艺校领导的抬爱，钱浩梁投桃报李，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
在艺校京剧科，钱浩梁为一批代培的四川学生“开坯子”(启蒙)，并编写出了《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的教材。
在给3个高年级学生教授身段和剧目课中，钱浩梁给他们排了盖(叫天)派剧目《一箭仇》、《雁荡山》。
其间，学生有任务回邯郸，他又赶到邯郸继续教学。在和艺校校长赵同兴单独谈话中，钱浩梁吐露过自己的心声：悔恨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政一一治也不热心政治的人却参了政，摔了一个大跟斗，对周总理的怀念，能回京与妻女团聚的企盼，以及重登舞台的梦想。
在河北艺校工作期间，钱浩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尊重。
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钱浩梁的高级讲师职称在河北艺校得以通过。但报到省里后，却唯独他的没被批下来。
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高占祥。高占祥明确表示：“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他的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他是难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
这年国庆前夕，钱浩梁的职称解决了。钱浩梁心情非常愉快，他笑容满面，亲自做了几个菜招待前来祝贺的艺校同事。
消息传到北京家中，他的女儿钱红南抑制不住激动，给高占祥挂了个电话：“高叔叔，我们全家感激您，我们一辈子忘不了您!”
又过了一段时间，河北艺校员工要涨工资了。要不要给钱浩梁涨工资，有关的同志拿不准。
高占祥知道后说:“现在艺校的教师在涨工资，浩亮同志应当在考虑之内。”他还认为，应按照钱浩梁的业务水平和贡献，升到艺校教师最高一档。这样,钱浩梁的涨工资问题又得以解决。
【晚年再返舞台】
1988年,《中国戏剧》杂志刊登了一篇吴钢写的《浩亮近况》的文章。一位与钱浩梁23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读后，克制不住思念之情，立即前去看望他。
交谈中，那位老友萌发了给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同志写信的念头，希望能让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这封信经宋任穷批示后，转给了文化部。
这一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为母校募集教育资金，准备于1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3天义演，在演出阵容中列上了钱浩梁的名字。
接到通知后，钱浩梁兴奋不已。他登门求见河北省委书记李文珊申请此事。
由于宋任穷同志对有关钱浩梁演出之事已有批示，所以在李文珊呈报文化部时，文化部爽快地答应了钱浩梁参加演出的请求。
消息传出，寂静的中山公园突然喧闹起来，人们纷纷涌向音乐堂去看京戏。据说，10元一张的戏票(这是建国以来京剧的最高票价)，黑市交易高达30元。
12月6日,在中山公园礼堂的后台,京剧《艳阳楼》上演。钱浩梁终于又回到梦寐以求的舞台上来了。面对着观众热情的掌声，钱浩梁的眼眶湿润了。
他心想，要是没有那些年的折腾，一直好好唱戏该多好啊。高占祥几天后见钱浩梁时说：“看来决定你登台演出是符合民心的。”
1989年元旦，同样喜爱京剧的天津市市长李一一瑞一一环，指示天津电视台邀请钱浩梁出演《艳阳楼》。
这一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节目中播出后，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他前去演出。
在不断接到各地演出邀请时，钱浩梁仍是那么小心翼翼。出于慎重，他总向来人要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对仅是团体和单位的邀请他一般都拒绝。
每次去外地演出，他都跟艺校打招呼，还严格遵照合同，每演一场就交给艺校100元钱。
同时,在每次演出前，钱浩梁手持话筒几乎都要说上这样两句话:“感谢大家还记得我。现在我为大家做汇报演出。”
由于怕涉及过去，钱浩梁演出的基本上是传统戏。但几乎每次在观众的强烈呼声中，总是要唱一段《红灯记》才能离开舞台。
对此，钱浩梁曾苦笑着私下里对朋友说：“观众有个误会，以为《红灯记》是我的代表作，其实《伐子都》才是，可是大家不认。”
从1989到1991年的3年间，钱浩梁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台生涯，拼命地奔走四方。
1989年春，苦于没有像样的戏装，艺术上素来认真的钱浩梁不惜借款一万余元，在上海定做了戏装。
为尽快地还上这笔借款，钱浩梁更加辛劳地往返于各地舞台，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先后分饰几个角色频繁上场。这种奔波严重损坏了已经年近六十岁的钱浩梁的身体。
1990年10月，钱浩梁到上海演出。尽管剧团只在《新民晚报》的中缝登了一条小小的广告，但几天之内，戏票被抢购一空。
他当时曾对观众表示，他正在艺术的全面恢复时期。钱浩梁演《群借华》一直是“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羽。
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也是“一赶三”，前演乔玄，中演鲁肃，后演赵云。
由于过度劳累，58岁的钱浩梁突然脑溢血，倒在了舞台上。医生下的结论是:“最好的恢复也就是说不了整话，右手能拿勺(不能拿筷子)，走路需别人帮忙。”
1992年底，钱浩梁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
当时病情很严重，半身瘫痪，语言能力也失去了。病休一年后，钱浩梁的身体得以恢复。
他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约2公里左右。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电视节目中他最爱看体育节目，体育节目中他最爱看拳击。京剧节目他是坚决不看，以免引起对旧日的怀念。
钱浩梁是幸运的。他的妻子曲素英和他相濡以沫，陪伴他度过了孤独的晚年。
曲素英对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以前别人老说，岁数大的人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哪还有什么爱情呀!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证明了爱情常在，如果没有爱情，我们哪会走过这么多艰难岁月，正是我们俩有忠贞的爱情，才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所以，爱一个人就不要计较什么得失，我爱钱老师，所以肯为他付出一切，愿意与他同甘共苦。每当看到他这几天又进步了，我就特高兴，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
曲素英本来是作为全国第一个演《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京剧演员，原来与李少春合作。
全国汇演进入最后倒计时,有一天走台，李少春忽然发现身高1.64米的曲素英比自己高。这岂不把李玉和的高大形象给压住了?李少春让美工给自己做了一双高跟鞋，将自己的身高骤然升高了几厘米，但视觉效果仍不理想。
李少春将曲素英叫到跟前，不无遗憾地说：“小曲，咱爷俩在戏中个子总有点不协调，给你换一个高个子的爹吧，我再找个矮一点的铁梅。”
最后，李少春留下曲素英演B组，挑了花旦刘长瑜饰A组的铁梅，给自己配戏。后来李玉和由钱浩梁担任，而此时钱浩梁正在追求她，曲素英不得不退出《红灯记》剧组。
1964年他们结了婚。后来《红灯记》拍电影时，钱浩梁说服了曲素英不出演李铁梅。在以后这二十多年的风雨变迁中，曲素英实现了她对钱浩梁的承诺，从此再未踏上她挚爱的舞台。
经过超乎常人的刻苦锻炼后，钱浩梁终于在1998年开始恢复练功，并重返舞台。2000年12月16日，省会石家庄在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钱浩梁、曲素英作为大轴出场，先是合演了《白毛女》选段，受到八千观众的热烈欢迎。
之后，钱浩梁又演唱了《洪羊洞》、《红灯记》选段，特别是唱《红灯记》时的亮相，酷似当年，得到爆彩。唱“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一段，尽管唱错了两句词，人们不仅原谅他，还报以鼓励的掌声。
2001年5月26、27日，为迎接建党80周年，袁世海、钱浩梁、高玉倩、刘长瑜、孙洪勋、谷春章等京剧名家，再度联袂复出。他们大部分都多年不登台演出了。
一个中风瘫痪年近七旬的人不但站起来了，会说话了，还能重登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们不顾高龄，以原班人马的整齐阵容在北京举行的京剧名家演唱会中，再次演出30年前原版《红灯记》中的精彩选段。
现代京剧影响了几代人，虽然产生于特定年代，但其本身在今天仍有着不衰的艺术魅力。将其中的优秀剧目和片段重新搬上舞台，是京剧艺术家和广大戏迷的愿望。
《红灯记》在所有的现代戏中影响最为巨大，当年的主要演员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七十多岁。袁世海86岁，钱浩梁67岁，高玉倩75岁，刘长瑜60岁，孙洪勋64岁，谷春章69岁，而且大多身体有病，大家能再次同台演出十分难得。
2004年4月17日，钱浩梁、曲素英夫妇又应“红金赣2004中国景德镇第二届中华京剧票友艺术节”的邀请，来景德镇演出。这次艺术节共举办了15场演出，有一百多位票友登台献艺，观众达八千多人，这届艺术节在全国京剧票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轰动效应。
在闭幕式的演出中，当钱浩梁和曲素英登台时，全场气氛达到高潮。《白毛女》唱段刚落，观众席掌声雷动。应观众要求,他们又演出了京剧《红灯记》唱段，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与喝彩。
如今的钱浩梁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们除了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基本上闭门谢客。当街坊邻居认出衰老了的“李玉和”时，老伴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钱浩梁夫妇从不主动与人说话，别人主动搭话，他们避犹不及，恐怕别人受牵连。曲素英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希望30岁以上的人们忘了我们，平安度余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电影版《红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