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生活实录 金寄水

漫聊代序

　　北京人管“闲谈”叫“聊天儿”。漫聊者，乃随便聊天儿之谓也。这话谁都懂得，但不解释一番，也能遭非议，可见余悸之深也。

　　凤城西北有高楼，

　　薄醉凭阑易感秋。

　　毕竟晚晴无限好，

　　闲云虽懒不知愁。

　　这首七绝，是公元1985年移居西郊紫竹院西南那座高楼之后，凭阑闲眺，信口云云的。谓之“口占”亦可。诗虽不佳，倒是真情实语。诗写性情，说真话就好。就在“毕竟晚晴无限好”的心情支配下，与周沙尘兄相互合作，以煮茗聊天儿的方式，编写了这本小书——《王府生活实录》。

　　前几年，曾有不少出版界的朋友，提出以我个人身世经历和当时的社会为背景，着重描绘为人鲜知的王府生活。不妨虚拟人物故事，写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很可能成为畅销书。此意甚佳，热忱可感。盖小说一道，成书易，垂世难，过来人视为畏途。况当垂暮之年，学荒才退，力不从心，弄得不好，倒好象有意去争“香稻啄余鹦鹉粒”似的，那又何苦呢？故改弦易辙，编写此书。朋友们，知我谅我，当不我责也。

　　因见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清朝（特别是晚清）宫廷、贵族为题材的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其中固然不乏佳作，但无庸讳言，有的或多或少掺进了一些水份，尤其是对王公贵族们的一些日常生活、习俗、称谓、服饰、器皿等方面描叙，则往往出自“想当然”，故有时似是而非，有时扌干格不入，既无据，也失真，为识者所笑，以致造成以讹传讹。为了尽可能地反映这部分人的当时习尚，把这类人家的生活礼俗实况扼要予以介绍，作为民俗史料的一个侧面，供社会读者和有关同志研究参考之用。基于此点，我们才着手工作的。

　　编写这本东西，还有一个目的，即近年来出版或发表的有关著述中，举凡涉及到清朝贵族生活习俗者，率多描绘清王朝被推翻之前的故事，而记述辛亥革命以后，迄至“小朝廷”结束，即公元1911—1924年间的实况者绝少。其实，对当时的贵族们来讲，这十几年是个特殊阶段，鼎已革，而“小朝廷”犹在，诸王府亦未完全解体，一切力图率由旧章，实属史无前例。由于清王朝已丧失了对我国的统治权，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同往昔一样，无非苟延残喘而已。但对当事者来说，却毫无“舆图换稿”之感，依旧昏昏然地醉生梦死，踵事增华。本书重点记述的就是这一阶段，特别是公元1919—1924年间的王府生活，余生也晚，只能如此。此区区之劳，也可算是对这一期间的有关资料添了一点砖瓦。

　　本书既名《实录》，其内容非正纪实，且应作笔者身历目睹的第一手材料。至于有的掌故虽属事实，但由于笔者未曾亲见，则宁付阙如，未敢妄叙，如“王府跳神”。又，笔者囿于生活环境，只能对睿亲王府一邸之事记述较详；在编写过程中，由周沙尘兄援据有关王府的资料，作了些相应的穿插和补充，甚为得当。

　　编写本书的意图已如上所述，但由于我们识见不多，瑕疵难免，统希专家和读者指正。

　　金寄水

　　公元1987年5月于北京野石斋

且说北京王府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中缺一不可的，但住在社会生活中则是千差万别的。以过去的北京而言，住所一般都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四合院（或三合院）组成的。庭院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不但是来往、采光、通风的枢纽，而且也常是休息和家务的场地。一般“小康之家”都住这种建筑比较简单朴素的四合院。

　　比较大型或中型的住所，它的形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体四合院组成的复合体，沿着一条轴线排列起来，形成一连串的几进院落，有的又在两侧伸出跨院。这种“高级住宅”的建筑规模大，质量也更加考究一些，而且往往还带有花园。高级多院型建筑现存的有几十处私家宅园和几十处王府。

　　“我们现在把住所都统称为住宅，可是在帝制时代对住所的称呼是不能随便乱叫的。《大清会典·工部》记载：'凡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均称为府。’其中'亲王、郡王称王府。’王府不仅品级高，而且建筑规模大，王府中的正房称为殿，殿顶覆盖绿琉璃瓦，殿中设有屏风和宝座，外表看上去很象一个缩小的宫廷。'府’比起王府来规模就小多了，府不仅不能用琉璃瓦覆盖屋顶，而且正房也不能称殿，当然屏风和宝座就更不能设置了。除此之外，在房屋间数、油饰彩画、台基高低、门钉多少，王府和府也都有规定，不能逾制。至于那些不是凤子龙孙的达官显贵，尽管有封爵或有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头衔，他们的住所也不能称'府’，只能称'宅’，称'第’。清代有些权贵的宅第虽不能称'府’，但其规模并不亚于'府’。如：乾隆时的权臣和王申的私宅就是后来恭亲王府的前身。

　　“在产权上，'府’和'王府’都是皇产，统归内务府管理，一旦撤掉了爵位，就要相应地撤府，产权收归内务府，以备将来再分他人。'宅第’一般都是私产，由住房人建造或购置。”（引自孙广安文）

　　北京城里的王府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拓城开始，一共修造了多少王府宅第（包括公、侯、伯、子、男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实在难以考其确数。王府井在明代就建有王府。永乐年间，东安门东南就建造了十座王邸，共八千多间房子，都已经不好寻找了。个别的王府旧址，扩建成了清代王府。清季遗存的王府，则尚有数十座之多，这里只是略作记述。先从至今未全毁的清末所谓八大家“铁帽子”王府及后来封赐修造的四大家王府谈起，其中着重介绍保存较好的醇亲王府和恭亲王府，并略及其他满、蒙王府。

　　上述十二家王府建置都是按照一定的形制规划修造的，只有肃、庆两府并非王府形制。这种建筑多采用“大式”做法，应用高质量的建筑材料和雕砖、雕木、彩画、刻石等精细工程。可以说，在北京的古建筑物中，除了宫殿、坛庙、园囿外，就要数王府了。

　　王府的建造形制，中路一律相同，东西两路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自由配置，这里将中路形制记述如下：

　　亲王府门五间，郡王府门三间，又称宫门（均系坐北朝南），前有门罩（即上有起脊屋顶而下无门窗者曰“罩”），过道高出地面。府门东西各有角门一间，均叫阿司门，供人们出入。府门外有石狮、灯柱、拴马桩和车亥禾木（古人称行马）等设施。与府门相对的为影壁，如果两座阿司门是东西相对，而又让人通行的，其中必有一四方大院，因北面府门前有石狮一对，故又称此为“狮子院”。凡此格局者，其府门对面则非影壁，而是一排平房，旧为兵丁所住，也有回事处等，设置于此。

　　进府门，东西两厢各有楼房三间，再往里就是大殿，俗称银安殿（台基高1．5米），也是亲王五间，郡王三间，亲王大殿和府门均用绿琉璃筒子瓦，郡王则用筒子瓦。大殿只有在举行大庆典礼才开放，平时都是锁着的。人们出入均须绕东西甬道而行。由甬道进去的一幢建筑为二府门，又称小殿（三间）。二府门东西各有房子三间，为首领太监及使唤太监住处。二府门院内的东面竖着一根“祖宗杆子”，上有容器，每逢祭祀，放着猪内脏等食品在内。二府门正北就是神殿，均系五间，两旁也有东西配殿。它的西边那间有一铺炕，是用“几”形砖砌的，但名为■字炕。西墙挂着多种乐器，是供萨满太太跳神时吹拉的。西墙北墙都设有神柜。神殿的东间是亲王、郡王及其袭爵者合婚的处所。结婚后须要在此住一个月，始迁至跨院（住房、书房等皆在跨院）。神殿北而通称后楼，这里有“遗念殿”等建筑。遗念殿是专门供奉先帝先后生前穿戴之衣帽等物品的。清代向例，帝与后崩逝后，由继位的皇帝将先帝先后生前穿戴的遗物，颁赐给各王公大臣，美其名曰“遗念”。也有的将遗念设置于小殿，故又称小殿为遗念殿，而将后楼变为库房之用。各王府对规制内的殿堂，除神殿和银安殿外，其所用不同。绝非“一刀裁”。

　　在中路的东北角，建有家庙一幢（又称影堂）。王府西边不远，有一处吉祥所。府里的服务人员，如妇差、使女、散差太监等，一到病危都送到吉祥所去，可在此养病，但不能办丧事。府中姬妾和未成丁的“小口”，多在吉祥所发丧。?

　　清代的王府都是按上述形制建造的。清初，入关有功的八大家亲王都赐有大型府第。由于他们战功显赫，赐封以后，可以隔代不降爵，这叫“世袭罔替”。是故，后世以礼亲王为首称为八大家铁帽子王。本文按今天的街道名称将一些主要的现存王府，略述如下，以供参考。

　　我是在睿亲王府出生的，所以，先从我家叙实开始。我家的王府本是新旧两个。旧府所在地为“明南宫”，即是明代在南内所建的洪庆宫。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有诗曰：“百僚车马会南城”，写的就是“南内”。是指明代皇城的南部而言，实即位于紫禁城以东。第一代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赐府就建在这里。当时，清世祖福临（顺治帝）年幼，由叔父多尔衮任摄政王，独揽军政大权，实际上此处是清朝入关后的“政治中心”。顺治七年十二月（1650初）多尔衮死于木兰围场。因为顺治帝对他素怀不满，在他死后不久就以谋逆罪被剥夺了爵位，睿亲王府旧府也就废了。到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建为吗哈噶喇庙，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名普度寺。乾隆四十三年（1778）恢复了睿亲王的封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世袭封爵，因为睿亲王旧府已改佛寺，就把石大人胡同原来的饶余亲王府，改为睿亲王新府。新府即今天的东城区外交部街路北，前为大同中学，解放后，改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学，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已分为两校：前为外交部街中学，后仍为二十四中。府中建筑物除将神殿改为礼堂，略似原物外，余皆面目全非。我的童年生活于此，直到1925年因我家用以抵债而出，这才干净彻底结束了腐朽的王府生活，而后渐渐走向自食其力之路。但至今的王府生活仍历历在目，均分章予以纪实，供参考，供联想。

　　以下的各王府大略，只力求取材翔实而已。

　　（一）礼亲王府，第一代和硕礼亲王为清太祖第二子代善。至今，这座王府是清代王府保护较好的一处。王府占地百多亩，在西安门南边。最初东边挨着西皇城根，南到东斜街大酱房胡同，西临缸瓦市，北到板场胡同。1927年，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华北大学曾租用礼亲王府做校舍，该校为私立学校，经费拮据，无力对原有建筑进行改建，故王府保护完好。在华北大学租用期间，末代礼亲王金睿铭，全家仅住王府的后半部。1943年日本人市谷留治郎介绍售与“满铁”，金睿铭全家才搬迁到了吴量大人胡同居住。没过几年就一贫如洗了。

　　礼亲王府有一个花园在海淀镇，后称“乐家花园”。当初花园分前园和后园。前园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无一缺余。后园以叠石假山，将各个景区分隔开来。后来王府日益衰败，以府内秘方卖给同仁堂药铺制药，借银度日，到民国前，所欠债银达数万两之多，后来不得不将花园抵债售予同仁堂。从此成了乐家的乡村别墅。现在这处花园仍保存较完整。

　　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曾在礼亲王府办公，现在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处办公地点。

　　（二）豫亲王府，第一代和硕豫亲王名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为多尔衮的弟弟。王府旧址在东单三条胡同，即现在的协和医院所在地。原王府建筑所存无几。

　　（三）顺成郡王府，在西城白塔寺的南面的太平桥大街路西，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所在地。第一代多罗顺成郡王名勒克德浑。直奉军阀混战后，此府曾归张作霖所有。

　　（四）庄亲王府，第一代和硕庄亲王名舒尔哈齐。原府第在西四北平安里西太平仓，王府建筑均已拆除，现在有战友文工团住在原府的东北角。这座王府最初封号为承泽亲王，后因其子孙争立，惹怒了康熙帝，以他的第十六子允禄嗣袭其爵，始改为庄亲王。

　　（五）郑亲王府，在西单以北大木仓，解放前，是中国大学校址，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所在地。第一代和硕郑亲王名济尔哈朗。1985年郑亲王府进行了全面修缮，10月竣工。现在尚未对外正式开放，但在王府中它算焕然一新了。

　　（六）肃亲王府，在庚子（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前，在东交民巷（即后来的英国兵营），《辛丑条约》签订后，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肃亲王府迁至北新桥南船板胡同（今东四13条）街北，其规模非王府形制。

　　（七）克勤郡王府，在宣武门内新文化街，即今新文化街第二小学。府第虽不宽大，建筑却精致紧凑。有三进庭院，前、中院正房五间，后院七间，东西房也很整齐，也是保存得较好的一座王府。乾隆初年绘制的《京城全图》上就绘上了这座王府。

　　第一代多罗克勤郡王名岳托。他的重孙纳尔苏封平郡王，即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姑父。康熙指配曹寅的长女为纳尔苏的嫡福晋（正夫人）。后来，纳尔苏治罪削爵，其子福彭封平郡王，即曹雪芹的表兄，他们交往甚笃。无疑，曹雪芹在克勤郡王府的活动，红学家们似应予重视。

　　以上六家亲王府和两家郡王府，就是“八大家”，均系“世袭罔替”。在清朝的惯例中，一般的世袭爵位都是降一等承袭，如亲王之子袭郡王，郡王子之子袭贝勒。世袭罔替只限于被认为有“特殊功劳”的，如清初参加“开国”战争的八大家铁帽子王。以下还有四家著名王府，虽也是世袭罔替，但赐封年代晚些。首先是康熙第十三子，名允祥，始封和硕怡亲王。乾隆三十九年（1774）特下诏旨以“怡贤亲王公忠体国，其爵位亦应世袭罔替。”

　　怡亲王府，当初是怡亲王允祥的王府。他最初封爵时，王府在冰渣胡同，后舍宅为寺，当时名曰贤良寺。后来才迁到今朝内大街路北，科学出版社所在地。该府屋宇宏深，庭院开阔，形制崇丽，现在还保存着当年中轴线上的部分主要建筑物。同治初，因怡亲王载垣获罪削爵，则将此府赐予道光皇帝第九子孚亲王奕讠惠，故又称“九爷府”。

　　庆亲王府，在地安门外定府大街，原是乾隆帝的权臣和王申的旧宅。嘉庆四年和王申被诛，没收其宅，赐给第一代庆亲王永■作府邸。永■是乾隆第十七子，是最小的儿子。乾隆五十四年封为贝勒，嘉庆四年正月晋惠郡王；后改封庆郡王。二十五年病危，嘉庆皇帝亲临探视，晋封庆亲王。府内原有大小房屋、厅堂数百间。后来又修了万字楼和戏楼等建筑物，无不华丽精致。永■死后，府中的管事阿克当阿代替绵■(上"敏",下"心")（永■第三子袭郡王）上书嘉庆帝，交出“亲王不应有之物”，如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灯三十六对。这批“违制之物”制作得极为精致，其中铜路灯就比紫禁城内的路灯还要精致。

　　庆亲王奕匡力，生于道光十八年二月，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晋封贝勒。同治十一年晋郡王衔。光绪二十年懿旨封为庆亲王，三十四年又以亲王世袭罔替。自同治以来，亲王世袭罔替者只有咸丰的胞弟恭亲王奕讠斤、醇亲王奕■。醇亲王府的醇亲王有两座府邸，一座是西城太平湖，一座是后海北岸。从醇亲王府的成立到衰亡，共约六十多年，历时三代。

　　第一代的醇亲王奕■，是清朝六代皇帝■(上"日",下"文")宁（道光）的第七子，在他的四兄奕讠斤即皇帝位（咸丰）时，被封为醇郡王，但仍以皇七子的身分住在皇宫中，咸丰九年（1859）三月，奕■由宫中分封出来，遂居住在太平湖新府，仍挂有“内廷行走”的官衔。同治三年（1864）七月，加封亲王衔，十一年（1872）九月晋封醇亲王。十三年十二月（1874）奕■的次子载氵恬继同治之后人宫嗣位皇帝（光绪），特下优沼赐以世袭罔替亲王的待遇，并予以“免朝会行礼”和“有大政事备顾问”的一系列的优遇。王府平流十顷，高柳数章，夕阳衔堞，水影涵楼。李文忠《丁亥春日醇邸召游适园》诗：“……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枝。俯檐弄嘉禽，出诏窥文鱼。”足证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名园。民国三、四年这里是中华大学，后改为民国大学，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

　　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按照清代的规定，因光绪生于太平湖醇王府内槐荫斋，称帝后该府为“潜龙邸”不得居住，应予返缴，迁府于什刹海后海北岸。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二十一日，奕■病故，终年五十一岁。赐■“贤”字，特定其称号为“皇帝本生考醇贤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又因奕■的长孙溥仪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名义入宫，当了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又改奕■的称号为“皇帝本生祖考醇贤亲王”。

　　奕■病故，由其子载沣袭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死后，由载沣之子溥仪即位称帝，载沣摄政当国，府第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也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

　　民国十三年（1924）宣统皇帝被赶出皇宫以后，先回到这里，然后才迁居天津。王府北面有一座北京最大的花园，园中有“恩波亭”，很早就以所谓“恩赐分玉河水入宅”闻名。“平泉花木翠回环，相国楼台占此间”。就是写这里的风景。现在，为宋庆龄故居，王府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处。

　　恭亲王府，据《宸垣识略》载，是在铁狮子胡同，即现在的地安门东大街东端。现存恭亲王府则在前海西街17号，即在什刹海的西边。文献资料确证，这座王府“最初是清乾隆后期权臣王申的府第。始建于1776—1785年间。乾隆死后，和王申失宠，嘉庆帝把这座宅第赐与其弟僖亲王永磷。咸丰元年（1851），咸丰帝封奕讠斤为恭亲王，将这座府第赐给奕讠斤。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52年6月9日）奕讠斤迁入奕匡力所住的府宅。从此这座府第称为恭王府。恭王府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府邸占地四十六亩半，花园占地三十八亩六分。府邸由多进四合院组成；花园有叠石假山、曲廊亭榭、池塘花木，极尽富丽堂皇。”现存的恭亲王府也是北京现有王府中布置最精，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它除府邸外，还有一幢大花园。府邸有中、东、西三组建筑群。中路规制和王府相同，惟正中神殿已毁。后楼高二层，东西宽160多米，号称九十九间半，曾以木假山作楼梯，这是世界建筑物少见的。东边一组建筑，采用小五架梁式，是明代的建筑风格。厅前有一架生长了两百多年的藤萝，长势仍很好，是北京少见的。西边一组建筑，正房为锡晋斋，院宇宏大，廊庑周接，很有气派。里面用楠木间木鬲，洞房曲户，回环四合，极为精妙。院内有两株珍贵的西府海棠，至今已活了二百九十多年。

　　大花园在后楼的北面，不属王府形制。园子很大，分为前后两部：前部假山以云片石堆筑，附近有古井、流杯亭、飞来峰、翠云岭等景；后部假山以太湖石堆筑，分三层，底层空道，正中竖有康熙手笔“福”字；中层有两只荷花缸，夏末秋初，山上荷花盛开，蔚为奇观；顶层建有小阁，阁前有平台，是赏月的地方。假山前有一水池可垂钓。园子的东院用矮墙围绕，花木丛生，廊空室静，十分雅淡。以假山作屏的“福厅”，有三间抱厦厅向外突出，自朝至暮，都能晒到阳光。据说，这样的建筑在北京还没有第二所。1983年，恭王府已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花园部分也已整修竣工。近期将要对外开放。

　　近来据一些红学家考证，恭亲王府是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体验生活，汲取素材的地方。他们认为王府和大花园。很象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大观园。这座府园同《红楼梦》里写的“芳园筑向帝城西”，从“外河”“引泉”，乃至建筑布局，也有许多吻合的地方。还有一部分红学家则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文学作品是艺术概括，作者是观察了很多府第园林而提炼创造出来的，不会有什么大观园遗址。”1964年周总理参观了这座王府，并询问了这场争论的情况。他说：“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就不是”。周总理提议将这府园好好保护，作为建立有关曹雪芹的纪念性堂馆中的一个地点。

　　王府和私家宅园等大型多院住宅常附有花园。花园一般建造在住宅的后面和侧面，中间有墙门和住宅相通。北京这种住宅花园还有少数是明代遗留下来的。例如，太平胡同一号的花园就是明代建筑。这些花园经过巧妙的建造，楼台掩映、花木扶疏、山路宛转、曲径通幽，真正做到了有中国瑰丽的古典建筑，也有雅丽恬静的风景。王府的花园也有建在郊区的，但如引水进园，需经皇上特赏。醇王府花园中的恩波亭就是特许后建筑的。

　　除了上面写到的十几家大型王府外，康熙有三十五个儿子，乾隆有十六个儿子，除了早殇的以外，长大成年，照例要分府。所以，当年王府是不少的，加上蒙古王公、贝勒和公主的府第那数目就更可观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绪都没有儿子，咸丰也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分府，所以，道光的儿子的分府就数多的了。咸丰是他的第四子，老大、老二、老三都死的早。老五奕讠宗过继给叔叔绵恺作儿子，封忄享郡王。府第在朝阳门北小街烧酒胡同，俗称“五爷府”。奕讠宗嗜酒，量亦大，每在府中宴客，虽备有佳肴，却不许宾客下箸，必须对饮终席。偶然有个别客人因腹饥求食，则给他们吃秦艽馅包子，使人感其辛辣，难以下咽，以博哄堂一笑。从这一恶作剧不难看出王府的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

　　奕讠宗在西郊还有一个赐园，原叫熙春园，咸丰改名为清华园，即今清华大学工字厅一带。当时又称“小五爷园”。

　　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以下一些府第。

　　钟郡王府，钟郡王奕讠合是道光的第八子。生于道光二十四年，卒于同治七年。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钟郡王府在龙头井，最初为康熙第十五子愉郡王王府。该府南部的花厅、花园等都已不复存在，北部基本保存完好，今为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淳亲王府，淳亲王允礻右是康熙第七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封淳王，雍正元年（1723）晋淳亲王。这座宏伟壮丽的府邸就在今正义路路西原英国使馆内，现属某部机关使用。这座王府现存布局和《大清会典》所规定的郡王形制完全一致。“这是一组宫殿式古建筑，翼角■(上"羽",下"军")，斗拱交错，占地广阔。原布局分三路。中路是其主要建筑，前为正门五间；进为大殿五间，东西翼楼各五间；后殿三间，两侧有顺山房；后寝五间，两侧有耳房各三间，前有东西配房各三间；最后的后罩楼则已无存。东路原建筑物亦无存。西路还存四合院一所。其后部尚属别致的英式楼房及面临正义路的大门，均属以后改建。”

　　果亲王府和端王府，位于今之育幼胡同以西，新开辟的平安里西大街一带地方。育幼胡同原名端王府夹道，即今天的官园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

　　果亲王是康熙第十七子允礼，是雍正、乾隆两朝都很受恩宠的亲王。雍正元年封果郡王，但“班在顺承郡王之上。”他得到的优遇，较之“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还要高。果亲王府改端王府时，其世袭者实为辅国公，府第遂迁往孟端胡同，俗称卓公第。端王府则为清代最末一个多罗端郡王载漪所在。后来王府被八国联军烧毁了，至今，端王府的遗迹遗物已不多了。果亲王在颐和园宫门外古牌楼北侧留下一座皇家园林，当年名“自得园”。园内假山怪石，楼台亭榭布列有序。园内湖心有座圆岛，岛上建有楼阁，为全园风景中心。到了清末，自得园改为升平署，专供西太后演戏的梨园子弟常居。

　　雍亲王府，位于内城的东北角，雍和宫大街路东的这座王府，本来是清康熙皇帝在公元1694年，为他的世子胤祯所建，当初叫“允贝罗府”。后晋爵亲王，才改称为“雍亲王府”。康熙驾崩，胤祯继承了帝位（即雍正帝），这里成为“潜龙邸”，才把一半改为黄教上院，供喇嘛诵经，一半改为行宫。现在的天王殿为原王府大门，后面的七间大殿为王府正殿，其后的永佑殿为王府寝殿。后来行宫起火，焚毁无存。雍正三年（1725），上院改名雍和宫。1949年以后，经过几次修缮，更显得辉煌庄严，巍峨壮观，是目前北京著名的最大的一座喇嘛寺庙。宫内古物特别的多：如御笔御碑，铜狮铜炉，鬼神佛像，壁画雕塑，应有尽有，外间罕见。

　　大公主府，大公主府是荣寿固伦公主府，前身为康熙第二十四子允秘诚亲王府，即今之东城大佛寺街，中医医院院址。荣寿固伦公主是恭亲王奕讠斤的长女，生于1854年，西太后垂帘听政以来，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有的处死了，有的革职了。恭亲王奕讠斤倒是个“不倒翁”，西太后为了笼络他，封其长女为固伦公主，并从中撮合将公主许配给前八大臣之一景寿之子志端。公主下嫁后又赐府给她，诚亲王府始改名公主府。清末民初，才称大公主府。该府东路有小花园，假山花木俱全。靠东墙有佛堂、影堂。府门居中，门内有东西配殿和正殿。寝殿后面还有后花园。

　　和敬公主府，在地安门东大街七号，即今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它的东邻是和亲王府（雍正第五子弘书的府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在地。和敬公主是乾隆的第三女，孝贤纯皇后所生，雍正九年出生。乾隆十一年嫁给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死于乾隆五十七年。她的后人进爵贝子，故又称达贝子府。现在，后半部分已拆毁盖了楼房，前面的殿堂已修葺一新。

　　洵贝勒府，该府位于西单商场东北东槐里一号院。当初载洵拥有这座府第，他是醇贤亲王第六子，是光绪皇帝和醇亲王载沣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六叔。宣统时，载洵出任海军大臣。洵贝勒府1920年前后，曾为东北军万福麟购得。现在，府墙仍完好，府内已盖起了几幢楼房。但一号楼后的中路和西路，已经修葺一新。大门和东路尚未修缮。

　　那王府，是外蒙古亲王在北京仅有的一处王府。它在满洲和内蒙古的诸王府中，具有独特的风格。蒙古习俗明显，如每年腊月二十三日，照例要在府中佛堂院内架设一座蒙古包，中间生个大火炉，亲王率领府内的喇嘛和其他人员，围炉唪经。

　　那王府位于宝钞胡同（鼓楼东北），坐北朝南，临街有宫门三间。宫门东西各有阿司门一间，宫门内有座木质影壁。银安殿建筑宏伟，结构紧凑，殿宇均按皇宫形式建筑，只是规模小一些。

　　这些王府已成陈迹，王府成员至今尚在者已屈指可数，其后代尚多，其中不少人颇有成就。近年出版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一书虽有一、二失真之处，但史料翔实可供参考。

　　今天，已有几处王府正在修缮，是大好事。既然“大观园”能在北京平地而起，上海也大兴土木新建了“大观园”，若把北京的一两处比较完整的王府，拆除新建，恢复原貌，藻绘一新，任人参观，更是好事。随着“四化”进程，这一愿望能为期不远。

王府各处人员配备及其他

　　本书不只是实录一家王府生活，而是摄取各府生活之异同，加以采辑而成的。但是，绝大部分是作者身经目睹的晚清真实生活。

　　我们所写王府各处的人员配备，原是有严格规定的，这点各府是相同的。以亲王所配备的人员来说，一般是：长史一名，头等护卫六名，二等护，卫六名，三等护卫八名，四、五、六品典仪各二名，牧长二名，典膳一名，管领四名，司库二名，司匠、司牧六名。同时，亲王的世子也单独配备人员，除二、三等护卫各减二名之外，其制亦与亲王相同。

　　我们根据醇亲王府成员之一的溥杰先生所写《醇亲王府的生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一文，来看看王府人员配备的一般情况。他说：“因为在我祖父的时候，已经由于光绪生父的关系，加增护卫人员共有两次，到了我的父亲载沣的时候，又因为溥仪的原故，当上了摄政王，所以醇亲王府配备的人员不但较清初规定的人数要多，而且比一般王府也要多得多。”载沣在位摄政时，醇亲王府的人员配备情况及职责大致如后。

　　长史一名，是王府的管家，是由皇室的内务府派到王府当家的最高级的官员。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却有名无实，王府中的事物，照例由管事官掌握，长史平时从不到王府来，只在王府有婚丧大事时露一露面而已。管事官一至二名，一般分“大管事的”和“二管事的”，一切事务实权，概由他们管理，称之谓“大管家”才是名副其实。

　　管事官的品级不低，都戴三、四品顶戴（即亮蓝和涅蓝的顶子）与花翎。除内眷们的内院属于太监们管理职责范围之外，府中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得归管事官管理。醇王府里的“老家人”张文治，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管事。奕■曾“赏”过他一个满族名字，叫“喀喇莽阿”。本来王爷的权威在王府内、外是可以慑服一切的。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王爷的威风已不灵便了。俸银俸米断了来源，要支持着外强中干的王府门面，就得靠管事官张罗了。因为，王府中从王爷起，以至“阿哥”们等，人人历来都是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养尊处优、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所以，王府的对外联系和对内的弥补、支撑，全得依靠管事官的手腕如何。后来，张文治竟至代表了整个醇王府。他可以勾结当地军阀平分一部分王府的地租，还可以用各种名义中饱私囊，没有多久，他的腰包已鼓鼓的了，王府则每况愈下。

　　庄园处一般配备五至六名官员，其中办事的官员起码都从四、五品。这等官员一般都是上媚下逼，的。见着王爷口口声声：“王爷圣明”、“奴才该死！”当他们一走出王府，面对佃户，却又惯于盛气凌人，不惜逼人投河、上吊和卖儿鬻女，催交地租。

　　回事处一般也配备五至六名王府官员，也都是些五、六品官衣官帽等级。他们的全部职责最简单不过了，一句话迎客送客。每当有客至，当即回禀王爷，若听到有“请”的吩咐，便立即引入室晋见王爷，待客人辞出，再引客出直至上车上轿方止。若来客为女眷，回事处官员则要先把来客姓名告知内院回事太监，由内院太监引进、导出。此外，还要收发电报、信件，内院的则循规送到太监之手。回事处的官员虽说不能运用庄园处的官员那样的为官之术，也不是那样的肥缺，但总是看衣冠行事，看职位行事的。……

　　随侍处配备五、六名或十多名服务官员，他们的品级从三品起到无品的“柏唐阿”都有。他们各司各的职责：每当王爷出府办事访友，此辈担任车前轿后的护卫。个个翎顶辉煌，衣帽整齐，骑在马上为前导的叫“顶马”，由随侍之中有较深资历者担任。骑马紧紧跟在“王驾”之后的，也都是缎靴缨帽，神气十足。每当快要到达被访人家时，遁例有一骑后卫飞马超越“顶马”，匆匆上前，到那家门前通报：“王爷驾到”，这统谓之曰：“蹿拨”。在清初，这类武弁，职务称谓叫：“头等、二等辖”。

　　司房也有五、六个名额。这个小单位，专门管理王府的日常出纳。这班人一般都能写会算。每天的各项收入账目司房要逐日清算提交王府的当家过目。这主要是各处领取月例多少之类，以及买物和办事赏车钱若干等等。还有一类支出则是每日轮流值夜和夜间巡逻的夜宵钱。凡此种种，司房每天要在白折子上用墨笔写成恭楷小字呈请当家人过目的。

　　祠堂，又称家庙，也要配备三至四名办事的。一般用一个老太监为首，另配二、三个“苏拉”（即勤杂工），负责洒扫祠堂内外，除每逢农历初一、十五要摆供上香外，重要任务是：逢年按节的祭祖祀神，以及祖宗忌辰要烧香上供等等。

　　厨房是配备人员的重点，一般有十多名。这批人分到大厨房和小厨房里工作。大厨房是全家公用的正宗厨房，小厨房一般是福晋专用的“私”厨房。

　　在醇王府，厨房的掌灶、掌案等大小师傅和学徒的小伙计（王府叫“小力笨”），都是父死子承，不另作安排。世世代代伺候着府中的主子，不发生饭碗问题，但他们的煎炒烹炸的烹饪艺术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大厨房照例是由首领太监管辖，每月的开销相当可观。

　　茶房也有三、四个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务，对外是给来府的客人斟茶，对内是给府内的病人煎药和专做滋补食品，如杏仁茶、莲子汤、百合汤和甜煮白扁豆之类。这是王府的一般情况，有的王府茶房还很出名咧。例如，豫王府在清末就以点心做得好负有盛名。他们经常主动送点心到其他王府去，该府素以点心压倒北京城而自豪。所以，其他人家（当然不是王公即大臣）如果有所表示，也是有求必应，从无吝色。据说清末北京撷英西餐馆的“奶油栗子面”和东安市场的“糖葫芦”就是从豫王府“偷艺”而制作的。当年还有所谓“果桌”，那是御茶房的手艺，干鲜果品，制作五花八门的美味食品，那是宫廷里的玩意，我们不作别记。

　　花园包括暖窖，也要十多名人员。他们之中多数担任看守房屋和陈设、洒扫工作，少数人专门做管理温室和地窖的工作。那时的温室，一般只能栽培黄瓜，地窖则主要保护盆中花木，使其不致冻死，开支却不算少。有的王府除雇用花把式外，还雇有专门养鸽子的把式，有专门伺候龙睛鱼的鱼把式，尽量丰富幽闲自得的风雅生活。

　　大书房和小书房配备的人一般有十多名。大书房是王爷活动的地方，办事、休息都在这里。王爷晨起后，除到内院向母亲请早安，请晚安之外，都在大书房中自得其乐。小书房则是王爷的世子和格格们读书的地方。王府子弟的幼年时期学习是很艰苦的。每天一到钟点，必须始终在砖炕上正襟危坐，开始听讲，朗诵课文，背诵课文，以及读诗作诗，读文作文，写蝇头小楷，并临碑帖……除了大便小便之外，不到放学时间，想缓一口气的时间也没有。

　　更房能雇十名左右人员。这批人分为东、西两组，隔日轮流值夜、巡更和清晨洒扫内、外院落。府内搞清洁卫生，整理库房以及其他需要体力劳动的活，随时都可以吩咐更房的人来做。他们在王府中的各类工作人员中受累最多，待遇却最次，工资也最低。

　　民国初年，定更巡更都有一些改变，开始一边敲梆子一边沿着更道准时巡更。后来不敲梆子了，改为边巡逻边用木棍敲墙的办法。想出这个办法来，因为它有很多“妙用”，如更夫可用木棍作自卫的武器；宵小（即歹徒）闻声自当远■；最主要的是可以督促更夫不敢贪睡偷懒少走路儿。

　　马圈也分东西两处，雇用十名左右的人员。一般是东马圈管理妈妈、丫环跟随出门乘坐的旧式骡拉轿车和饲育骑乘的马匹。西马圈负责马车、汽车的管理及驾驶。

　　轿夫一般都在十名以上。王府轿子的等级很严格，福晋进宫一般乘坐八人抬的银顶官轿。一乘轿子有两班轿夫，不抬的一班坐在大车上紧跟轿后，以便随时轮换。据溥杰先生回忆，这帮轿夫因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常依仗王府的势力，公然放赌，结伙斗殴，有时竟至酿出人命，地方官吏也不敢出面穷究。所以，溥杰称他们是“封建统治势力下的一群无赖集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轿夫只能碰软怕碰硬的。“恭亲王奕讠斤有一次乘轿走到半途，碰到他哥忄享亲王奕讠宗的轿子在前面。当时精壮的轿夫见轿就要赶过，已成为一种习惯，于是奕沂的轿夫就加快脚步想要赶过前轿。奕讠斤知道他哥哥的脾气古怪，如果超越了他的轿子，严重的后果定会随之而来。他就在轿中大声制止，但是轿夫不听，仍然加劲拔腿前行。奕讠斤无法，急得在轿中连连跺脚说：'超不得！超不得！前面是我的哥哥！’轿夫回答得更妙：'是你的哥哥，不是我的哥哥！’结果还是赶过前轿扬长而去。奕讠斤在轿中，王爷的威风当然无法使出，只得在回府之后分别主从轻重责打轿夫每人几十板子。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奕讠宗在回家之后的第二天，便派人到恭王府借轿一用。奕讠斤自然是不敢不借，那班轿夫在挨完打以后也不能不去。轿夫抬着轿子到了忄享王府之后，奕棕就命把很多的银两放入轿内，派专人监视着让他们抬起轿子遍游四城。当这班轿夫困惫不堪，回到忄享王府复命时，奕讠宗这才责问他们越轿的'罪状’，并问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再这样。那班轿夫这才死心塌地地认了输，齐声回答说：再也不敢了！”这样恶作剧地捉弄王府的服务人员，是王孙公子作威作福的一惯伎俩。

　　王府中服务人员最多的一类就是太监，他们属于“关防院”（内院）范围。每一王府的太监多者数达百人，少的也有五、六十名。其中有首领太监一至二名，回事太监二至三名，小太监六至七名，散差太监十二、三名，“妇差”（王府呼保姆为“妇差”或“妈妈”）约三、四十名，“使女”（又唤丫环）七、八名。

　　首领太监是太监中的最高职务，可戴七、八品的顶戴，但要报请内务部许可，其职权范围也只限于内院。从回事太监以下，包括“妈妈”、“丫环”在内，都受首领太监管辖。其次，有点权的就算回事太监了，他们的职责是管理小太监以下的太监和在来客时担任禀报、引导客人出入。回事太监以下按规制就不赐顶戴了。小太监有专门的服侍对象，如王爷、福晋、太福晋（即王爷之母）、阿哥等。小太监不伺候格格们，她们只能由妈妈侍奉。太监中地位最低、工资最少、受累最多是散差太监。他们负责洒扫各自主人的居室、挑饭、烧炉子一类的杂役。

　　太监之中的师徒关系是极其严格的。王爷和福晋享有让老太监、小太监结为师徒的命令权。名为师徒，实际都是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比方说，徒弟太监能得到主子的欢心，师傅太监不但不会神气活现，甚至还会卑躬屈膝向他讨好。换言之，徒弟太监不得主子赏识或王府素无瓜葛的人，不仅师傅太监百般苛求，回事太监，乃至小太监们也会对他随意呼唤，有时竟至到主子和师傅太监面前说长道短，意在诬害。

　　一提到太监，人们就会联想到一些显赫一时的权谋太监，陷害忠良，败坏朝政的劣绩。其实，整个有清一朝，无论皇宫或王府的太监，能得到皇帝和王爷宠信的，只是千分、万分之一的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在皇威王威之下过着奴役的悲惨生活！

　　辛亥革命后，虽然在优待清室条件中，有“不得再招阉人”的明文规定，但王府仍有私下阉割儿童，转托亲戚朋友充当太监，送往王府，供其驱使。

　　妇差，在王府中的称呼多种多样，地位高下不等。

　　妈妈，是在太福晋身傍“当上差”。三、四个妈妈侍奉一个主子。看妈，又称“老妈”，是王爷幼年时的妇差，一直留在他身边的。陪奉，是在福晋身旁的妇差，一般四、五个人伺候一个主子。“精奇”、“水上”和“嬷嬷”则是伺候阿哥们的妇差。“精奇”是满语，即看妈，地位最高，工资也最多。“水上”又叫“水妈”，专门担任生火、烧水、洗衣、作饭等工作，地位最低，工资最少，受累最多。“嬷嬷”即乳母，在哺乳期间待遇较优，平时与“精奇”差不多。哺乳期经常吃肉和鸡蛋等食品，论质量总算不错。但因王府有一种恶习，那就是荤菜中既不准放盐或加酱油，吃时又不许醮用调味品，偶然吃吃还可以，吃过几次，会感到食物难以下咽，有的一看到肥肉就想呕吐。可是，在老主人的监督之下不得不吃，因为，这关系到小主人的“健康”，不强迫自己吃是不行的。

　　丫环，人数也不少，又叫姑娘，这都是客套的称呼，反之便叫“丫头”，不客套的还在上面加“使唤”两字，叫成了“使唤丫头”。她们在“妇差”中的地位最低，王府中人人都有管束她们的权力，受尽累，吃尽苦，待遇皆不如人，人人都比她们高。丫环们大致都是从三个方面来到王府的。（一）由宫中“赏”来的，（二）由“家奴”或佃户家征用来的，（三）由亲戚援引来的。一进王府，指定一个“妇差”管理，丫环称作“姑姑”。姑姑对丫环可以说无所不管和无所不包。先要学习当婢女的成套规矩：比方，对主子不能说“我”，必须自称“奴才”，主子呼唤，答话须说“口庶”。还有端茶、打手巾、侍立的姿式、向主子禀事、为主子开门和掀帘子、磕头与请安，都要按照姑姑教给的一定的程式进行。对这种既严格又繁琐的要求，谁要是不注意弄错了，轻者挨骂、罚跪，重者挨一两记巴掌或一顿竹板子。大约须经半年的培训，姑姑认为磨练得象个样子了，这才能派到各房去当“上差”。

　　园寝所用人员也不少，少说也有十多名。清制皇帝的坟叫作“陵”，王爷的叫作“园寝”。园寝的面积方圆约有几十里，包括“宝顶”（即坟）、享殿、阳宅以及佃户所耕种的土地。溥杰回忆，醇亲王奕■葬于西郊妙高峰的园寝，规模就相当的大。民国初年，他和太福晋、福晋和七叔载涛等到妙高峰去就住在阳宅。这是一处利用山形盖成三个阶梯形的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类似“四合院”格局的住房。当时，几位长辈都各自带着一批佣人分占着一个院子。阳宅还有东房、马厩等附属建筑，以及花园式的鱼池和“曲水流觞”式的亭谢等等。

　　我家没有醇王府那样显赫，在许多方面不如人家，但在府中各处和人员配备方面，却不太多。而所差的一是我家太监少，二是不使用丫环。这为什么呢？在本书《日常生活·闲话后倒宅儿》的章节里有所交代。至于“各处”、“各房儿”等等的称谓和职责，凡是溥杰先生《回忆》中说过的，因我家也有，而且大同小异，这里就不重述了。只说一下没有提到的，如档子房、笔札房、司礼房、总务处以及各库等等。简述如下：

　　档子房?应说它是王府机构当中的重要部门。约三、四人执管。主要保存“老档”及其他文件，并严格管理王府“包衣人”（家人）的人丁生注死销一事，详细登记在花名册上。据说早年在这方面流传着这样一句“不怕生男怕生女”的话。是说家人（包括坟丁）如生了男丁，及龄后可以进府当哈哈珠色（小厮）。一般说来，这些小厮，统叫“小苏拉”，其执役不等。如能当上阿哥们的“伴读”，再投小主人的欢心，一朝王爷去世，阿哥袭爵，便可到随侍处补缺任职，就能得到五、六品顶戴，而补其服，翎其帽了。生女则不同，起码要过两个关口：一、挑进来当丫环，二、主人指婚，过了“两关”，才能由其父母择婿出嫁。在封建制度下的王府家人，就更加没有自主权。同治以后，我家禁止蓄婢，那些家人之女，才算初步“解放”了。

　　在“老档”当中，确实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如多尔衮致史可法一书的誊稿（满、汉合璧格），就与公诸于众的文字有不同之处。其中“中国臣民未闻加以一矢”句中的“中”字原作“胜”字；“兵行即在”句，原作“大兵行处”；“尔公尔侯，列爵分土”后，没有“有平西王之典例在”之句等等，还有一、二不同处，已记它不起了。可惜的是，这些“老档”在1948年我从承德回京后才发现，已被家里人为换取柴米计，卖了烂纸。“纵使积薪天地内，可怜终有一烧时！”付诸劫灰了也。

　　笔札房?专司书写奏折和例行文件，如秘书室和文书等职的事务。

　　司礼房?专司祭祀礼仪，如读“祝版”（满语祭文）等事及司“百寿图”（亲友生日表）及各先辈王爷、福晋诞辰、忌辰的“提醒”事务。所谓“提醒”，就是各位祖先诞、忌辰的前一天和亲友正散生日之前数日，恭写日期提前禀报，以便如期祭祀及筹应亲友事宜。辛亥革命以后，并入回事处。

　　总务处?这是1920年，将庄园处、司房合为一处，改称总务处，总管府中一切开支。虽然自辛亥革命以后，王俸终止，而关里关外各县地租，尚且照收不误，再加上临时借债，变卖什物和马厩、群房等等，从中捞取“油水”。在王府官员中，视为任职于总务处者，均为肥缺。每届年节之前，这里是铺家要账者云集之地，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至如各库。如衣服库将瓷器库并为一库，灯笼、春联库，平日无人过问，破旧不堪。器皿库原在家庙最后，存有祭器，如官窑器皿及笾、■(上"竹",下"豆")之类等等。后因坍塌亦无执管。■旃库所藏佛堂■幔及卤薄、兵器等，早被盗卖一空，名实都不存在了。

　　太监最后只剩三名，住在三门上，饭房、饽饽房仍有十数人，马圈亦然。从前府中男佣人，是有定员的，后连木匠、裁缝，也都顶戴起来，每逢过年，一跪一片，似乎反倒增多了。因入民国，亦不十分计较。

　　这里倒要说一下佣人的特殊名称。各头目叫做“博什户”，杂役有的叫“苏拉”，有的叫“披甲的”。“披甲的”是由护卫兵丁“转业”的，一般都是老头儿。童年执役的“小苏拉”也叫“哈哈珠色”（满语），在王府解体之前还有十数名。至于“关防院”内妈妈、嬷儿、陪房、水上等，最多不过二十余人。然其中尚有当过“萨玛太太”（满教女巫）的。这类称谓，外不多见。

　　王府规矩甚严，对称呼尤甚。惟一事例外，就是太监们可随时地以开玩笑的形式，呼阿哥们为“王八”，又叫“王八■子”。有时摸一摸阿哥们的脊背肉，“下雨不下？”说者不算犯上，听者一笑而已。许多王府都是这样。这种玩笑，起于何时？又为什么只限于王府则可，世家则不可？均不曾有人考据。我在童年时代，被太监们呼作“王八”二字，则是数不清的次数了。今日思之，尚觉可笑。

节交冬至?王府消寒

　　冬至，又名长至，从这天起“数九”。有关冬至和数九的出处，古籍、类书、农历、词书等记之甚详，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只就王府怎样过这个节日，说上一说。要说的也无非是些琐事，但这些琐事鲜为人知，而且有些趣味，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故记之以实，以飨读者。

　　冬至的前一天，由太监拿着一副红单帖，恭笔楷书：“明日冬至”。下面要写：宣统几年，岁在××。×月×日×时，冬至。

　　这就是说，让王府里边的福晋、奶奶们，知道明天是冬至了，事先送个信儿。这一惯例，年年如此。冬至以前，要制消寒图。消寒图可以分为几种，据我亲眼见的，有四、五种之多。

　　第一种是九字双钩的，也就是道光初年御制的那几个字，即“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见清吴振木或著《养吉斋从录》每个字九笔，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完了，表明从冬至那天算起已过了九九八十一天，九尽了，春风于矣。

　　除了这个之外，我还亲眼见到一个消寒图，可能是王府以外不常见的，即“待柬春风重染郊亭柳。”也是每字九笔，制法和填法同前。

　　除这一种形式的以外，还有一种叫“素梅九九消寒图”。是一张画着八十一瓣的素梅小幅（不是八十一朵）。枝上的花有的是一朵，有的只是一个花蕾，有的是两瓣，有的是三瓣，似含苞待放，尚未成朵。每天用朱笔填上一瓣，填完了八十一瓣，也是九尽了。

　　这种消寒图上面还有题诗。我记得的两首诗与《北京风俗杂咏》和《北京竹枝词》等古籍记载的不同。

　　一首是：“淡墨空钩写一枝，消寒日日染胭脂。待看降雪枝头满，便是春风入户时。”

　　另一首：“碎墨零缣写一枝，小斋日日费胭脂，待将九九寒消尽，便是春风得意时。”

　　第二首似有抱负，而又略带寒酸气，与前首不同。很可能是王府里的西席先生在授课之暇依韵吟成的。久之，便年年套用了。

　　第三种是闺房用的消寒图，它是一张画，非常工细。画上画着九个男孩。衣着、习俗皆非清代，可能是历代相传的。每个小孩手执一种玩具，如灯、伞、车、花、鞭爆等。每个玩物上有九个折过去的白纸小方块，半粘半折。例如，有个车，这车上的方纸块是九个窗子，每天翻一个，翻开的那面有花卉、人物。一个实物翻完了，是一九尽了，九个翻完，九九也尽了。这种消寒图在王府也很少见，我见过的仅此一种，是个绫裱的小横幅。

　　第四种消寒图是打九个格子，每个格子里画九个铜钱，俗称“轱辘钱”，其形为■，下面写着歌诀：“上涂阴，下涂晴，左风右雨，雪当中，图上加图半阴晴。”

　　这种消寒图很普遍，但在王府的厅堂、轩馆里是看不到的。而在男佣人的寝室或他们工作的地方（如回事处、随侍处、管事处、庄园处等）才能见到。

　　这种消寒图上说：“上涂阴，下涂晴”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一天完了，从一个铜钱的方格内所涂墨的部位，就可以看出全天的气候变化。比方说，这一天是阴天，就用墨笔在上边涂一下；是晴天就在下边涂一下；左边涂上了，表示这一天刮风；右边涂上了，表示下雨了；中间涂上了表示下雪了。在北京，冬至以后一般只下雪，不下雨，所以，右边永远是白的。

　　那“图上加图半阴晴”，又是什么意思呢？假设这一天之内上午是阴天，下午是晴天，或者相反，待一天过完后，涂时就要注意各涂二分之一，即上涂一半，下涂一半。

　　消寒图还有许许多多形式，但在我家里只看到上述几种。在其他王府里或亲戚家里也制各自不尽相同的消寒图，用九字文制消寒图的也大有人在。但是，所有王公府第的厅堂上都用道光御制的那种，可谓家家如此。

　　各种消寒图是早已制好了的，冬至才开始使用。其制法是：九字文消寒图，是用一个固定的长方型木屉子装裱素绢，其天地左右皆镶以淡绿或月白色的绫边，当中朱格九个，分为三行，每个格里是朱笔双钩馆阁体的一个楷书，字约二寸见方。文为竖行从右至左。画梅者亦系裱成的小幅。其他各种皆无固定形式，倒是多种多样的。

　　冬至制消寒图，并非起于清代，原是自古有之。明人杨允孚杂咏诗：“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回初。”（见《日下旧闻考》）只是到了清代，王府中更为盛行。

　　在王府里除了制消寒图之外，还有祭祀。冬至祭祀，并不祭神，而是祭祖，据说也有祭神的，但我没见过。祭祖先的规模相当大，我家的祖先堂，称作“家庙”（即宗祠），也叫“影堂”，是一处庄严肃穆的所在，内部格局与故宫奉先殿类似。前后两殿供奉十代亲王，另有小影堂二处。每一代都有福晋、侧福晋其数不等，祭品人人有份，这个数字就很可观了。

　　冬至这上午祭祖是供馄饨。因非大祭，不使■、簋和笾、■(上"竹",下"豆")之器，而其供器一律都是乾隆官窑霁红中碗，非常精良珍贵。供器虽精，而祭品甚简，每碗只有五个小馄饨，点缀其间而已。这大概也应谓之“象征性”。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明孝陵的祭品“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铗，黍数粒，东瓜汤一瓯而已。”看来历朝的祭祀只重仪式隆重罢了。

　　祭完祖先之后，午饭阖府上下都吃馄饨，但馅子不同。最佳者是烧鸭冬笋和鸡脯莞豆（洞子货）二种，一般则是猪肉菠菜、韭菜，与普通人家所食者无异。稍不同者，其皮不是三角形，而是包成小饺子，再将两尖对捏成一银锭状，碗底先垫熟粉丝，再放馄饨，然后浇上鸡鸭汤，其佐料也是紫菜、虾皮、冬菜、芜荽（香菜）等等。

　　为什么冬至要吃馄饨，其说不一。一说是吃馄饨喝热汤，是为了取暖；一说是象征天地未分之象，至冬至交天时才分为天地。此说荒谬绝论。清人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冬至条》有“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浑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的话。但他又说“则何者为馄何者为饨耶？”他连“馄饨”这一食物的名称也否定了。看来冬至吃馄饨似有所本，但又查无实据。只好姑妄言之了也。

　　上午吃馄饨之外，还要配些“时菜”。所谓时菜，是指含热量较多的食品，如鸽蛋、鹌鹑肉、鹿肉、山鸡肉等。晚上照例吃火锅，不仅冬至这天要吃火锅，凡是数九的头一天，即一九、二九、直到九九，都要吃火锅，甚至到九九完了的末一天也要吃火锅，就是说，九九当中要吃十次火锅，十种火锅十种不同的内容。头一次吃火锅照例是涮羊肉，但与“东来顺”的涮羊肉不一样。它的汤很考究，作汤的原料包括烤鸭、生鸡片、蘑菇、虾米、干贝等，此外，还有两种与北京市民所用的一样，一是丸子，二是驴肉。这两种普通食物，价廉物美，各有特色，可惜今天见不到了。这许多原料熬出来的汤涮羊肉，其味无穷。羊肉片无非是大三*，小三*，上脑，黄瓜条等。除了羊肉之外，还要有全部羊肚，所谓全部也并不全，首先不要肚板，嫌它不好嚼。羊肚主要是吃肚脸，去了两层皮的肚仁。除了羊肚，还要有腰子和肝，这是不能少的，这样才叫“全涮羊肉”。但要说清楚，王府涮羊肉所用的调料不象今天“东来顺”所用的调料这么多，这么全。当时，只有白酱油（好酱油），酱豆腐，韭菜末（不是韭菜花）和糖蒜。象什么芝麻酱、虾油、料酒、炸辣椒等佐料一概没有，同时也不涮白菜，而只涮酸菜、粉丝。在我童年时代，十岁以前，吃涮羊肉从未见过白菜，后来到“东来顺”吃饭，才见到那么些咯佐料，还涮白菜，吃烧饼，吃杂面，真是大开眼界。

　　从“一九”过后，以后的八个“九”吃的火锅各不相同。有山鸡锅、白肉锅、银鱼、紫蟹蜊蝗火锅，■(上"鹿",下"包")、鹿、黄羊、野味锅等等，九九末一天，吃的是“一品锅”。此锅为纯锡所制，大而扁，因盖上刻有“当朝一品”字样故名。它以鸽蛋、燕菜、鱼翅、海参为主，五颜六色，实际上是一大杂烩菜。

　　冬至，除了制消寒图，祭祖先，吃馄饨，吃火锅之外，还有什么风俗呢？据说，在清朝前期，还有许多习尚，但这些皆非我身经目见，只得从略。古籍：《帝京岁时纪胜》和《燕京岁时记》两书记载较详，读者不妨一阅。

　　冬至消寒，在王府生活中，随处都可表现出来。上面所讲过的除外，而真正起到消寒作用的，无如“升地火”。“地火”又名“火炕”，但与乡间的热炕不同，它是“火燃于地底”，此火一升，四壁皆暖。清道光帝有咏火炕诗：“花砖细布擅奇工，暗■松枝地底烘。静坐只疑春煦育，闲眠常觉体冲融。”诗虽不佳，倒是真情实话。地火是何种形状呢？在室内看不见。只有在廊子上才能看到表面的“炉坑”。炉坑就不是升火的地方。在故宫某些宫殿的廊子上还能见到炉坑盖口。它是与地面相平的。升火时要掀起木板炕盖，走到下面方添煤点火。烟从山墙排出，有时却看不见，可见它的布局、设置是很巧妙的。

　　从节交冬至始，有的王府作“消寒雅集”，参与者多是文人墨客，而且只限“布衣”，因在辛亥革命以前，王府不得结交大吏故尔。这种“雅集”规模不大，多则十人左右，逢九举行一次。其内容不过是分题拈韵，即席赋诗；踵事增华，鲜有佳作。每次略备果酒，小酌而散。聚会地点多在小客厅。我家有轩馆数处，而斯会总在“徐白亭”，因其精巧幽静，比较适宜。我在十龄以前，也曾在消寒会上讨过黄酒吃。

　　王府生活，从表面来看，有些是很隆重的，而内容却很乏味。而较有趣味的，则多是借节令而在消闲。冬至各事，也是一样，都是围绕着“消寒”二字，而作消闲取乐而已。

腊八细粥?五香十色

　　“腊七腊八，冷死寒鸦。”这两句童谣，“老北京”都很熟悉。早年，北京冬天确实很冷，一进腊月就更冷。虽然未见“堕指”，却常见“裂肤”；送水的独轮车挂满了冰锥，冰糖葫芦冻成了冰果，说是“滴水成冰”，一点儿不假，此时此际，守着白炉子，喝上一碗全果儿的腊八粥，那真是无上的享受。

　　北京的腊八粥，向有粗细之分。凡是豆、枣相掺，米、果同煮，出锅后，洒些青丝、红丝，再放上红糖、白糖，就万事俱毕的，这是粗粥。细粥则不然。《燕京岁时记·腊八粥条》写得比较具体。要熬那种细粥，不仅费钱、费事、费时间，而且擅此道者不多，普通人家也置办不起。所以真正的腊八粥，即在早年，也不多见。至于雍和宫怎样为皇宫熬粥？豫王府的腊八粥，是各王府中的佼佼者，又是什么味道？余生也晚，对此二者既没见过，也没尝过。根据资料重叙一下，那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现身说法，叙实一下我家的腊八粥。

　　记得小时候，我不单爱喝腊八粥，更爱看熬粥、摆果的热闹场面。按王府的规定而言，熬腊八粥是饽饽房的“差使”，豫王府就是那样。我家不知是哪一辈“先王”一反常规，要福晋率领仆妇亲自熬粥。从那时开始，安福堂就热闹起来了。安福堂是我家关防院内第一座正殿（即内宅的大厅）。后来是太福晋（我的祖母）的住处，也是阖府最尊贵的地方。这七间正殿，■丽堂皇，装饰陈设与故宫博物院的西六宫不相上下。平时殿内清静整洁，连大声讲话都听不见，如果不是有三、五仆妇在后套间儿应差听唤，就不象有人住的房子。可是，一熬腊八粥，这里的气氛就大不相同了。四大间殿堂升上四五个头号大白炉子，那些淘粥米的，剥粥果的和煮豆、枣二汤的仆妇们，按部就班，各执其役。太福晋则系上围裙一一指点，样样过目，道道工序，事必躬亲。从腊月初三、四起，至初七晚饭后，由福晋、奶奶们笑语喧哗地摆完粥果止，要乱乱哄哄地忙上四、五天。斯景斯情，分外热闹。

　　细粥，又名“全粥”。粥米约计十种：即莲子、芡实、菱角、薏仁和粳米、江米、大麦米、高粱米、黄米、小米。用熬成的红江豆、红小枣二汤煮以上诸米，耐火的先熬、易熟的后放。使粥色纯红，不见一豆，故称“细粥”。

　　腊八粥之美，全在粥果。粥果计有：密云小枣（剥皮、去核）、栗子、青梅、琐琐葡萄（白葡萄干）、糖渍樱桃和杏仁（又名大扁）、榛仁、松仁、核桃仁、瓜子仁、花生仁等。将这些白色诸“仁”用冷水漂得更白，然后分出一部用红曲和胭脂染红，使摆在粥面上的诸“仁”红白相映。摆成方型的图案，再加上青梅绛枣，黄栗朱樱，则见百果纷陈，五香十色。这样的腊八粥喝起来才别有风味。

　　腊八一早，将那些细瓷小碗摆果的细粥，分供佛殿、家庙（祠堂）二处。然后，分成份，粥盛瓷罐，果摆攒盒，馈送亲友。外配四样粥菜，四样点心。一般说来，菜是山鸡丝炒甜酱黄瓜丝、山鸡丁炒粥果（核桃仁、杏仁、松仁、花生仁、琐琐葡萄）、兔肉丁炒榛子酱、香菇爆面筋；四样点心则是猪肉干菠菜馅的提折包子，枣泥方脯、火肉（火腿）烧饼、玫瑰黄糕。此外必送两棵大腌白菜，惯例如此。以上诸品，装入圆笼，派人专送，务于当日午前送到。

　　据《燕京岁时记》上说，腊八粥忌用莲子、薏仁米等，“用则伤味”。其实不然。若洒红丝反伤其味。这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体会。

　　我家于腊八日中午，食打卤面，叫做“腊八面”。各房的小厨房于是日清晨泡制腊八醋。泡成后，以蒜色纯绿为佳。以备新正吃水饺用。

　　熬腊八粥，在王府说来是件大事。因数量太多，于初六基本熬成，但不许品尝，必须等到初八早晨，撤供之后，才许喝粥。这样，就只加热再喝，故我家有句谚语“腊八粥虽好，只能喝剩的。”以后随时可喝，除夕必喝，一直喝到翌年二月初二日。如果存放得法，使其不出汤，不变味，方称上品。

腊八一过?年事繁忙

　　腊八一过，再有十五天就要祭灶。在这半个月中，王府里为年事开始忙碌起来。有三件事必需如期完成。一是腊月二十二日必需把春联挂好。不说贴春却说挂春联，因为王府的春联是裱糊在一个长条形有方格子的框架上的成物，每年用时，往固定的位置一挂就行了。但在二十二日悬挂之前，必需经过一番整理。所谓整理，亦无非是修修补补，费工不多。二是在腊月二十三日午前，必需挂好各处灯笼。灯笼约有四种，殿堂上挂牛角灯，墙上挂壁灯，室内悬宫灯，花园轩馆、游廊上挂绢灯。室内宫灯和轩馆各样绢灯，要在扫房以后才挂，那是祭灶以后的事，且不说它。这里先说前两种：牛角灯大致也分两类：一类是琉璃璎珞式穗子的；一类是红绒穗子的。这两种灯的上面，都有大小不同的金色■(上"田",下"比")庐帽。壁灯是木框玻璃灯，大致亦分两类：影壁上用的是长方型的，玻璃上有两个大红字，如“鸿禧”、“迎祥”、“凝辉”、“戬谷”等等；粉墙上用的是各色各样多种形式的，如蝙蝠形的、扇面形的、八角形的、方胜形的以及石榴、桃子、方圆不等各形各种。上述这些灯笼都要依次整理。牛角灯如果■(上"田",下"比")庐帽不裂，璎珞不散；壁灯如果不散架，玻璃不破，则用水涮洗两过即可。惟有那种红绒穗子，则要在水蒸气上慢慢地熏理，才能使其舒展如新。这项工序费时费事，司此役者的辛苦，可想而知。这些灯之所以要在腊月二十三日午前挂齐，是为了这天晚间祭灶制造气氛，增添色彩。因此成为惯例。三是细擦净洗供器，包括佛堂用的“五供”（香炉、蜡台、花瓶等）、“八宝”（即伞、盖、花、罐、鱼、肠等）和家庙用的二尺多高的大铜五供及古代祭祀的供器，即■、簋、笾、■(上"竹",下"豆")四种，此外还有象牙匙箸并大小官窑器皿，如杯、盘、碟、碗等等。供器擦洗完毕，对册清点，若有损缺，要告知管事处，备办齐全。凡此种种，都是在祭灶前所作的准备工作。

　　下面再谈谈春联。民间的春联全用大红纸书写，王府和内廷则不然，是用白纸书写，然后裱装在固定的格屉上面，其上下左右镶以内红外蓝两条极窄的纸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引自《燕京岁时记·春联条》）。其实，一般宗室也不常用，惟满、蒙亲王、贝勒、贝子府第才悬挂这一形式的春联。白春联联语应为应制体，书法为馆阁体，从府门、角门、仪门和殿堂，凡有门者，无不悬挂。何谓应制体的春联，这里略举一幅通俗易懂的春联，如“宝瑟和瑶琴，百子池边春满；金柯连玉叶，万年枝上云多。”这样的联语宫廷可用，王府也可用。用了不算僭越。又何谓馆阁体？馆阁体即恭笔正楷，如故宫西路储秀宫穿廊上所刻的“万寿无疆赋”其书法就是典型的馆阁体。总的说来，这类白春联，多是■丽堂皇，文词冷僻，令人费解。有的也堆砌一些“柏酒椒花”之类的词句，用以装点升平，铺陈年景而已。但就格律而言，却非常严格，一丝也含糊不得。而与民间所不同者，只挂春联，不用横披。

　　王府过年除挂春联外，也挂门神。府门、仪门、角门等门上的门神图像，一位白脸，一位黑脸，都是甲胄执戈，悬弓佩剑，威武非凡。俗称秦琼，敬德是也，也有人说是神荼和郁垒，谁是谁非，无从考证。这种图像与民间所用者相同，只是画工精细而已。至于厅堂轩馆所挂的神，便与民间不同。其门神图像，左穿红，右穿绿，乌纱宫袍文官模样，神后皆有一童子捧一托盘，上着各色吉祥什物。据说左为福神，右为禄神，总称“加官进禄”。

　　到了二十三日下午，春联、门神和五花八门的灯笼一一悬挂停当，祭灶所需各种供品也准备齐全，入夜，则又别是一番光景了。

爆竹喧阗?黄羊祭灶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叙述黑山村乌庄头乌进孝给宁国府用大车运来大批年货及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这大批年货，用“红禀帖”开列甚详，其数目之大，非常惊人。

　　记得1922年农历腊月中旬，在我家东角门内随侍处门前，停放满载大批食物的车辆，说是“盛京”（沈阳）来的大车。所以类似《红楼梦》所描述的情景，在王府里也是如此。据老太监们说，我家在同光（1862—1909）之际，从东北辽中、辽阳等县来的大车，多达八辆，后来减为四辆，而我亲目所见的只剩两辆了。这两大车食物的品种虽不及《红楼梦》上所描写的那么多，但其数目也不算少。诸如大鹿、■(上"鹿",下"包")子、笼猪、野猪、黄羊、汤羊、山鸡、野兔、银鱼、紫蟹、蜊蝗、■干以及榛子、松仁、红枣、栗子各种干果和东北名产香水梨干、冻梨……以至扫炕用大笤帚等等，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此外，也有“折银”约两千多两。折大洋三千元左右。惟独没有活物。因其中黄羊是祭灶用的主要供品，所以每年来的东北大车，不得迟于腊月二十一、二日。

　　祭灶是古老的习俗，最早是夏祭，汉代以后始改为腊祭。祭灶用黄羊，其说甚古，见《后汉书·阴识传》故《燕京岁时记·祭灶条》才说“二十三祭灶，古用黄羊。”到了晚清就只内廷和王公府第仍用黄羊祭灶，而朱门大宅已不常用。迨至1924年以前，除逊清小朝廷外，王府沿用黄羊者则已寥寥无几了。

　　到了腊月二十三日，我家除了春联、门神、廊灯、壁灯悬挂齐整以外，还要在“银安殿”后，仪门以前的院子里，扎个丈许高的木架，以应燃放鞭炮之需。前文曾说悬挂灯笼是为祭灶增添色彩，其实祭灶时所点燃的，只限神殿前廊上六盏牛角大灯和仪门内外四盏玻璃上画“五福捧寿”的挂灯以外，其他诸灯一律不点。而这十盏灯，侯祭灶完毕，即行熄灭。用当时的王府用语来说，叫做“樽节”，即节约之意。

　　这天傍晚，专司祭灶的“随侍”和“苏拉”等人，在神殿的东二间内，专为“跳神”煮肉的大锅前，设摆供桌，依次摆好供品。供品包括关东糖、糖瓜、江米糖、糖饼、桂圆、荔枝、红枣、栗子，以及草料、清水、香蜡、纸马等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只黄羊，平放在一个大木槽里，放在供桌后面，故称之谓“黄羊祭灶”。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有的鞭炮就响起来，到了戌正（晚八时），神殿上便有了动静。在我童年时代，站在内院正殿“安福堂”的前廊子上，向南一望，通过板子墙的裂缝空隙，便影影绰绰地看见神殿后纸窗上烛光掩映，这就到了祭灶的时刻。待悄悄地溜到殿后，欲探其妙，则只听靴声，不闻人语。此情此景，与南宋诗人刘克庄的那“深夜潜烧祭灶香”诗句所描绘的情景，何其相似。主祭者自然是一家之主。此时不仅忌妇女，就连太监不得进殿伺候，只有“随侍”人员随侍左右。为时不久，便听到“随侍”的当中一老者高喊一声“点鞭！”殿外“随侍的”依次传声。接着，鞭炮齐鸣，冲天震地。此时府外四周的居民家也在祭灶，鞭炮声此起彼落，连绵不断。随着鞭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曰送灶王上天。传说，灶王翌日朝天，报告一年工作，所以先期欢送请吃，央它“上天言好事。”供品中的关东糖就是为了要粘住贪吃的灶王的牙齿特备的。这番盛况真象古诗所说：“天阔神骖驭，灯青喜结花。”热闹一阵子以后，被粘住了嘴的灶王，高高兴兴上天向玉皇禀报人间的“好事”去了。至于官家所作的恶事，大概只好包涵包涵了也。

　　鞭炮燃尽，神殿上灯火全熄，祭灶王的仪式宣告结束。约半小时左右，有数名太监手捧黄地蓝龙食盒，内陈各色供品，其中以关东糖、江米糖、糖瓜、糖饼为数最多。由他们分送各院，名曰“送供尖儿”。这时无论尊卑长幼，或多或少地都必须捏一点儿糖、果送到嘴里，这叫做“灶王爷上天，取个吉利儿。”

岁暮扫房?年终悬影

　　王府的生活习俗，虽与众不同，但也不见得都有典章可依，往往则是偶一为之，便成定例，从此更动不得。例如我家的饽饽房，不论春夏秋冬，每日必做二十四碗奶酪，吃与不吃，照做不误。这一数字，无章可循，造成浪费，也从不过问。又如腊月二十四日的午饭，必有两簋黄羊肉——一清蒸，一红焖，也是如此。我曾想过二十四吃黄羊，很可能与头一天祭灶有关。为了虔诚，祭毕方食。而事实并非如此。因黄羊之来早于祭灶，火车甫卸，当晚便食——用火锅涮黄羊、野鸡等等野味。如此说来，则“虔诚”之说，也不能成立。类此等等，都是属于没有明文规定而规定的。我家有两句谚语，却能说明这些问题。那就是：

　　“放鞭炮，等祭灶，吃黄羊，要扫房。”

　　旧时腊八一过，就有零零星星放鞭炮的。而我家则不到祭灶，是不许有此举动的。因而才有“放鞭炮，等祭灶”之谚。下一句是，旧北京有一说法，叫做“二十四，扫房日。”王府却不例外，但也不一定拘于二十四这一天，而最晚也不迟于二十五、六。所以说，一吃黄羊，就要扫房了。这谚语的由来本此。

　　在扫房之前，有件与儿童有关的事，要在这里插一笔。说一说王府里的家塾放年学。王府里的家塾称作“学房”。放年学等于现在学校的放寒假。我对学房的生活，是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其味甚苦。而放年学一事，才是我在一年当中的最大享受。

　　我是虚龄八岁进学读书，学房什么样？先生什么样？每天的功课又都是些什么？容后详述，这里只说“放年学”。辛亥革命以后，旧制废除，机关、学校再无“封印”之说，但在王府则把放年学依旧呼为“封印”。据《燕京岁时记·放年学条》记载：“儿童之读书者，于封印之后塾师解馆，谓之放年学。”

　　我家的学房每年照例是在腊月二十四日放年学。这天中午，按时给先生开饭，与往日所不同的是除增添了四碟冷荤，以备佐酒之用外，还有一碗清蒸黄羊肉，以表芹敬之意。饭后宣告解馆，我便如释重负，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虽然如此，但也不敢任兴而为，还是要“非礼勿动”的。离学房不远，有两座“花洞子”（即地窖，也叫暖窖），平日不能随时进去。放年学后，比较有些自由，可以进去看看。洞子里的那些盆花，年年见惯没有什么新鲜之感，只是想问一问“蝴蝶长的怎样了？”花儿匠们的回答，依旧是平素充耳“厌”闻的那两个吉祥字眼——“平安”。再问如前答，要看则不许。我这个小主人，也只得怏快而退。王府的规矩就是这样。若问残冬腊月，花洞子里养蝴蝶干什么？莫慌，等说到除夕辞岁时，自有交代。

　　年学一放，对我来说，无异是鸟儿出笼，心神舒畅。有了闲工夫，不免到处走走。在这种日子里，首先碰到的，则是陈土扑面，细尘迷目，欲躲而不及的热闹场面——扫房。年前扫房，是王府中的一件大事，等于进行一次全体动员的大扫除。王府里住人的院落甚多，厅堂轩馆，也不算少，除了那些空院闲庭之外，算起来也不下百把十间。尽管随处佣仆“各抱一角”（王府用语，意即现代语的“责任制”），但这同日同时展开的“全面战役”，此举非同小可。诸如擦窗扫壁不用细说，光是那些室内的暗楼、隔扇、栏杆、落地各色雕花大罩，就足够打扫一气的。而况其上又都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等精雕细镂之物。稍不留心，便易破损。除此之外，还要把那些八音联奏、开合自如的大小“自鸣钟”，以及瓶鼎彝尊，各色玉件头之类的精细陈设，有的用油擦，有的过清水，而且当日必须物归原位。如果没有大批佣人，想要做到晨兴夕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兴师动众，不仅费工费力，还要损坏不少物品。最后弄得“人人力倦，个个神疲。”常听老妈妈们说：“扫一次房，三天缓不过气儿来！”往往则是得不偿失。

　　扫房之后，气象一新，处处纤净无尘，清新悦目。然后，宫灯高悬，堂花频设，未到除夕，已是年意盎然了。

　　扫房结束，接着就是悬影。影，就是历代祖先的遗真影像。其影像之大与真人相等，通着朝服朝帽，福晋亦然。影像上下左右均衬以绫缎为边，裱得肃穆庄严。悬影要悬在家庙的神龛以内，这确也不是易事。说到这里，需要说说家庙的格局，从而才能说清楚悬影是件艰难的工作。

　　家庙即宗祠，也称影堂。我家的家庙，位于三门以东，是一处三重院落，古柏苍松，肃穆幽静。前后殿共十间，每间一龛，其龛高与梁齐，如果不是上有■(上"田",下"比")庐帽，下有须弥座，简直就是一间大套间。其中有几案，有方桌，有隔扇，有幔帐，甚为宽敞。案上设有填青闹龙，满汉文合璧格式的神主牌位。每龛供奉一代亲王和福晋，有的不止一位福晋，以十龛计，影像之多，不少于三十幅。悬影之前，要将神主移出，悬毕，仍归原位。且排列次序为“大昭穆”。非熟悉此道者，是无力担任斯职的。所以说年终悬影又是一件大事。

　　家庙前后殿均有匾额。前殿为“乾隆御笔”，额曰“祭如在”；后殿乃是庆亲王永□所书，额曰“骏烈清芬。”其抱柱楹联，因年久为风雨侵蚀字迹脱落，无法辨识。最后一重，有罩房七间，为储藏祭器之所，室内角落有一堆碎瓷片，为破损的器皿。其供器之增损详加注册，破损者不得任意抛弃，必须堆积于此。奇怪的是，象乾隆官窑霁红大碗，原有五十五件，一次检点祭器，发现账上虽然注明，破损十三件，而那堆碎物之中，却无一件霁红的。那么，这些官窑大碗去向何方呢？类似这种现象，佛堂、诸库亦复如是，其积弊之深，概可想见。

　　在出府之前，家庙之内满径蓬蒿，蛛挂雕檐，燕留废垒。衰败景象，触目皆然。二十年后，我曾追摹其状，填过一阕《菩萨蛮》小令，词曰：

　　凉谐虫语声幽咽，空庭冷落三更月。风细叶萧萧，台荒草没腰；?湿萤飞不起，明灭蓬蒿里。如唱鲍家诗，吟魂断此时。

　　因叙说家庙悬影，忆及衰败景象，信笔为之，离题过远，权当作卖菜人说的“饶头”是也。

　　提到过年，旧时是指元旦到初五为新年。其实，年意最浓的是除夕。俗称：“三十晚上”，有的古籍记载也称：“大年夜”。王府度除夕，白天除各房的至亲送来年礼，别无可记。但是，有两桩小事可以说一说：一是除夕下午，王府官员由管事处领衔，向里边各院敬奉小攒盒。盒内有红枣、栗子、柿饼和花生之类，皆有吉利之意。攒盒中央放个苹果，上插包金的“小如意”。如意上刻有“平安如意”四字，取其“岁岁平安”之意。二是回事处送进红单帖，称作“喜神方位单”，上面写着某年正月初一子时，喜神、福神、禄神、财神、贵神和一个所谓的凶神——“太岁”，所在方位，主要是为迎喜神。如喜神所在方位与太岁同，则改为迎福神或其他诸神，就不迎喜神了。

　　按王府日常生活起居惯例，在掌灯之前，凡居住所在的厅堂，要依次上窗户，因为王府厅堂的窗户一般都是两层，皆为上支下摘式的。上支者不动，下摘的晨摘夕上，所以有“上窗户”之说。而除夕之夜，则通宵不上。就在平日上窗户的时候，府外大街小巷，无数儿童挨门挨户敬送财神，（赵公元帅）纸像，边送边喊：“送财神爷来啦！”而王府院宇深邃，听不到这种喊声，更看不见这种民间习俗。但是，在同一时间，王府的众多“苏拉”（男仆）怀抱大捆芝麻秸，随走随撒，依次撒遍各个院落，叫做“撒碎”，使人行其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谓之“踩岁”。“踩岁”其含义有二：一有踩住不放的守岁之意，二因“岁”“祟”二字北方同音，有踩碎一切邪祟之意，以保来年吉利。

　　“撒碎”告毕，阖府诸灯皆然，凝辉焕彩，非常好看。燃灯有十多人专司其役。此辈上穿红青色对襟褂子，头戴红缨帽，足穿棉靴，每人随身带着大批蜡烛，将屋廊、影壁以及粉墙、游廊等处各式灯笼迅速点燃，过年的气氛跃然而起。此辈并需及时更换蜡烛，照管灯火，直到元旦之晨，旭日东升，方可离开职守，亦云苦矣！

　　王府平时晚六时左右便开晚饭，除夕则要推迟到“辞岁”以后，才摆团圆饭。辞岁的时间很难固定。虽然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但逊帝的小朝廷依然存在。故各王府的王爷依循故例，要到宫里去向溥仪及各太妃辞岁，往返所费时间也是不固定的；王爷回府后，又要到家庙祭祀，祭祀时间也不短。祭祀结束，接着举行辞岁仪式。这些繁缛的活动差不多要延续到十时左右，方可事毕。则晚饭推迟已成惯例。但谁也不能饿着肚子等吃团圆饭，因此，在七时前后，要吃一次点心，品种有各种细馅包子和炸金钱饣合子，以及小碟冷荤年菜，花样很多。食毕，神殿上焚香点蜡，谓之“安神”。安神时，燃放第一次鞭炮。安神与接神，相隔时间较长。安神香案所供祭品和奉祀的神位与接神完全一样，民间家庭设“天地供桌”，以“小三牲”供奉“百分”。所谓“百分”是指天神诸圣全图。而王府与民间不同，其祭品除荔枝、桂圆、栗子、花生、红枣等五种干果外，还有面制的各色半生半熟的夹糖糕，上涂五颜六色，叫做“筵食饽?饽”。此物其硬如石。人不能食，以此供神，又取何义？令人百思不解。王府所供神位，既非“百分”，亦非神像，而是五个长形黄纸口袋，称做“神敕”。其中奥妙，从不为人知。我问过司此役的老太监，他亦含糊其词，难解其义。其实，我也多此一问，非但他说不清楚，即使上溯几十年，司此役太监也无说法。因为那黄纸口袋里面的东西，从不许看。无非是商骗人、人骗神而已。约在晚九时左右，王爷回府，在白锋毛补褂里面的腰带上，挂着许多黄色的荷包，真象“腰缠累累”。其实，每个荷包口露出的只是“小如意”，与前文提到的插在苹果上的如意一模一样。但这却被封建时代王公大臣们视为“殊荣”的赏赐。

　　稍息片刻，家祭仪式便开始了。先至各处佛殿焚香行礼，祭完神再祭祖先，此乃所谓“神先鬼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是以贾母为首，全家老少以及客居的亲戚——宝琴也得行礼如仪。王府家祭是男先女后，未及十龄的儿童，则不能入家庙，更何况亲戚!记得1924年之初，正是农历癸亥年的除夕，晚间，主祭者从小朝廷回府以后，身体顿感不适，恰好我逢虚龄十岁，家祭则由我“恭代”。这是我第一次入家庙，因不谙仪礼，由老太监在一旁低声指点。在香烟缭绕、烛光荧荧之下（家庙无电灯），无法看清列祖列宗的影像。至于，在院中随我行礼如仪的六十四位均有品级的官员，则只能听到众人起跪的衣履之声，根本看不清他们的动作。祭祖先的仪式无非是磕头。王府礼制为“两跪六叩”。十龛祭毕，我已头晕目眩，难辨方向。这种“磕头虫”还是不当为好。等我率领众人退出家庙后，女眷才能由太监搀扶进庙行礼。女眷虽是我的长辈，也必居我后。这种所谓“男先女后”，纯属封建礼制。

　　祭完家庙，接着是一个更大的场面——辞岁。

　　后说辞岁，先说服饰和布置。除夕正值隆冬，凡有品级者，无论男女或王府官员，均按其自身的品级穿戴。我家地位最高、身分最尊贵的是我祖母。她头戴“钿子”，其状如戏曲舞台上肖太后所戴一样。因系孀居，原有的二十四根“挑杆”只戴一半。内着蟒袍，外套八团四正四行的团龙补褂，胸挂朝珠，手握“十八子”（注：十八子，即手串的一种。），足穿“八分底”云头二色棉履。伯母和母亲其穿戴与祖母相同，其差异除头戴全副“挑杆”外，补子也略有区别：伯母是亲王福晋，为两正龙八行龙；母亲乃一品夫人，补子为四爪蟒，其形似龙，看花盆底棉鞋。无品级眷属，一律梳两把头，穿绣花敞衣。男人的服饰如我的伯父（亲王），所戴秋帽，为三眼孔雀花翎，其顶珠为红宝石，称作“宝石顶”，着白锋毛皮褂，上辍两正两行团龙圆形补子，足穿青素缎绿沿条薄底官靴。王府三品至六品官员皆为武职，他们的服色和顶戴，均按品级穿戴，遵制成规。

　　王府过年布置殿堂，与在京的朝贵不同，在所居正殿中央装置“五屏风”，前设置宝座，左右两旁放置二高二矮小方几四个。左摆苹果一盘，右置方口大瓶，内插三镶如意。如意下端的朱红穗子垂露瓶外，谓之“平安如意”。左右二矮方几上，各置香炉，焚化檀香。条案上面，增添吉祥摆设，如一盘冻柿，上插小如意，名之曰：“事事如意”；一盘盛有面制的桃子、石榴各二，上插绒花蝙蝠，谓之“福寿三多”；一盘盛着黄白年糕两块，上插红绒金鱼，叫作“年年有余”。一盆地窖培植而成的一个带蔓的香瓜，它在众多的吉祥物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殿中的地面平铺毛毯，门挂杏黄色棉帘，帘子两端缠扎着杏黄绒绳，卷放自如。

　　十点左右，当时称作亥正，辞岁的活动开始了。这时忽听一阵靴声，众官员齐集院中，分班排列。殿内太福晋在宝座就位，廊子上两名太监各执绒绳分列左右，只见门帘徐徐上卷，室内太监在宝座前平铺“拜垫”。首批由王爷带班向太福晋辞岁，行“两跪六叩”大礼。此时，两名太监一捧“黄磁捧盒”，至宝座前，分跪左右。左边的太监一掀盒盖，彩蝶奋飞而起，太监高呼：“太福晋年年吉庆，瓜瓞绵绵。”礼毕，门帘下放，太福晋让王爷就座。由我带班辞岁；继而福晋就座，帘又上卷，此班仍由我带，其礼如仪。一时，花香蝶舞，灯火交辉；宝篆香浓，玉堂春满。这种富丽景象，在《红楼梦》里有相似的描述，他书却不多见。

　　那些人工培育的彩蝶放出之后，扑灯者多，栖花者少，香瓜上面，一个皆无。机灵的太监很会体察主人的心意，便随手抓起几个扑灯而坠的残蝶，轻轻地往瓜上一放，随口高呼：“瓜瓞联绵了！”殿外照例隔院传声，接着鞭炮齐鸣，众人道贺。辞岁盛典已至高峰，帘垂礼毕，官员告退。

　　继之为长幼尊卑依次辞岁。给压岁钱，分南杂拌。一时衣香鬓影，笑语欢然，这是和和融融的家庭之乐，对比按部就班的例行仪式。二者的情趣，截然不同。

　　少顷，就在这座名为“安福堂”的东二间内，拼摆两张螺钿的大八仙桌，上面杯盘罗列，盛馔频陈。一时，太福晋入座，晚辈依次献如意，敬“屠苏”，说“吉祥话儿”，然后请安告座。共饮“屠苏”（即王安石诗“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苏）。据说此酒可以消灾祛病，是用大黄、白术、乌头等中药泡制而成的。大家抿上一抿，应景而已。最大的名菜，仍是前文提到过的“一品锅”。随后，献上八宝年饭。饭上百果杂陈，也很好看，每人必须略吃一口。这餐盛宴称为“团圆饭”。

　　饭毕，男男女女各回各屋，男则换上便服，女则摘下钿子，改梳两把头，换上绣花敞衣，比较松快一下，用现代的话说，可以“自由行动”了。

　　守岁之夜，王府到处灯火通明，殿堂更是宝炬荧荧，檀烟袅袅，又有香橼佛手、牡丹、梅花等等盆景，室暖花香，倍增情趣。由于除夕不上窗户，当中那间的隔扇和风门上下，又都是以玻璃装成，人在其中如在大玻璃罩子里面一般。若走到院中，隔着三重院落，透过各个殿堂的前后玻璃窗，可以看到最后一重粉墙上的各式玻璃框架内的壁灯，历历如画。除夕之夜的富丽景象，一览无余。

　　神殿佛堂内的廊灯、宫灯，皆点红烛，但其亮度总是不如电灯。所以，这些庄严肃穆之处，总是半明半暗，不及里边各院灯火辉煌。相形之下，未免有些凄凉之感。守候在佛殿的老太监们，又当别是一番滋味。

　　到了寅正，便是接神的时候。接神的仪式与安神大同小异，只是最后将那五封神敕，捧到神殿中的大铁炉中焚化，接着，再燃放一阵鞭爆而已。当曙色微露，守岁告终。此时，阖府上下倦眼蒙目龙，大有不支之势。若抬头，则见：“碧瓦又添新日色，宫灯未剪隔年花。”

　　除夕已过，紧接着就该互道“新禧”了。

一元复始?甲子迎春

　　“大年初一”这句老话，是指农历正月初一而言。在古籍上也有不同称谓，如“履端”、“三元”（即所谓“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元旦”……这些古老的词儿，多数已逐渐淘汰，惟有“元旦”一词，至今沿用。但指的是阳历一月一日，也叫新年。把农历新年改称“春节”，只是本世纪初叶的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于1911年12月29日规定，元旦为春节。所以今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古代则以立春为春节。旧时“过年”，是指由初一到初五，本文所记，包括这五天。

　　至今，我仍记得，上一个甲子年（1924）的正月初一，恰逢立春。正月初一是新年的头一天，立春是一年二十四个节候的第一个，两个节日同在一天，历所罕见。在王府生活中，元旦贺岁是件大事，若不逢立春，其礼节仪式大体与除夕辞岁相同，先是贺新禧，然后拜年，真是车马喧阗，欢腾竟日。由于那年恰值立春，贺岁完了，还要“迎春”。

　　迎春是在“安福堂”院内，朝正东方设摆供桌，供奉“春神码”，焚香祭之。“春神码”即“春牛图”。此图画面为一个牛童，上梳双髻，下赤双脚，手执柳枝赶着一头牛。故在宫廷又叫“祭芒神土牛”（清制，每年六月钦天监定出次年春牛芒神的规定，在冬至后辰日取水土塑造），王府只供春神（即“青帝”）图像。一作“苍帝”，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诗云：“众星已穷次，青帝方行春。”（引自储光羲：《秦中守岁》）即系此东方之神也。祭毕，互道“春喜”，阖府上下要吃水萝卜，名之曰“咬春”。据说，这样可以防止“春困”。祭春按其惯例，要吃春饼，因这一年立春是正月初一，府中长辈吃素者居多，故循例阖府人丁仍吃饺子，免食春饼。

　　王府管饺子叫做“煮饽饽”（北京民间亦然）。煮饽饽的馅子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要说的是素馅的，其馅以葫萝卜、大白菜为主，配以香菇、冬笋、芝麻、面筋、油条，以及其他素食，用香油搅拌，名之曰：“全素煮饽饽”。荤馅饺子也不下五、六种之多。有白肉干菠菜的；猪肉韭黄的；鸡肉冬笋的；羊肉白菜的；猪肉韭菜的……。这许多样的饺子，有的出于饭房，有的由里边亲自制作。里边包的饺子不完全出于内厨房，而是上下主仆一齐动手，以示“井臼同操”。这不止过年，平日吃饺子也是如此。初一的午饭，除荤素饺子之外，例有各种冷盘年菜，如素咸食，炸芝麻条，香菇焖面筋，芥末火敦，谓之四素；山鸡丝炒甜酱黄瓜丝，山鸡丁炒果子（包括核桃仁、大扁、榛瓤、松子、琐琐胡桃等），肉丁榛子酱，酥肉，谓之四荤，除这八道菜必不可少以外，还有山珍野味等等。五天过年，餐餐如此。

　　初一至初五，这五天的午饭后，则是至亲“官客”（男人的通称）前来拜年，多是先到小影堂叩拜，继而向内眷中的长者拜年，送往迎来，不甚其繁。故初一的晚间，窗户一上，众皆就寝。这时自除夕伊始，府中少有的宁静。

　　初二上午，祭财神（俗称赵公元帅）。我家在花园“桐荫堂”后院有一幢座西朝东歇山顶二层三间楼房。楼上供奉财神。相传财神喜食荤。所以供品与各处佛堂有所不同。供品包括：三盘熟鸡蛋、三杯白酒和“小三牲”（即猪头、鱼、鸡）。上祭时，鞭爆声如炒豆，烟火冲天。所燃炮竹品种繁多，除今天仍常见的二踢脚、霸王鞭、天地灯外，尚有葡萄架、金盘落月、炮打襄阳城等花样，惜今日已不多见。

　　祭财神这天的午饭，除吃饺子外，还要吃馄饨。饺子形似元宝，馄饨形似银锭，二者似乎均与“招财进宝”有关，所以，必需备办这两样食品，缺一不可，年年如此。

　　以下，初三至初五，民间还有所谓“破五”，王府则无非是白天迎客，晚上张灯，至戌末就寝，没有其他重要活动，不再赘述了。

堂客贺岁?灯花祭星

　　“破五”以后，“堂客”（即妇女）拜年。各王府的福晋和奶奶们，在太监、仆妇、使女们陪同下，乘马车往各王公府第拜年。这些日子，安福堂内的“堂客”络绎不绝。登堂拜见时，要请两个“蹲安”，第一个是道新禧，第二个才是主客见面的常规礼节。略事寒暄，则亦如“官客”一样：先拜“影”，后拜年。凡王府内眷出门拜客，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由太监搀扶，跪拜亦然，几乎寸步不离。一个打扮如戏曲舞台上铁镜公主般的年轻妇女，左手扶着一个面目可憎、苍辫翘然的老太监，看去非常可笑。可是那时的实际生活中就是这样，否则违制，虽然国体已更，其制未变，一直保持到溥仪出宫以后方罢。

　　拜年以后，便进入一个与众不同的礼节——敬茶。一般人家每逢来客，只有主人与客斟茶，或以仆婢代之，绝无客人向主人献茶之理。王府则不然。这样反常之规，是按辈分而论的。因前来拜年的“堂客”，多属晚辈，所以必依此规。敬茶的程序：先由妈妈（即仆妇）们，将茶沏好，分斟两杯，放进“茶托”内，先取一杯，递与客人之手，客人则恭恭敬敬的奉献主人中的长辈，再由本家的妈妈们奉与客人一杯。主客先后客气一番，继之，其长者向客人全家一一问好。客人必须依次起身示敬，答曰：“都好。”都给太福晋磕头、请安。问太福晋好。这些虚文缛礼，看去，不胜其烦。而主客却习以为常，从容应对。随之，再说几句家常套话。之后，客人必说，还要上某府或某宅去拜年，略一欠身，方说：“跟太福晋告假啦！”在请安告退时，还要说“外面凉，请太福晋留步。”这时长辈者只送到二间罩外或至堂屋门内，平辈者送至阶下。客人手扶太监每行三、五步则一转身，连说“请回。”主人目送客人，转过影壁。因院宇重重，则由太监和妈妈们代主人送客。妈妈们送至三门，太监则送至上车为止。所以有的太监常说，“过一回年，办一回生日，光回事送客就得跑坏一双靴子。此话未免夸张，而此辈确实辛苦。

　　堂客拜年，没有久坐的，也没有留饭的，如蜻蜒点水一般，出了这家，再进那家，到处磕头，道新禧，说套话，开赏钱，如此而已。从初六到灯节之前，我家的“关防院”内，总是这样送往迎来忙忙碌碌。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成为王府的通常惯例。

　　初八的活动，与前两天不同，多了些迷信色彩。因为这天是“顺星”的日子。“顺星”又称“祭星”。相传，这天晚上，诸星下界，以燃灯为祭，起源于何时，难以考证，北京西山有金章宗祭星台，诗云：“高台仿祭星，灯火望荧荧。”足证此俗古已有之。祭星所用的灯，不用蜡烛照明，而用高脚小铜盏，注满香油，用黄色灯花纸捻成的“灯花”，放入盏内。掌灯之后，在神殿院中，设两张八仙桌供星辰图像，供品为五碗元宵。供品前，摆小铜盏一百零八盏，再根据太福晋、王爷的年龄增加若干盏（按每增一岁加一盏），众多的小铜盏，一起点燃，灿若繁星，别具情趣。祭毕，放鞭炮，“道星禧”，吃元宵。这种别具一格的祭祀，好象霄壤之别，距离不大，大有人间院宇、天上星辰自然结合之妙。不禁令人兴叹：“今夕是何年？”按说“顺星”之举告毕，祭星自可结束。可是在我童年时代，往往于初九上午，由随侍的和太监陪同仍须赴白云观星辰殿，祭全家人口的“值岁照命星”。为全家祈福，以保全年吉利，大磕其头。它好比“顺星”的“二重奏”，借此一游，并不令人不快。

鉴别纸笔?学自庭闱

　　王府中的阿哥们，不由大人带领，而由他们率领仆众出门酬应，除了代其母辈子过生日之后，向至亲们“谢步”之外，是不能随便出门的。唯独在新正初九上午白云观祭星，可由太监陪同前往，并经长辈口头许可，在祭星之后，顺路去逛一次厂甸。当年厂甸那图书充栋，耍货填街的热闹场面，近几年国内报刊诸多介绍，本文不再多说了。我们去逛厂甸，逛不是目的，主要是去买东西。我童年时需要买的不是风车、扑扑噔和大糖葫芦，而是选购所需学习用品。所以，一到厂甸，首先就要走遍琉璃厂的几家有名气的南纸店，如荣宝斋、清秘阁、宝晋斋和贺莲青笔铺等等。

　　晋人傅玄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七岁入家塾，由于先生的熏陶，对文房四宝早已发生兴趣，迄止回到里边，因母亲督课甚严，起居应对，往往以每日所习的功课作为提问，有时还涉及到器皿、文物和鸟兽草木之学。因母亲房中布置淡雅，案头陈设，多属文玩，架上图书，无非古籍。由于耳濡目染，故对于纸笔墨砚，有了一些鉴别能力。举凡白折子的质量好坏，元书纸的粗细，松烟墨与油烟墨的区别，毛笔的优劣，都能一一辨认。此番来到贺莲青挑选毛笔时，不问美不美而主要是先看笔管直不直，细观笔锋。品评笔锋的办法：先将笔尖放入唇内，轻轻一磕，待笔尖松散，再用拇指和食指将笔尖捻成扁平状，笔尖如系毛锋平齐者，堪称上乘；如参差不齐，是为虚尖，系书家所不取者。

　　逛厂甸。买纸、买笔，满载而归，几乎把磕头所得的“压岁钱”，倾囊而尽，一年一度，习以为常。在购齐纸墨、仿格之外，另一桩感兴趣的事，是光顾那些大大小小的风筝摊，选择摊上的精品，如软翅蝴蝶，花蓝“拍子”，双喜字，瘦沙燕，鲇鱼和蜈蚣……尽兴购得三、五，然后捆在马车顶篷上，才踏上归途。

　　回到了家里，先向祖母回禀祭星烧香之盛，厂甸游人之繁，以此复命。随后才回到自己房里，不整理文具，先摆弄风筝，常常受到母亲的严词训斥，一般不外，不专心求学，一味贪玩一类的话!一腔兴致，顿觉冰消。

银花火树?踵事增华

　　正月十五元宵节，始于汉，盛于唐，历代相沿不辍。元宵节，又称“正元”、“元夜”、“元夕”、“灯夕”等等，而民间俗称“灯节”。灯节的天数不等，多则十天，少则三天；一般说来为五天，叫做“五天灯”。王府过几天呢？各个王府未必皆同，而我家却过四天节。这是除了十四至十六的“三天灯”以外，还加上十三，名曰“试灯”。

　　“灯节”，这习俗很古老，隋代已很盛行，“沿街绵亘八里，通宵达旦，光烛天地。”它富有浓厚的诗情画意。唐诗“九陌连灯影”，宋词“花市灯如昼”，都能说明这一问题。古人咏灯夕之作，不知凡几，这里不去说它，倒是清人史震林的那句“试灯先与月商量”，却别抒灵机，耐人寻味。因灯节含有“灯月同辉”之意，如果没有月亮，岂不大煞风景？即便是“雪打灯”，固然别具情趣，但毕竟不如皓月当空，两全其美。故“史诗”纵然因感而发，却有画龙点睛之妙。妙就妙在“与月商量”四个字。说来也是，万家灯火形成“月华连昼夜，灯影杂星光”的瑰丽景色，谁不着迷呢？

　　十三之夜，既名“试灯”，顾名思义，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预演”，也就是为灯节做一次“彩排”。其实，对王府说来，并不确切。因从除夕到初八，夜夜照点，而且还是那些灯，这还有什么可“试”的呢？故试灯之举，徒具虚名而已。

　　元宵之夜，我家处处燃灯，而最好看的地方，则与除夕不同，不在里面的各个院落，而在花园里的宝善堂前，那一带游廊之中，与荷花塘后的土山之上。宝善堂和对面的桐荫堂，廊上皆悬方形大绢灯，皆绘《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极为精细。游廊檐下，则是各色各样的小型绢灯，如扇面、六角、苹果、石榴各型等等，一律下垂红丝穗子；上面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以及孙悟空收服猪八戒等《西游记》故事。此外，还有“福在眼前”“平安吉庆”等等以吉祥图案组成的各形绢灯。在土山上临时竖有许多灯杆，上挂红纱提线灯。宝善堂前前后后这许多灯不燃蜡烛，而是装有小电灯泡，开关一捻，万盏齐明。此时，天边皓月，园里明灯，上下交辉，相映成趣。再加上大放烟火，尤为壮观。

　　烟火与鞭炮，虽然皆称“花炮”，而作用不同。鞭炮之妙，在于炫声；烟火之妙，在于献彩。当年，我家所放“献彩”烟火，名目繁多，外观极美。诸如，花盒（又名“盒子”，有三层直至十五层的不等）、花盆（形如绢花盆景，大则数倍。燃时其枝干、花、盆各自献彩、惟色泽单调，如今日制作，当大有可观）、金钱、八角（其形似其物，燃时，灯花献彩连续不绝）、炮打襄阳城（其形如戏曲服装的毡帽，点燃后，灯花齐射，最后一响如雷）、金盘落月（形似爆竹，中插竹杆，两头皆露，于瓷盘中燃放，旋起旋落者再四）、线穿牡丹（亦如爆竹，中有孔，穿入线后燃放，前后旋转，如大火轮）、孔雀开屏（即带灯的大太平花）、水浇莲、万年青（皆大型太平花）、飞天五龙、二龙戏珠（如“大炮打灯”带“起火”），名目尚多，不能详述。这些烟火都购自于琉璃厂“久隆斋”花炮局。放烟火时，由小及大，由简入繁，最后始放丈余高木架上悬着的“大花盒”，各层内容皆是象征性的吉祥图案，最后一层为“天官赐福”、突然一变，其手中的条幅同时下垂，出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字样，高悬空际，徐徐飘荡。字幅上的无数小灯，一齐明亮。使人看得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不止。

　　十五这天晚上，观赏灯景、烟火的同时，在宝善堂内，设摆果席，其中主要食品为元宵。元宵当中，以奶油山楂蜜馅子的为最佳。吃元宵衔有“团圆吉利”之意，因“元宵”节是阴历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这个风俗始于宋朝。《宋诗钞》周必大《平园续稿》一书中有一首诗：《元宵煮浮圆子》。清末，北京市场上各家满、汉饽饽铺，出售的元宵品种中，也都有奶油山楂蜜馅子的，诸饽饽铺中，以东四南合芳楼，地外大街桂英斋为最出名。

　　太福晋一时高兴，率领格格们、奶奶们和至亲中在府里一时小住的姑嫂们以及众丫环来到宝善堂观灯、赏月、看烟火、吃元宵。院中火树银花，室内花团锦簇；筵前衣香鬓影，廊上灯月争辉。豪华景象，已达极点。

　　王府逢年过节，总是寻欢取乐，踵事增华。多是在“增”字上下功夫，而常常“增”到“强欢笑”的地步。譬如到卜六这天夜晚，虽属灯节，但是，盛况已不如前昨两夜，却还要燃灯照常，放花依旧，而未至戌末，人已寥寥无几了。看来凡事已近尾声，还要拚命地“增”，是增不长的。使劲儿地撑，也撑不住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则不如象《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凤姐说的那样：“聋子放炮仗——散了罢！”倒省得人困马乏，虚应故事。

白云观?吃江米藕?
　　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燕九”又名“烟九”、“淹九”、“宴邱”、“阉邱”……，其名甚多。古籍陈编，各有说法。

　　金代道士丘处机，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赐号“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世称“长春真人”。他是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因而被其道徒所神化，编造出种种“灵迹”传说，说得神乎其神。正月十九日，恰好是丘处机的生日，由于有“酒席祭祀丘处机”之说，所以称为“阉邱”或“宴邱”。“丘”与“九”之声，系属一平一仄，而北方人对声韵从不讲求，往往就把其音相近者，混同起来。于是“宴邱”“燕九”其说不一的称法，越来越多，各圆其说，各释其义，弄得人们莫名其妙。其实，无不外源于丘处机的生日和其死后的传说而已。

　　丘处机“羽化”于白云观，故其观名声大起，再加上道徒们对丘的“神”而“化”之，说他每逢正月十八日便下临人世，或化为缙绅，或化为乞丐；或变成老妪，或变成童禾犀，唯有缘者能遇之，这样一来，白云观就更加热闹了。故《京华春梦录》才有厥名“燕邱会”，与元旦之厂甸，上元之观灯，同称“上林盛举”之说。最妙的是，这种神化的传说，被一首竹枝词给揭穿了。那词是：“绕过元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见《京都竹枝词》）道士们弄虚作假，乘机敛钱，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就有那么许多“善男信女”风尘仆仆，虔诚地来凑热闹，这只能归之于“不冤不乐”四字罢了。

　　白云观最热闹的日子，无非是十八、十九两天，王府对十八这天的“会神仙”，从不参与；而对“燕九节”，却非参加不可。所以才有一些不为人所详知的活动。十九这天，阖府主要成员都前往白云观焚香膜拜。这也是灯节过后的一件大事。它和《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描写贾府去清虚观打醮的活动，有些类似。惟交通工具与贾府那时所乘的大轿、骡车不同。在1919年前后，我家所乘的都是自用的德式马车，约四、五辆，太监、随侍等人则骑马跟随，浩浩荡荡，令人侧目。从1920年开始，我家有了汽车，但一辆不够用，还要从“第一车行”叫来两、三辆，依旧是兴师动众。

　　汽车一出府门，便从窗内向外撒钱（铜板），一直撒到胡同口外。这是王府内眷于新正第一次出门的惯例。名日“散灾”。其实，诸灾百病并不能因之祛除。而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们捡些铜钱在“打糖锣”（卖儿童玩具的担子）上买些糖豆、玩具，各得其乐，倒也无可厚非。

　　人马到达白云观后，先不拜神，也不逛庙，直往星神殿东北角院落里的客堂落座，观里的住持急忙上前拜见。这时，太监捧上一个黄纸封套递给住持，内装现钞十元，作为香资，年年如此。中午，由白云观招待午餐，备有一席精致的素菜。至今，我还记得，席间最好吃的是“江米藕”。这种江米藕，与市上所售卖的不同，那紫红的藕节，每一孔里填满晶晶莹莹的雪白江米珠，切得整整齐齐，上面满撒雪糖，复浇桂花香蜜，其上还有一些山楂糕细丝，称得上色香味俱全，堪称绝品。只要一看，就能使人增添食欲。前两年我曾写过一首咏江米藕的竹枝词，却不是咏这样好吃的江米藕。那竹枝词是：“雪藕玲珑色相空，一朝衣紫便平庸。只缘贪食珍珠米，堵却灵犀窍不通。”话虽如此，而江米藕还是好吃的食物，故至今还是想吃白云观的那种江米藕。

　　饭后稍事休息，由道士陪往东边的法堂去观看“放堂”仪式。

　　“放堂”是“乐善好施”之举，每年多半是由同仁堂乐家出资主办。当时，白云观有道士二、三百人，每逢“燕九节”全体到齐，只多不少（因间或还有冒称道士的），每人带着一只大碗和一双筷子，依次鱼贯入堂。法堂内设摆条桌板凳，方便道士依次就坐。法堂中央放置方型法座。众道士落座告毕，“放堂”仪式开始，法堂香烟缭绕，蜡烛高烧。白云观住持披法衣，执如意，高踞上坐，口中念念有词。继而，由大祭道士抬来大批馒头。每个馒头重约一斤以上；接着又抬进来一桶一桶的香油炖白菜。于是，开始“放堂”。每个道士依次前行领取馒头，一人一个。众道士在法堂内只能喝汤吃菜，而不得吃食所领份额馒头。约十多分钟，“放堂”结束，终年不得饱食白面的道士们，人人喜出望外，回归寮房。这一义举，故使乐家声誉遍及京城。

　　在白云观的西墙外，有一条一脚宽的土路，两旁搭起看台，上盖苇席，中有桌凳，桌上备有茶具。此处乃一年一度的竞技场地。看台为两层，上层专设妇女座席，下层皆为男人座席。上看台不用买门票，只需付高价茶钱。跑车跑马，不同于近代的赛马，车马皆由参加者自备，车为“十三太保式”的轿车，马为高头骏马，鞍■鲜明，马尾装饰各色彩带。忄票悍的骏马，翻飞的马蹄，风姿翩翩的骑者，伴随着看台上声声喝采，扬扬得意。参与者多为公子王孙和内务府的达官显贵，以及失势军阀之流。每竞跑一次，所费不赀，时称“好财买脸！”这帮有势有钱者风头出尽，老脸皮似乎添了点光彩，其乐当不减于会到神仙。跑马者多彼此相识，但是、他们的动机，参加跑马是为了“买脸”，在争先落后时却各不相让，且经常发生争执：讥笑者有之，指责者有之，口角者有之，动武者亦有之，往往不及终场，一哄而散。

　　白云观自元旦开庙，至“燕九节”已十九天，其间以十八会神仙，十九纪念丘处机，堪称盛况空前。但是，不快之事，往往都在最后一天发生。故北京民间有“残灯末庙”之说。灯既残，庙已闭，新正之盛，到此中止。然而，燕九节的风俗却已相沿七百多年了。《桃花扇传奇》作者孔尚任诗云：“春宵过了春灯灭，剩有燕京烟九节。才走星桥又步云，真仙不遇心如结。”这诗写了他遇仙不到的疑窦，却未点破白云观的恶作剧的欺骗性，但是，从诗中则可看出当年节日的景象。

年事阑珊?学房开馆

　　在记“扫房”一文中曾提到“放年学”。却没有细述学房生活，只是一笔带过。现记学房开馆，自当稍稍多费笔墨，这样才算顺理成章。

　　正月十九日以后，摘对联，收灯笼，仆人们忙个不停，王府中各个院落，恢复了平日的生活，循规度日，各寻其乐。而我则不然，又开始过着受封建礼教严厉束缚的学习生活。在开馆的头天晚上，要把年假中应作的“窗课”（即年假中的作业），如白折子（即小楷本）、仿本（即大字本）和四书五经等书籍课本，清点查对一遍，整整齐齐包在书包里。我的书包，是一方蓝布包皮，四角中的一角，系上一根带子带子的一端，缝上一枚大铜钱，让它起着别针的作用，使捆好的书包不致松散开了。书包在今天的学生生活中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人人都有，但是，在王府生活中，却成为学童不堪其苦的负担，收拾、携带等烦琐细节，且不提它，光是拿着书包到处作长揖，其苦不堪。一般是到学房后，先向孔子牌位作揖，继向先生作揖，放学后回到里边，要向阖府长辈，一一作长揖不误！直到回到寝室，书包才能放下。

　　家塾与私塾有许多不同之处。私塾的先生多为不第秀才，所谓“冬烘先生”是也。家塾的先生则多系知名人士或会试落选的举人，应说都有真才实学。旧北京私整塾馆一般都设在先生的家里，很象当年那些销售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连家店铺。家塾则不然，是先生按时到学馆为学生授课。换句话说，私塾是学生去上学，家塾是先生来上班。王府聘请的先生每天按时“上班”，而且要比学生早到十分钟。从来不曾有过先生晚于学生到馆的现象。年事已尽，学房开馆，先生早已道貌岸然地坐在那里，学生一进门，依旧先向孔子牌位作揖，继向先生作揖。在平日作揖告毕，即各就各位，温习旧课。开学这天则不然，作揖之后，专在学馆侍候的仆人，要在孔子牌位之前的香案上，摆上四盘苹果，四盘“如意饽饽”，又名“二五眼”（即糕点中的次品），然后焚香，先先生，后学生依次行礼如仪。祭过孔子，再向先生拜年，这就花费不少时间。待到师生都坐定后，再说些寒暄套活，方将所留“窗课”，呈奉先生。先生不十分注意地翻翻，便放进抽屉，利用授课之隙，逐一判卷，每卷必批有评语。开学日，不上“新书”，不背旧课，午间备有酒菜，供师生共敬午餐。饭后便放学，当时管开学这天，叫做“应卯”。次日，新学年正式授课。

　　事后，我暗暗思索，孔子早已神化了，他的地位并不比佛堂里的菩萨们和各殿诸神低下几等，为什么在过年时对孔老夫子如此冷落呢？各佛殿神堂从除夕到十五日，香火不断，供品丰盛，如蜜供、苹果、年糕、月饼把香案摆得满满的，几无隙地。唯独孔子牌位锁在书房之内，凄凄冷冷，无人过问。直到开馆之时，才想到孔子的作用，遂以一矩高香，几盘薄供，装点一下场面，为何这样厚神佛，薄孔子？当时我却百思不解。后来似乎悟出一些道理来，好象孔子之“在陈绝粮”，“复圣”颜回之“箪食（'食’不能念shí），陋巷，”恐怕都是读书人命中所注定的！这就难怪历代以来，“一介穷儒”为数之多了

太阳鸡糕?龙鳞春饼

　　一过正月十九，年事已了。正月二十三日为“小填仓”，二十五日为“大填仓”。所谓“填仓”是清代充实仓廪的两个节日。辛亥革命以后，这两个节日名存实亡，仓廪没有谷物可填了。民间还有些活动，因为在过年期间，所备食品、粮食消费得所剩无几，故在这两个节日要补充一些食物。二十五日如有客至，一定要留饭敬客，非吃得饱饱的不让走。但在这两个节日里，生活与平日仍略有不同。所谓不同，也就是说与自立春开始的一些节日里所食食品相同，如吃“春盘”（即“春饼”）、炸春卷、炸盒子之类。王府的节日，一般都离不开吃，只是在虔诚祭祀之日，不讲究吃。

　　二月初一日，祭太阳，俗称太阳生日。民间有结侣携觞往右安门内太阳宫烧香者，竟日始归。王府成员均不去太阳宫，只在庭院祭祀。祭祀仪式与迎春同，其差别只是换了五盘供品——太阳糕。所谓太阳糕与今天儿童所食的糕干相同，大小直径约60厘米，是用米粉做的圆形面糕，一盘五块，用一根竹扦串连起来，顶部装饰一只用江米面捏成的小鸡，五颜六色，精巧多姿。太阳糕最下一块托衬着用红绿二色江米面捏成的莲花瓣，红绿相映，非常醒目，民间色彩很浓。传说，太阳为“金乌”，月亮为“玉兔”，故八月十五祭月供奉玉兔，二月初一祭太阳供奉金乌。神话说，“日中有三足乌”，故以五彩小鸡象征“金乌”。半个世纪以前，每逢祭太阳这天，市上尚有售卖太阳糕者，买者已寥寥无几。约自1926年以后，市上售太阳糕者已绝迹了。是故二月初一祭太阳的习俗，知之者甚少，对此颇感奇怪？太阳恒星也，月亮行星也，这两个星球之上，既无金乌，也没有玉兔，但是，这是古老的风俗，并非什么坏习惯。可是，中秋之盛，相沿至今；太阳之祭却久已不为人所知，道理安在？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太阳对地球的赐予较之月亮，乃大巫与小巫之比，而人们似乎对月亮有所偏爱。何所据而云然，请看历代诗词，咏月者何其多，名诗警句，俯拾皆是；咏日者又何其少也，即有一二，历代不传，这岂不令人思索！

　　在我童年时代，对祭太阳这一节日，颇怀好感。之所以有好感，并非看重太阳，而是学房每逢朔日要放假。二月初一是学房新岁开馆第一个假日，若是风和日丽更为高兴，因为逛厂甸购得的风筝，只有在假日才能尽兴放一整天。提起放风筝，在王府中不仅孩子们爱放，诸如福晋、格格、奶奶们无一不喜爱放。那时，我家的风筝，约计其数，多达百只以上。每当天气晴朗，风向西南，仰望东北天空，悉被风筝布满，徐徐飘荡，绚丽多姿，叹为观止。

　　北京制作风筝历史悠久，工艺考究，精品名扬遐迩。王府的风筝多为精品。例如，东四南大街灯市口对角的“聚宝斋”（俗称“风筝俞”）这家的风筝以“白菜”、“花篮”、“钟馗”、“哪吒（né?zhā）”、“牡丹沙燕”、“龙井鱼”、“软翅蝙蝠”等为上品；西琉璃厂路口“哈记风筝”（注：“哈记风筝”的创业者系清乾隆年间哈性回民，回族尊称人为“某把儿”，因而又名“哈把风筝”。据说，“哈记风筝”和“风筝俞”都是得自曹雪芹的风筝谱《南鹞北鸢考工志》的真传。），以“瘦沙燕”与“各种拍子”和软翅风筝见长；地安门外火神庙的“黑锅底”（又名“胖沙燕”）和八面槽的“蓝沙燕”皆为名品。“黑锅底”就是画成黑色图案花纹的大字形风筝；画蓝色羽毛图案的便叫蓝沙燕，状如瘦沙燕，两脚较长、较尖，很象燕子模样，但其嘴非尖形，而是画一只圆翅蝙蝠代之，似觉不类。除此之外，还有用绫绢糊成的凤凰、何仙姑和青蛇、白蛇等美人风筝。《红楼梦》第七十回贾宝玉放的风筝就属于这一类。有些风筝大至一丈二尺，小至一尺左右（五个一串的叫做“串燕”）。那些上施重彩的高级风筝，不仅尺寸大，的确画得漂亮，有的带锣鼓（一扁方形竹架，上置小锣、小鼓各一，旁有风兜，转动则响），有的带风琴（其形如弓，有一弦至五弦不等）。这等风筝不只很好看，也很好听。每到夜间，系上一挂九连灯，如串串繁星，随风徐荡，还能听到银筝低奏，声韵悠扬，锣鼓频敲，叮咚悦耳。风筝放到这种境界，真是妙不可言。虽然好看好听，但恐怕灯笼落下引起火灾，为当局所禁。

　　二月初二日，俗称“二月二龙抬头”。《燕京岁时记》载：“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但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述，中和节为二月一日，是根据李泌的建议，由德宗皇帝下诏定下的，还放一天假，民间以青囊盛百谷果实，互相赠送。不衔“龙抬头”之意，故“龙抬头”无考，只有“引龙回”之说，即老百姓用草木灰自门外开始衍陈，婉蜒不断，直入厨下，然后绕水缸撒一圈终止。此举意为杀虫除害。欧阳原功词云：“二月都城春动野，引龙灰向银床画。”这与当时一种“熏床炕”的习俗是一致的。但是，王府不依此俗，只是白天吃“春盘”，夜间放烟火，这是新正以来最后一次了。烟火没有什么新的花样，无须赘述，而在吃的方面，无妨细细道来：民间饮食名目繁多，例如，吃面角叫食龙耳，吃春饼叫食龙鳞，吃面条叫食龙须。传说，这天禁忌针线，避免伤害龙目。王府此日只食春饼，名谓“春盘”。民间有“春盘荐生”的说法。“荐”字用在这里含有“献”、“进”的意思，是我国古代的习俗，过去在立春日前后，用蔬菜、水果、饼饵等装盘，馈送亲友，谓之“春盘”。杜甫《立春》诗云：“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可证，这一习俗最晚在唐代已有了。王府的“春盘”与民间有所不同，一般都有薄饼、各种卤菜、炒菜以及羊角葱、甜面酱……“春盘”之说有二：一指全份春饼；二指苏盘而言。苏盘制作出于当时几家有名气的熟肉铺。例如，普云楼、天福楼、宝华春、天德居等处。苏盘都是锡制的高脚盘，其形多格无边，放在捧盒里，习称盘不叫盒，每格内放一种卤味，如清酱肉、熏肚花、酱肘子、香肠、熏鸡、烤鸭、熏肚片、小肚等等。还有一种食品次于苏盘的，名曰“盒子”。王府所食春盘统一由饭房加工，全部卤味皆切成细丝、装在大瓷盒内，当中有南味杂拌儿，是用熏鸡丝，小肚丝、火腿丝、香肠丝，外加葡萄干，以香糟、料酒、白糖、酱油搀杂而成。除卤味外，还有素烹掐菜、肉丝炒韭黄、肉丝炒菠菜粉丝、摊黄菜。用这许多好吃的食品卷在薄饼内，王府称之谓“龙鳞饼”是也。酒菜多为两冷两热，冷的如■(上"竹",下"甬")子鸡拌黄瓜丝，炝青蛤等，热的多为清炒虾仁、炸面鱼浇汁等等。最后，喝香稻米粥，吃春菜丝（即用鲜芥菜丝，加香油、糖、醋拌和而成的），则叫吃龙须。

　　二月二日王府吃的春饼和立春日所的吃，用料相同，做法一致，统称之谓薄饼。吃春盘所用的鲜菜，据《金鳌退食笔记》所记，南花园“种植瓜蔬于炕洞，烘养新菜，以备春盘荐生之用。”王府所用的蔬菜也多是“洞子货”，有的由自家花洞所培，有的购之于市。

坟坟奠酒?处处飞灰

　　“节气”一词我国古已有之，虽是表明气候的变化，但与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节气”共二十四个，叫“二十四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的位置划分的，其中又分八个大节气，十六个小节气。按“四立”、“两分”、“两至”而言，每个大节附带两个小节，如立春附带雨水，惊蛰、春分附带清明、谷雨。这种以农事季节为特点的历法，千秋万代，一成不变。

　　按说，清明（旧称为“三月节”）是个小节气，但它同秋分后的霜降在寒暖气候的变化上起着同等的作用。天要暖，不过清明不会暖，寒将至，不过霜降也冷不起来。清明前后，桃开柳绽；霜降以后，草木凋零。以我国北方而言，清明才是真正春天的开始。春风习习，杨柳依依。四季之中，坟茔祭扫以清明为盛。言其规模，北方不及江南，但北京又有北京的特色。据《京都风俗志》记载，“寒食节，禁烟火等仪，京皆不举，惟清明日，如妇女儿童有戴柳条者，斯时柳芽将舒苞，如桑葚，谓之柳苟。谚云：'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其义不晓。”民间还有一说，“清明不戴柳，死在黄巢手。”这说的是因为黄巢起义时，“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如不戴柳，则为异己，故死。这也只是传说而已。簪柳扫墓是我国民间长期流行的一种风俗。这种上坟野祭典礼，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到唐朝便以政令明文规定为扫墓节。据《唐书》和《通典》记载：唐明皇李隆基在开元二十年（732）下了一道敕令，规定“寒食上坟”，“编入五礼，永为完式。”此后，清明祭扫渐成习惯。而北京人“清明日，男女簪柳扫墓”之普遍，亦恐北方各地所不及。其盛“是日倾城上家，九门城外，自晨至暮，处处飞灰，其野店荒村，酒食一罄。”（引自《京都风俗志》）尽是“满怀忧恨锁乾坤，佳节凭谁记泪痕？只见驱车荒草路，纸钱烧去更消魂。”（引自《都门杂咏》节气门·清明）此外，元、明两代，宫中在清明日还作一种叫“射柳”的游戏。明代以前，在清明日，“上至内苑，下至庶士”普遍开展蹴秋千的活动，富丽无比，“起立采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引自《析津志》）。以上陈编所载，都是早年清明日民间与宫中的实况。王府祭扫仪礼与典籍所记有别，既隆重又繁琐。

　　王府的坟茔称作“园寝”，俗称“衙门”。我家坟茔较多，称谓亦不尽同。如朝阳门外的“九王坟”称作“老衙门”；广渠门外的“信郡王坟”称作“南衙门”；西山五里坨有坟茔两座，称作“西衙门”；单店的醉公坟称作“东衙门”。此外还有许多处，所有的坟茔，要都在清明日祭扫是办不到的。故有清明“前十天”与“后十天”之说，在这二十天内，天天忙于祭扫坟墓，先后有别，分头祭祀。在我十岁那年，曾带领仆众，主祭于东郊定福庄。定福庄有坟茔四座，为八世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因为这是睿王府最后的三代王坟，故由我担任主祭。八世祖的园寝规模宏伟，由石桥、石狮、大宫门后的牌坊、二宫门后的享殿、宝顶组成，周有围墙，内植松柏。当时，园寝所有建筑物仍较完整，一进宫门便有肃穆气氛。其他两处坟茔，只有宫门、月台、宝顶和围墙，规模较小。父亲虽已埋葬，但属暂厝，未入正穴，仅仅是一杯黄土而已。

　　清明祭祀，从无供品，只有奠酒和焚化纸钱的仪式。王府的规矩，亡者一过百日，祭扫坟茔时，不许祭者哭泣。所以，清明扫墓，不闻哭声，只见坟坟奠酒，处处飞灰。祭罢，到专供王府成员休息的阳宅少事休息。这时，坟丁们端上热气腾腾柴锅煮白鸡、粘米饽饽、炸鸡蛋等田家风味食品。由于在家里每日三餐饭菜变换不多，且有限量而食的规矩，故我对田家风味甚感新鲜，何况，在此以我为中心，无拘无束，遂胃口大开，饱食而归。在我童年时代，对清明扫墓，兴趣最浓，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此

舍豆结缘?摘花做饼

　　四月是孟夏，又称清和。从季节讲，我国江南等大部分地区已正式进入夏天，如杜甫诗云：“正是江南好风景”的季节。但北京春迟，直到三月中旬，才有海棠、玉兰和榆叶梅等春花开放。在五、六十年前，北京的风沙又多又大，往往牡丹刚开就被狂风摧残。当时，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的牡丹极少，市人看牡丹要到宣武门外的崇效寺，看丁香要到千年古刹法源寺。在北京内城想看花，非常不易。要以黄仲则的两句诗：“三分花事二分了，九十春光六十过”来打比喻，倒很恰当，无异说明北京没有春天。直到农历四月，气温上升，风沙减少，才出现风和日丽的天气，似乎这才是北京的“春天”。北京有句俗话：“四月八，乱穿纱。”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见过穿纱的，一般说，夹衣未脱，尚属“乍暖还寒时候”，不象夏天。古人诗云：“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时。”写实是准确的。“江南二月时”是何等模样儿呢？适逢“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是主色调的时节：远山苍绿，湖水碧绿，野草鲜绿，垂柳嫩绿。人人及时行乐，莫负春光。“燕地三四月”也正是“绿满窗”的辰光。人们也懂得“行乐须及春”的人生之义，赏嫩草如茵之清新，听松风动晚窗之神韵。而北京人莫负春光的活动更是多种多样的。

　　四月初八为浴佛节，在古籍中有关“浴佛”的文字很多，不作引述。据老辈人讲，在清代后期，王府的“萨马太太”，还要参加宫廷的“浴佛节”。辛亥革命以后，宫廷已不再举行浴佛节，王府从此也不参加这种活动，只留下一种有趣的风俗，叫“舍缘豆”。缘豆与浴佛有密切关系。民间好善者在街头逢人便舍豆子，其动机是祈求佛爷保礻右他生不为人所弃也。市人“舍缘豆先是拈豆念佛，每拈一豆，宣佛号一声；至期，即将熟豆逢人舍之，受者每食一豆，一念佛”（《北京指南》第二编。礼俗）。另据《余墨偶谈》载：“京都浴佛日，内城庙宇，及满洲宅第，多煮杂色豆，微漉盐豉，以豆罗列于户外，往来人撮食之，名“结缘豆’。”

　　腊月初八，为纪念释迦牟尼得道熬腊八粥；四月初八浴佛，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腊月初八至四月初八为一百二十天，一熬粥，一煮豆，出于同一动机，但熬粥很麻烦，煮豆却极简单。王府在浴佛节的前夕，就要备齐青豆、黄豆、香椿、咸葫萝卜等原料，然后先将豆子洗净，葫萝卜切成小丁，香椿切成细段，加花椒、盐渗和烧煮，至初八日清晨煮毕。趁缘豆尚有余温之际，先供佛，后施舍。现在还记得，每年四月初八，我就捧着一个小笸箩，内盛“缘豆”，到各房请早安时，说声“进缘豆来啦！”诸长辈各取一粒青豆，一粒黄豆，谓之“结缘”，佣人也是如此。另由两名太监抬一大笸箩缘豆，出府施舍。舍毕归来，登堂回话，照例要说：“回太福晋话，万众结缘了”，才算交差。

　　一年浴佛节，老师病了，学馆放假，难得散逛一天，非常高兴。午前温罢旧课，信步来到回事处，屋里只有一个苏拉，在看《群强报》，见我进来，忙垂手侍立。他说：“章京（读作“占也”）们都在随侍处呢。”我便出了东穿堂，来到随侍处。这里很热闹：几个拖着花白小辫儿的老头儿，围着桌子在喝烧酒。一见我，忽拉一声都站起来。我赶忙让他们坐下。其中一个叫徐如的，是随侍处的头目人，他端过一碗“缘豆”向我说：“跟哥儿结个缘吧！”我只好捏两个吃。这时，一个苏拉端进一大碗氽羊霜肠，上面撒着碧绿的芜荽，味儿很香。我一看就想吃一口，只是说不出口来。真巧，竟有人递过一双筷子，说：“哥儿也尝尝，可别多吃。”平日见人家吃羊霜肠就嘴馋，怎奈就是不让吃。今儿个的机会真难得，就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块。虽然有些异味，可真好吃，好就好在那股异味。刚要再吃一块，跟我的那个太监孙永喜掀帘而入。我一见他，兴味索然。心里说“真讨厌!”他是奉命“教引”我的，简直是一监察御史，只要他在“里头”给我奏上一本，轻者挨说，重者挨打。我烦他，我恨他，我更怕他！

　　他说：“眼错不见，就没影儿啦，把奴才急坏啦！原来跑到这儿吃嘴来了！——'里头’快开饭了，咱们走吧。”大家也说：“哥儿请吧。”我毫无自主能力，只好跟他进了三门儿。

　　四月初芍药盛开，我家安福堂院内，有数十株芍药。傻白、深紫、杨妃、南红诸名色俱有，不用到市上去买，各房所需插花都能满足。王府平日是不许随意备办酒席的，府中人要想解馋，只有借节日为由才能改善一下一成不变的生活。四月正是“桃花流水鳜鱼肥”的季节，也是黄花鱼（即石首鱼）、大对虾上市旺季，市民竞相购买，王府也不例外。故借赏芍药，开家宴之名，大吃对虾、黄花鱼。

　　王府吃黄花鱼，有自己独特的烹饪方法，叫做“煎串黄花鱼”。煎串黄花鱼，是将鱼收拾干净，在背上划三刀，抹上酱油，候其微干，即可放进油锅。煎至微黄，便放入碗内。每一碗可放两尾。然后浇上高汤，放入清酱肉丝，熏鸡丝，或瘦猪肉丝，并放香菇、海米、玉兰片、姜、葱等物。盐要适量，糖少许，最后撒上鲜花椒蕊（旧时北京城里，花椒树很不少，尤其在那些“旧家庭院”中，几乎家家都有）。其他各物增减无妨，惟花椒蕊却不可少。调料放好后，即可置入蒸笼。是先煎后蒸，故谓“煎串”。这样烹饪，能使鱼的香气，汤的香气和花椒蕊的香气，浑然一体，堪称佳味，而且宜酒宜饭。

　　做黄花鱼，除此法外，另一做法叫做“炸烹”。炸烹黄花鱼，不同于脆皮鱼，也不同于炸黄鱼。它兼有香、脆、焦、嫩、鲜五样特色。

　　此外的做法，还有“家常熬”、“夸炖”和“干烧”两三种。虽各有所长，但总不如“煎串”和“炸烹”二法。至于吃对虾的花样，那就更多了。

　　每当阖府大吃鱼虾之季，前后差不多也正是玫瑰破蕊，藤萝垂花的时候。我家有一书斋，藤萝在其前，玫瑰在其后。这三间小斋，因左有芭蕉数本，右有碧梧一株，春夏之交，青翠可爱。这架藤萝覆盖前檐，好象一座绿天棚，花时芬芳馥郁，香铺百步。故额其斋曰“拥翠含芳”。名虽近绮，而实际上倒是一个清凉所在。花盛时，仆众持竹剪剪藤萝，摘玫瑰，采其余者，留其鲜者。摘下的花瓣，做成点心，即“藤萝糕”与“玫瑰糕”。

　　这两种“花糕”，也叫千层糕，因其制作，与蒸千层糕无异。做藤萝糕、玫瑰糕的馅子，也极简便，只须将花瓣洗净加些白糖、脂油丁一拌即成。藤萝糕的妙处是，不象玫瑰糕那样浓艳，而芬芳清冽则又过之。

　　我家制作这类食品，不由饽饽房而由饭房施技。同时还能蒸制二“花”黄糕，制法与蒸黄糕同。另外，有时要做藤萝饼和玫瑰饼，甚至别出心裁要空烙藤萝、玫瑰“螺蛳缸炉”（旧时，“中饽饽”中的一种，形如螺蛳故名），那就只好将摘下来的藤萝花和玫瑰花送到饽饽铺（如合芳楼、桂福斋等处），做成取回，然后，馈赠亲友。这些美食，只能在初夏四月才能吃到。今日思之，恍如远古的回忆。

蒲艾辟邪?钟馗剪径

　　端午，亦称“端五”，古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其后五日依此类推。后来发展到称“重五”或“重午”，以至今天的统称“端午”；也有称这一天为“端阳”或“天中”节。北京人称初五叫“单五”。

　　端午，南方比北方热闹，因为这个节日的一切活动与古代爱国诗人屈原（1953年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有关。屈原曾任楚怀王的左徒官。他根据国内形势提出改革政治，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等一系列正确主张，不为楚怀王采纳。后来，楚国的朝政日趋腐败，他已被贬流放在洞庭湖一带。公元前278年，秦国攻下了楚国都城郢，他深感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逐怀沙自沉汩罗江。附近渔民闻讯即由数人划船，你呼我喊，争先恐后，寻觅尸体，为了防止鱼虾的伤害，就用蓼叶包裹米饭丢进江中供鱼虾为食。相沿演变，后来就用划龙船和吃粽子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南方赛龙舟的规模很不一般，有一种“大龙头”龙舟，上有旗手、锣手、鼓手，由三、四十人划，可供观赏。唐张建封写的《竞渡歌》云：“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写的就是江南赛舟的景况。北方很难看到龙舟竞渡，而这个节日还是比较隆重的。有的习俗现已见不到了，只能从古籍中领略一、二。旧北京一到农历四月末，市上就有卖葫芦花的，到处吆喝：“葫芦花，拣样儿挑。”葫芦花是用红纸剪成葫芦形状，上刻五毒（即蝎子、蜈蚣、壁虎、蛇、蛤蚧），贴在一张白纸上；他们还出售各种精品剪纸，如石朱砂钟馗像，纸老虎，以及单张五毒图等等。此外，还有一种吆唤：“白桑葚、大樱桃。”故有“樱桃、桑葚，货卖当时”之谚。这些走街串巷的小贩，除吆喝着要卖的商品外，便是卖小枣粽子和菖蒲、艾子。饽饽铺，则售卖应节食品——五毒饼。从市场这些应节商品，就可看出民间过节的隆重气氛了。

　　王府在端一的头一天，各个院落都要挂堂帘。堂帘即竹帘之一种，只是较一般竹帘宽大，是为殿堂宽大的门槛而特制的。五间殿堂，其中一张较两旁的稍大，中间尚有小门，另挂小竹帘，使人们出入方便。端午挂帘主要是避热，也有避毒之意。如果，今天我们逛故宫西六宫，稍稍留心，尚可看到挂堂帘的遗物。如楹间柱上的铁环、门楣上端的小铜滑车等等。在挂堂帘之前，各殿堂已换了纱窗，窗内安上了舒卷自如的防风卷帘，从这些布置可证王府也已进入仲夏。

　　端一头天的黄昏，每张堂帘上都要贴上葫芦花剪纸，窗子外层的间柱上要贴上老虎剪纸，殿堂正门外，左边摆一盆菖蒲盆景，右边摆一盆艾子盆景，正门门楣上张贴石朱砂钟馗像。这些“灵符”式的迷信品，一直贴到端六东方发白，要同时揭下，扔到府门外边，谓之“丢灾”。

　　端一为王府的第一天节，凡佛堂、家庙皆供粽子、樱桃、黑白桑葚和五毒饼，到端五中午撤供，这五天连续烧香、叩拜，从不间断。

　　端阳节，明代以来的京城习俗，又叫“女儿节”（重阳节也叫女儿节）。从端一到端五，青年女子梳妆打扮，头插石榴花，串街走亲。王府未出阁的格格、姑娘们，早在节前的十几天，就已备好五色丝线，用以缠绕粽子，手巧的还勒丝成串的小玩意儿，如小老虎、小葫芦、樱桃、桑葚……争奇斗胜，精巧绝伦，非常好看。这些什物佩戴五天，初六一早也都扔掉。五岁上下的男孩，左臂系“虎符”，额上用雄黄涂一“王”字，意在避毒。每个殿堂内几乎都要挂上钟馗图像，有《钟馗夜巡图》、《钟馗捉鬼图》、《钟馗审鬼图》、《钟馗舞剑图》等等。至今我尚记得“退思堂”内有一幅有趣的图像与众不同，是一四尺长精裱的条幅，中以云雾界为上下两图：上图为小鬼，手提铜钱一串，向一女鬼求爱，钟馗伫立远处，怒目而视；下图，女鬼扭头斜视，面有羞赧，小鬼作哀求状，钟馗已将钱串掠在手中，按剑大笑，俨然得意扬扬。右上角题有七绝一首：“似火榴花五月天，樱桃桑葚各纷然。长街买醉囊如洗，尔要佳人我要钱！”■识为终南进士。分明是一幅《鬼趣图》。但不知作者为谁？未免遗憾。从装裱及印色上去鉴定，其年分最晚出在同、光以前，绝非民初之物。唐吴道子所画的钟馗，是专司避邪驱祟之职的，而这幅钟馗，却充当了拦路强人，变成讽刺对象。这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胆识。他能别出心裁，不落窠臼，针对一些不良倾象，进行讽刺，而有一针见血之妙。既令人拜倒，也令人深思。

　　最后谈一谈，王府过端午的吃和玩。在吃上，除四时节令所食食品外，端午节日食品与民间相同，所不同者，有虾冻、鸡冻；翡翠鸭、水晶鱼等，都由饭房用天然冰冷冻。这几样凉菜，清凉爽口，鲜而不腻，是仲夏最适宜的食品。在玩的方面，没有什么新花样，有时于晚饭后，到戏院看看京戏。应节剧目多为：《混元盒》、《五毒传》和《水漫金山》等。我记得在王府过最后的一个端午节，是外出看著名女演员琴雪芳主演《白蛇传》，于城南游艺园。

六月廿四?荷花生日

　　农历六月，又称荷月，北京已到盛暑季节，是荷花盛开，莲蓬结实，菱藕上市的旺季。王府从五月初一起，开始运进天然冰块，每房都备有硬木制作的冰桶，内衬锡里，融化的冰水通过桶底下的小孔流出。每天，由太监往各房送冰，以供瓜果等食品保鲜。冰桶盖上，有四个轱辘钱形的排气孔，排出冷气便可调节气温。从六月初一开始，饽饽房制作“水乌他”（满语），是用奶油、白糖等原料做成，浅绿、浅粉、浅黄诸色皆有，每天午睡后，由太监及时送到各房，供“上头人”食用，供应一直要到七月十五日以后才终止。王府的殿堂高大，通风良好，一般都较凉爽，加以室内的坐垫，一到夏日都换上了米黄色的用葛、纱制作的垫子，几案上的鹿头樽和各式瓷瓶都插满了精制纨扇，给人一种不扇自凉之感。自入伏之日起，里边凡供奉“观世音”的地方，都新增净水碗，每天清晨都要换上“井华水”，至出伏日止。

　　入伏日，京都习俗，讲究“贴伏膘”。有句俗话：“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王府的吃法与民间虽不尽同，但在出伏日，阖府上下都吃饺子（即煮饽饽）。王府规矩，外面各处各行的仆众均自备饭食，惟独属伏，发给银两，购买肉面等食物，在各处自己包饺子，一到入伏这天，府中剁肉之声四起。故王府里流行这么一句话：“六月里，乐呵呵，上下全吃煮饽饽。”六月二十四日为关圣帝君寿诞，王府祭以“少宰”（即全猪全羊，没有牛），祭毕，猪羊全分给各处各行，由他们分食之。王府成员差不多均不吃肉食祭品。所以，“六月里，乐呵呵!”也包括一年之中难得分到的肉食祭品。在同一天，我家还有一个热闹的庆祝活动——“荷花生日”。

　　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本为江南旧俗，苏州尤其盛行。在一些记述京都岁时活动较为详细的古籍中，均不曾记述“荷花生日”。《北平岁时志》和《北平风俗类征》等近代专辑，关于“荷花生日”也只字未提。我家之所以庆祝“荷花生日”是有来由的，大约，在乾隆初年，我的六世祖母佟佳氏（即信郡王福晋），从南方清来一位女画家，冷吟居士（姓氏不详），为■(上"山",下"昆")山人，诗词书画造诣颇深。佟佳氏也工词章。由于她俩有共同的爱好，故结下了翰墨姻缘。女画家把苏州极为热闹的“荷花生日”活动，一一介绍给了佟佳氏。“是日，……画船箫鼓，竞于葑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她还给佟佳氏绘制一幅以荷莲荡为背景的《行乐图》手卷，并画了十二幅册页，内容都是画苏州荷花生日即景，极为生动丰富。此后，我家就兴起了庆祝荷花生日的习俗，相传不衰，直至1924年王府解体始止。

　　我家庆祝“荷花生日”，是在二十四日清晨。各个殿堂门外，摆设红白荷花各一盆（要摆到七月十五日才撤去）。室内的花瓶，都插上荷花和鲜荷叶。这一天所用的餐具，无一不是以荷花造型的，食品也无一不冠以与荷花有关的名儿，如，荷叶鸡，荷叶肉，清汤荷叶莲子羹，虽与贾宝玉所喝的莲子羹不尽相同，如论色香味则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如，大冰碗，内盛鲜莲子、鲜藕、鲜菱角、鲜核桃……全呈白色，高雅纯洁，令人不能不想起这“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花的生日，分外的清新。这天所吃的主食为荷叶饼和莲子糕，最后，每人必喝一碗荷叶粥，才能统称吃了“荷花筵”。

　　我六岁那年，在“荷花生日”那天，冒冒失失闯进了“拥翠含芳”书斋，遇上我父亲和伯父（王爷）在那儿举行“荷花生日”雅集，在坐的有画家、诗人和京剧演员，如侯喜瑞（著名架子花脸）、耿喜斌（艺名“小百岁”，丑行）、赵连升（武生）等社会名流，父亲见我已经进来，又不好当着客人的面训斥，便命我为客人斟酒。不慎失手，碰坏了我家仅有的八只荷花杯中的一个。这种荷花杯与白居易诗写的“寂寥荷叶杯”和戴叔伦诗写的“酒吸荷杯绿”所指的荷叶杯不同，诗人所写的荷叶杯，是在鲜荷叶中心凹处撕去绿纤维下连茎，酒倒入杯中，顺流直下能达茎孔末梢，可谓天然酒杯。我家的荷叶杯则系乾隆粉彩陶瓷制品，造型特异，杯子外缘中部有个碧绿莲蓬，孔通杯内，倒酒入杯，莲蓬也随之灌满了酒，饮者喝干了杯中酒，灌在莲蓬内的酒随之流入杯中，给饮者的感觉，酒若清泉，是喝不尽的。荷叶杯一经打碎，我立刻感到大祸将至，非挨一顿好打不可。幸得侯喜瑞先生出面解围，起身把我领出了书斋，来到桐荫堂西南角的莲花池边，伸手摘了一朵白莲，一同折回“拥翠含芳”回报父亲说：“我们同到瑶池西王母那儿，讨来了一株荷花，食此花蕊花瓣，当能延年益寿。”众人果然将分到的花蕊花瓣放在小盖碗形酒杯中，斟满筛热了的上好原封白酒。少时，举杯同饮，皆曰：“美极，美极：实在清香！”这时，我才如释重负，跟着大伙笑了。

　　苏州兴起“荷花生日”旧俗，找根据是没有的。古籍中说，六月二十四日原为观莲节，这起自一个传说，古代有个女子，名叫晁采，在二十四日这天，与她的丈夫，各以莲子互相馈赠。有人问晁采，此举为何由？她引诗以答：“闲说芙蕖初度日，不知降种在何年？”这传说当然是无稽的，然而“荷花生日”比之什么神仙的生日，到也有趣得多。至今，我还要叙实这些活动，也不怕涉嫌什么“怀古之幽情”了。

嗑鸡头米?赏莲花灯

　　我国的美丽神话数不胜数，双星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神话之所以历久不衰，不单纯是男女爱情，且兼有有关生产——男耕女织。无论什么故事，一到大团圆就没有趣味了。双星的传说，好就好在一年一次鹊桥相会，离而合，合而离，永无了结，留有不尽之意。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神话，历代相传，总是深得人民爱好。

　　双星，俗称牛郎、织女。神话说他俩年年七月初七于天河相会，故称七夕。关于七夕的风俗和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在周处的《风土记》以及吴均的《续斋谐记》等书中均有记载。七夕，也是女儿节。北京庆祝这个节日，不及端阳、中秋那样隆重。既不供神，亦不上供。“仅于是夕，用大碗盛清水一碗，放在空庭之中，以接清露。禁止摇荡，至次日，碗中即可结成一层极轻薄之水皮，侯至次日日中，另备一种极轻细黍苗，用小刀削成针形，此苗质轻，投之水面，可以不沉。小女儿环立水碗四围，轻以黍苗投入碗中，而查看碗底之影，如为细长，而宛似针形者，则谓织女已与巧矣，设为粗短等形，则谓未能得巧。其实全为日影方向之关系，乞得巧者，则舞蹈，未乞得者，则号泣，耍皆小女儿常态，无足为怪”（引自《旧京风俗志稿本》）。王府亦然。

　　我童年时代与姊妹们一起，也作七巧之戏，但从未乞得什么玩意儿，玩一会儿就兴味索然了。但有一件事值得一记，那是辛酉年（1921）的七夕。梅兰芳第一次演出《天河配》于东安市场“吉祥茶园”（今之“吉祥戏院”）。梅兰芳饰织女，姜妙香饰牛郎，钱金福饰金牛星，堪称“珠联璧合”。在这次演出之前，京剧没有这一剧目。以前演出的七夕应时剧目皆为昆曲，只演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密誓》一出。这次演出盛况空前，座无虚席。我家在北楼定了两个包厢，看得非常真切。因为这个戏有“摆七巧图”，“莲池出浴”，“鹊桥相会”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布景，尤其是从鹊桥底下放出成百只活麻雀，满园飞翔，前所未有，叫“好”之声，不绝于耳。

　　北京在夏秋之交，正是“鸡头”上市旺季，旧时大街小巷“老鸡头才上河呀”的叫卖声，连绵不绝。鸡头，一名芡，种子称“芡实”，浆果海绵质，顶端有宿存的萼片，全面密生锐刺。因它的外形酷似鸡头，故称芡实为鸡头米。那时，北京的朱门甲第，包括王府，无不喜欢吃鸡头米，尤其是女眷对芡实米最感兴趣。煮鸡头米要剥掉里外四层皮，方可咽下。一般煮鸡头只剥掉三层皮，留着最后一层硬壳，如嗑瓜子一样，越吃越有味道。北京市上的鸡头多产于内城的筒子河、什刹海、后海、积水潭等处。鸡头大致可分三类：最嫩的叫黄米，最老的叫紫皮，以不老不嫩为上品，其名曰二苍，也称玻璃皮。二苍的价格较贵，消费者主要是北京世家，常供不应求。此物在四十年前已不多见，时至今日，市上鲜货已经绝迹。故今天北京人懂得吃鸡头米的，屈指可数。

　　王府内眷吃鸡头米，多在晚饭后到院里乘凉的时候，边嗑边闲谈，边喝温开水。芡实好吃，其味实甘皮涩，吃多了口内留有苦味，白水一粘唇，顿感有丝丝甜味，似有苦尽甜来之感，故“闺中少妇”多嗜此道。

　　七夕，在院中纳凉，仰看银河耿耿，闲话双星，别有情趣，但，再过七、八天便到了中元节，那夜的情景较之七夕就更有趣得多了。

　　中元节，俗称七月十五，是道家倡兴的。唐韩鄂的《岁华纪丽》和元周密的《乾淳岁时记》都有关于中元节的记载。昔日，道观在这一天打醮，僧人举行盂盆会。“绛节飘鹞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李义山诗）就是描写盂兰盆会的。清代从顺治时起，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三十年代的北海公园，有时犹建盂兰道场，放荷灯，烧法船，十分热闹。

　　中元节因建盂兰会超度亡灵，故又称鬼节，也是个上坟的日子，民间祭扫，尤胜清明。王府上坟祭祀与清明节相同，亦烧纸奠酒。我家坟地虽多，但不象清明那样，处处都去祭扫。三代以上者，由坟丁代祭，事后听声回禀也就算了。有趣的是点莲花灯。

　　莲花灯不同如过年所点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灯。它是用各种彩色薄纸捏成莲花瓣，精工之巧，每瓣皆可乱真。由莲花瓣组成的莲花形状的灯，更是绚丽多姿，如大花篮，仙女，八仙，凤凰、仙鹤、麋鹿等飞禽走兽形状的灯，也各具特色。旧时北京，出售莲花灯者，多为冥衣铺，也有摊贩临时贩卖的，最有特色的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南头的一处摊贩，他出售的莲花灯精巧绝伦，纸穗如同丝线一般漂亮。据说，他是用进口的鱼鳞纸制作的。这种纸有半透明性，燃灯之后，通体明亮，售价较之市上各处所售莲花灯高约一倍。因其主顾皆为世家，故生意兴隆，利市十倍。

　　七月十五天黑之后，王府四周非常热闹，儿童有执鲜长柄荷叶，上插蜡烛，青光荧荧，如同磷火，为鬼节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也有提小花篮的，有举一朵莲花，下有荷叶，边走边喊：“莲花灯，莲花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因莲花灯与鬼节有关，留下不吉祥，故一点便了。

　　王府不仅点莲花灯，还点蒿子灯。蒿子灯是在整株大青蒿上缚线香数百，点燃之后象满天星斗一样，分外好看。虽不燃烛，却也谓之蒿子灯。

　　七月十五晚饭后，我家在安福堂院内增设鲜荷若干盆，蒿子灯十数座。盆莲与蒿子灯之间，设摆八仙等人物，凤凰、麋鹿等各式各样的莲花灯。安福堂院两厢配殿，东曰“退思堂”，西曰“余庆堂”。全院殿堂檐下挂满大型各式花篮灯（即什刹海所售之物）。檐下之灯内装灯泡，院中之灯，内燃蜡烛。诸灯齐明，非常好看。惟此景与除夕不同。除夕时届隆冬，寒风刺骨；中元燃灯，正值金风送爽，玉露迎凉；莲花灯一点，就使人感到有些凉意，十分舒服。这时星河耿耿，灯火荧荧，盆莲、青蒿和线香散发着各种不同的香气，确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时，内眷们边嗑着鸡头米，边赏莲花灯，沉醉灯月之下，直到更道里传来三下梆声，此景方息。

　　北京，远的不说，自明、清建都以来六百多年，都是人们向往的地方。若以北京的季节而论，冬多（注：在气象上，冬季是指候（五天）平均气温稳定低于10℃的期间。所以北京的冬季平均日期是从10月28日（第61候）开始，而于来年3月31日（第18候）告终，历时155天，是四季中最漫长的季节。），春少、夏季苦热苦雨，只数秋天最好。北京俗谚：“立了秋，把扇丢”，即使余暑未消，也是一天一天地向凉的趋势发展，“秋老虎”吓不倒人。白露一至，那就更舒服了，真个是秋高气爽，令人称快。这当儿，就以往的市声（也称：货声，又称：报君知。）而言，“甜葡萄，脆枣儿”，“大螃蟹吆！”这些走街串巷小贩们的吆喝，应说都是秋声，都带有凉意，都耐人寻味。

　　枣儿红时，螃蟹露面，秋意最浓。螃蟹在北京有“七尖八团”之说。尖团二字是指其脐而言的。尖脐是雄蟹，团脐是雌蟹。七月尖脐雄蟹螯大，八月团脐雌蟹黄肥。食者顺着时序去品尝，才能领略其味之妙。此说，就是这样来的。

　　北京不产螃蟹，所售的都是从外地运来。其产地有二：一为河北省任邱县的赵北口，一为河北省文安县的胜芳镇，赵北口以尖胜，胜芳以团胜。

　　王府的内眷们，对吃螃蟹极感兴趣。螃蟹一上市，就取代了消闲遣闷的鸡头米。这两种食物在王府的生活中，一兴一替非常自然，而且年年如此。螃蟹的吃法固然很多，如“溜蟹肉”、“糖腊子蟹”、“蟹黄烧麦”、“蟹肉银丝饼”等等，那是饭房的“差使”，称做“应时菜”。内眷们所喜欢吃的是指蒸蟹。吃的时间是在下午。有趣的是，一家之内，相互请客，很象小孩子们的“过家家”，为一般家庭所不见的。如禧春堂（伯母住处），余庆堂（母亲住处），芝兰小室（姑母小斋）。这几处轮流作东，一个蟹季，一处要轮上四、五次之多。吃蟹费时费工，但一律不借重佣人掰剥，全由“宾主”自己动手，虽没有“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那种逸趣，也没有《红楼梦》中“讽和螃蟹咏”那样雅致，而是看谁吃得干净——“不许连皮带骨一齐嚼”——，以吃得好，吃得细为上乘。每次吃蟹，多是母亲夺魁，姑母殿后。负者要出资订包厢请听京戏，所以也有趣味。由于螃蟹性凉，食必佐酒。酒为桂花、木瓜、佛手等分制而成的，也可以称作“家酿”。这种酒比较温和，但过量亦醉，只能以醺然为度。食毕，时逾黄昏，同至安福堂后厦与太福晋共进晚餐。太福晋虽滴酒不沾，但对儿媳等偶作消闲小酌，并不干涉，因而反衬出婆媳、妯娌与姑嫂之间和和融融，一改平日那种刻板、单调的生活气氛。

　　嗜蟹可谓是王府成员的一种癖好，另一种癖好是养蛐蛐。据老辈人讲，从我家高祖一代就爱养蛐蛐。养蛐蛐难免涉嫌赌博。清制王公府第是严禁赌博的，绝对不许斗鸡，斗鹌鹑，斗蛐蛐。此后，养蛐蛐之风稍有收敛，数量也不如前那么多了。到我伯父一代，已无此爱好，许多澄浆蛐蛐罐，如“淡园”、“赵子玉”等名贵之品，均已闲置无用。后来，由于祖母喜听虫声，每到秋季还养着三、五罐，以此消遣。于是，内眷们纷起仿效，闲置多年的蛐蛐罐，粉彩小巧食碟和扇形雕花“过笼”，又都派上了用途，每到夜间，虫声唧唧，此起彼落，尤其是三更月下，虫声幽然，恰如白居易《夜坐》诗描写的那样：“斜月入前楹，迢迢夜坐情。梧桐上阶影，蟋蟀近床声。”此情此景，成了王府生活中的秋宵写照。

　　前面提到王府生活除了吃就是玩，这里还要写一写王府里一种有纪念意义的吃法。每到中秋之前，北京的大白菜开始上市。旧时，北京的满族人，争先购买，不是做菜，也不是剁馅，而是用于吃“包”。包是满族一种特有的食品。据说，在努尔哈赤以“十三甲”兴兵初期，一次，被敌围困，全军绝粮，他命部属捡拾菜叶，包着野果野菜充饥，坚持战斗。不久，破敌突围。此后，所部日渐壮大，领土增多，但不断以菜叶包食物作为满族食品，大概也有忆苦之意。后来，吃“包”之风，遍及辽东，并于明万历年间，明宫亦食这类食品。“以各样精肥肉，姜、葱、蒜剁如豆大，拌饭，以莴苣大叶裹食之，名日'包儿饭’。辽东人俗亦尚此。”（见《明宫史》火集）其实，不是辽东人俗亦尚此”，而是地道的满俗，从东北传至明宫的。

　　这种食品一直遗传下来，王府亦尝此味。“包”的做法，是将白菜大叶用水洗净，再把小肚、酱肘、香肠等熟食切成丁，另备摊黄菜，炒豆腐等几种普通菜肴拌和在米饭之中，然后，摊开白菜大叶，涂抹黄酱，再把拌好的米饭舀在菜叶上，以双手包严实，然后捧食，此之谓“吃包”也。这种吃法，今不多见，恐将失传，志之以实。

丹桂飘香?中秋赏月

　　“桂子飘香”这句成语，是由“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唐·孟■诗）化出的。桂子即桂花，学名叫“木犀”，为珍贵的观赏芳香植物。北方的桂花大致有三种：丹桂（叶如柏叶，皮赤色）、金桂（花为橙色）、银桂（花为黄白色），一般说，丹桂较少，金桂较多，银桂次于金桂，但在我家却不多见。这句成语妙在一个“飘”字，因为我对桂花飘香感受最深，尤其深切领会“飘”字之味！因而，很自然地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我家院宇深邃，每到中秋之前，各院殿堂的廊上都设摆桂花，如安福堂和宝善堂廊上各摆四盆丹桂，其他轩馆只摆金桂，总计不少于二十多盆。桂花花型并不太美，但香味浓郁，隔着儿重朱廊碧槛就能闻到。它的香味，既不是兰花的馨香，也不是水仙的幽香，更不是梅花的暗香，而是一种“甜香”，飘然而至，特别惬意！用“花气袭人”四字形容，恰到好处。每每闻到桂花香，就知道中秋节快到了。

　　王府过中秋比过端阳热闹。鲜果买得多，节礼送得多，各铺家来的“账条子”也更多。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买“兔儿爷”。兔儿爷源于传说中月亮里的玉兔，是用黄泥以砖模刻塑的，造型众多，大的高约三尺，小的仅一寸左右；大的很威风，小的甚精巧，不大不小的为普通兔儿爷。兔儿爷多似将帅，身穿金色盔甲，或半披战袍，袍底画着彩色的海水江涛，用戏曲术语形容，它是“披蟒扎靠”。大小兔儿爷都有座位，有的偏骑走兽，如麒麟、老虎、狮子、庭鹿、骏马等等。不骑兽者，皆高踞山石、庙宇之上，或以各种大型蟠桃鲜果为其座位。兔儿爷的背上，有的插大纛，有的插盖伞，这样装扮倒也威风凛凛。但最怕水，若一落水，便成了一摊泥！此外，还有一种赤身兔儿爷，成组出售，每组若干个，都有接连活动的人物。如有的开茶馆，有的卖点心。成组观赏，令人感到兔儿爷个个动作敏捷，躬身让座，迎来送往，笑容可掬。

　　中秋节玩兔儿爷，不象赏莲花灯，点罢便扔。兔儿爷玩罢要妥为收藏，来年中秋再玩，故北京有句谚语：“多年的兔儿爷——老陈人儿。”这种泥塑艺术品，以东安市场、隆福寺、护国寺等处庙会出售者为上品，上述地点的商贩，一般不出售粗糙的兔儿爷。制造兔儿爷的民间艺术家，多数住在沙锅门外，从四、五月间就开始制造，到七月中旬，就拿到前门外大蒋家胡同的耍货市场成批发售。从我玩兔儿爷开始，到出府时，其数在一百以上，由此可见，我对玩兔儿爷颇有专长。这也说明我家的长辈对我们的思想禁锢之一般。在我童年时，除了玩兔儿爷，放风筝少数几样活动外，全部日子是背诵“诗云”、“子曰”中打发走的。

　　中秋食品主要是月饼。北方的月饼不如南方，在六十年前，除了东安市场稻香春，兴记和前门外老香村等几家南味食品店售卖“火腿”、“五仁”、“提浆”少数几种南味月饼外，北京人习惯吃的则是“自来红”、“自来白”和上供用的大月饼（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等），品种不多。我家虽备有南式月饼和从致美斋买来热月饼，而对我来说，实不知其味！允许玩兔儿爷，却不许吃月饼，这种怪事，在王府生活中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中秋节是北京水果品种上市最多的时候。旧时，中秋的前数天，在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前门大街直达天桥等各热闹街道均列果摊，接连不断，有些大商店临时搭棚支帐，昼夜营业。这些席棚和果摊是专卖水果和出售整只羊肉的。水果品种包括红葡萄、白葡萄、鸭儿梨、京白梨、苹果、青柿、石榴、桃子、烟台梨以及西瓜（专为供月之用），干果店门前卖糖炒栗子，鱼床子在售河北文安县出产的胜芳大幸福蟹等等。由于水果品种最全，故供月以水果为主。供月要用“月光马”，今已失传。月光马是用纸做的，“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玉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制，金碧辉煌。”王府供月不用此物。供品与民间稍异，就我所见者，纪实如下：

　　八月十五戌正左右，在我家神殿院内偏西位置设有供桌。供桌朝着东南方向，靠里一面的两旁各捆一根小竹竿，上悬古画一幅，为工笔月宫图像。画面为一个满月，月内绘广寒宫殿阁之形。宫前有一女菩萨坐像，两旁各有一名执扇侍女。菩萨头上绘有佛光。据说，她也是太阴星君。我国古代称月亮为太阴。古人认为“宇宙间万物都是依循阴阳对应的秩序而共存的。由于白昼司光之日称为太阳，因此，夜间播明的月亮自然就是太阴了。”月亮的雅号和别称在诗词中提到的多得举不胜举，想象力最丰富的可数者就有：唐李贺把弯弯的新月比作“玉弓”，（《南园》一诗：“晓月当帘挂玉弓”）；李群玉则比作“玉盘”，（诗云：“汗漫铺澄碧，朦胧吐玉盘”）；唐白居易又称之为“玉环”，（诗云：“落月沉玉环”）；宋陆游则喻之为“冰轮”，（诗云：“玉钩定谁挂，冰轮了无辙”）；比得最好最美的那要数苏轼了，他把月亮喻为绝色的“蝉娟”、（词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就把嫦娥奔月的神话联系起来了。记得有一次，当太监悬挂太阴星君时，我便问：那个女像是不是嫦娥？太监不答，只向我不断地摇手，他的手势是在告戒我，不要乱说。谁料这件小事竟被母亲知道了，斥责我渎犯神明，罚跪于栏杆罩下。在王府之中，“非礼勿言”，竟至如此。

　　祭月供品，除五盘应时鲜果外，还有五盘蜜食，如金糕、栗子糕、蜜海棠、蜜红果和油酥核桃。在各种供品后面，有个月牙形状的大型木制托架，上置一个约五斤重的月饼。月饼之上模刻彩色月宫图，两旁各插鸡冠花和带叶毛豆枝。当“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之际，祭月开始。因世俗有“男不拜月”之说，故祭月者皆为内眷。那时，我家主祭者是我的伯母。她着福晋品级的服饰，由太监搀扶而至，焚香燃炬后，伯母向月宫图像叩拜，名曰“拜月”。拜毕即归。

　　我家的日常生活，也有与其他王府不同的。据说，从我祖父在世时，便开始形成一种家风，即从年头到年尾，不和内眷同桌吃饭。此习，传至我伯父一辈，依旧如故。内外有别，看来极其严格，其实，是为了各行其便。我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我伯父和我父亲，一年之中陪我祖母同桌敬餐只有三次。一次是除夕，一次是赏月，一次是祖母生日。

　　赏月之宴，又名团圆酒，因八月节为团圆节，故有此说。我家赏月在安福堂院内，时间在亥末子初，和除夕吃团圆饭大致差不多，所不同的，赏月饮果酒。食品除水果、冷荤、月饼外，要把供月所用的五盘蜜食，撤到团圆席上，并把供月的那个五斤重的月饼，切成小块，在席间分而食之，就算是团圆了。席间，有说有笑时较少，而经常是一本正经，索然无味。但无论如何都得依次敬酒，不会喝的，也要抿一抿，说什么饮了赏月酒，一冬可以消灾袪病。但我记得农历癸亥中秋（1923），赏月之后，各自归房就寝，丑时将尽，祖母突然发病，星夜延医煎药，上上下下，惊慌忙乱，通宵不能入睡，可证，赏月酒能消灾袪病之说，无非聊自解嘲而已。

菊荐重阳?初尝异味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唐代诗人王维，十七岁时的佳作，题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七绝非常朴素，千百年来人们在作客他乡的情况下，读这首诗无不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艺术力量。每逢重阳节，对身在“异乡”的客子，则更是如此。农历九月初九日叫“重阳”，又叫“重九”。古以九为阳数，九月而又九日，故为“重阳”。

　　重阳节有登高、饮酒的风俗，登高时佩带茱萸囊，据说可以避灾。饮酒之风远古有之。陶潜在《九日闲居诗序》中就提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唐中宗九月九日临渭亭登高作诗，诸臣同赋。有个礼部尚书薛稷爱拍马屁，得“历”字韵云：“愿陪九九辰，长奉千千历。”杜甫生了病还独自去登高饮酒，他作的《九日》诗云：“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可见这风俗影响之深。北京人对登高饮酒的风俗也很重视。旧时，“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木盍，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远则西山八刹。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引自《燕京岁时记》）王府要去一趟几十里外的香山或八大处，就未免兴师动众。我家从未去过。有时也登一次高，只是在花园内的土山上，无非应景而已。这座土山，顶上有个茅亭。有一年重阳节，曾在那亭子里吃烤肉，饭后，有不少人生病了。此后，也不再附庸风雅了。这座土山平日很少人上去，至今我仍记得：己未（1919）5月4日下午，忽然有人说：“外面闹学生啦！”“放了火啦！”我跟着几个人登上土山，只见东北方向浓烟滚滚，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火烧赵家楼”。因说到登高，提到这座土山。一提土山，而又想起我亲目所见的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故倒叙

　　重阳的应节食品为花糕。北京的花糕主要有三种：粗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粗花糕的特征，在花糕上面粘一叶香菜；细花糕在两层（也有三层的）之间，夹有各种细果，是最美的一种花糕；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制作相同，具体而微，形如金钱故名。旧时北新桥“一品香饽饽铺”，出售奶油花糕，别有风味。这种奶油食品不同于当今的奶油糕点，却和旧时满汉饽饽铺所售的白点子、小杂食、萨其玛、火纸筒（即蛋卷）等奶油饽饽，味道相同。这类奶食品，现已绝市。近有所谓仿宫廷奶油食品，无非徒具其名而已。花糕历史很久，元人《析津志》就有了“都人以面为糕，馈赠作重阳节”的记载。清宫中每逢重阳节还设花糕宴。

　　我家既无外出登高之举，也不举行诗酒集会，而带有重阳佳节气氛的，只有两件事可记。一件是府中“菊展”，一是吃菊花锅。所谓菊展，就是各处殿堂、院落，遍摆盆栽菊花，五色缤纷，千姿百态，名菊不下百品。黄色的有：“御带飘香”，“二色玛瑙”，“蜜西施”，“金纽丝”，“莺乳黄”，“金芙蓉”等等；白色的有：“白牡丹”，“银盆菊”，“白剪绒”，“劈破玉”，“八仙菊”，“青心白”等等；红色的有：“状元红”，“醉杨妃”，“二乔”，“晓香红”等等；紫色的有：“紫霞觞”，“老僧衣”，“金丝菊”等等。这些菊花可称佳品，而那些花盆亦非常可观。这些细瓷花盆的年份，多在同光以上。有粉彩的，有青花的，有吉祥图案的，有各色开光的，至如胭脂水、珊瑚釉、苹果青、孔雀绿等等应有尽有。其形方圆不等，各尽其妙。

　　是日，安福堂内外，处处菊花。内则瓶插几供，外则围砌铺廊，满院寒香，一庭秋色，使人目不暇给。菊花乃花中逸品，宜少不宜多，象这样的菊海菊山，美在何处？似乎不如“胆瓶斜插两三枝”，供诸案头为好。可是，在王府生活中，若求其雅致是不可能的。所以弄得越多越不嫌多，如此而已。

　　菊花锅则是应时当今之美食。它不同于火锅，是个扁形红铜锅，底部置一酒盏，以酒精作燃料。菊花锅的主要食品为桂鱼（学名：“鳜鱼”）烤粉丝，油条、干贝，放入汤内，一块烧煮，待开锅后，加进一盘名菊香牡丹，瞬间，清香四溢，闻者无不食欲大增。菊花锅是火锅中的佳品，换句话说，是一道高级汤菜，也是筵席上的压桌菜。我家老辈别出心裁，在菊花锅里涮“黄瓜条”（即羊肉片），“鱼”、“羊”同煮，意在突出一个“鲜”字，其味更美。

　　我家过重阳，历年如此。每年九月下旬，还有一次同样的“菊展”，那是为祝我祖母的“千秋寿诞”而设的。祖母生日是九月二十四日，前一日称作“寿日”。己未年我虚龄五岁，祖母在“寿日”的那天，传话给母亲，说是要带我去吃番菜。祖母所命，众人难违，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梦想不到的“恩遇”。因历年祖母生日的前一天，例由伯母、母亲、姑母集资为祖母祝寿，举行小型家宴。这次要到外面去吃西餐，也可以说是向“开化”迈进。

　　那天傍晚，全家来到廊房头条撷英番菜馆。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很能刺激食欲的香气。当时有人称之为“洋气味”，并把西餐叫做“洋饭”。

　　来到楼上餐厅，见长台上那些鲜花、五味台以及酒杯中插着那些折成各样花型的餐巾，无不感到新奇，但不敢多问。只好坐在母亲身旁，听从指点。又见每人面前，左右分放刀、*各三，唯独一柄汤匙，却横放着，不知何意。母亲低声说：“这是三菜一汤，左手用*，右手用刀。不可换用，免得露怯。”又说：“一会儿拨菜时，切不可贪多。要记住。”不可贪多，是老规矩，从来不曾违犯，而“拨菜”又是什么名堂？却不得要领。只得唯唯，不敢深问。

　　少时，有服务员（那时皆呼BOY）抱来一摞汤盘，在每人的刀*中间平放一个。一摸很烫，又吓了一跳。母亲说：“这是怕汤凉了特用开水煮过的。不许用手摸。”看来这和平日在家里吃饭时，不许说话，不许筷子碰碗，不许……大概是同样的规矩。

　　第一道菜，是清汤鲍鱼，洒上胡椒，其味甚美。喝到少一半时，见大家都用左拇指，把汤盘微挑向外略倾，我也只好仿效。不料一滑，汤洒了，眼见洁白的台布，淋漓一片。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虽未当众严遭申斥，却也吓得脸红心跳。

　　第二道菜，是炸鳜鱼。先由服务员用左臂托来椭圆型大瓷盘，递次伸到每人左侧，由食者自己拨取。原来这就叫“拨菜”。这菜外焦里嫩，松软适口。蘸辣酱油，别有风味。但右刀、左*的用法很不顺手，只得勉强将就，深感不便。第三道是火腿龙须菜；第四道是烤野鸭。因祖母从来不许小孩吃野味，早给我改换了炸小面盒。这个菜其形似点心，中有肉馅，非常好吃。据说它是“撷英”独有的拿手好菜。饭后，带回许多，当作点心。

　　大菜吃过，随后便是咖啡、卜丁。最后送上两个高脚玻璃大盘，盛满各样水果，色彩鲜明。因我不会削果皮，只捏了两颗紫葡萄珠儿，以应此景。

　　饭后，母亲命我向祖母谢赏。我只得恭恭敬敬地走向祖母跟前，请了个跪安，并说“谢太太（满俗呼祖母为太太）赏饭吃！”

垂幕拥炉?闭门赏雪

　　农历十月习称小阳春，而北京虽属初冬，却已十分寒冷，似乎没有小阳春之感。旧俗十月初一为寒衣节，意为天气渐冷，死去的先人，亦需穿衣。故上冢送“寒衣”，各地同风。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十月朔，纸坊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识其姓字辈行，如寄家书然。家家修具，夜奠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徕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我家不兴这一习俗，既不送寒衣，也不上坟烧纸。但有一件事与北京民间旧俗一致，即十月初一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撤火。这好象是明文规定的一样，却又不见有文书。但确系百业皆然，王府也不例外。这是指升白炉子和一般炉子而言的。我家地火必到冬至方升，成为定例。

　　提到“白炉子”，倒不妨多说几句。“白炉子”是用“石灰木”制成的。最早见于《析津志》，说是产于西山，但所记不确，而据《燕京岁时记》则称“此木实产易州（今河北易县）非西山也。”这种炉子，大小不等，不仅色白形美，而且因其炉膛大，火力旺，散热快，故取暖驱寒，非常得力。确能寒谷生春，犹胜红炉暖阁。白炉子没有固定位置，搬出搬进悉定自便。王府生白炉子有专人照管，旺时搬进，微时搬出，既无烟筒，也不受煤气污染，每间一具，其数可观。四、五十年前，在北京灯市口外偏南有家“海山长”字号的白炉铺，颇负盛名。我家每年得添置白炉子数十个，全由此号供应。此外，还安装有烟筒的炉子，那时叫“洋炉子”。这种炉子有大有小，只能取暖，不能用于烧水做饭。大的洋炉子，一般有三个门，内装有隔热隔音性能的玻璃，炉火熊熊，皆可透视。小的上面有个添煤口，其状与今天的公用大桶炉形状一样，所不同者为通体电镀，光可鉴人。

　　据说，有些炉子是舶来品。在我家不止炉子是洋货，大部分日用品都是从东交民巷“锡勒福洋行”购进的。家人并不以用洋货而感到不光彩，相反以此竞相炫耀。举例来说，我家在民初安了一部电话小总机，各殿堂轩馆以至管事处，三门（太监居住的地方）等地一律安上手摇分机，事不分巨细都打电话，同时备有全份西式餐具，可将外面西菜厨师临时找来制做西餐，由此可证，当时，在王府和许多世家，崇洋之风，非常普遍。

　　十月昼短夜长，学房里放学较早，每天下午，只要一听到磬声，就该放学了。磬声是佛殿传来的，每天黄昏以前，太监到各佛殿烧晚香时，三炷散香点燃后，放在卧炉之内，并不叩拜，只敲三下铜磬。磬声隔着几重院落，都能听到。说到这里，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太监烧香，王府常规都是一人，每次未进殿门，先要咳嗽一声，推门时还要大说一声“进殿！”这种迷信举动，习以为常，并不足怪。有一年十月的一天，太监谢永祥刚一进“妙香界”的殿门，看见一只白色皮毛如猫似狸的动物，窜出殿门，上树越墙，迅即消失。谢永祥目赌此物，疑为狐仙现形，立即吓倒在地上，惊魂失色。这件事一传开，我家仆众，三三两两奔走相告，认为狐仙现形，恐非祥兆。数日之内，全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妖！尤其是仆妇们，晚间不敢单独行走。尽管如此，佛殿不能因此断绝香火。于是，太监由一人增为二人。半月之后，忽听得佛龛之内传出咪咪之声，绝似小猫在叫，近前一看，小铜佛已倾倒龛外，佛龛成了“产房”，全被一窝小白猫占领。谢太监所见白色动物，原来是猫妈妈，狐仙现形之谜，不攻自破。众皆如梦初醒，转惊为安。府中疑神疑鬼之事，随时皆有，不胜枚举。

　　旧时，北京一到农历十月，往往要下场大雪。记得壬戌（1922）小雪那天，竟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和南朝梁吴均诗描写雪景相似：“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萦空如雾转，凝阶似花积。……”

　　次日，雪止，但见“阶铺密絮鹅毛雪，窗绣奇花凤尾冰。”气温骤降，寒冷异常。太监们率领“披甲的”（原为护卫兵丁，现充杂役）进“关防院”各处扫雪，其中有名叫治福的，手艺甚巧，平时能捏戏装面人，三、五一组，叫做“戏出”。如《嫁妹》《连环套》等，都很工细，虽非专业，却有个小名气。因而，姑母传语太监命他堆雪狮。扫雪是他的“差使”，而堆雪狮，却另有犒劳，而且优厚得很。他费半日之工，堆成两个小雪狮，与府门外的石狮神态相似，洁白玲珑，惟妙惟肖。

　　入冬下雪，本来是常事，而在我家对这第一场雪，却不能等闲视之，总要搞点什么名堂来凑凑趣儿。饭房在这方面是最知趣的，不待“上头”传话，早就备好搪寒赏雪的食品，如银鱼、紫蟹三鲜火锅或三白火锅以及佐酒佳味，样样精致。这些食物不在月例之内，开账领钱，自有好处，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安福堂排桌设宴，长幼赏雪，自有一番乐趣。

　　在我的记忆中，小雪这天下大雪，恐怕是六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当然，北京历史上农历九、十月下冬雪也是有过的。范成大诗：“苦寒不似东篱下，雪满西山把菊看。”就是农历九月初六刚下了一场大雪之后写的。但要知道这场雪是“五四运动”后三年的事。不论当时的政局如何混乱，而客观规律总是向前发展的。我家上下对府门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依旧安富尊荣，闭门赏雪。这种“世袭罔替”之家，安得永替乎？

婚?　礼

　　前两年一次朋友小叙，所在的那家饭馆楼上，有人摆了几桌酒席，说是在办喜事。在坐的有位朋友问我：“听说当年王府办一次喜事，要摆几百桌酒席，包括跟去的佣人，都能吃上山珍海味，场面之大，令人惊奇，真实情况如何？”当时，我觉得这一问虽然可笑，甚至有些浅薄，但这是属于民间的一般看法。如果我说情况差不多，那是违心之论，若说并非如此，可能引起人家的误解，责我为贵族辩护，但又不能不答复，故就王府办喜事，归纳为四个字，即“两而”、“两不”，何谓“两而”？就是壮而无声，繁而有序；“两不”则是不从习俗，不尽人情。为什么我这样说，?这也是就生活中的实践而言，下文便是这两“而”、两“不”的叙实。

　　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王府选妇择婿，绝非一般人所想的那样简单，在那个年代，当然要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更主要的是讲究“门当户对。”在清代早期，王府只能与蒙古博尔济特氏（即蒙古贵族）和满洲名门望族，如瓜尔佳氏，钮钴禄氏，乌喇氏，舒穆禄氏，富察氏，佟佳氏等通婚。到了清末民初才与内务府联姻。?

　　在严格的“门当户对”的前提下，成亲也很不一般。结成一对夫妻，要履行六次古礼（我国古代，婚礼有六：即纳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这种古礼，演变到明代，六礼之名虽有变更，其仪并无区别，而且已形成礼制，清代沿袭，变更不大。

　　清制婚礼的第一步叫“提亲”，即古礼的问名。这当中取决定作用的是媒人，从实际情况而言，这个媒人多半是“陪奉”之类的仆妇，因为，她们深知名门望族的底蕴，先由她们穿针引线，征得两家长辈同意则根据男女生辰八字进行合婚。在六、七十年前，北京的世家（包括王府）一般都到朝阳门内路北一家名“三元子命馆”合婚，如“犯相”，这门亲事就不提了。如合成“上婚”、“中婚”乃至“下婚”，再进行下一步——“相看”。相看中意，再请出有名的某某福晋或一品夫人作为正式媒人，而那个起实际作用的媒人则退居幕后。

　　媒人的第一件工作，是将“龙凤帖”（是一种精工裱制的大型折子，封面图案为金色“龙凤呈祥”，折内仅写男女生辰年月，如“乾造年”，“坤造年”等字样）和如意、钗、钏等物送至女家，叫做“过小帖”（即“放小定”）。此后，少则半月，多则两月，选择良辰吉日，“过大礼”（即“放大定”）。放大定的规模仅次于结婚。“放定”就是下聘礼。古人婚嫁时用雁和币帛作聘礼，称之谓“雁币”。唐诗云：“雁币任野薄，恩爱缘义深。”汉书上说，“无礼者，为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却■以成昏。”（引自《毛苌传》）清制的聘礼少者二十抬，多则三、四十抬不等。所谓“抬”，是把礼品分门别类捆在长方形油漆桌上（旧称“栏杆桌”），披红挂绿。第一抬循例是置放紫檩三镶白玉如意一柄，第二抬为“通书”、“礼单”（内写迎娶吉期吉时和应趋避之事）。以下各抬为女用钿子珠花，朝珠首串，四季首饰（多为镶嵌翡翠……），袍褂衣料，金银锞子（即约一两重的小元宝），衾料棉花，鹅笼（以鹅代古代之雁，翎染红色，共四只鹅，一笼一鹅，二人抬一笼），酒海（酒为四坛，二人抬一坛，坛体红漆，上绘蓝色龙凤）。此外，喜字馒头（一斤重一个，上印红“喜喜”字）共四抬，绵羊四只，羊毛均染红色。

　　礼品装点完毕，如期由四名王府官员乘马为前导，浩浩荡荡送至女家，男方媒人随抬而至，请女方纳彩，相互道贺，受礼如仪。

　　再过两三个月，择期完婚。在完婚的前夕，要“过嫁妆”。嫁妆是根据男方的新房而备置的。王府娶亲一般都自成院落，过礼不久，室内粉刷，室外藻绘，整个院落焕然一新。女方所备嫁妆不少于一百二十抬，花梨紫檀，红木螺钿制作的全堂家具，以及古玩陈设，举如如意、瓶坛、座钟、盆景等等，包括男方“放大定”抬到女方的用品，由两人执“吉庆有余”的征兆标志为前导，热热闹闹于定婚的头一天送到新房，并按各类家具的所在位置，设摆停当，叫做“安装”。至此，王府举办婚礼不惜铺张已可见一般了。下面说一说，“不尽人情”和“两而”的一些情况。

　　王府的府门是终年不开的，人来人往都走角门。但是，一到王府主要成员结婚那天，府门必须大开，只有知其王府礼制者，能看出府中是在办喜事。但是，宾客车辆依旧出入角门。除府门大开这点喜庆迹象外，还有府门要在过大礼以后油漆一新。此外，再没有什么结婚大喜征兆可寻了。

　　王府结婚期间，玻璃门窗等处，都不贴“喜喜”字。但是，喜轿所经每一院落的门栏，必须张灯结彩。新房所在院落，外挂“喜喜”字牛角灯，形状与过年所用的相同。室内每间四盏“喜”字宫灯，新房门窗虽不贴“喜喜”字，倒也喜气盈盈。

　　结婚那日的白天，只是为夜间举行婚礼作准备。宾客一般都在晚饭后才前来道贺，既无丰盛筵席，也不备名酒，只款待香茶一盅，谓之“清茶恭候”。还有与一般人家明显不同者，不扎喜棚。男宾客到轩馆落座，女宾客径至关房院内各房休息，说些道贺套话，有无酒筵招待，全不在意，惟宾客的随从人员，既不能喝酒吃菜，又得不到酒饭钱，故多有烦言，说是“不尽人情”。

　　宾客相至，府中的一切准备就绪，约在亥初时刻，由一名老太监登堂回话，说是吉时已到，可以吩咐发轿，主人首肯。这时，早在亲戚或同族中选就一名十龄以下的童子，至洞房炕上，敲锣三下，谓之“响房”。锣声一响，则“发轿”之令迅速传至府门内，早已齐集在那里的迎亲人马，随即出动，虽有鼓乐，但行在街上并不吹打，叫做“设乐不奏”。只听到位列最前面的开道锣，连敲三响，则见一百二十对“喜喜”字灯笼（即牛角灯）高高举起，宛如二条火龙，徐徐前行，宏伟壮观。由于没有人声嘈杂才有“壮而无声”之说。灯笼后面，有王府四名乘马官员，手执藏香，还有步行者四人，手执提炉，内焚檀香，其后，为一乘“黄天络网”大红官轿，由八人抬着，随后，是由四人抬着的官轿，轿内为取亲太太（即男方之正式媒人）。取亲太太所着服饰与平日不同，要在袍褂之上披上大红袍罩，钿子上也加大红钿罩，很象一顶红风帽。女方的送亲太太所着服饰与男方相同，除送亲太太外，女方尚有四位男宾，各乘马车，随轿前往，称之谓：“送亲爷们”。这四位官阶大致相等，不外是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和一品大员等。

　　男方的迎亲人马和所备喜轿，由提亲官员陪送至女家门口。新郎乘马由王府官员陪送也赶到了，并先入女方喜堂，一言不发，也不落座，只行三叩首礼。礼毕，随即返回王府。新郎离去，提亲官员才命众人把喜轿抬入喜堂提亲。

　　王府、世家以及内务府，在清代一般都称作“大家”。大家者即阀阅门庭也，生活习俗有些近似。但是，婚丧大礼，绝不相同。例如，婚礼，王府没有以下四种习俗：①内亲兄弟陪送，不扶轿杆；②喜轿入喜房前，无过火盆之举；③不倒红毡；④新妇出轿门不跨马鞍。但是，有几种习俗与“大家”相同，即新郎向喜轿连发三箭和新妇抱宝瓶出轿，以及迎喜神同拜天地等等。

　　新妇至洞房，已早有四位中年妇女在那儿等候。这四人统称“全靠人”（亦称“全福人”，即上有公婆、下有子女、丈夫在世者）。她们都是从至亲或族人中邀请来的，其任务，首先是揭“盖头”，继而接宝瓶，接着为新妇梳妆，换礼服，然后，安排新妇、新郎在已铺好被褥的炕上分男左女右落座，接着由四名“萨马太太”用满语念诵吉利之词。此时，一人托着红木盆，内有烧熟而无味的羊肉，呈奉新郎新妇分食，谓之吃“阿什不拉密”。（满语）紧跟着“全靠人”端来一盘微型饺子，让新郎新妇各咬一口，谓之“吃子孙饽饽”。边吃，“全靠人”边问：“生不生？”一般由新郎回话：“生！”至此，“全靠人”一应人等，一一退出洞房，只留新妇一人暗坐帐内，直至天明，谓之“坐帐”。新郎不得在此，须往静室休息。有的趁此时刻，则至各轩馆与清客们喝酒说笑去了。

　　黎明之后，新郎新妇由太监、仆妇陪同前往宗祠行礼，叫做“朝庙”。朝庙礼毕，回至上房，向公婆及各房长辈行“双礼”（由男左女右同时跪下行两跪六叩首礼），如唐诗“待晓堂前拜舅姑”（朱庆余诗）所描写的那样。向长辈行礼告毕，即向同辈请安，这称之谓“分大小”。此后，便把新妇备好的尺头（衣料）分赠给长辈、公婆、同辈等人，谓之“开箱礼”。行礼时磕头，开箱时请安，整个上午，磕不完的头！请不尽的安！至婚礼结束时，新郎新妇已是头昏脑涨，疲惫不堪。

　　结婚后的第四天，新妇乘车，新郎骑马，率领仆众去女方家看望双亲，谓之“回门”。至此，王府气象万千的婚礼，总算在“无声”“有序”中曲终。

过　生　日

　　王府过生日，不叫“做寿”、“办寿”，也不叫“祝寿”，虽也兴送寿礼，但与我国民间盛行的“祝寿”时送寿礼有所不同。我国有句谚语：“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还有这么说的，“一老胜一宝”。中华民族的传统视老人为家宝与国宝，正因为老人有与年俱增的丰富知识与经验，有利于理家振业，治国兴邦。所以，为老人祝寿，已成为民族敬老尊贤的传统习俗之一。凡年届上寿（百岁）、中寿（八十岁）、下寿（六十岁）者，家人、亲戚、邻里均为之举行祝寿活动，洋溢着一片敬老之情。王府则不然，他们备办的寿礼并非专为老人操办的，无论大人小孩，都可接受寿礼。所以，王府的成员无论“散生日”或“正生日”，都不用“祝寿”、“办寿”之类的词儿，统称“过生日”。

　　在王府的主要成员中，如王爷、福晋、太福晋等过生日，称作“千秋之禧”。在寿礼中最隆重的礼物为一柄如意。在如意的外装木匣上面，有一朱红签，上书“千秋如意”。这是因为皇帝过生日，曰“万寿”，故王爷过生日只能降格为“千秋”。

　　过生日的前一天，叫做“寿日”，如是正寿，这一天的庆贺仪式极为隆重，演戏要连续演两天，演杂耍、皮影亦然。王府的众多男仆最盼望过正生日，象民间所说，“小孩盼过年”一样。因王府各处佣人，平日均不管饭，自备自食。唯有“正生日”也和过年一样，由“饭房”（即大厨房）操办若干桌面席，谓之“赏寿面吃”。

　　过生日时，晚辈、族人以及如《红楼梦》所说的那些“有脸面的”仆人，一般都要备办一份寿礼，谓之“庆祝千秋”。这种寿礼都要放在一个用黄纸糊好的长方形方盘内、周围贴上红色剪纸，图案为椭圆形寿字。寿礼包括烧猪、烧鸭、寿桃、寿面等等。这些实物之上，分别贴上大小不等的红色长、圆寿字剪纸。由“呈进”礼物的人抬到过生日的主人面前请安致贺，谓之“孝敬”。主人收下后须回敬较实物价值稍高的银两，名曰“赏钱”。“孝敬”者忙叩头谢赏。假如是主要成员“过正生日”，不但礼品内容需要更加丰富，阖府官员、太监、妈妈们凑钱备办更精美贵重的各种礼品，买取主人的欢心。此外，还有长辈的“赏赐”和幼辈的“孝敬”，寿礼则更贵重了。“呈进”的食物，都依次分发给各处男仆。领受之后、本人可以改善生活，也可携带回家，供家人受用。

　　过生日的早晨，如同过元旦一样，府中官员、太监和差妇等首先要到家庙向祖先磕头行礼，接着是向长辈磕头行礼，寿星一一受礼完毕，倒也热热闹闹。一过中午，贺客盈门，熙熙攘攘，笑声彼绝此起，人人喜形于色，无非是赚取欢心!

　　此刻，最苦最忙的不是主人，也不是贺客，而是“伺候”寿星的太监们。他们头戴缨帽，足履官靴，长袍系带，外罩纱褂，冬天还好，若逢盛暑，汗流浃背，仍需躬身迎客，笑脸相陪，其状甚苦。我曾好奇的问过太监：“你们热不热？”答曰：“我等是奴才命，奶奶们比我们穿得还多！”坦然相答，令人慨叹！

　　“礼尚往来”，是我们民族的古风。古人云：“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点道理在王府过生日比较完整地体现出来了。我国民间致送寿礼，多用寿联、寿幛、寿星，以及寿酒、寿金……王府过生日看不到上述礼品，虽也有寿筵、寿酒、寿面和寿桃等礼品的名称，而全非实物，皆以敬送“票证”来代替。饭庄开席票，酒店开酒票，蒸锅铺开寿桃、寿面票。然后，由“呈进”者将这种票证作为寿礼封入红色封套内，上书“祝敬”二字，下开：寿筵成桌，寿酒成坛，寿桃、寿面若干。通常这些礼品，要在过生日的前数天差人送到，由内库入账收藏。以票证代礼品的办法始于何时，未曾考其详由，但从票证看，成桌席，成坛酒，是很有气派的。然而，这类票证的价值，随着时日的推移，不断贬值，越来越不值钱。例如，原为四两银子一桌席（折合银元为五元多），空些日子，一桌席涨至十元了，一张席票就买不到一桌席了。尽管票证不断贬值，王府收受礼品，丝毫也不小视票证，依旧相互转赠、保存，直到“七七”抗日战争开始，票证仍在市上流通。当时，东安市场“杨瑞臣期票庄”专营收售各类票证，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票证始被“礼券”所替代。

　　还有一种寿礼，说来有趣。这要从清代官场中流行的男女有别的装饰品说起。这些统称“活计”的装饰品，包括眼镜套、荷包、扇袋、挂镜……用以装入寿礼之盒，中有七件、九件之分，包括苏绣、缂丝、抽纱、堆砌等精巧的工艺品。民国以后，这类寿礼礼品，可以说已无实用价值了，但在王府照送不辍，一直流行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为止，这种怪现象才销声匿迹。

　　再有，“尺头”（即衣料），如袍料、褂料等等，也是庄重的寿礼礼品之一。其实，这类礼品，只是一种花招，徒具其表。名谓袍料，实际只是一块二尺见方的丝织品。由于装璜精美，用色适当，折叠有方，一看外观，无不令人欣羡。

　　上述三种寿礼礼品，无一有实用价值，都为徒具虚名。然馈者受者皆不以为怪，相沿成例，你来我往，从不变易。这样的“礼尚往来”，和我们民族的古风，真是大相径庭。

　　过生日，是王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管是“散生日”或“正生日”都要庆祝一番。如遇“国服”、“守制”，又当别论。特别是在过正生日时，还须按照身分地位的尊卑高下，演一次戏，主要成员的“正生日”，常常演戏一至二天，美其名曰：“寿咏霓裳”。最不济时，如辛亥革命以后，小孩的正生日（十岁），也要唱台皮影戏。

　　戏，是在家里演，如我家的“宝善堂”，打开隔扇便可演戏，有的王府则有戏楼，可容观众二、三百人。山于男女有别，座次安排也很讲究。

　　戏，时称“堂会戏”。开台第一出，向为《天官赐福》，第二出《百寿图》（即《赵彦求寿》）。第三出《蟠桃会》，这似乎是定例。

　　在我童年时代，常到其他王府参加过生日的活动。在记忆中，看过一场难以忘怀的好戏。那是1923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到那王府，为蒙古亲王那彦图祝寿。戏码有：余叔岩主演的《盗宗卷》，尚小云、王长林和王又宸合演的《打渔杀家》，程砚秋主演的《玉堂春》、时慧宝、侯喜瑞、尚小云、王长林合演的《法门寺大审》，茹富兰、韩富信、侯喜瑞合演的《战濮阳》。茹富兰还加演了两出：①《武文华》，②《清风寨》（侯喜瑞饰李逵）。大轴戏是九阵风、侯喜瑞合演的《扈家庄》。从戏码即可看出，众多的名演员各演二至三出名戏，也有演四出的，可说是洋洋大观，丰富多彩，是日至深夜始散。

　　另一次，是在铁狮子胡同（现名地安门东大街7号）达贝子府看戏。这次所见笑料多于欣赏艺术。辛亥革命以后，各王府的主要成员，无所自事，遂兴起了“走票”风气，其中有人学戏颇有成就，如红豆馆主溥侗，多罗贝勒载涛，“文武昆乱”皆造诣精深，在京剧界亦负盛名。但票友唱戏，时生笑料。那天，有位彭老先生戏瘾大发，自荐扮演孔明，登台演出《空城计》，饰司马懿的为蒙古阿亲王，演技娴熟，亦为人称道。在《空城计》开头，孔明一角是由专业演员扮演的，演至登城时，始换为彭老先生。当司马懿唱完四句“流水”之后，理应彭老先生唱“慢板”：“我本是卧龙岗……”胡琴拉了两个过门，此公仍不开腔，只管连连摇摆羽扇。司马懿一见此情此景，急忙招手示意，口称：“彭老丞相请下城来！”待彭老先生红头涨脸下得城来时，司马懿便说：“有劳丞相！你我挽手而行……”二人只踱着方步，进入城门。这段表演逗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直至台上“换了锣鼓”方止。这是一场妙趣横生的堂会戏。

　　堂会戏还有只演晚场的，不曰夜戏，而曰“唱灯晚儿”。“灯晚”一词，顾名思义便可明白，但它又与：“灯果”有连带关系，也是很有趣味的娱乐。

　　凡唱“晚灯儿”，都在饭后开戏，故主人不备晚席，只在夜半请吃“灯果”。“灯果”与果席相似，而较果席精致，干、鲜、冷、素诸色酒肴以及莲子羹等等，都要求色、香、味俱佳，均出自名厨师之手。酒后略进蒸食、汤面即可。这种场合，客人不会太多，来者多是至戚至友，备十来桌就够了。

　　吃“灯果”是面向戏台设置方桌六人一席，边听戏，边饮酒。有时，也可将名演员邀到台下。因彼此都是熟人，推杯畅饮，谈笑风生，不拘任何形迹，极其随便。甚至座中某位客人一时高兴想“票一出”，与席间的演员一商量，便可配一角色，少时即可粉墨登场。记得1910左右，那王四公子与方连元，就在这种场合下，演了一出《打瓜园》，极为精采，所以有趣。

　　在六十年前，“听灯晚儿，吃灯果儿”，是人情交往中的口头语，现在已不被人知。《红楼梦》一书，是人们所熟悉的。该书第五十三回的下半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就是“听灯晚儿，吃灯果儿”的具体描写。不过在王府生活当中，不及贾府豪华而已。

　　王府过生日，最大的活动是演戏，次之，演杂耍（包括变戏法、耍坛子……），再次，演皮影戏。这些活动，较为简单，无须大肆铺张，但在六十多年前，演一次杂耍，要邀请当时的多数曲艺名演员来府演出，并非易事。我家有次演杂耍，应邀前来的名演员就有：刘宝全、德寿山（单弦名宿）、徐狗子、焦德海、冯凤喜、邓银桂、良小楼（当时他十五岁），堪称“群英会集”，盛及一时。

　　王府过生日是件麻烦事，事先要作充分准备，事后又要收拾检点，办理未了事宜，弄得人人力倦，个个神疲，乐不敌苦，自家是这样，贺客亦复如此。府内事物一了结，还要到府外去“登门道乏”（亦称“谢步”）。一般情况，长辈过生日，由晚辈“道乏”。这是女眷们份内的事。一次，伯母过生日，由我道乏。那时，我才八、九岁，乘马车率男女仆众，前呼后拥，前往四城，一天之内，要走七、八家，学着大人模样，迈方步，说套话，进退应对“口庶”不离口，还生怕失礼，回家受责，心里战战兢兢，视为畏途。今天看来，哪是学习礼节，而是受罪。王府中的孩子，实在可怜得很！

　　回家之后，还要作学舌鹦鹉，向长辈一一禀报。至此，王府大摆场面过生日，才揠旗息鼓，复归平静

殡礼葬仪

　　“人生自古谁无死”。文天样这句名诗，和福尔泰说的“生命在于运动”，同样是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世间从无不死的人。王府却不然，不敢正面现实，偏偏讳言“死”字，死了人，必需用同义的词汇来代替，如王爷死了，私下叫做“殡天”，只不敢上加“龙驭”二字罢了。对外则称“薨逝”。死亦叫薨（hōng哄）古已有之。古代“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王爷与诸侯相等，故死亦称“薨”。尽管如此咬文嚼字，说来说去死是必然的，人人平等，难以逾越。

　　王府主要成员，如王爷、福晋、太福晋在弥留之际，寿衣、寿棺自然早就准备好了的。棺材是上等的木料，如金丝楠木、黄柏、紫杉之属。遵照满族习俗，棺盖前端要安一个同样与棺盖厚薄相等的木质葫芦形的一块前遮，故称“葫芦材”。这个葫芦可折，可放，放为前遮，折成复盖。

　　临到人要咽气的时候，管事处就要妥帖安排各方面的执掌，同时要恰办杠房、冥衣铺以及和尚、道士和喇嘛念经等等事宜。这时，府中表面很宁静，实际上人人心里却特别紧张。只待人停止最后一次呼吸，府中就能有条不紊地忙起来。有两件事要办是刻不容缓的。一是“报丧”，如果是王爷死了，首先要报宗人府，然后才向亲人报丧。报丧一般都用口报，但也有用文书的，叫做“口报条”。口报条原是一张白纸，上书：如“×亲王于×年×月×日×时薨逝，定于×日'接三’（注：接三，是在人死去的第三天晚上，要在府门外焚烧一次纸扎的车马和轿子等烧活。要请亲友参加这一仪礼。流俗相传，人死后三天，要登望乡台，遥望家乡，或谓真的会亲临作第二次诀别，故有接三之举。）谨此报闻。”背面还要写上：“此条交门房收回。”在口报条的右上角贴一张小红纸条，上面写着“×家或×府，或×爷、×先生”等称呼。北京的望族世家一落丧事，这些丧礼程序大致相同。二是由死者生前随身伺候的太监或仆妇们，为亡者洗脸、洗手、洗脚，剃头留后，然后穿上寿衣，谓之穿“依制殓服”。寿衣也分等级，王爷的寿衣，如其品级，他的蟒袍、补褂和内衣，均为丝绸面，内絮棉花，一律禁用缎子和皮毛做寿衣，上一顶小帽。帽上镶嵌串珠寿字和红宝石等装饰。有顶无翎的秋帽则放置一旁。足穿朝靴，底绘莲花。用来掩盖在亡者全身的黄色“陀罗经被”上，要用朱砂书写梵文“大悲咒”。只有这样小心谨慎一一办妥之后，才能将尸首抬到寝殿中央的灵床上去。）

　　灵床又称“吉祥板”，上摆三条杏黄绸带（名之谓“三道紫金箍”），以备入殓之用。吉祥板上铺垫三层杏黄色寸蟒棉褥，棉枕的颜色与殓褥相同，一般不用莲花枕。尸首放置吉祥板上也有规定，循例头向西，脚朝东，不许乱放。头前放一张茶几，上置一盏点燃了的“指明灯”，并燃四炷藏香，称之谓“倒头香”，一一办完这些常规习俗之后，便要在吉祥板前焚化纸钱，俗谓烧“倒头纸”。至此，王府成员及仆众都下跪举哀，上下一齐恸哭。

　　在吉祥板前烧倒头纸的同一时刻，府门前则烧“倒头车”、“倒头轿”。车、轿扎糊，制作精致，用料皆系呢子、丝绸。“车夫”、“轿夫”及随侍人等，均按生前规制配置。烧这些迷信品的用意，据说是让亡者无忧无虑地安息，让他在九泉之下过着与人间相同的舒适生活，统治者醉迷于享乐，竟至如此地步，令人啼笑皆非。

　　与此同时，在二门外的左边，要竖起一根约三丈的高■（这是满俗，早年满人在草原游牧时，因人烟稀少，死了人就在帐篷前竖立红■告丧），■杆漆以杏黄色，柱顶则为金漆，上挂荷叶宝盖，杏黄寸蟒。■下垂拂长约一丈的飘带，含引魂之意。高■一经竖起，前来探丧的亲友，方可在吉祥板前悲泣，牵动丧家上下悲思，于是，众皆又恸哭不已，宛如今天之“向遗体告别”的场面。

　　当日或次日，由首领太监率领十一名和尚、喇嘛站到吉祥板前，手持法器，念“倒头经”，即“往生咒”，统称“转咒”意为死者免罪安魂，让死者顺利地走到现实人间“阳”的另一境界中去。佛教教义的意思是：转咒是把现实中万种罪恶根源的肉体而转入好的善的命运而已。故亦可称作“转轮”。

　　接着就要选择吉时，抬尸至大殿入殓。抬时，由王府六名官员，握紧金箍杏黄棒头，丧家人众尾随其后，再由仆役四人提着尸身下边所垫棉褥的四角，平平稳稳，徐徐而行。经过神殿前的“祖宗杆子”（此乃吉祥之物，亡者则视为凶物）时，要用红绸将尸首包得严严实实，然后才许经过，这是“吉不见凶”的常规，不得违背。到了大殿正中，即移尸入棺。孝子近前用筷子夹着一团棉花，蘸上清水为死者擦洗两眼周围，谓之“开光”。随之将盛清水的碗狠狠砸在地上。接着由家人捧一朱漆坛（也有用木雕盒子的）至，内有殉葬殓物，如翡翠般指、怀表、鼻烟壶、白玉别子……以及宝石顶朝珠一串，和死者生前平日爱用的各种物品，一一塞进棺内，占据了棺内的所有空间。还要用一根红线穿上一颗大珍珠，系在死者的衣襟纽扣上，并把珍珠塞进死者口内，这叫“亲视含殓”。然后由杠房司役者盖上棺盖，至此，入殓仪礼宣告结束。此时，全府上下失声恸哭。盖棺之前，是不许哭泣的，怕泪水掉落棺中，影响死者安息。这一系列殡礼，与《北平风俗类征》所集民间“旧时殡礼”，出入不大。惟大门外不贴“报丧条子”而已。民间是把“死者的降生之年、月、日、时，和逝世的年、月、日、时，活了多少岁，一一开列在一张白纸上，贴在门口，以示“寒门不幸”。

　　王府的规制，举行殡礼葬仪不搭客棚，不吹打鼓乐，不备酒筵，不发讣文，而以经单代之。故有咏经单句：“最怕人情红白事，经单一到便为难。”（引自《道光都门纪略》）而最主要的殡礼是念经。

　　死后三日，家祭、念经同时开始。和尚、道士、喇嘛念经，王府执事在一旁看经，看他们是不是敷衍了事。这叫念管经。家祭分为早、午、晚三次，先在堂罩前设灵床，其前再设空桌备摆祭席之用，再前设置烛台、香炉、花瓶等物。所谓“五供”，供桌前设饽饽桌子（注：饽饽桌子，亦称满筵，是以硬质饽饽，如白点子之类的食物，分层分罗有三至十五层不等，上摆鲜花、鲜果，亦有以纸花代用的。统称“饽饽桌子”。），一般为三截金桌。祭时，要在供桌上再摆设一桌祭席，四个墩子分置两旁。一日三次，次次如此，并由其孝子在灵前奠酒（2），被指派在灵前服务的仆众都要跪在院子里举哀。女眷则跪在灵右，男子跪在灵左，孝子则跪奠酒池前，听和尚、道士、喇嘛上胎念转咒。

　　王府规制，在府停灵为五七三十五天（二十一天或十五天亦可），最多为七七四十九天。没有出殡之前，都要念经超度亡魂。念经有由本府自办的，也有

　　（注：奠酒是依古代献爵转化而成的一种祭奠仪式。饽饽桌前设有奠酒三事（奠池、杯、壶），奠者跪，执壶、持杯者半跪，以三莫（将酒洒池内）三叩为准。依辈分而论，还有“高莫”、“坐奠”之分，统称奠亲友赠送的。分禅（和尚）番（喇嘛）道（道士）三种。每念一坛经循例要送一次库。库为纸糊高大楼阁，三座（一楼二库），金碧辉煌，宏伟富丽，送至府外空地焚烧。送一次库，所费不赀。

　　王府办丧事，所收丧礼只有饽饽桌子、祭席（外附四墩子）、冥活（如花盆、金山、银山等）等等。从无挽联、祭帐、花圈之物。即有送“奠敬”（现金）者亦为数甚少。

　　因每日念经，念经便有送“疏”（亦称送“树”）的仪式。“疏”是一种法物，其外型为一个长方形的黄纸口袋，上有“秉教沙门”字样，内容则不详。“疏”，除一日三送之外，还有一次叫做“交供”。送“疏”一次，要“转咒”一次。“交供”送后不再“转咒”，但在“交供”前，主持僧有节奏地念诵亡者生卒年、月、日、时及孝子姓名。大概这就是所谓“交供”的内容？但不得其详。总之不论“送疏”，还是“交供”，都是超度亡灵的一种形式，只能这样解释。

　　第一次送库之后，如亲友送经的太多，一时无法排列，那就要念“对台经”。所谓对台是在大殿旁的东西两楼底下，搭起两座高于殿宇的台子，让和尚和道士，或由道士和喇嘛对台念经，各念一坛。一般是在晚上8时至12时放瑜伽焰口，又称“禅念”。由和尚、道士、喇嘛面对灵堂念经，超度游魂，并施以甘露法食（和尚和道士将馒头搿碎撒到台下，喇嘛则向台下撒白米），以超度饿鬼冤魂。丧家孝子必须跪在灵旁陪至深夜，这种把戏才能结束。

　　王府和世家望族，在丧事中放焰口时，除不放音乐焰口外（嫌其俗陋），还有一种形式，叫“传灯焰口”。“传灯”乃佛家语，有传道之义。唐刘禹锡送僧元日高南游诗：“传灯已悟无为理，濡露犹怀罔极情”即此意。后来僧家以传灯形式超度亡灵，故称“传灯焰口”。放这种焰口，必须穿孝者人多，要围着堂罩跪成一圈儿。人少无法传递。开台前，由“铺披”（和尚的服务人员）从高高的经托（即经台，亦称莲台）拴两根弦，直达灵帏（堂罩）左右的前两端。一经开始，即由两个彩衣小布人，手捧小漆盘，内放小铜碟上置黄灯花一盏，由上而下。灯至，由孝子接过，一叩首后传第二人，人人其礼如仪，传到内眷所跪之右前端，由另一小布人收回，捧灯而上。灯花荧荧，布人颤颤，有下有上，也很好看。

　　所传之灯，称作法灯，数为一百零八盏，外加亡者年岁若干盏（一岁一盏）。两数相加，再以十除之，中间加法物十种：为灯（红色灯花一盏）、花（石榴花一朵）、香（小炉燃线香一炷）、果（苹果一个）、水（清水一盏）、茶（茶叶一包）、食（中式点心一块）、宝（小元宝一个）、珠（火珠一颗）、衣（红绸一块），统称“十宝”。传灯时不准有哭泣声，气氛十分肃穆。每放一次“传灯焰口”，都要闹到子夜之后方止。因嫌其繁琐，无论停灵多少天，最多举行三次足矣。

　　出殡的前一天，叫做“伴宿”，傍晚送最后一次库，也是停灵最后一次高潮。这天从早到晚，宾客不绝，“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虽然隆重，却不备酒席，只用香茗待客，谓之“清茶恭候”。这是王府与各大世家不同之处。

　　一次丧事，所收的祭礼，如饽饽桌子、祭席、祭果，不计其桌，各种冥活，不计其数，而府中自制的冥活种类更多。除用绫绸糊制的灵人外，还要按照亡者生前日用器皿及其所爱的古玩文物，依形糊制。这种复制品，技艺精巧，可以乱真。凡此种种，在最后送库时，同一楼二库，付之一炬！这种穷极奢耗，不败者得乎！

　　送库例由禅、番、道吹打法器，从府门排列而出。孝子则由仆人挽扶边泣边行，哀哀欲绝。至禁库场所，奠酒致哀。此时，一把火起众多宾客与丧家告别。送库终止，接着是当夜的辞灵。

　　王府在“伴宿”之夜，没有民间那些“添罐”、“扫村”、“欠棺”等等之说，只有“辞灵”之举。“辞灵”是因明日灵柩出堂，抬向墓地，最后向亡者告别，阖府上下跪在地上大哭一场，以寄哀思。“辞灵”之后，堂罩撤下，供品全无，只剩灵前一盏闷灯半明半灭。多日红红火火，此夕惨惨凄凄，却使丧家悲痛不已。

　　出殡这天，又是丧礼的高潮。事先要选择吉时发引。起柩出府时，先把棺材抬出府门，放入“小请”，即由三十二名杠夫，直到胡同口，继而换用特许的王爷专用的八十人抬的所谓黄杠（杏黄色），棺罩亦为杏黄寸蟒图案所制，清制只有爵王，才准使用这种装饰。杠夫分三班轮换，一一剃头穿靴子，衣分绿蓝二色，每班不同。大殡最前的停灵门前竖立的那大■，由二十四名杠夫抬行。两列仪仗，为清制“头品执事”组成，故有鹰、狗、骆驼、刽子手等。并有两杠门纛、八根驱路，其形如戏曲舞台上龙套所执之物相似。以其颜色之分，即可看出亡者所隶某一旗籍。仪仗外还有影、伞、小轿以及太平杠和松人、松狮、松鹤、松鹿、松亭等等。加上禅、番、道三堂执法器送殡，真如《红楼梦》所形容秦可卿出丧时的那种“漫天盖地而来”的情景。棺前另有一队“小嚷”，共二十四对。他们身着孝袍，手捧木盘。盘内放些亡者应用纸活，如鼎、炉、瓶、碗之类，人人必需发出似哭似喊的“有声无泪”的凄怆之声。孝子则在“家人”左扶右架之下，在棺前走着。亲友走在孝子之前，凡是送灵者，不管官阶多高都要步行。女眷则乘素轿或马车，跟在棺后。

　　棺后有后护仪仗队，由二十到三十人组成，各执兵器，谓之后护，随棺而行。

　　灵柩所经之地，亲友在路口自动搭盖“路祭棚”，内设供桌和座位。桌上摆满祭奠品，如香烛、鲜花和干鲜果品等。每当灵柩行经路祭棚前，长约一里的送葬行列，全都停止前进，接受亲友祭奠。孝子们必需一齐跪在灵柩之旁接受亲友吊唁，并叩头致谢。奠酒之后，尚需念经。待至起柩继续前行，所花时间少说也要二、三十分钟。出殡仪仗队越长，沿途搭盖的路祭棚也就越多。如此，显示亡者的尊贵。这样三番五次的奠酒，反反复复地跪拜，无休无止地念经，悠悠荡荡地前行，坟地离城十数里，到达时所费的时间至少大半天。至戚至友一般出城登车送至坟地。有些较远的亲友最远送至城门，即告辞而去。

　　王爷的坟茔叫“园寝”，一般说来棺到墓地先停灵暂厝，待园寝修后再行下葬。丧礼至此，丧家上下号啕痛哭，与和尚、道士和喇嘛的念经声交织在一起，确有悲怆之感。这时，杠房人等把全部烧活一齐焚烧，王府的丧礼殡仪宣告礼成。

　　实看，王府死一个人，从咽气到安葬，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无不惊人。所费白花花的银子究有多少，我们查无确据，其数目之惊人，无容置疑。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不知尊孔的封建统治者们如此虚掷万金，又作何解释！

请早安和接安

　　我家原住东单外交部街，旧称石大人胡同，这儿距朝内南小街禄米仓不算太远。禄米仓后来改为陆军被服厂，那儿有个高大的烟囱，每晨鸣汽笛两次。那时北京人还不大开化，管鸣汽笛叫做“拉鼻儿”，故有“头遍鼻儿”、“二遍鼻儿”之说。每当头遍汽笛一响，有胡子的“披甲的”由太监领着进入关防院洒扫庭院，小苏拉往各殿堂下窗户。二遍汽笛响后，内眷们对镜梳妆。梳妆不在梳妆台前，而是盘腿坐在前沿炕上，对着旧式镜奁，由仆妇伺候着先洗脸后梳头。化妆品为中西合璧，有法国名牌和月中桂精品。惟太福晋处，只有双妹雪花膏和甘油而已。在梳头时由仆妇送上冰糖莲子羹或清煮梨汤一小碗，有时喝两羹匙，有时挥手撤下。八时由嬷嬷领着小孩们前来请安。一般总是女孩在前，男孩在后。女孩在十岁以前同男孩一样依次请跪安。请安时，只按辈分称呼一声即可。福晋、奶奶们梳洗完毕，换上衣裳，上殿与太福晋请早安。如某房奶奶准备下午出门，便借此刻向太福晋请假。请假没有不准的，不过只要说一声即可。无事稍立片刻，待太福晋发话：“歇着去吧！”然后低声应“口庶”，退步转身离去。请早安，只限王府成员，奴仆无分。

　　各王府生活习惯也不尽同。有的王府，当晚辈向长辈请安时，要口称“请××安”或“××吉祥”，我家无此习惯，惟太监例外。太监向主人见面道“吉祥”，是他们口头语。不仅如此，请安时也例呼“请××安”！有趣的是：如某人过生日，佳宾满堂，互问寒暄之际，从外面走进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监，嗓音沙哑，低声笑道：“各位格格、奶奶们吉祥？给主子们请安啦！”说着用手一扶身边的桌角半跪即起，动作十分吃力。他这一个“安”，就算全部“请”到了。没有人挑眼。往往还会有人问：“×伴儿，你还硬朗啊？”他先低“口庶”一声，接着答道：“托主子们福！”这类有趣的生活片断，只有在王公府第才能见到。

　　“请安”与“问安”原是同义词，如旧时写信结尾所写的“敬请福安”、“即候台安”等等，都是问候安好的意思。满族风俗把“请安”动作化了，故有“打千”、“蹲儿安”区分男女请安的不同形式。宫廷和王公府第的男子要请跪安，仆众亦然。这又区分为单腿安（打千）与双腿安（跪安）之别。在王府里，平日除男仆之间以“打千”为见面礼节，往往还有相互请对安的。而在王府成员中即是平辈之间，弟弟见哥哥也要请跪安。跪安从来没有对请的。因此就出现了“接安”的仪式。

　　“接安”一词，现在很少有人懂得了。它是长对幼、上对下的在礼仪上的一种动作。晚辈与长辈请安，长辈含笑点头示意，以表示高兴，而这种示意却不可施诸于下人。当奴仆与主人请安时，主人要伸右手一接，遇老年奴仆还要伸双手如捧物状，这两种动作都含受礼之意，后者还含有请起的意思。年轻的主人对老仆要作搀扶状，兄弟之间请安亦如此。如果去人家作客，遇上年老仆妇与之请安，不能躬身搀扶，则以抱拳以代之。凡此种种，都叫做“接安”。

　　由“请早安”而及之太监，又及之“接安”，则未免庞杂，但要说清楚，则又不得不尔。

闲话后倒宅儿

　　王府殿堂一般都前后两个门。有的后门是一处抱厦，叫做“后厦儿”。有的没有抱厦，而是一间不太宽敞的地方，叫做“后宅儿”。因为都是后门的所在地，故皆称“后倒宅儿”。这“后倒宅儿”却是个有趣之处。

　　我家安福堂的后面有间抱厦，每日午、晚两餐在此设摆，老妈妈们在此应唤，晚上值更；格格、奶奶、小孩们上殿请早安也打此经过。平日很少有人走前门，这儿就成了必行之道，似乎比走前门儿方便得多。

　　冬天，“后倒宅儿”里总有个白炉子，上面有个薄砂锅吊熬着剩茶。老妈妈们边抽兰花烟，边喝热茶，边话家常。在殿上不得大声说话，她们总是低声细语，若不留心去听，不知她们叽叽喳喳地在讲什么。我小时爱听她们说东道西。内容很是一般，因王府忌讳很多，既不准说各房私事，更不准涉及外面那些男女私情，故只好说狐谈鬼。于是，不是说某夜在杏树底下看见个梳两把头的，一眨眼不见了，就是说某晚遇上一个人行模样的大白猫，大概是狐仙。她们说得活灵活现，把那些年轻的仆妇们吓得晚上不敢出门口。这类鬼话，在府里四处流传，却不受违禁。

　　偶尔从她们口中，也能听到一些令人深思的往事。如说“要不是十辈太王爷奉老太福晋口谕，府里不许再用使唤女儿（丫环），不然，这几十年能这么踏实？九辈太王爷那十一位老太太差不多都是“收房”。后来有的疯了，有的憋闷死了，有的吞烟了（服鸦片自杀）！生儿养女的还算好一点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位老太福晋也是收下的，谁让人家生有个王爷呢？那是人家造化！老太福晋一个口渝，把剩下的那些都聘出去了，不然，咱们府里哪有那么些下姑奶奶呢？唉!别提了，那些姑奶奶死的死，亡的亡，剩下那常来的几位，也跟我们一样，“老天拔地”了。这是妈妈们的闲话，只作当“白发宫人话天宝”罢了。

　　在后倒宅里，还能听到另外一些趣闻，那是出于太监之口。我家内眷们的午、晚两餐，向由太监伺候，从摆桌子（安放匙箸、布碟、手纸），到上菜、盛饭、盛粥、递漱口水等等，都是他们的分内差事。用王府的用语，叫做“打发饭”。这里的“打发”一词，与“伺候”义同，不作别解。

　　每当菜摆好，饭盛完之后，他们就该开腔了。如说，“这几天市面上又不消停了，大兵■(上"奴",下"手")大车；银根紧，银号整天不下板儿。听说又要换'派头’了。”又说“昨儿个×王府的双寿（太监）来看望奴才们（自称），他说徐大总统在北府对×大人说，我当总统不过是替代主爷摄政，看来还得挂龙旗！”说罢，有得意之色。有时，也涉及到某些王府的衰败消息。例如，×府本来就没进项，债都借严了，饭房也扣锅了！”“×府的侧福晋，天天逛市场、听戏、瞧电影、吃洋饭（西餐），把福晋气坏了，病得起不来了！”“×公爷因为抽大烟，让巡警抓到区里去了！”“×府还不起债，债主子告到审判厅，要传王爷过堂哪！”诸如此类，日有所新，而对本府典卖古董，变卖府外的不动产，那些外强中干的现象，却只字不提。

　　妈妈们说鬼话，太监们讲新闻。在王府中鬼话多为老一套，不足为奇！新闻却是有人爱听的。虽然，奶奶们每天也看报纸，如《群强报》、《?实事白话报》、《小公报》和《顺天时报》等，但对军政大事从不关心，却对太监们口中传来的“小道消息”十分注意。听了之后，却犯“嘀咕”，因为，这些马路新闻有意无意给王府涂上一层可怕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