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丨由实用到艺术

书法是在实用的驱动下成为艺术的，它的艺术效果也是在实用下发展的。

中国书法从文字始，由最初的记录实用功能慢慢发展为艺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觉意识决定了书法最终成为艺术。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突然某一天就成了艺术，自觉意识也有一个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中书法之美，和书法的价值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演变和发展。

作为装饰悬挂的书法

从结绳计数到文字出现，都是为了备忘和记录公用，就是实用，人们不会特意去美化和修饰。随着书写技巧和审美意识的发展，人们逐渐感到到文字书写中蕴含着的美的因素，开始产生了把书法的收起来的举动，或者看到美的书法有可能拿物品进行交换，此时书法有了欣赏的作用，易物是一种商业行为，书法也就成了商品，这样书法作品的商品价值也逐渐显现。对于书写的自觉意识便在这种背景中得到发展。

史料记载，西汉时期有了书法收藏的最早的记录。说有叫陈遵者善书，他写的书法尺牍主人作为藏品收起来

“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

东汉班超家贫，“为官佣书以供养”。到了东汉，写书法的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工作，养家糊口。东汉末期，赵壹《非草书》中记录了人们刻苦练习草书的情景。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东汉师宜官

“时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

这个史料记载说明，书写的目的是换酒喝。就是把书法写在墙上，成了书法作品，观看是要收费的，而且收够了钱便把作品抹去。这里说明书法已经可以作为商品展示了，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书法境况，否则不会收取一定费后就擦掉，那一定是再写上去，继续收钱。

通过一记载得知，东汉时实用书写之外已经存在非实用的书写，同时展示的方式已经很有想象力，非实用的内容也可能运用在这一类创作中。展示方式与作者创作心态相关，也与观众的心态和要求相关。展示方式能深刻地反映创作意识的变化。

书法展品

南北朝时期，收藏书法已经蔚然成风。有一个王羲之为老妇题扇的故事，耳熟能详。还有一个故事：一位喜欢书法的少年，故意穿着白色的长纱衣去看王献之，王献之忍不住在纱衣上写满了字，有正书，有草书。少年感觉周围的人要来与他争夺，拿起纱衣就走；周围的人果然来追他，到了大门外面，大家抢夺起来，少年只得到一只袖子。早知道如此抢手，这位少年一定把衣服脱下藏起来，不会招摇过市，回家偷偷欣赏。

还有一个关于“买王得羊”的故事，应该真实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相当有名，人们都喜欢王献之的书法，因此便有人拿羊欣的作品冒充王献之的作品，因为羊欣与王献之风格接近，写得也很好。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买王得羊，不失所望。”

宋明帝藏王羲之书法百余卷，绝大部分是信札，其中有两卷“扇书”，这应是为赏玩而创作的作品。

唐代，书法作品的买卖有很大的发展。李邕，人“多金帛求其文字”，李邕作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为人写墓志换得高额收入。《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

“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柳公权书法的收入“岁时巨万”。

收藏方面，人们对杰作的搜求不遗余力。如钟绍京，“不惜大费，破产求书”，用“数百万贯钱”买得王羲之五件行书。

书法作品中的题材也能反映人们创作中自觉意识的变化。今天遗存的宋代以前的墨迹数量很少，书法作品中的题材要从历代的著录来考察。从著录来看，书法作品的内容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唐代以前，除少量诗文外，几乎都是信札，一到唐代，题材有了很大的扩展，经文、诗文等大量出现，这是书法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变化。信札是实用性书迹，其他题材，除了部分诗稿，或多或少都带有表现书写水平的目的。孙过庭《书谱》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书写《千字文》的人也很多。《千字文》是识字、练字的范本，同时也是展示书法技巧的好题材，大家热心于此，说明人们对技巧的重视。自觉意识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书法专业意识的出现。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逸、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据记载，张旭是有官职的，也可以说并非“不治他技”。韩愈所说，主要是指张旭自觉地把精神生活的重心放在书法上。这与今天所说的职业、专业有所不同。韩愈所言，恐怕还是猜想、推测，这一类人物也未必以张旭为发端。但是这段话非常重要，它代表了唐人对书法功能的认识。它成为后来者往书法中投入生命热情的宣言。其后，怀素也因“用志不分”，专注于草书而取得杰出成就。

对创作技法的思考成为自觉意识发展的另一个标志。

唐代出现了很多书法著作，初唐、盛唐时的论著中包括许多关于创作的内容，中唐以后的论述中，则几乎无不谈到技法问题。在这些论述中，涉及关于执笔、运笔、结构、墨法、创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问题，可见这时人们对书法创作已经有很多的思考。

王羲之《大报帖》（摹本）

流传至今的唐代以前的书论，大约有五十篇，明显的伪作即占四分之一，而其中主要是唐代作伪或改写的关于书写技法的文字。

书法作为商品，是影响自觉意识的另一因素。宋代以来，书法作品的买卖成为一种常规的商业活动。

唐代沈传师的作品在宋代“以完本售至数万”；苏轼去世后不久，“一纸定值万钱”。

书法创作的心态不断在发生着变化，创作的自觉意识在不断地提高，但到唐代为止，重要书法家从未表达过对自己历史地位的关注，创作的意识从不曾压倒他们日常书写的平常心。然而，从宋代开始，创作的自觉意识便成为主宰他们书写的重要因素。从宋代以来，书法家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书法作品和书法家历史地位的关注。

苏轼在自己一件书法作品后面写着：

“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值。”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对商品价值的关注，而是借价格来显示对作品历史地位的自信。明代，董其昌说：

“遇笔砚便当起矜庄想。”

目的是留下在历史上经得起考验的作品。王铎说：

“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

这里当然有王铎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无奈，但对自己在书法史上地位的关注，一直反映在他的文字中。例如他在言及历史人物时，便不时透露出要与他们一较高下的雄心：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对于普通人来说，书写仍然是一项日常活动，但对于那些希望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来说，书法创作已经与日常生活隔开了不小的距离——日常生活中总还是离不开书写，但准备传世的作品却必须精心制作。对他们而言，着意书写的作品和随意书写的字迹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同时也有着水平的差异。

苏轼《渡海帖》局部

作为艺术品的书法与普通人的书写距离不断扩大，即使是重要书法家，他的代表作与日常书写之间也有了很大的差别。

创作中自觉意识的强化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一种事物，随着对它关注的持续和深入，认识必然会趋于细微，观察、思考的积累，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丰富的文献，并形成众多的理论或前理论。它们必然会渗透到作者的意识中，并影响到书写，因此创作自觉意识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

宋代以来书写方法的改变使用笔越来越简化，作品整体的严谨性也日渐丧失，这造成对书写的表现力的威胁，人们不能不设法去保持作品技术上的较高水平，而精心的控制意识确实使作品的形式构成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困难的是，即使是杰出的书家，只要稍一放松，形式上便出现漏洞，如王铎为一代书法的代表人物，但他留下的诗稿，用笔简率，与他的代表作无法相提并论。

王铎 行草诗稿（局部）

在王羲之、颜真卿的时代，社会上通行的用笔方法便是杰作中的用笔方法，两者之间有水平的高下，但没有方法、原理上的冲突。后代便不是这样，日常书写和精心、着意的书写是两条几乎不相连通的道路。翻检明清以来文士们的书迹，除去在书法史上真正有成就的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的字迹仅仅雅致而已，远未达到书法创作所要求的技术水准。

宋代以后，“自然”的书写已经很少能够进入艺术创作的境域。渐渐地书法成为艺术商品，今天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中，中国书法占有重要的比例，明清时期的书法作品是主流。当今，就更不要说了，似乎每一位书法爱好者或从事书法事业的人都在写字卖字，卖艺术品。

书法，实用的需要给它创造了形式，立下了规矩。如今实用性几乎消失殆尽，就剩下艺术了。书法之为艺术，只在于它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作为高雅的艺术，书法艺术的崇高和深广的哲思情理，发挥其“成教化，助人伦”的美育作用。（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