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痴丨对不起，时辰未到，我现在不能写字
陆放翁诗句：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妙手与偶然缺一不可，方可写成一篇好文章来！于此来言书法之创作亦然，实则欲得一幅好的书法有远比得一篇妙文更要难能。
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尝言：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
孙过庭草书真迹书法长卷《书谱卷》“五乖五合”内容选页其一
孙过庭草书真迹书法长卷《书谱卷》“五乖、五合”内容选页其二
何以书法创作却要如此为矫情？！
孙过庭所言的书法创作“五乖、五合”，简而言之，就是影响一件书法作品的创作有很多方面的因素，然而几乎所有的艺术创作，对工具、材料、气候乃至心境等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何以书法创作却要如此为矫情？！
书法是下笔便判生死的艺术！
光这一条，估计所有的艺术都要吓得退避三舍了！《书谱》中言：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石涛在《画语录》中也说：一画既出，则有无相生，阴阳互立。书法作为艺术的构成因素非常的单纯——“一根线”。这根线有阴阳向背、有虚实相生、有意断还连；由线而生平面、生空间、生力度；线有涩、重、拙、厚、灵、轻、快、静……
书法是由极简的构成元素来承担着形式和内容上极为复杂的艺术，书法是时间与空间结合最为完美的艺术。因此，对涉及书法创作的这些至为简单的构成元素的精确入微的把控便必然成为创作的关键，而对这种把控有任何一点影响的因素，将是每一个有志成为一个优秀的书法家所必须去细心体察，并要为此去花费更大的时间去做总结的。
孙过庭的“五乖、五合”并不能包含影响书法创作状态的全部。
如果我们把审视的眼光放大的所有的经典法帖中去，就会很容易的发现，孙过庭的“五乖、五合”并不能包含影响书法创作状态的全部。比如，对天下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贴》的创作状态分析，对照孙过庭的“五乖、五合”便不能都概括进去。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据说是现场命题作文，在创作状态上可能吻合“神怡”（《兰亭序》中句：“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但却绝非是“务闲”，更不是“偶然欲书”；至若颜真卿之书《祭侄文稿》是悲痛欲绝，苏东坡之书《黄州寒食》是心灰意冷，这种种心态与状态则在孙过庭所言的五乖五合中一无所见。实际穷尽总结影响书法创作之状态绝非以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以此来苛刻孙过庭也是不公平的！孙过庭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他是第一个系统的提出并总结出影响书法创作状态与因素的人。
对于影响书法创作的状态与因素的总结，孙过庭永远也不会是——一个人的战斗！
从唐宋以来，很多的书家都在不断的记下影响创作的状态与因素。试举数例如下：
黄庭坚跋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贴》这件作品，我们便可以对应上孙过庭所总结的“感惠循知”这一条。“感惠循知”，指的是为知己而创作。这从黄庭坚的跋文中在在可见：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山谷此一跋堪为“感惠循知”状态下成就的杰作。跋文与书法俱精妙，而山谷与东坡知己之情也溢于言表，跃然纸面！后人有评此跋不让坡公之正文，堪称是珠联璧合的绝世之作。
黄庭坚跋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贴》
而关于“偶然欲书”的记载则更多，又是黄庭坚记叙苏东坡：
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黄庭坚《山谷集》）
而唐代窦冀的诗：
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
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
更是将怀素上人“偶然欲书”的状态写绝！
宋人罗大经在《山静日长》中写到的“偶然欲书”的状态则更是让人神往：
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前，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
宋 佚名 槐蔭消夏圖 故宮博物院
传蔡邕《笔论》中有言：“若迫于事，虽山中兔毫不能佳也。”
“若迫于事”与孙过庭所提出的“神怡务闲”正好是相反对应。
明人陈继儒在《岩幽栖事》中写到：“书室中修行法，心闲手懒，以观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闲心懒，则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闲，则写字作诗文，以其可兼济也。”这是“神怡务闲”的例证。忆起数年前，山东潍坊一画廊邀参加笔会，案上一刀四尺整张的白宣，我素不擅整张创作，便欲裁做对开来写，不想还没开裁，画廊老板便到近前来说，他要整张的，我便解释说，我写对开的更擅长些，多写两张，尺寸不会少的……老板还是坚持要整张，我便只能离场而去！这也算是我个人之“若迫于事”不书之例吧。
“虽山中兔毫不能佳也”则是可对应孙过庭所言的“纸墨相发”“纸墨不称”。《论语》有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常被书家拿来强调书法创作中对笔墨纸砚的要求。
清朱履贞《书学捷要》中有一则关于对好的毛笔的要求：
“考造笔之法，兔毫为最。兔衰，紫、白、花之分，紫为上，花、白次之。纯用紫毫，则软而圆健;若兼花、白，则坚强劲利。作骨峭之书，非紫兼毫不可。若狼毫，即攫鸡之狸，须出北地，若江南者，不可用。至于羊毫，出吾郡(注浙江秀水)语溪者佳，然其性极柔，纯用断不可。又香狸之毛硬而脆。若倍用羊毫，而兼兔狸，用作大字，则刚柔相济，妙不可言。惟在选笔者，毫足而工倍，依古法制选，自然合用矣。”
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毛笔
而我个人的一点体验也可来做一例证：北地气候干燥，宣纸都干涩不润，墨落纸面，皆有燥气，尤以秋冬为最。偶回江南故里，随意捡纸而书，无不觉“纸墨相发”，这也与“五合”中的第三合“时和气润”相合了。
环境与酒，是影响古今书家书法创作的两条非常重要的状态与因素！
欧阳修曾在《试笔·学书为乐》中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
“明窗净几”所指为书法创作的环境，而此一条孙过庭所未言及，而关于环境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当然很重要，古人也多有记叙。
黄庭坚说：“ 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这也是讲的环境对其书法创作的影响，但是这段记叙过于简略而玄虚，王铎则在《赠汤若望诗册》末端跋语将环境对于其创作这本册页的影响记叙的非常具体而生动：
书时,二稚子戏于前,叽啼声乱,遂落数字,(如)龙、形、万、壑等字,亦可噱也。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安可得乎?
王铎《赠汤若望诗册》
环境影响心境，心境影响书境，环环相生，勉强不得！现代生活离深山、松涛、云影更远了，更有在笔会现场写字，更是不堪！人多嘴杂，乌烟瘴气，笔会上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太难了，很多书家尝言：“我参加笔会作品是不算数的……”更有一些有心的书家，他参加笔会所带的印章与他自己平常所创作盖的印章不同，以此为区别，日后在市场或其他场合再见可以区别对待。
现代笔会现场
酒对于书法创作的影响，在古代书家的事迹记叙中被屡屡提及。这其中张旭是代表人物，杜甫《饮中八仙歌》中也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杜甫的诗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可对应：“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张旭之后，以酒兴来助书兴的书家比比皆是。
赵构有言：“酒后颇有佳处。”
苏东坡言：“吾醉后能做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
黄庭坚自跋：“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祝允明作品跋语中更是酒气弥漫：“乘酒漫为书之”，“小值杯酒，谈笑久之，不觉至醉，应书旧作”等等。
以酒兴助书兴要能创作出特别好的作品，还是以微醺的状态比较好，纵观传存下来的所有经典法帖，几不见有大醉之后的作品，又是王铎将微醺状态下创作出得意书作的情状记叙的如在眼前：
丙戌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草书杜甫诗跋》)
我生性滴酒不沾，每于酒席上被人劝酒而推却，劝酒之人多要说上一句：哪有书法家不能喝酒的？！我便只能自嘲的接话道：所以我就不敢称为书法家了！如此双方便只能哈哈一笑而过。然也由此可见社会大众对于书法与酒的关系还是很普及的。前数月，网路视频中常常能看到有书家醉后大喊大叫的狂写书法，我以为这些表演的状态与实际的书法创作状态是两回事，可以视其为行为艺术而与书法艺术无关。
结语
影响书法创作之状态与因素，各有不同，不可穷尽！引《三国演义》里周公谨一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代书家亦可来一句：时辰未到，我现在不能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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