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国宝金匮直万的顶级收藏家陈仁涛，看看他令人艳羡的收藏生涯
陈仁涛（1906－1968），浙江镇海人。原名陈长庚，号“金匮室主”。陈仁涛是活跃于上世纪收藏界的一个奇人，他经藏的古代钱币富可敌国，奠定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基础；他经藏的古代书画除小部分回流外，大多散落在美、英各大博物馆。
陈仁涛
浙商巨子
陈仁涛1906年出生，毕业于浙江斐迪专门学校。
传闻陈仁涛的先人是上海滩著名的杨庆和银楼四大股东之一，而陈仁涛后来也曾担任过该银楼的经理（年份未知）。杨庆和银楼创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5年），乃清末上海九大银楼之一。光绪年间，曾任台湾巡抚、甲午赴日求和钦差大臣的邵友濂因病退隐上海，并悄然成为了杨庆和银楼的大股东。1901年，邵友濂去世，其子邵恒接掌了家族的产业。邵恒人送诨号“杨庆和小开”，是当时上海滩风流阔少的领军人，败家子中的战斗机。1935年，杨庆和银楼在一场偶然爆发的挤兑潮中宣布倒闭。但它很快就有了新主，招牌上也多了“浙江”二字。如今尚未从史料记载中查到当时新主的名字，但其浙商背景应无疑义。
南京杨庆和银楼十足赤金
陈仁涛在上海时期，主要致力于地产、纺织和木材事业，开设有上海永兴房地产公司，还是大赉织造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永兴地产公司办公地点是大上海路（今延安东路）160号（现在是上海自然博物馆）6楼。
业余时间，他喜欢摄影和写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摄影》杂志上可以找到他的不少稿件。其中一幅摄影作品“赛马”，记录着跑马场里的影像，透露出这位洋场“小开”早年是个文艺青年。
作为浙商的后人，陈仁涛并未像刘承干、张葱玉那些收藏家“自幼嗜古”，而是经常西装革履、作风新派。与一般收藏家“玩物丧志”不同，在泉界辉煌的十年也恰是陈仁涛事业最鼎盛的时期。精明干练的他投资木业、棉纺、房地产，还和董浩云合资买船办跨国航运，生意越做越大。
抗战时期能在上海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免不了与汪伪走得有些近。在陈仁涛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永兴房产公司，朱博泉和叶扶霄的名字都出现在董事名单中。他们都是成名已久的银行大佬，当时在汪伪政府出任金融要职（1946年，朱博泉以通谋敌国罪等被判入狱）。陈仁涛能得此二人青睐，其实力之深厚可见一斑。
1945年10月13日，陈仁涛担任第二届上海泉币学社社长，罗伯昭为副社长，学术例会活动改在其办公室举行，直至1946年4月陈率眷去港，例会活动暂告停止，总共举行了九次。
陈仁涛携眷迁居香港的行程安排周密，因为金匮室所藏文物均编号装箱随行，包括体积颇大的战国青铜器和商代石造像等。
1968年，陈仁涛卒于香港。
陈仁涛著《金匮藏画集》
民国第一的钱币收藏
20世纪30年代初，在姻丈、清钱收藏名家张䌹伯（1885年－1969年）的指导下，陈仁涛爱上了古泉收藏。张䌹伯每次来沪时，都是寄宿于陈氏寓所的。自从有了这项爱好，陈仁涛便广事搜罗，先后将多位泉界名家的旧藏收入囊中，短短数年内便成就其无与伦比之大名。
（1）后素楼张氏藏品
1934年，陈仁涛收获张䌹伯所藏全部清钱，即以“绿雪馆主”为号，后来在《晶报》上以《绿雪馆泉谈》为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清朝历代钱币的研究文章。
1936年，中国古泉学会会刊《古泉学》陈仁涛写了一篇“绿雪馆泉谈”，他说：“余从事研究清钱，海内之收藏者，推张䌹伯为第一，兹参酌其藏泉，作绿雪馆泉谈。”
光绪重宝当十
（2）旧雨楼方氏藏品
民国藏泉家，向推“南张北方巴蜀罗”。南张者，南浔张叔驯氏也，北方则天津方若，巴蜀罗者，四川罗伯昭也。陈仁涛最重要的一批收藏，便是“北方”方药雨的藏品。
1935年，经张䌹伯中介，陈仁涛以巨价15万元收购方药雨全部旧藏，外加佣金万三千元，此举使陈仁涛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立马成为当时顶一流的古钱币收藏大家。1936年3月2日，《晶报》上还有一篇文章《异军突起之古泉家》专门介绍方药雨藏品转售陈仁涛一事。据吴湖帆日记所载，当时的明清古画价格仅仅百余元一幅而已。
方氏藏品中有一枚金代“崇庆元宝”稀世珍钱，堪称泉界第一，故陈仁涛一度又改号为“崇庆宫主”，外界对此知之者甚少。
崇庆元宝
（3）其他收藏来源
除了上述张、方两家的旧藏，还有张䌹伯、郑家相、王守谦、戴葆庭、杨成麒、平玉麟、马定祥等人陆续为陈仁涛提供新的钱币藏品。抗战开始后，张叔驯准备移居美国，手头紧张的他不得不出手一部分藏品用来周转，而其中一部分就流入了陈仁涛之手，内中则包括了新莽时期的“国宝金匮直万”古币。
因此，至四十年代后期，陈仁涛已收集到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货币，其中不少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兴七年金质方孔钱，宋“行在会子库壹贯文省”铜钞版等。至此，陈仁涛便成为了连张叔驯等人也无法与之抗衡的第一古泉收藏大家。
陈氏1952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金匮论古初集》中曾自述：“余嗜古成癖，从事弥勤，孜孜矻矻二十余年，无论金石、瓷玉、泉币、书画，凡见闻所及确信为至精至稀之品，而可以货财相市者，辄不惜重价，多方访求，务期致之而后快。日积月累，所聚益伙。”“盖余之收藏货币最富，自周逮明清以至现代凡金属之铸，钞券之行，莫不粲然大备。”
五十年代初，香港学者徐镕先生观看过陈氏藏泉后评说：“金匮室所藏历代货币，多逾万种，孤品尤伙，皆故宫之所未备”。
《金匮论古初集》
陈仁涛的绝世珍品
如陈仁涛这样的顶级收藏家，其藏品中有许多价值连城的绝品，是寻常藏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国宝金匮直万”钱
陈仁涛移居香港后，在《金匮论古初集》一书中写道：“金匮为余庋藏古物之室名，取自王莽国宝金匮直万钱”，这就是陈仁涛自号“金匮室主”，以及斋名“金匮室”的由来。由此亦可见“国宝金匮直万”在陈仁涛心目中的地位了。
“国宝金匮直万”钱为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所铸，钱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圆形方孔正背、内外均有轮郭，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上下、左右对读；下部为方形，正背两面周边突起似轮郭，内以两条突起的纵线将方形分作三等分，正面两线之间竖排篆书“直万”二字。此钱不单造型奇特，且书法古朴婉转，存世极其稀少。早年出土仅两枚，出土时原为通体绿锈，为青铜质。
莽泉素有中国古钱中的“钱绝”之称，而“国宝金匮直万”钱更是莽泉中的绝品，被不少泉币学家誉为“泉中之尤物”，有“中国古钱魁首”之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莽国宝金匮直万完品
关于“国宝金匮直万”钱的出土，现在所见最早谈及此事的是上海《晶报》老板余挺生之子余大雄，1922年他在《晶报》撰文：“新莽国宝金匮直万钱，辛酉九月于西安省城西北隅杨家城出土，城即未央宫之址也。”“辛酉九月”即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后大多数文章都沿袭此说。“国宝金匮直万”两枚钱出土后，便开始了辗转流离的旅途，关于它的去向，历来有多种说法。
后来，陈仁涛在日本《货币》杂志上撰写长文《国宝金匮钱考》中写到了自己当年收藏国宝金匮的经过：
起初，“国宝金匮直万”两钱出土后，其中一枚完整品是西安阎甘园、阎履初父子花了几十个大洋买下，后来携至上海，被张丹斧买下，立即又被余挺生以一千大洋购得。张叔驯在余挺生那里看见“国宝金匮直万”钱后，坚决求其割爱，余挺生都没有答应，直到余挺生过世后，张叔驯又向其后裔重提旧事，并许诺仍以先前的开价两千大洋收购，物主见其诚意，便答应了下来。
另一枚残缺品，就是钱币正面下部钱文篆书“直万”的“直”字最下一横画不是连着的，“万”字上部略有残损。英国人牛门氏（或译作纽曼，E. A. Newman）当西安邮务局长时，从当地农民手里低价买来。牛门氏将自己所藏的宝贝在1930年运到上海搞了一个个人收藏展。这枚钱币又被张絅伯看上，高价买下不久后，又到了张叔驯手中。后来，张叔驯将这枚残品转让给了陈仁涛，陈氏在日本《货币》杂志上撰文并公布了这枚残品的照片。（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不识货的牛门氏上了西安造假高手的当，这件残品乃是伪造赝品）
陈仁涛旧藏国宝金匮直万残品
可是风水轮流转，随着国内政局的动荡，“古钱大王”张叔驯的日子也不好过。抗战爆发后，张叔驯就想着如何移居美国，手头紧张的他不得不出手一部分藏品用来周转，其中就包括那枚国宝金匮的完整品。但张叔驯出售完品给陈仁涛之事一直被保密，大概是他怕影响自己在泉界的声誉。
现在，完整品的“国宝金匮直万”钱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最后的私人藏家，便是陈仁涛。而那枚残币，至今不知去向。
其它钱币珍品
陈仁涛在历代稀有古钱和近代铜元的征集方面，可谓倾心倾力从而获得了不少旁人难以企及的稀世珍品。
陈仁涛对钱币研究收藏时，十分注重“第一稀有”之物的收藏。他认为中国古钱大多为铜品，其他为铁、铅之品，以金铸钱为鲜见者。他自得了方药雨的“天兴七年”金钱后，曾称“纯金质钱之与世人相见者。当以此钱为第一，良可宝也。”另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陈仁涛得到“乾道元宝”小金钱珍钱一事中，更能印证。
陈仁涛在《金匮论古初集》一书中，对北魏“天兴七年”和南宋“乾道元宝” 两枚金钱均作了专文介绍。前者断定为是“一种纪念而特铸之钱”；后者为“宋代宫闱中赏赐之品”。可见其研究之精到！
“天兴七年”金钱
国宝级的钞版
钞版收藏方面，陈仁涛也非同一般。陈仁涛有一件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与“国宝金匮直万”钱一样，都是顶级的国宝。
我国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纸币的国家，今存世最早的仅有北宋“官交子”和南宋“会子库”钞版。此二件钞版均发现于20世纪三十年代，前者早已流失于日本，后者即为陈仁涛所获（5000大洋）。早年王荫嘉先生对“行在会子库”钞版评价：“南宋初年之硕果，食货之中坚，泉币之冠冕，收藏家最珍贵，考据上最重要之品也。”
“行在会子库”钞版
铜元
陈仁涛对铜元也特别重视，这点与马定祥爱好相同，他们尤对稀见的铜元收藏研究方面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货币中，机制铜元诞生最晚，历史最短，当时还在社会上流通使用，所以凡铜元中稀见者，肯定是真正的珍贵品种，而为钱币中最为难得之物，它绝不会像稀有古钱那样将来或许还会出土，还会发现新的品种……事实证明上述判断是正确的，如当年“国宝金匮直万”、“大齐通宝”、“大泉五千”等稀世罕见之钱，近年来都有出土发现。
陈仁涛收藏的铜元很多，如广西省造光绪元宝十文、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五文、吉林省造辛丑制钱二十箇、四川官局造光绪元宝满文“宝福”十文、辛亥大汉当十铜元、大中华民国云南省造壹仙、哈尔滨兵舰壹分等等，其中有一枚当年轰动泉界的“TEN CASH”光绪元宝当十铜元试样币，马定祥看到后惊叹不已。
“TEN CASH”光绪元宝当十铜元试样币
陈仁涛所藏的孤品、珍稀铜元举不胜举。早年陈仁涛为了获得“辛亥大汉铜元”一枚，曾悬赏千金求之，王守谦为此在当时的邮币杂志上连续登载征求此币的广告，由此可见陈氏当年喜爱铜元之程度。
另外，在他的银币藏品中，还有庚子京局制造光绪元宝的银币和币模，以及陕西省造光绪元宝、福建省官局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和湖南省省宪壹圆金质试样币等珍稀品种。马定祥说，当时连耿爱德、施嘉幹这些机制币大藏家，还都望尘莫及呢。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当十黄铜元
500大洋买了一堆假雕母
当年张䌹伯所藏的清钱，仅雕母钱就有百种之多。陈仁涛十分喜爱雕母钱，后来大肆收罗，取得了丰硕成果。
王希贤家藏的许多清代雕母钱也都被陈仁涛、王守谦等一一买走，王家父子特别重视的一枚从“瑞府”家中得来的“光绪元宝户部当十”铜元红铜雕母，即是被陈以一根多大条（即十余两黄金）之高价购去。马定祥说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铜元雕母，见到实物，就是开门见山的真品。
如其好友王荫嘉所言：“陈君积雕母最富，自顺治至宣统几及千品，惟缺康熙雕母钱。”早年清代当十，小平雕母钱之价格远不及历代古钱中的一些名誉品。清代雕母钱中，象牙样钱为最不易得，陈仁涛更是不惜巨价，他是见一枚收一枚象牙雕母钱的。
但是，陈仁涛在收藏象牙雕母钱时也踩过一次大坑。在20世纪40年代初，王荫嘉在张公午处获得了一枚“咸丰通宝”象牙钱。陈仁涛看到后要求转让与他，王荫嘉不肯，于是陈仁涛自己也去找张公午，向其购买了几枚象牙钱。后来王荫嘉发现此枚咸丰象牙钱是张公午的仿制品，陈仁涛开始还不信，后来他放言要征集一枚戴书咸丰当五钱，岂知不久张公午带来一枚戴书咸丰象牙雕母钱。至此陈氏才想起王荫嘉所说，从张公午处买来的象牙钱都是假的，这时他已花了500大洋了。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开元通宝金钱
书画收藏
陈仁涛还是一个著名的古画收藏家。他早就属意书画收藏。1939年，他曾与张絅伯上门观赏张葱玉的藏画，结果被后者评为“俗而附风雅者”，这大概是他摸索书画门径之始。前几年嘉德秋拍的《江南乐土诗书画三绝》亦是陈仁涛在沪期间所收。当时他的藏品不多，故云“希及”。
以钱币收藏著称的陈仁涛是如何“改行”收藏书画的，不妨先看看他的自述：“余收藏古物，始于癸酉(1934年初)之岁；然多留意金石，希及书画。加之，其时宋元名迹，多在故宫；南中名家如狄平子、庞莱臣、张葱玉等又皆争驱竞爽，经营有年；而欧、美、日本挟其资力，竞争尤烈；既问津之莫从，遂移情而别属，势则然。及丙戌旅港，时事多艰；东北故宫之物，世家珍藏之宝，一时麇集岛上。二三年间，余所得董源、巨然、刘道士、孙知微等巨迹，下至历代杰构，并皆希世之瑰宝，前人一生寤寐求之所不可必得更不能毕得者，乃以天时地利之故，皆先后并萃于金匮，洵幸事而亦盛事也。”
《溪山兰若图》绢本 水墨立轴 纵185.4厘米 横57.6厘米 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
1950年前后，香港市面上的古代书画甚多且廉，陈仁涛曾于一天内购得董源《江山行旅图》、唐寅《西山草堂图》和徐幼文《吴兴清远图卷》。陆续来港的谭敬等人是陈仁涛生意场上的老相识，他们之间也有一些藏品流动。总之，到1952年10月，陈仁涛所藏书画已经洋洋大观，其中不乏宋元名迹。如宋代刘道士《湖山清晓图》（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宋徽宗《金英秋禽图卷》（英国私人收藏）、金代“太古逸民”《江山行旅图卷》等。根据其《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中所记，陈仁涛购藏的清宫旧藏古画除上述以外，还有吴彬《十六应真图卷》、张若霭《岁寒三友图卷》、黄筌《梨花山鹊图》、宋人《寒泽渔隐图》、《云烟集绘》第四册、董其昌《荆溪招隐图卷》（今为美国翁万戈先生收）、张若霭、张若澄《合写山水四条屏》等。
巧的是，为他藏品增色最多，为他提供“董源、巨然、刘道士、孙知微等巨迹”的人，正是洽购《张果老见唐明皇图》回流的张大千。陈仁涛和张大千关系不错。无怪乎张大千的“并世无偶之绝品”(朱省斋语)《江山晚兴图》《湖山清晓图》等此后陆续归陈仁涛收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分类最重的所谓董源《秋山行旅图》、巨然《江山晚兴图》都出自张大千本人手笔。
黄君坦题《溪山图》长跋，证明张大千曾将书画抵押于陈仁涛
陈仁涛并不是一个书画鉴赏水平低下的藏家，他的鉴定重图像风格而轻款题著录，眼光颇为超前。例如曾被“南谢北徐”两大名家定为张大千伪造的《溪山兰若图》，经过海内外多位专家研究，如今已公认其为五代末到北宋间的作品（谢稚柳后来亦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判断）。由此，不得不赞叹陈仁涛眼力之老辣，下手之果断。
他曾自述说：余之收藏，规格凡五：一曰名迹之不见于著录而本身开门见山，识者千口一辞为真迹无疑者；二曰稀见著录而绝未见于图册者；三曰无款而风格可确指谁某者；四曰有款而实非原作，且可确指为某者；五曰大家代表之作足显示其风格，或出奇之作足突破其风格者。
陈仁涛在《读画随笔》的《鉴别之难》一则中还说：“鉴别古物，以书最难，画次之，瓷又次之，金石最易。习之既久，数尺外可辨真伪。惟字画一门，虽历代大家亦有失眼时，何况以耳代目寻常好事之徒乎；然亦不必因此灰心，徐究其理，惕踏前失可矣。余为此亲习绘画，以察个中甘苦，则为助良多。”（《金匮论画》64页）
《金匮藏画评释》
六十年代初，编撰《木雁传真》的张珩，在抄录《金匮室藏画集》所收名迹的款题尺寸之余，写了如下评语：(王蒙墨梅图轴)陈乃妄人，诸印大可厌(1961年)。(孙知微江山行旅图卷)后归陈仁涛，盖印甚多。陈一俗贾而多收诸古物，有颇可观者(1963年)。这些题记切中其病，因为陈仁涛喜欢在藏品上钤印，而且比较狂放。有点类似于明之项元汴、清之乾隆帝。传世孤本宋拓柳公权《神策军碑》上几乎每页都有陈仁涛印鉴。
张珩说陈仁涛是“俗贾”有些过情，因为他为文化事业做过不少赔钱的事儿，比如出资创办《金匮论古综合刊》，支持“广东名家书画展览”活动等等。
陈仁涛出版过有关书画的书籍多种：《金匮论画》、《金匮藏画集》、《金匮藏画评释》、《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等。其中《金匮论画》专收陈仁涛的鉴余随笔，而《金匮藏画评释》则是《金匮藏画集》中画作的详细文字著录和考订。《金匮藏画集》也并未涵括陈仁涛的全部顶级藏品。
陈仁涛墨迹《〈金匮论画〉自序》
半捐半卖归故土
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1953年，经郑振铎主持，由徐伯郊等“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成员运作，陈仁涛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以八十万港币之价售予国家文物局，共收购陈仁涛1700余枚古钱币，其中包括“国宝金匮直万”等，后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968年4月20日，陈仁涛病故于香港养和院，享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