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2年，己卯年，周桓王十八年，鲁桓公十年。借着虢仲逃亡到黄河北岸的虞国的事件，《左传》顺便讲了个虞国的事情：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zhān）。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旃”：有多种含义，一是朱红色的曲柄旗，另一种是语气词，相当于“之”或“也”。这个字我第一次接触是读《西游记》时，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被封为旃檀功德佛。这尊佛是《大宝积经》和《决定毗尼经》中所载的三十五佛之一。他位于佛陀的西北方，身蓝色，右手触地印，左手定印，持诵此佛名号的功德，能消过去生中，阻止斋僧的罪业。看似是最后佛排名中倒数第二位，其实能力很强。倒数第二就是古称的“压轴”，当然现代社会已经把“压轴”默认为最后一位了。这是语境变化所致。吴承恩那个年代，“压轴”还是倒数第二的。可以说，旃檀功德佛是三十六尊佛中压轴的佛。“共池”，“共”读hòng或gōng，现在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境西洪池乡，今上洪池、南洪池即其地。这个地方与“郑伯克段于鄢”中，共叔段逃亡的“共”不是一个地方，共叔段逃亡的地方是现在河南省辉县市。虢仲逃到虞国，希望得到虞国的庇护，但虞国的现任国君虞叔也不是个好人。原因是虞国的前任国君虞公的兄弟虞叔藏有一块宝玉，虞公向他索要宝玉。按理说，国君不能索要臣子的私产，除非臣子主动奉献出来，否则国君就是“非礼”。所以虞叔就没有进献这块宝玉，但过了不久虞叔又后悔了，说：“周朝的谚语说：'百姓无罪，但怀藏玉璧就有了罪’。我用不着这块美玉，但一直收藏着他，难道留着它给我惹祸吗？”于是就把玉璧献给了虞公。虞公得玉后很兴奋，很开心。激动之余又向虞叔索求宝剑。虞叔说：“这是贪得无厌啊。送一次玉还不满足，又要送剑。如果还不满足，我就会有杀身之祸了。”于是就攻打虞公，虞公失败，逃亡到了共池。大多数人读到这个故事都会感慨虞公贪得无厌，虞叔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绝地反击成功反杀，虞叔该当得位大快人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虞叔是臣子，虞公是国君，臣子一起兵，国君就歇菜。这个臣子似乎有点过于有能力了。当然，读者也可以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古有点疑过头了。但是我们结合“郑伯克段于鄢”的例子，共叔段占有二分之一的郑国，还先发制人，都被郑庄公一战打回解放前。而晋国曲沃小宗的居城要大于首都，部队综合战力颇强，也用了三代人六次“剪翼”，才把晋国国君赶走。有这样的疑问就不稀奇了。春秋时代是宗法制，国君是当然的大宗，剩下的都是小宗。大宗的综合战斗力打不过联合起来的小宗，但肯定是要强于某一个甚至某两三个小宗的。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小宗单独对抗作为国君的大宗，肯定是没好果子吃。
02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对虞叔这位胜利者来说，他主要突出了他忍无可忍之后的反抗，但对虞公这位前国君来说，虞叔又何尝不是一位权臣？！曹操自认是乱世之忠臣，在汉献帝眼里，曹操却是乱世之奸臣！我们可以做个这样的推测，虞叔在私下联络小宗，密谋反对国君，或者像曹操一样意图架空国君，大权独揽。作为国君的虞公自然不甘心，于是就采用各种手段压制虞叔。比如公开向虞叔要宝玉，虞叔如果乖乖进献宝玉，那么就接着再要，两次三次以后，虞叔身边的人看到虞叔嘴上呱呱叫，其实是个怂货，就会如鸟兽散。可以说，这个计策真高明，正正当当的以权力来压制虞叔，是为阳谋。但高明归高明矣，其方式却归于阴谋。为何？国君索要臣子的宝物，本就是“非礼”。虞公在权力上压制虞叔，但在礼法，也就是法理和道德上站不住脚。因此，被虞叔逮住机会，表演苦情戏，博取同情，堪比戏精附体。
当然，虞叔能发现虞公的阳谋中有问题，并且能善于利用，这就说明，虞叔的段位还是高虞公一个层次的。否则虞叔只能被逼上演苦情戏，again and again，最后絮絮叨叨成为祥林嫂，身边的人也众叛亲离。
防守的目的不是防守，而是时刻准备反击！
当然，我们也无法苛责虞公，作为一个小国国君，在当时的情况下，虞叔反心已有，反形不露，如何既不逼反虞叔，又能压制虞叔，就像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换作我们，也不一定会做得更好。虞公施展“压制”之计的时候，算到了虞叔可能会施展苦肉计，但没想到虞叔第二轮就掀了桌子。而虞叔也比较急躁，只被索要了两次宝贝，就迫不及待的造反了。这一下，被我这个后辈看出点不正常来。如果虞叔像刘备一样，忍无可忍继续再忍，我能不能看得出来还得另说。虞公的第三个失误在于没有准备好平叛的兵力，或者错误的估计了双方兵力的强弱。当然，我们作为后世人动动嘴皮子是比较轻松的，如果回到当时的环境，虞叔作为权臣，很可能掌握了大部分兵力。不讨伐虞叔是死，讨伐也是死，那只有碰一碰运气了。这是我们“疑古”得到的感悟。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故事确实真的，虞公就是个混蛋国君，虞叔是个绝地反击的好人。那么我得到的感悟就是：人的地位和自己所拥有的的物品是互相匹配的，如果拥有国宝，那最好是献给国家，否则，总有一天会给自己惹事。到了公元前702年秋天，“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鲁桓公与卫宣公约好在桃丘见面，但两人最终没见着。这事就有点诡异了，按理说两国国君之间的会面，肯定是提前约好的，而且不能任意改期。任何不遵守约定的行为，都可能会引发极严重的外交争端，甚至引发战争。“郎”这个地方很出名，在书中我们经常见到“战于郎”、“筑城于郎”等记载。后世学者对其位置说法很多，大多认为鲁国有两处“郎”，一为近郊，一为远处。清代学者江永认为，九年前“城郎”的“郎”和今年的“郎”，并非为同一城邑。理由是：“隐元年费伯已城郎，而此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也。” 他进一步论述，“费伯城者，为鱼台县东北之郎，去鲁远；此年城者，盖鲁近郊之邑。”根据江永的说法，目前鲁国有两个郎城，一个在鲁国和宋国的边界上，就是隐公元年费伯筑城的地方。另一个是隐公九年夏所筑的郎城，就在鲁国都城曲阜附近，是曲阜的卫星城。那么这次齐卫郑联军攻打是哪个“郎”城呢？《公羊传》说：“郎者何？吾近邑者。”看来是齐卫郑三国联军这次比较狠，一直打到了曲阜近郊。怎么突然齐卫郑就联军了呢？原来还是因为桓公六年，郑国太子忽帮齐国打败了戎族，在庆功会上，鲁国没有按照军功而是按照爵位排列，把郑国排在了后面，郑太子忽大怒，才有了这次战争。但这事就透着点不合理。按理说，齐国的庆功会是齐僖公委托鲁国大夫来办的，郑国和鲁国因为座次问题闹僵了，齐国也不应该帮着郑国打鲁国吧。况且，鲁国还是齐国的姻亲之国，鲁桓公娶了齐僖公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姜氏。齐僖公的小舅子鲁桓公被郑国太子忽爆锤，就从亲戚关系上，齐僖公也应该是帮鲁国的。但谁让鲁国和齐国是山东半岛惟二的强国呢？齐国要扩张，鲁国是天然的绊脚石。鲁国因为在列国中一直奉行和平主义外交，偶尔干涉别国内政，齐国平时找不到借口削弱鲁国，现在有郑国太子忽送上来的还算凑合的理由，自然要用一下了。这次战争结果如何呢？鲁国败了。败了为什么不写败了？《公羊传》说：“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则其言来战于郎何？近也。恶乎近？近乎围也。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郎”是什么地方？是鲁国首都曲阜的卫星城。为什么要说在“郎”地交战？因为郎邑离都城太近了。近到什么程度？近到包围郎城就等于包围都城了。这是约好日子，各居一面，鸣鼓而战的君子之战。为什么不说鲁国的军队战败了呢？因为对于鲁国是不说交战的，说交战就等于已经战败了。欢迎理性探讨，怒发冲冠、一叶障目及鸣翠柳者不回复。E-mail：youwushuzhai@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