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上亿粉丝的中国女人，周恩来常找她单独聊天｜白乌鸦精选16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有一个女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至少有一亿人知道她。
她是英国国籍，却一次次告诉别人，自己是中国人。
每一次她回到中国，周恩来都要见她，单独聊一聊。
她写中国的书在美国卖到脱销，她的爱情故事改编成电影，获多项奥斯卡大奖。
她叫韩素音，一个最为特殊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分享她的第一段传奇爱情。
邮轮在炎热的红海中缓缓行驶，红海并不红，很使我失望。
我在甲板上和两位牧师谈论着中国的战事，突然，有什么东西落在我的头上。
是一本书。
在我头顶上面，是头等舱的甲板，正站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他伸出两手说道，“真对不起，我的书掉下去了…”
我走上阶梯把书还给他，这是开始。
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会成为他的妻子，更不会知道我将会被上亿中国人熟知。
那是1938年9月，我搭乘法国邮船从马赛驶往中国。我抛弃了比利时留学时的奖学金，抛弃了我的学业，回到中国去。
原因是中国在进行抗日战争，我不应置身事外，我必须回去。
邮轮上吃得还可以，就是太挤，而且闷热不堪。我们回中国的约有二十人。好多是从德国返回中国去的军官学校毕业生，样子神气活现。
这真是一大冒险行动，可是我并不想出风头。在中国人中间，没有人能了解我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回中国去。
在三等舱里有四十名中国工人，半裸着身体，挤在一堆，当他们在木板上躺下来时，相互身体之间已没有什么空隙了。
在我所住的二等舱是一间四人，气味也不佳。一阵风浪使得我晕起船来。
童年时的我（左一）
头等舱里的七位中国人都是从德国和英国归国的军官学校毕业生，把书丢在我头上的年轻军官就是其中之一。
他叫唐保黄。曾在邮轮启航一个小时后，在甲板上对我说：“你回中国去……这很好，特别你又是个女人。”
他是中国学生中唯一对我回国表示赞赏的人。几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扔那本书是为了引起我对他的注意。
显然，他成功了。
保黄谈吐文雅，热爱祖国，是个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我几乎真的以为，我回中国支持抗战的好心，竟这样快就得到了好报。
“我准备直接去武汉，去报到就职……我已作好随时牺牲的准备……谁要是不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就谈不上爱国，也不配当一个青年……为国抗敌捐躯是最大光荣……”
直至如今，余音在耳，回荡不息。在那海风中，这些话听来真是激励人心。
我希望保黄别那么快就牺牲，至少在证明我也对国家有所贡献之前，不要那么快就死去。
虽然有时候从我内心深处感到隐痛，我意识到，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我不过是个欧亚混血儿，并不总是受人欢迎。
我的父亲叫周映彤，他在1903年被四川派到比利时留学，主攻铁路，那里是铁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作为第一批留学欧洲的中国人，父亲对我的母亲一见钟情了，她是个比利时的贵族小姐，刚烈，坚强，又命运多舛。
妈妈年轻时的照片
为了能和父亲在一起，她甚至踢破了庄园的大门。但母亲随父亲回国后，曾经浪漫的爱情也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而渐渐枯萎。
父亲口中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对于母亲来说，只有愚昧和野蛮。母亲失落、哀怨、郁郁寡欢，对我这个大女儿的出生极度厌恶，一直称呼我为“那个女人”。
从我懂事起，就想过绝对不能重覆父母的爱情之路。
1933年，我没有顺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一名美国大使馆的海军中士，而是执意要接受高等教育。
我在燕京大学学了两年中文后，和父亲当年一样，便拿着庚子赔款提供的奖学金，去往比利时攻读医学。
直到今天，我为了支援抗日，坐在这艘法国邮船上。
邮轮的时间总是很漫长，长到足够发生一段浪漫爱情。
对于我混血儿的身份，保黄有着自己的看法。“你的血统是中国的，血统从父亲，母亲只是容器。”
保黄的观点，我不知道那叫大男子主义，而是报以微笑，感激他并不因我是欧亚混血儿而嘲笑我。
我们怀着美梦骋驰在印度洋上，成群的海豚在船旁追波逐浪，我们谈论着中国，谈论着保黄。在我眼中，保黄成了中国的化身了。
邮轮到了西贡，保黄就要和我订婚。我拒绝了，并且告诉他，我曾经差一点嫁给一个比利时青年。他严肃地点着头：“这很好.…..中国姑娘怎么也不该嫁给外国人……”
也许保黄没有听懂我的话，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我已不是处女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可能没有听懂，这为我们后来的婚姻悲剧埋下伏笔。
我们抵达香港那天，正好欧洲宣告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武汉不能放弃，”香港的中文报纸叫嚷着。
保黄说：“我们在香港一天也不多呆。我们要到武汉去拯救国家，我们要抗战到底。”
我以为保黄集中体现了中国最优秀的品质，因为他回来为中国而战斗，就是为了这，我才同他相爱，我当然也愿意到正在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的武汉去。
我们在香港待了三天。保黄香港的朋友们纷纷来向我们祝贺，请我们出去吃饭，借钱给他，带我们上街购物。
年轻时的我
有人帮忙，有人效劳，有人保护他，也有人听他的话。这种凭阶级和家族权势缔结的稳定关系，和我之前的生活截然不同。
我曾经是孤独的，反抗的，孑然一身的人，现在不再孤单了，也不必时刻防范了。往昔生活中常有的忐忑不安已经消失。
我以为整个中国都会像这些人现在通过保黄而做的那样，准备温暖地接受我。
这是我极大的错觉。
三天之后我们乘特别快车奔赴武汉，心里希望那里进行的激烈的战斗，不要在我们到达之前就结束。
在赴武汉的火车途中，拥塞在火车站上的乞丐、难民以及憔悴的士兵——他们患着疟疾，脸色腊黄，饿得瘦弱无力，拖着的沉重步伐走入了一场战争。
但我真切觉得自己又重新感到和嗅到了中国的气味，所有那些熟悉的，亲切的，活生生的人民，都使我心醉神往：我回来了！
1938年10月，武汉已经成了中国抗日的堡垒。
我们到达武汉的那天晚上，正是满月当空，江水银波荡漾，我们和另外几家人都在月光下散步，好像并没有发生战争似的。
当时我们身上大约还剩十英镑。我坚决打算不给保黄添麻烦。我要到医院中去工作，自食其力。
双十节那天，检阅，旗帜，喇叭，还有随意参加的游行，蒋介石也露了面，引起了欢呼，热烈的欢呼，因为他会“将武汉保卫到底”。
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我心中蕴育多年的热情。我欣喜得流下了眼泪，也使尽全力高声喊叫着。
但很快就听到撤退的消息，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没有理由撤退呀。
10月15日，保黄和我结了婚。这一天，一切疑虑都被感情淹没了。在这严酷环境中，我们两人将站在一起，并肩斗争。
我与丈夫唐保黄的合照
第二天，委派保黄进参谋总部的通知已下达，他登上赶赴长沙的船。保黄走了，我留下了。
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费解为何要放弃武汉。
顷刻之间，热闹的武汉街头已经没有汽车了。所有剩下的货车，卡车，小车，手推车，都被一些下级军官征用逃难了。
码头上是等着上轮渡的长长的队伍。人们整日整夜地等待着，船票几个星期前就售完了，老百姓坐不上卡车，只能步行。
18日那天，老百姓开始大规模撤退，行列长达数里。我买了这一天的《大公报》。它的外页，等着激动人心的消息：“抵抗到底”。
但在报纸的里页，宣布印刷机器全部搬往重庆，这是武汉版的最后一期。
我不愿继续待在武汉，我回中国不是为了在日本占领下的城市过日子的。我去找了替我主持婚礼的肯特博士，他帮我在一艘国际红十字会的船上弄了个舱位。
这艘船定于22日驶往长沙。21日午夜过后，我在医院住房里被人唤醒。是保黄，他是回来接我的。
原来，在参谋总部驶往长沙的时候，他突然间明白了自己糊涂的决定——武汉已经放弃，日本人就要占领了，新婚妻子被他丢在了武汉。
两天后，当船在途中第一次泊岸时，保黄就下船从陆路赶回武汉。想到这里，我依然很感动。
22日晚上，我们一起登上了红十字会的船，这是在江中放置障碍“阻挡日本人”之前，最后一艘船。
我们一路辗转，才到达南岳衡山。这里寺庙极多，现在成了个军事行营，最高司令蒋介石也住在山中的寺庙。
这个地方越来越有人满之患。我总算运气，租到了一间六毛钱一天的客房。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很多将军连五元钱一个月的农舍也租不到。
我另外多花了些小费，每天能弄到两次热水。我洗澡时可以用两盆水。我买了白布做床单，蓝布做被子，有些裁缝也来到了这里。
我有那么一种一丝不苟的脾气，见到灰尘就非扫干净不可，似乎有了一双操持家务的手，便能把当今乱世理出个头绪来。
谁都知道我们不久就要离开这里，也许是下周，甚至就在明天；而我竟在打扫房子，还在屋里摆上几盆菊花和吊钟海棠。
不料这却给我赢来坏名声，其他官太太惊讶看着我这个怪物，指责我“洋气”、“怪气”。
对别人的讥笑，我毫不在意，觉得不相干，依然我行我素。我不买吃的，尽买鲜花。
可是，保黄却收敛起笑容，不久我也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别人都在议论我。他们叫我“混血儿”，那可是侮辱性的词语。
随之而来，我和保黄有了第一次争吵，他不仅打了我一个耳光，还说我伤害了他，因为我结婚时已经不是处女。
这时我光火了，不是处女的事实，结婚之前就已经告诉过保黄，他不应该为此责难我。
女人必须贞洁，男人可以滥嫖，这就是祖传的美德？中国的传统女性显然不会这样跟丈夫争论，但我觉得应该说清楚。
争论引来更加激烈的责骂。曾经的美好不见了。
但很快，参谋总部要前往重庆，先乘火车赴桂林，从南岳到桂林的一路上，混乱不堪的现象令人沮丧，感到凄惨。
难民们却缩在车厢顶上淋着雨，或是在精疲力竭神志恍惚中跌出车外。要不然就因为染上伤寒或疟疾奄奄一息而被推下车去，或者仅仅是为了想解一下手而没有力气抓住车厢摔出车外。
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难民，车站的栏栅外面到处是密集的人群，探出脑袋和身体，想冲进月台爬上车厢，可是都被警棍打了回去，但他们仍想再次涌进来。
挤火车逃难的桂林人民
用扁担挑着大箩筐，运送参谋总部的公文档案的脚夫们，成列地急步走着，一列又一列地继续不断。
火车慢得像牛，一停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我们在一个富农的粮仓里住了四昼夜，睡觉的时候老鼠在我们身上跑上跑下。
所有这些，不过是无数类似事情中微不足道的细节，何况我们还有些特权，不致于倒毙路上。
随风刮来阴冷的雨，唯一的好处是连日不停的轰炸，倒因此暂停了。
火车到达桂林才一周时间，日本飞机就开始轰炸，我们只能找附近的山洞躲避。每个人都忧心忡忡。
一个傍晚，在我们前面有一辆卡车出了事故，乘车的军官并无伤亡，车上装载的篓筐摔散了在公路上，砸碎了一些瓷器。不知为何，这一伙青年军官却勃然大怒，竟拣来许多石块把司机活活砸死了。
那天晚上总算运气好，一二英里外就有一个村落。那是个骇人的鸦片村，村民都吸鸦片，到处是弃置的破茅屋，和会走路的“骷髅”透过雨水和黑暗，透过那笼罩着群山深沉的夜幕，蒸腾起一缕缕白色的烟雾。
我梦见那个被乱石砸死的卡车司机，驾着鸦片烟云从我们头上飘过。这梦魇正和一个荒诞可怖的幻觉相吻合，我们的汽车正向死亡驶去，全车覆灭，劫数难逃。
直到今天，我还不时被这个恶梦惊醒，它把我带回到那个山坡。
阴冷的夜空像穹窿似的覆盖着的山坡。我又看见那些杀人凶手，他们像一伙白痴吃吃地笑着。
“等我们到重庆就好了……一切都会比现在好……”在那些日子里，我像念咒似地总是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
离开桂林五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我们又见到了长江。
“我们到了…我们来了!”人人都兴高采烈。有的男人唱起歌来，女人则发出了宽慰的叹息，相互亲切起来。
冬日下午的浓雾笼罩着全城，重庆一片朦胧、色彩黯淡，像是神话，像是幻梦，像是放在一具庞大尸体上面的一块巨石。
“这里的情况会好一点。”我也擦着脸，不仅想掸掉尘土，而且想清除心中积累的怨气。
到了重庆，情况当然要好一些。会有医院，有工作，保黄也将上班工作，情绪也会好转。我将找到我的老家，我在四川的大家庭。
也许他们并不欢迎我，可是我还得设法找到他们，得努力想法子。
四川老家的亲人从未接受我的“混血儿”母亲，他们觉得她是怪物，而我的母亲也觉得他们是落后的代表，每一个人都在敌视她。
所有同四川老家打交道的事，都使我母亲不高兴。母亲希望我学英文，嫁给美国人，回到欧洲。我的骨子里却流着四川老家的血，我是个中国人。
找到四川的亲人，是另一个有待征服的天地，我不知道会有多困难。不过我得试一试。
我们登上高达四百八十步石阶的峭壁，走向街道。黑夜中的重庆给人以宏伟庄严的感觉，坚硬的石块也显示着刚毅的意志。
这是抗日的中心，是个遭到围困的大城市。我满怀希望一步步登上石阶，同时也下了决心，“准备忍受任何困难，坚持到底。”
初抵重庆的两周，我们住在旅馆里。每天晚上，老鼠成群结队在楼梯上奔跑，楼板被踏得砰砰地响。一个个粪桶就放在房门外。
此时我有些腹泻，一个上午要跑二十多次厕所，以至全身无力，站立不稳。我唯恐蹲下身时，脚底一滑，跌进下面的大粪池里。
不久，我收到了父母从天津写来的信。我在桂林曾写信告诉他们我的行踪，并请父亲告诉我四川老家亲人的地址。
父亲在给我的信里显然是万分高兴的。他给了我三叔在重庆的办公地址，还有成都老家的住址，叫我不必担心，他的身体很好。
我和父亲的合照
第二天，我就按着地址去找三叔了。三叔很像我父亲，只是颧骨更高，脚步更矫健。他身穿棕色缎子长袍，毛皮镶边，脚蹬黑丝绒鞋，双目炯炯有神。
他的办公室里面摆着美国老式的大皮椅子，四川的雕花桌子和屏风，墙上还挂着书画。
我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他说道：“你们一定要到我家里来住，在重庆这个地方你们不能住旅馆，要跟我住一块儿。”
那天下午，保黄从参谋总部办公回来，就同我一起去拜访三叔了。
三叔当时是美丰银行的总经理，因此房子在重庆是比较好的，在普遍贫穷的环境中算得上是有些奢侈了。
三叔一见到我们便喊道：“贵客来了，贵客来了!”并向保黄露出了笑容。三叔仔细打量身穿英国缝制漂亮挺括军装的保黄。
我想三叔对我的婚姻是满意的。第二天，我们就搬到三叔家去住。
三叔给了我们一间很好的房间，我们的洗澡间里有一只搪瓷大浴盆，每天晚上都有仆人来替我们倒热水洗澡。便桶也很干净；每次用完都有仆人来洗净。
在黑漆大门旁，每次保黄进出，门房都喊一声：“三少爷来了！”或“三少爷走了！”
3月下旬，一件对保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
他同其他几名最近从欧洲回国的军校毕业生一起，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在这之前一个星期，保黄就神思悠悠，心情肃穆，他潜心阅读蒋介石的演说并背诵给我听，那种专心致志的劲头也感染了我。
蒋介石接见保黄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保黄激情满怀，穿着一身最漂亮的的军装，戴上白手套，显得极其光彩挺阔，出了大门。
为了使手套更洁白一些，在手套洗了又洗之后，买了些白粉涂上。但愿保黄在握手时不要把手晃得太厉害，不然手套上的白粉会掉下来。
接见的结果是带回一张蒋介石的大相片挂在卧室中，上面有蒋氏题赠保黄的签名。几天之后，保黄的领章上增添了一颗星，他不再是少校而是中校了。
过了几个星期，保黄要到西安去视察西北前线了，他低声说他可能会送命，我心中满腔担忧，答应时常要给他写信。
5月来临，传说天空放晴了，轰炸也会增多。
果然4日下午，空袭警报已经解除，可是原以为已经飞走的敌机又重来了，重庆的房屋稠密地带弹如雨下，接着各处都起了大火。
三叔的房子也中了弹，我和两个仆人有一阵子被埋在瓦砾堆中，可是我们从底下抽出了身子，并在起火时奔出了屋外。
飞机继续在轰炸，人们从燃着的房屋中奔跑出来，一片恐慌。几乎是拥挤在市中心的全部人口，在当夜开始徒步出城。
我跑到美丰银行，遇见了二哥，我们在这座石头筑成的大厦中觅一席藏身之地，而周围整条街的房屋在大火中被烧毁。
银行中除了油灯细微的灯芯在颤动之外，别无光亮，可是在外面，啊，火光冲天！
银行职员和我，也在那天夜里走出了城，到乡下分行去避难。人群川流不息地拥出了城，从撩舐着城市熊熊的火光中，可以看出这阵人流。
毫无准备的我只能混在人流中逃难
我们也在其中，通夜都在走路，被人群半推半拥着行进，破晓时分登上了位于城郊的几座黯淡的小山坡，早晨七点钟，我到达分行，一共63人。
第二天出城的人流继续不断。可是我想回到城里去，我怕保黄以为我已经死了。我要给他发一封电报，告诉他我平安无恙。
二哥对此不能理解，他认为我疯了。他正想去睡觉，而我刚到就坚持要回去。
我觉得让保黄放心是我的责任，他不是也曾抛弃了一切回到武汉来接我的吗?
“至少吃些午饭再走，”二哥很生气地说。
我吃了饭，然后走十五里路回城，众人见到我竟朝相反方向我喊道：“往回走的那位是谁呀？”
下午三点左右，我到达基督教女青年会，拿着保黄的一件大衣，那是我从大火中逃生时唯一带在身边的。
最后我走到了美丰银行找水喝。我打开水龙头，喝了一些，又洗了洗，然后就前往电报局。但是已不能发电报了。
我只得回到银行里，睡在一只长沙发上，第二天再去电报局。我从串街走巷的小贩那里买了吃的喝的，他们真好心，让我喝茶吃饭，帮助我。
他们都是苦力，他们无处可走，留在那里。我还在另一家人家吃了一顿饭，可是一直不知道他家姓什么叫什么。
第二天下午，二哥也回来了。没有电灯，我们就用柳条把用旧的拉纤绳做火炬。
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城市又恢复了生命，人们都回来了，开始寻找自己的亲友。
报馆的印刷机被炸坏了，三家大报把人力和机器凑合在一起，印出了一张小报。街上有人敲着锣边走边喊，叫着丢失的孩子的名字。
保黄七月初才从西安回来，不知他经历了什么，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答应我继续学医工作了。
于是我到成都南门外小天竺街的助产学校，训练当一名助产士。虽然工作有些零敲碎打，时断时续。但人与人之间富于人情味的联系，使我恐惧冻结的心灵融化了。
在医院日日夜夜的助产工作中，我们体验着人生的恐惧和胜利：在痛苦与欢乐交织极其荣耀自豪的一刻，一个新人从母体呱呱落地了。
有一次，在一月份的一个阴寒的雨夜在一间屋顶靠着城墙的棚户里，一个少妇，非常年轻，非常瘦小。
在经历她痛苦的初产过程中，始终咬着嘴唇不发一声。屋内的天花板只是一张用两根竹竿撑住的破席。我们打起一把油纸伞，遮住她的身体，进行接生的操作。
城墙的石块就是她的枕头，我们身后一块被风吹得劈啪作响的灰色破布，就是房门，冷风几乎要把我们的消毒设备都卷走。
她躺在一块木板上，只有黑暗遮掩住她的身体，我们得用手电筒摸索着进行。那里既没有毯子又没有席子，没有被单也没有枕头，什么都没有。
她丈夫是个人力车夫，他用身体替我们遮挡风雨，当产妇疼痛厉害时，他就用胳臂搂住她，并轻声地向她说些安慰的话。
孩子生下来没有布包裹，那女的身上只有一件破衫，那男的只有一件破烂的上衣和一条裤子，怎么办呢?我们给他们留下一条毛巾把婴儿包起来。
他们只等到婴儿掉了脐带就得把他卖了；那母亲也许会去当人家的奶妈。
替她接生的助产士，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了一些钱给她，对她说，买些枣子吃。分娩后的妇女煮点枣汤喝，据说可以止血。
那少妇谢过了她，很细心地把婴儿搂在怀里，那神情真是令人断肠。她丈夫把我们送走，他也年轻，瘦削，很少说话。
这是一段充满热情和不轻松的生活经历，虽然并不长久，却对我一生有重要意义。这里不仅有安慰，友谊，工作，我还遇到我的天使。
我一直没有放弃行医道路
我和保黄一直没有孩子，不知这是不是我们冲突的原因之一。
保黄曾为自己算过命，我们第一个孩子会是个女孩，接下来会有两个男孩。
保黄对此深信不疑，但他只想要两个男孩。
于是在1941年秋天，我回到成都，准备去领养一个女孩子。
我认识的一位助产士，她有个亲戚有四个女儿。第四个女儿三个月前才出世。那位母亲想把第三个女儿卖掉。
这位助产士对我说，那个小女孩长得不很漂亮，而且脾气不好。而且价钱是一千元，很贵。当时三五百就能买壮实的小女孩。
那女孩儿曾被送到一家人家去试住过一阵子，可是一个月后，那个人家把她送还了，因为她太任性，不够听话。
一天早上，一个小女孩被带来到了我的房间。她衣服破烂，神色惊恐，好像吓呆了的样子，眼睛里慢慢地溢出大颗泪珠。
我爱上了她。
小女孩的脸上和身上都有伤痕，显然曾遭到过虐待。
在她刚开始起皱纹的细白皮肤下面，露出了蓝色的微血管，左耳下面褶痕处有一小块金钱癣。
她有一张可爱的婴儿脸，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还显得挺严肃。
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滚圆，棕色最纯的眼睛。她那么认真地看着我，眼神是那么严肃而率直无隐，可是泪水却继续慢慢地、悄悄地流下了她的双颊。我心潮起伏。
我知道这默默无声的眼泪，这种自我克制，在一个才十八个月的幼儿身上意味着什么!
周围的喧哗使她害怕，看到这许多生疏的面孔围拢着她，她呜咽着说：“不要，不要……“
当我把她抱起来时，她并没有喊叫，而是让我抱着。我弄了些热水，替她洗了个澡，擦干了身子。我检查她那些可怕的伤痕，她也让我检查。
接着，佣人端进来一碗煮得挺软的米饭，上面有猪肝。突然她脸上的泪水变了样，这是喜极而泣，一面喊着“饭！饭！”几乎一下子就扑了上去，把一碗饭统统吃光了。
我付了一千元，没有讲价，也没有坚持要一段试领期。对此，其他人都说这个孩子多么幸运，而我则说，这是我的幸运！
因为她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孩子，什么叫美？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小女孩三岁时的照片
这已经比我原来想得到的好的多了，这个美丽的女孩儿，已经若有所思地对我凝视了两天，只有见到了吃的才打破她的沉思，而每次吃食的时候，都欣喜地流出了眼泪。
到了第三天，她突然轻轻地用手摸了摸我的脸，并且露出了笑容。
大家都忙着给她做衣服，有的织了一顶小帽子，有的做了一双小布鞋，还有的把一件旧毛料衣服，改成冬天穿的带夹里的小大衣。
院长还给她买了一个洋娃娃，在当时的成都，这是十分昂贵的高级玩具。小女孩久久凝视着洋娃娃。
这是她第一件玩具。她把娃娃紧紧搂在怀里，睡觉时也抱着，给她梳洗，穿衣服都得把娃娃从她手里拿开。
院长还找来一本儿童画书，是一个传教士家庭留下的， 书上有ABC等大字母。小女孩表情严肃地盯着小书看，她指着字母“T”说：“飞机，砰！砰！”
原来她还知道飞机来轰炸。多么聪明的孩子。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她的伤痕痊愈了，我带她乘飞机回到重庆。我下午到，保黄晚上回来时，孩子正在吃米饭和猪肝。
她很爱吃肉，饭吃得一干二净，剩下一粒饭也用手指头捞起来放进嘴里，她漱完手指又把碗舐干净。
保黄大声说：“哈！这个小家伙！”
过了两三天，保黄见这孩子很乖，夜里不哭不闹；一双大大的圆眼睛总是望着他――慈爱之心油然而生，保黄也受感动了。
他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收养她！”
“好吧，养大了给你当丫头。”
把买来的女孩子养大当使女，或是卖给年纪大的男人做小老婆，这是传统的做法。可是我绝不能让她长大当奴仆，我要她做一个人。
我把她的卖身契撕掉了。她对我充满了信赖，她再也不会被卖掉了。
12月1日那天，保黄回家带来的消息，他被提升为驻伦敦的代理武官，任期三年。
他对这个任命欢欣鼓舞。当时中国海陆空被封锁，我们转道印度加尔各答分别时，保黄给小女孩取了个名字。
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蓉梅”，成都的梅花。
因为她是生在农历年初三，正当家家户户都插着梅花的时候。保黄满怀希望地说：“也许她会给我们带来好运。”
我没有答话，只是紧紧地抱住蓉梅，一面挥手向他告别，并且也让蓉梅挥动小手。
半年之后，我带着蓉梅到了英国，保黄稍微胖了一点儿，兴高采烈的。他在武官们中间是最年轻的一个，大家对他印象很好。
保黄对他的职业和前途踌躇满志，每天早晨都开着车去波特兰大街的使馆武官处。他的工作责任重大：负责加强战争中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
他会有所成就的，我一定要帮助他。尽我最大的努力。
但我们的关系和重庆时一样，保黄顽固又倔强的想驯服我，我这样一个反对传统观念的人，是无法被驯服的。
我不想成为保黄生活中的附属品，我们不断的争吵、和好，像一对怨偶。
中国正在为生存而艰难斗争，我们却因为个人感情消耗彼此。我们都曾为此感到沉痛和羞愧。
1945年2月，保黄担任代理武官的三年任期已满。保黄说他必须参加即将爆发的内战，弥补自己没带兵打过仗的缺陷。
我说：“你可从来也没打过日本人，现在却想打中国人了，这太不好了。”
要是在一年以前，这一席话肯定会使他暴跳如雷，可是现在他已经一败涂地，垂头丧气了。
此时我已经在准备伦敦女子医学院的入学考试。
3月里，在一个天气寒冷风雨交加的拂晓，6点半钟刚过，保黄就乘火车离开了尤斯顿车站，动身前往美国。
分别的最后几天，我和他彼此默默相对，无话可说。他将离去，我要留下。
他给留在巴尼别墅的蓉梅，打了一个电话，当听到她高兴地说：“爸爸再见”时，他哭了。
我和女儿后来的合影
1947年10月17日，在我准备参加最后一次医学考试的前三个月，我在英国留学的亲戚一早就来到我住所。
他说：“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保黄死了，他在东北阵亡了。
我哭了，而且哭得很厉害，感到十分内疚，觉得这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应该争取把他留在英国。
1947年11 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专栏，提及了唐保黄。
他牺牲后，遗体由解放军购棺装殓，战斗结束后，解放军派他之前的士兵，发给路费5万元，护送至蒋军沈阳行辕。
回想保黄准备离开伦敦的那段时间，也会向我暗示他很爱我。
可悲的是，他讲的的确是心里话，因为他确实爱我，只是被大大误解了。
由于我不想再听他使唤，一直逃避着他，对他视而不见其人，听而不闻其声，所以，他无法直接对我说：他爱我。
这只是韩素音传奇一生中的短暂十年，也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十年。
从个人感情生活上来说，韩素音还需要做艰难的探索。她的每一段爱情都无比炙热，其中一段，还被翻拍成电影《生死恋》，揽获了多项奥斯卡大奖。
直到中年，韩素音才遇到她的灵魂伴侣，一个印度上校军官。他聪明、和蔼、宽容，并且热爱中国。这完全符合韩素音对于祖国的感情。
俩人结婚后，为修复中印关系共同做了不少大事。韩素音也成了毛泽东、周恩来指定传记作者。
今天回望她和保黄在战火中的爱情拉锯战，何尝不是那时中国同西方文化的艰难融合之旅。
虽然尴尬，不够体面，但它是真实的历史切面，我们不应该忘记。
编辑：陈顶灯 罗伯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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