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中医之门第30篇：医圣张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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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期发文预告：《伤寒杂病论》其书、六经辨证与太阳系统、太阳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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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展的巅峰时代，出现在东汉末年，标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以及其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问世。
对于从小接受逻辑教育和技术科学的当代人，对中医的发展逻辑持有怀疑态度，技术科学教育下的思维会认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古到今是不断完善和渐进式发展的，为何中医的发展轨迹却会在东汉出现顶峰？但是从人文科学的发展模式来看，这又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例如，中国古诗的发展顶峰就是出现在唐代，似乎后人很难超越李白和杜甫；词作的发展巅峰出现在宋代，后人也很难超越苏轼；古曲的最高顶峰出现在元代，后人也很难超越像关汉卿这样的剧作家。
放眼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达芬奇，不仅是历史上最出名的画家，而且还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发明家、建筑学家，除此还擅长雕刻、音乐，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地质等学科，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这个高度，后世无人能超越。医圣张仲景，也如同欧洲文艺复兴的达芬奇，他创建的“天人合一”的人体模型、医学体系和六经辨证原则，至今没有人可以超越。《伤寒杂病论》所载的269个药方，用药严密，组合精准，融汇了中国哲学象、书、理、占的精髓，如果辨证使用准确，效果立竿见影。张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理论，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其思想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中国的历史，历来以记录帝王将相为主线，非常遗憾的是，对于这么一位在中华民族繁衍史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其生平并未出现在正史记载当中，现在对于张仲景的很多生平推测，主要来源于各种史料的佐证、民间记录、后世医学家的推测和《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相关内容。
据考证，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与我们熟知的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大概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当时社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在他10岁左右时，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见解。
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宋仁宗下令成立国家校正医书局，《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巨著在在张仲景去世大约800年以后才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出版，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
张仲景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九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的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张仲景针对这些情况，下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为了完成这部医学巨著，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大约公元219年，为中华民族传承繁衍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代中医大师张仲景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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