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周惠年

　　隐蔽战线处处充满血雨腥风与暗流险滩，时刻面对生命考验。因此，在一般人看来，它与温柔的女性无缘。但是，在中共的隐蔽战线工作中，却有许多女性以她们的热血与奋斗书写着对理想的忠诚。其中，有一位叫周惠年的女子，在革命的低潮中毅然成为隐蔽战线的一员。在多年的隐蔽战线生涯中，她数次完成重要任务并几度入狱，三任丈夫也先后为革命捐躯。在她的身上，镌刻着时代的深深烙印和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

　　投身革命 加入隐蔽战线

　　1911年，周惠年出生于河南信阳。由于父亲过早离世，原本殷实的家境每况愈下。靠着母亲的节衣缩食，她进入当地女师附小读书，但最终还是因家中无力供养而不得不中途辍学。

　　1926年，北伐军打到信阳，办起免费补习学校。酷爱学习的周惠年前往就读，并因此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了革命思想。学习之余，她登台演讲，宣传革命主张。在父母的包办下，周惠年很早被许配给地主家庭。婆家觉得未过门的媳妇整日抛头露面，不成体统，决定提前让周惠年出嫁当“童养媳”，甚至策划“抢亲”。在组织的干预下，周惠年与婆家退了婚，摆脱了旧婚姻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中。

　　1927年6月，信阳“红枪会”叛变，大肆搜捕共产党。周惠年被追到山脚的铁道边，眼看就要被抓住。危急时刻，她不顾一切地跳上呼啸而来的火车，并辗转来到武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不久，组织上派她回信阳，策划“潢川暴动”。但鉴于暴动风险极大，当地中共地下党最终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加上周惠年此时年纪又太小，被要求回家待命。周惠年革命心切，坚持要求留下。于是，地下党便派她去做交通工作，负责传递各类材料。周惠年常把头发藏在帽子里扮作男士，和另一位女同志互相掩护以完成任务。她也因此有了隐蔽战线工作的初步经历。

　　1928年初，“潢川暴动”失败，周惠年被捕。当地颇有声望的中共地下党员邱相顺利用士绅身份将她保出来。此后，周惠年继续开展工人运动，活动频繁，以致身份彻底暴露，已不适合继续在当地工作。此时，恰好上海的中央交通局需要一位在上海与河南之间往返的女交通员。在经过严格的调研和审核后，周惠年最终被选中。与在信阳时相比，中央交通局的工作需要更为持久且深入地隐藏身份。于是，这便成了周惠年隐蔽战线生涯的真正开始。

　　“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来到中央交通局后，鉴于单身女性租房困难且易引起怀疑，周惠年便与另一位河南籍的男同志假扮成夫妻，建立秘密交通点，负责接待从河南到上海的交通人员。为了不耽误工作，她放弃了一家丝袜厂的女工工作。而组织上每天给的生活费只够买一副大饼油条，以致于周惠年在寒冬腊月也只能靠几件单衣御寒，但她从未抱怨，而是兢兢业业地完成工作。随后，她被调到中央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的团以上干部。

　　不久，周惠年又被调到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共专业的情报保卫机构。周惠年所在的三科又被称为“红队”“打狗队”，负责武装保卫党中央，更是时刻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周惠年常常出色地完成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特科的整个工作，并被陈云称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三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暗杀叛徒、奸细和特务。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通过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弟弟，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他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开会。因此，国民党当局得以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5人。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当即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三科严惩白鑫。11月11日，白鑫准备启程逃往意大利。当晚11点，白鑫混在人群中，从藏身的公馆后门溜出。三科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白鑫一面拔枪还击，一面夺路而逃。队员对白鑫紧追不放，最终将其击毙。由于白鑫是在众多保镖的护卫下被射杀，事件震动上海，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而在这场暗杀中，负责提供武器的就是周惠年。

　　但是，一旦遇到“抄把子”，也就是搜身检查的情况，则十分危险。有一次，周惠年正好坐着黄包车去执行任务，老远看见前面有背着枪的军警正在挨个搜查行人。她不动声色，立刻叫车夫拐上旁边的一个路口，绕道而走。幸亏军警没有感觉到异样，并未追过来搜查。周惠年得以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随着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隐蔽战线的工作时刻面临着被捕、受刑、坐牢和杀头的风险，但周慧年“对这些从不感到害怕”“只有一个信念，不管组织上交给什么工作，都要设法完成任务”。

　　1931年，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出卖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周惠年在上海的工作变得更加危险。于是，她被组织派到位于湖北襄阳一带的红26师工作。由于此地离国民党核心统治区较近，力量对比敌强我弱，故红26师很快在作战中失利，当地工作被迫转入地下。而与周惠年同行的丈夫谭钟余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极易暴露身份，组织上便又决定周惠年与丈夫转回上海。1932年，周惠年在几经辗转后再次回到上海，继续在特科工作。

　　数度被捕 痛失爱人

　　回到上海后，当地的环境越来越严酷，周惠年迎来了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以来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顾顺章叛变后，为了掩护特科三科副科长谭钟余，组织上要求周惠年协助谭的工作，并建立家庭，作为掩护。谭钟余也就成了周惠年的第一任丈夫。二人随后一同前往红26师并又返回上海。

　　可是，由于在上海的熟人太多，谭钟余极易暴露，难以开展工作，便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周惠年刚生下大女儿12天，不便同行。分别前，谭钟余留给周惠年一块表，说：“此次一别不知能否再相见。你若找到更合适的人，便带个口信给我说表坏了，让我知道你幸福便可以了。”而周惠年却不改对谭钟余的思念，并给大女儿起名“小余”。随后，她便带着大女儿，与人称“革命母亲”的夏娘娘（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岳母）住在一起。她们假扮婆媳，负责住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后，谭钟余得知红军已长征到达陕北，便与其他4人携带骆驼、武器、电台前往延安。途中，他在井边喝水时不慎露出腰间的枪，遭民团扣押并遭杀害，头颅还被挂在城头示众。得知丈夫的死讯，周惠年异常悲痛。谭钟余前往苏联后，她独自一人抚养孩子，还要完成各种工作，处境十分艰难。后来，经人介绍，她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李得钊结为夫妇。

　　1934年6月，中共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被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人。仅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周惠年的住所便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她有种不好的预感，忙对夏娘娘说：“阿婆，不好了！”话音刚落，特务便破门而入。周惠年急忙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特务们嚷道：“奉公安局之命，抄家来了!”说完，便涌进周惠年和夏娘娘的房间。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乱抄乱翻，把整个房间折腾个底朝天。房间衣柜里存放着一包文件，被抄了出来。特务冲周惠年吼道：“这是哪里来的？”周惠年推说是丈夫朋友放在这里的，自己不识字，只会在家带孩子和做家务。特务们最终没搜到别的东西，就把周惠年带走了。

　　周惠年被捕后，过了一个星期就开庭公审。这时，她怀着几个月的身孕，腿脚都肿得厉害，连鞋都穿不上。最终，因此案没有原告和证人出庭，法院宣判周惠年无罪，当场释放了。

　　出狱后，原来的住处显然不宜再使用，组织上决定让周惠年转移。周惠年便对房东谎称爱人在天津生病，自己要去照顾。周惠年和孩子乘坐出租汽车后又换电车，下了车再转了许多弯，终于到了另一个秘密机关。谁知不到半天就发现房东居然住在隔壁，周惠年怀疑是特务设下的圈套，暗中跟踪自己。而这个秘密机关也就因此暴露。此时，周惠年又即将分娩。组织上考虑到她行动不便，便让她再和夏娘娘住在一起。

　　同年9月，刚分娩大概20天的周惠年再度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夏娘娘和孩子。她被送到上海市公安局，又转到南京的宪兵司令部。看守多次找她谈话，称一旦自首，全家都可释放。周惠年坚称什么都不知道。恼羞成怒的敌人把她解到苏州反省院。

　　1936年9月，正在狱中煎熬的周惠年又遭遇更大打击。反省院方面通知她：在监狱的恶劣环境下，李得钊的肺病恶化，连续发高烧。监狱方面诊治时敷衍了事，误诊为疟疾，让他服了大量金鸡纳霜。李得钊最终因药不对症而去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迅速形成，中共中央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日军飞机轰炸了苏州，反省院的部分牢房被炸塌。狱方只好将周惠年等人疏散到操场上。后周惠年与夏娘娘和孩子在难友的帮助下离开。1938年，周惠年被安排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长江局工作。

　　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了在长江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黄文杰。黄文杰为了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周惠年的爱慕。不久，两人结合在一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彼此之间总是聚少离多。1938年秋，广州即将沦陷。黄文杰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广州，负责处理当地中共党组织的转移问题，并部署日后的地下斗争。到了年底，黄文杰又要转赴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长期紧张和劳累，黄文杰已非常虚弱，但依然服从组织安排，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重庆。在重庆，本已患有肺病的黄文杰又因积劳成疾而感染伤寒。加之长期躲避日军空袭，在阴冷潮湿的防空洞内待得太久，最终引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于1940年去世。周惠年则根据组织安排来到延安。在延安，她成为马列学院学员，毕业后，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此时的她，突然得知黄文杰去世的消息。这是她一生中第三次遭遇失去爱人的打击。

　　1949年后，周惠年被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干部科、秘书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97年6月7日，周惠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