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乙真为南宋揭阳首任县令吗
紫峰书院院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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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先贤孙乙公是否为南宋揭阳首任县令的话题，多年前史学界曾有过探讨，更多的文章都认为孙乙并非南宋揭阳首任县令。最近有关这一话题似乎又热闹起来，笔者将原收录于《图说岭南水城》一书的相关文章加以整理充实，以作交流探讨。
揭阳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县，后属南越国，汉元鼎六年（前111年）重回大汉版图，直至到了晋安帝义熙九年（413），揭阳才以县充郡，被改名“义安”。后来重新置县是到了宋朝，从目前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潮州府志》和《揭阳县志》得知，第一次重置是北宋宣和三年（1121）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共十二年时间。这期间应有三到四名在任县令，至于姓甚名谁包括谁为首任，目前还无从考证。对于这一置县时间，也有“宣和六年”之说。然据香港历史学家郭伟川先生考证，“宣和三年重置县”史据出自南宋学者马端临所编的《文献通考》卷三百十八《舆地考四》：“潮州，宣和三年，割海阳三乡置揭阳县。属广东南路,治海阳。领县三：海阳、潮阳、揭阳”。他认为，“马端临是南宋人，其资料最为可靠。其所编《文献通考》与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并称《三通》，是自古以来学者信奉的典籍。””第二次复置是在南宋绍兴八年（1138），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有揭阳县建制。
至于南宋恢复揭阳县建制之后的首任县令，民国以前的史料均未见定论，而后来有关这一话题的著述或文章，大多认为是京冈孙氏始祖孙乙，然而细查史籍，发现这一观点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下面先来了解几个版本的《潮州府志》和《揭阳县志》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
在明嘉靖郭春震纂修的《潮州府志》中（下称《郭府志》），宋时揭阳知县的记述，只有“宋元无考”四字（《郭府志》P76），也就是说，在宋代和元代，揭阳县令在府志中没有记载，更别谈谁是首任县令了。
到了清顺治吴颖纂修的《潮州府志》中（下称《吴府志》），“宋知揭阳县”部分即增加了“曹佚其名，绍兴己未任，赵与冈（堈），晋江人，进士，右宋所载止此，唐无考。”这一记述（《吴府志》P123）。由此可知在这一版本的府志中，记载有“曹”姓和“赵”姓两位揭阳县令，其中曹县令是在绍兴己未年，即绍兴九年（1139）任揭阳县令，赵县令则未注明任职时间。
而在清雍正陈树芝纂修的《揭阳县志》（下称《陈揭志》），有关这一内容的记载比《吴府志》多了一名县令且列在首位：“孙乙，由进士，绍兴三年癸丑任，见通志，曹公，佚其名，绍兴九年己未任。赵与冈（堈），晋江人，由进士，见府志”（《陈揭志》P212）。至此，宋时揭阳县令又多了一名县令“孙乙”。
随后于乾隆刘业勤纂修的《揭阳县志》中的相关内容（下称《刘揭志》），与《陈揭志》的记载基本相同：“绍兴，孙乙，江南高邮进士，三年任。曹某，九年任，旧志佚其名。赵与冈（堈），福建晋江进士，见府志，年分无考”（《刘揭志卷四职官》P1）。
以潮州府为行政单位纂修的最后一版府志，是民国时期由饶宗颐老先生总纂的《潮州志》（下称《饶府志》），其中《职官志》在记述宋时揭阳县令时，开头是这样记述的：“高宗绍兴，孙乙，江南高邮进士，有传。按，绍兴二年废潮阳、揭阳入海阳，旧志云'三年任’当误”。（饶宗颐《潮州志·职官志·宋揭阳》P27）
综合以上相关志书的记述可知，民国以前的志书只收录孙乙、曹某、赵与冈三位宋代揭阳县令，其中孙乙虽然到了清初的《陈揭志》才被补录，却被列在三位县令之首，但其任职时间与揭阳撤并、复置县制时间不符；而曹县令虽然在《吴府志》中没有出现，但在以后数版的志书中，都明确记载为“绍兴九年”任职揭阳县令，这一时间与揭阳县恢复建制的时间最为相近；至于赵与冈的任职时间，县、府志都没有记录，但在《揭阳历代县长考论》（孙淑彦著，2005年版）中已将其补录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进士，授揭阳县令”（史出必定有据），这与揭阳恢复建制的时间相去甚远，明显不可能是南宋首任县令。
如果说孙乙是南宋揭阳首任县令的话，那么他应该在绍兴八年（1138）到任，按当时的交通条件以及政令颁布的传递速度，即使年初皇帝便颁布政令调整相关行政区划，同时委任职官直至新官走马到任，最快也要半年的时间，那么孙乙到揭阳任职最大可能的时间是在绍兴八年的下半年，但刚刚恢复建制的揭阳县到了绍兴十年（1140）才正式在榕城“挂牌办公”，在这中间的绍兴九年又明确记载着是曹姓官员任职揭阳县令，因而孙乙不可能刚刚到任半年便由曹县令接替，然后到了绍兴十年又回来接替曹县令，并为揭阳“兴建县衙，置建儒学（学宫），开拓马路，广辟市集，迁徙民户等等，使揭阳县城初具规模。”（孙淑彦《揭阳历代县长考论》P11）这不管在时间节点还是在古代官员的任职时间要求等方面来说，都是不合常理的。
榕城孙氏家庙
此外，榕城孙氏族人为纪念其始祖孙乙公，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在榕城南窖西畔建孙氏家庙，2009年家庙重修时清理出建庙碑记，碑文如下：
窃惟有功者必有报，有志者竟成。我始祖乙公，宋名进士，为龙图阁大学士莘老公裔，绍兴间自高邮来宰是邑，卜居于京冈乡。辟草披荆，揆方定日，增式廓以裕后昆，厥功良非浅鲜。乃历年八百，未建祠宇，以广孝思报本之谓何。威每谈及此事，诸父老言，前辈不时鼓舞，往往因创造艰难，遂致中止。威闻窃不谓然，为图谋者久之。比丙戌春，长房派适以让地一事告威，契威素志。爰攀族人协力同心，共襄是举。经始以来，威直奋力持筹，选材鸠工，十阅月而成。功用告几，费心神固所不惜，威惟幸我始祖，宗功绩，隆追报，庶有以慰平生志愿云尔。
光绪戊子年阳月吉立 裔孙炳威谨识。
从碑文中“我始祖乙公，宋名进士，为龙图阁大学士莘老公裔，绍兴间自高邮来宰是邑，卜居于京冈乡。”这一段表述明显可以看出，这里只称孙乙公在“绍兴间自高邮来宰是邑”，而无明确说明是在绍兴的哪一年。这就说明，如果孙乙公确为南宋揭阳首任县令的话，作为其后裔子孙，不可能无视这一历史事实而不加明确记录。相反，正因为未能确认孙乙公的具体任职时间，才在建庙碑记这一最具说服力的家族史事中，留下如此模糊的记录。由此也不难断定，清末时尚无“孙乙为揭阳首任县令”的说法，那么这一提法应是后人所为。
因此，历史上的孙乙不可能是南宋揭阳恢复建制后的首任县令，相反，这一时期最有可能的首任县令应该是曹县令。也有专家认为，有关曹县令的史载时间，也是到了清顺治时的《潮州府志》才出现，且史料的可信度也显得乏力，不足以因为曹某的出现而作为否定孙乙作为“首任县令”的依据。笔者认为，修志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查漏补缺，清顺治《潮州府志》之所以首次出现曹某及任职时间，当时纂修者应该是在某些史籍中发现后而加以补录，毕竟修志与写考证文章是两回事，因此在志书中未加以考证说明是可以理解。
榕城孙氏家庙
孙乙不可能是南宋绍兴八年复置揭阳县时的首任县令，那么他会在什么时候任职呢？郭伟川先生在笔者拙著《图说岭南水城》一书的《序》文中，有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他认为“绍兴三年”应该是“绍兴二年”之误，笔者对此持支持态度。因为揭阳县在北宋宣和三年重置后，至绍兴二年与潮阳一起被废并入海阳县，当时的孙乙有可能是揭阳县被撤并时的当任县令，而随着县域及建制被撤并之后，他既然“无官可做”，而早又相中了京冈这个好地方，于是便在这里落籍创业，这应该是一种可能。因此，孙乙有可能是北宋复置揭阳县至南宋初这十二年间的最后一任县令，而不是南宋恢复建制后的首任揭阳县令。
笔者以上推断，只是建立在现有所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相信日后随着更多确凿可靠史料的出现，相关历史人物及史事或许还会再次修正。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修志补漏校正是一种正常现象，旧志有关揭阳县令记载缺漏的情况并不少见，后来府、县志每有修撰均有增补校正。今贤孙淑彦先生留心收集整理，毕十余年之功而集成《揭阳历代县长考论》，增补县令几十位，“同时增补简历和轶事，简评其政绩得失，前后写作时间近十年，引书数十种，既补前志的缺略，亦增添志书这一门类的可读性”（蔡启贤先生评语）。该书于2005年首版之后，孙先生仍契而不舍，“于是，平时在读书过程中，每有所得，即随手录入，或增补，或校正，所得日多，使之更趋于完善”（《揭阳历代县长考论》《前言》2005年版），后又再版，为研究及后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更为揭阳方史留下宝贵的遗产！
图/文 陈奕波
编 辑 吴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