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篇：参观浙江省博物馆（一）

昆山片玉

从平湖秋月景区沿湖边小路走到尽头右转，跨过白堤（孤山路）来到北边，但见靠墙边有一棵高大粗壮挺拔的树，是一棵有着800年高龄的樟树，枝繁叶茂。旁边就是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我走进去参观。

一进大门，正前面是一座三层楼建筑，这是博物馆的主楼，坐北朝南，虽不壮观，却很美观；楼前往东往西与长廊相连，廊下有水池，池中红红的大鲤鱼有的成群，有的三三两两地游来游去，形成了独特的“园中馆、馆中园”布局，看上去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走进馆内，是“昆山片玉”——中国古代陶瓷陈列。“昆山片玉”是一个成语，意思是昆仑山上的一块玉，原意为谦称自己只是许多优秀者当中的一个，后比喻许多美好事物中的杰出者。它出自《晋书·郤诜传》：“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浙江是瓷器的发源地和名窑辈出的地方，是制瓷技艺传播世界的起点，有众多的名品佳器。“金粉东南，山灵水秀；禹耕会稽，舜陶河滨。远古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人文始祖在这里留下了播撒文明的身影和传说。”

陈列的第一单元是“源头活水一枝独秀”。先是原始瓷。浙江在新石器时代便有发达的制瓷业，各个不同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品种丰富，实用美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成就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勾缀远古先民生活镜像的重要实物，是中华文明曙光出现前苍茫天宇中一颗颗不可或缺的闪亮星辰。上山文化是迄今为止浙江境内发掘并命名的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11400至9400年，本世纪初发现于浦江黄宅镇上山而命名。这件双耳陶罐就是上山遗址出土的，粗泥红陶，是一种储食器具，有时可作汲水之用。颈部有双系，表明可随身携带。这是大口陶盆，为上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一侧有细孔横系，不用时可穿绳挂壁或随身携带，类似今天的行军锅。另外还有平底盘等。这些陶器尽管稚拙原始，却是目前所知浙江境内最古老的陶器。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中发现了较多的稻売、稻叶痕迹，成为探索稻作起源的重要依据。其文化内涵和制陶技术被河姆渡等史前文化继承和发展。

接下来是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至7000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于杭州萧山跨湖桥，是钱塘江南岸又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这件是直口双耳罐，直口丰肩，折腹圆底，肩部置双耳，颈肩结合部饰一条绳纹。灰黑胎，外施红色陶衣，从造型判断应是一件炊具。设计合理，美观大方，体现了跨湖桥文化先民不凡的制陶技艺和审美趣味。再往前看，有敛口陶罐、陶豆、陶釜等。跨湖桥遗址除出士了大量的陶器外，还有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保存良好的独木舟的发现表明八千年前的古人已有成熟的造船和航行技术。跨湖桥文化的陶器，仍以原始的泥条盘筑法为主，但已出现慢轮修整技术，比上山文化已有显著的进步。

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是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为河姆渡遗址出土。正面刻划了一幅精美的图画：两只神鸟正奋力托起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整个画面手法夸张，构思充满想象，透露出河姆渡人神圣的原始信仰。鸟的形象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较多，表现手法具体形象，动感十足。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及舟山群岛，其年代距今7000至6000年，因以余姚河姆渡村遗址发掘最早而得名。河姆渡遗址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充分揭示了其文化内涵和重要价值，成为研究稻作农业、制陶技术以及干栏式建筑的文化宝库，在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座标式的意义。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灰陶、加砂陶和彩绘陶，均为手制，烧成温度800-930℃。在一些陶器表面刻划的动植物图案成为探讨陶器装饰和原始艺术的重要物证。

这件黑陶罐夸张的板沿上饰满了由弦纹、网格纹组成的装饰带，还镂出十个等距离的细孔，里四外六。这种形制独特、纹饰神秘的器物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还是未解之谜。这是黑陶腰沿釜，属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腹部置有较宽的腰沿，起隔火和支撑的作用，为炊煮用具，相当于现代所用的烧锅。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出灶面，腰沿呈六角飞动，并饰绳纹。

这是马家浜文化，因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分布在太湖周边的浙北与苏南一带，距今7000至6000年，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并命名，是浙江境内钱塘江北岸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时代和制陶技术与河姆渡文化相对应。所出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器很少，陶色欠纯正，不事装饰，烧制温度也不高。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主要有玉块、玉环、玉镯等装饰品，为其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这件夹砂红陶单把罐侈口、束颈、鼓腹、圆底，规整适中，圆底设计表明当罐中液体偏冷时可直接置灶上加热。这是夹砂红陶陶釜，这是猪形支座。

再往前走，是距今约6000至5300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一处史前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而命名。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是浙北太湖流域重要的文化阶段。崧泽文化时期的制陶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熟练掌握了轮制技术，使器型规整，器壁匀薄，而且对烧成火候也能把握自如，能根据需要使陶器变红或变灰。同时出现了一种灰胎黑衣陶，灰胎表面微小的孔隙为黑衣所覆盖，使器物显得光洁美丽，且具有不渗水的特点。看这件长颈陶壶，是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的，平底鼓腹，细长的颈，像天鹅高歌；上饰五组弦纹装饰带，如同五层宝塔；口部的造型和装饰与腹部相同，呈大小有别、上下呼应之势。这件形制秀雅的作品体现了古人很高的造型能力和审美眼光。还有陶鼎等。

我走到了良渚文化陈列展柜前观看。良渚文化因1936年在余杭良渚发现而得名，距今5300到4000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处非常著名的史前文化，其遗址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时期已有了成熟的犁耕农业，精美的黑陶制作和丝麻纺织以及雕琢精细的大量礼玉器，显示了中华文明曙光的出现。良渚黑陶品种丰富，形制规整，胎质细腻，色泽素雅，尤以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娴熟的轮制技术使每一件器物的制作得心应手，实用美观，给人以宁静沉穆之感。它们无疑代表了浙江史前制陶业的最高水平，同时与仰韶文化彩陶南北辉映，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两座并峙的高峰。

看这件黑陶簋，为泥质黑皮陶，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簋是一种盛食器，与鼎、豆、壶等器物组合使用。这件是黑陶双鼻壶，胎体细薄，造型轻巧雅致，一袭陶衣乌黑沉静。良渚黑陶的颜色并非表里如一，其胎土色泽多呈灰白、青灰，外表的黑色要靠罩一层陶衣的工序才能完美呈现，体现了制陶技艺的显著进步和还原焰气掌握得得心应手，代表了当时南方制陶业的最高水平。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独特、最精美、最神奇的器物，以丰富而独特的器形、神奇而精细的纹饰闻名于世。器形主要有琮、壁、钺、璜、环、三叉形饰、冠形器、锥形器等；纹饰以头戴羽冠的“神人”与瞪睛竖眼、阔嘴獠牙的“兽面”组合为主，这在中国诸多史前文化中极为罕见。玉琮为良渚文化中的典型器物，是最为重要的礼器，因其具有精美绝伦的纹饰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及巨大的艺术魅力，自古就被嗜玉者所追捧。清代的乾隆皇帝嗜玉成瘾，他对良渚玉琮更是情有独钟，曾在良渚玉琮上写道：“出幽辞子午，成器想石储。环宝汉京重，廉贞君子如。砚头沾墨雨，世外阅仙鱼。几陪清供（应缺一字），兴怀静赏余。”（乾隆将其误为汉代之物）这件玉琮，为又一镇馆之宝。从外观看上去呈方形，而里面则是圆形，且上大下小，中间有对钻的圆孔，琮体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神兽上。这种结构是良渚文化玉琮纹饰基本的特征。此件玉琮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复，是良渚文化玉琮之首，被称为“琮王”。

再往前陈列的是商周印纹陶。从狭义上讲，印纹陶指的是商周时期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印纹硬陶，成品烧结程度高，印纹繁复而美丽，曾与原始瓷同窑烧成，两者在技艺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976年在浙江安吉三官乡出土了青铜鼎和青铜觚，它们是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江南地区特有的印纹硬陶，它们的一些造型和纹饰与北方地区盛行的青铜器有不少类似的地方，标明在上古时期，我国南北方就存在着沟通和融合。这件西周印纹硬陶曲折纹罐与普通陶罐之圆弧腹有别，此罐在腹部的折腰处理，平添了不凡的阳刚之气，并以折腹为界，上腹拍印较为罕见的曲折纹，下腹为常见的蒲纹。同时又在器腹堆贴四条凸棱，好像青铜器的扉棱，虽属粗土凡胎，却有高贵庄严之相。这件是战国印纹硬陶大罐，上面的斜向网格状印纹非常清晰；另一件是战国印纹硬陶船形壶，两头上翘似船，旁边有一伸出的圆孔。

前面展示的是陶器，接下来的展柜展示的是原始瓷。原始瓷窑遗址在浙江境内有大量发现，主要集中在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和以萧山为中心的浦阳江流域。原始瓷产品种类丰富，包罗万象，日常生活器具数量最多，精美实用；还有一些模仿青铜器的礼乐类产品和兵器、农具等。这件西周敞口罐是衢县出土的。肩部等距置三个双泥条半环形横耳，每耳两侧各贴两个小泥饼，器表通体拍印方格纹。北方出土的原始瓷比较少，而浙江全省各地都有原始瓷出土，数量极多。再看这件春秋水波纹罐，为长兴出土。在其肩部刻划着细密的水波纹，内壁可见明显的螺旋纹。由于转轮技术的应用，这时的器型开始显得规整匀称，胎体厚薄均匀，器物的内底和内壁往往可见密集的螺旋纹。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原始瓷技艺日益精湛，越国创烧了具有自身特征的礼乐器，这些礼乐器类型丰富，制作精良，从而使原始瓷走向辉煌。那些能工巧匠不仅制作了精美逼真的礼乐器，还生产了与青铜兵器和农具惟妙惟肖的剑、矛、镰、锛等器物，虽然不实用，但却可以用来作为依仗用具和随葬品。

西汉建立后，以关中为中心的集权帝国对江南经济文化采取鄙夷的态度，从而使盛极一时的越国原始瓷生产遭受重创跌入低谷。这时的原始瓷生产规模萎缩，质量下降，已经看不到与过去原始瓷工艺传承的痕迹，却有明显的楚文化和汉文化的烙印。这件是西汉原始瓷锺，另一件是瓷钫，都是盛酒器，它们的出现迅速代替了以前所用的青铜器及漆器酒具。西汉中期以后，流行凸弦纹装饰，间以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云气线条柔和流畅，其间往往配以神兽飞鸟，生动优美。这件器物是西汉原始瓷兽耳人面纹瓿，形体矮胖丰满，肩部两个兽形耳，面印一着胄武士像，手持宝剑；另两侧对称刻圆珠纹玉璧，上缠人头纹绶带；弧形盖，三小鸟形钮，饰弦纹并间以圆珠纹。器身施半截釉，质地坚硬，是原始瓷向瓷器发展的过渡产品。再一件是西汉原始瓷壶，是模仿的当时的青铜壶。其肩部的变形凤鸟纹线条流畅，简约抽象，极具写意地刻划出凤鸟的头部、眼睛和嘴，使主体纹样具有超现实的意蕴。

到东汉中晚期，中央集权削弱，地方经济文化得到复兴，浙江固有的原始青瓷生产不仅回复到往昔水平，而且由于改进龙窑结构提高烧成温度等生产工艺而取得了质的飞跃，从而烧制出了真正的瓷器。浙北及浙东南地区多处东汉青瓷窑址的发现，表明浙江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看看这些，都是东汉的瓷器，有青瓷印纹罐、青瓷双系罐、青瓷锺、青瓷五管瓶等。这件比较特别的是东汉黑釉人物龙虎瓶，此器物长颈鼓腹大平底，造型挺秀而稳重，为后世瓶类器物奠定了基础。其颈肩部堆塑的纹饰丰富而瑰奇，龙与虎分别被驯兽人牵引鞭策，匍匐温驯；另有灵猴兽头、仙鹤飞鸟，布局错落，形神兼备，为成熟期黑釉之精品佳作。

走上二楼，是第二单元“名窑辈出枝繁叶茂”。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瓯窑、德清窑、婺州窑，可谓名窑迭出，缥瓷、秘色瓷、粉青、梅子青，还有紫口铁足，金丝铁线，真是佳品纷呈。不论是普通简陋的厨房饭堂、茶楼酒肆，还是高雅庄严的香闺书斋、佛殿皇宫，都有浙江古代青瓷从容娴雅的身影，它们上供帝王，下惠百姓，辅茶道，佐香事，慕诗客，爱僧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

先来欣赏越窑的青瓷器。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将六朝青瓷及商周原始瓷都列入了越窑范畴。魏晋时期，青瓷盛行在器物的表面用模印的斜方格纹、水波纹、联珠纹、花蕊纹等各种图案组成纹样带，具有较强的装饰风格。这件是西晋越窑青瓷熏炉，造型比较简单，上腹部镂四排圆孔，用于通风出香，体现了当时越窑青瓷特有的装饰风格。“器泽陶简，出自东隅”，语出西晋杜育《荈赋》，是文人雅士首次从饮茶器皿的角度对当时浙江制瓷业的记载和肯定。西晋潘岳《笙赋》中有“披黄袍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句，赞美雅洁的越窑青瓷是上好的酒具，也是“瓷”最早的文献记载。看这件西晋越窑青瓷狮形器，是一种陈设器具或作插具。狮作伏卧状，背负管形插口，昂首挺胸，龇牙咧嘴，颈披鬃毛，腹刻飞羽，后贴一花叶形尾，刻划精细，集实用与观赏性为一体。狮子主要分布于非洲和西亚，此件器物表明当时中国与西域的交流已很密切，并将狮子奉为祥瑞的动物。再看这两件，都是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堆塑罐又名魂瓶、谷仓，是三国两晋时期常见的器形，为随葬的明器。它是由东汉时的五管瓶演变而来，上面多堆塑亭台楼阁、千姿百态的胡人和飞鸟走兽等，为了解当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风俗提供了资料。这两件堆塑除常见的多种楼阁、人物、鸟兽外，还模印贴饰了佛像，是研究当时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文物资料。

这一件是南朝越窑青瓷莲瓣纹龙柄鸡首壶。南朝的鸡首壶除了器身变高外，柄成了龙头形，还出现了双龙头双鸡头的造型，而肩部的系也由牛鼻形演变成桥形，肩腹部则刻划莲瓣纹，越窑青瓷上的莲瓣纹最早出现在东晋晚期，南北朝时盛行全国。主要装饰在碗、盘、碟等圆器的内外壁，或尊、瓶、壶等立件的颈腹部。不见枝叶，只有盛开的花朵。佛生莲花，这时的莲瓣纹传递的是佛教的精义，也是佛教地位尊隆深入人心的体现。

唐宋是越窑的鼎盛时期，从中晚唐一直延续到宋代，其主要窑场在慈溪上林湖、上虞寺前一带。这时的越窑不仅生产规模大，生产性质也趋多样化，有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之别，而且每一朝代，均有为官府乃至皇室宫廷生产贡瓷的窑口，它们的产品工艺精绝，如脍炙人口的秘色瓷乃时代的巅峰之作，堪称风华绝代。南宋中期前后，随着杭州南宋官窑的设立和浙南山区龙泉窑的迅速崛起，风光无限的越窑华丽转身，走进历史。

看这件器物，造型极为独特，修长的瓶体，圆口直径，下腹光素，而上腹呈三层台式，每层对塑四只像黄牛一样的尖角，共有十二只，昂扬犀利，它是唐越窑青瓷多角瓶，是特定时期为满足随葬需要而生产的随葬明器。

墙上有一幅古画，是唐朝时的《会茗图》，描绘的是宫廷仕女娱乐茗饮的情景。10名仕女坐于一长桌四周，桌上置一大茶海，茶海中有一长炳茶勺，一女正操勺舀茶汤于自己茶碗内，有的正在品茗，也有的在弹琴、吹萧；旁边立有二名侍女，其中一人轻敲牙板，为她们打着节拍；桌底下一只小狗蜷卧着，似乎在倾听着那美妙的音乐。这些仕女神态生动逼真，描绘细腻。画的右边是唐朝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的一段文字：“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窑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

另一个地方还挂着一幅摄影，是慈溪上林湖风光，右边配有一首诗，是北宋谢景初的《观上林垍器》：“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栽一二占。里中售高价，斗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有厌。”原诗最后应该还有两句是“鄙事圣犹能，今予乃亲觇”。上林湖依偎于群山怀抱中，湖岸曲折多姿，湖面碧波荡漾，湖的四周山势峻峭、果木丰盛，是我国越窑青瓷发祥地和著名产地之一。上林湖一带烧制青瓷的历史悠久，可溯至东汉晚期，经两晋、隋唐直至北宋，有千余年之久，从未间断。上林湖越窑青瓷深受世界各国的钟爱，唐宋以来，通过明州(宁波)港，远销朝鲜、日本及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印度、伊朗、埃及和日本等国，都有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遗物出土，成为古代宁波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信使。

再来看龙泉窑的瓷器。元代中期以后，中外交通的便利，多元文化的融合，特別是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龙泉窑的生产规模迅速发展扩大，其产品沿瓯江运抵明州、温州等通商口岸，再销往亚、非、欧等五十多个国家与地区。1975年，在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上打捞出两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就占了一万多件，足以反映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惊人数量，以至于在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几乎都能看到龙泉窑青瓷。这件南宋龙泉窑琮式瓶仿史前良渚文化玉琮的造型，端庄古雅，是宋代崇古复古的体现。此器胎骨紫黑，多次上釉，色泽介于米黄和月白之间，温润失透，酷似良渚文化玉琮的鸡骨白现象。表明南宋时就有良渚文化玉琮出土并进入宫廷收藏。这是弦纹带盖梅瓶，这两件是元代龙泉窑青瓷牡丹纹环耳瓶和道士像。这件是明朝龙泉窑青瓷缠枝花卉纹罐，其造型浑圆古朴，口下饰一圈小花瓣纹，外壁中腹饰缠枝牡丹纹，颈部辅饰莲瓣纹，布局得体，线条流畅，青釉釉质纯净温润，给人以雍容华贵之美感。这种造型的罐往往配有荷叶形的盖子，俗称荷叶盖罐。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就已经生产这种型制的罐，以后历代均有制作，只是稍有变通。这件明初龙泉官窑青瓷执壶是永乐宣德时期专为宫廷烧制的御用器具，造型规整，制作精良，尽显皇家气派，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明清宫廷传世作品。

再往前，是其它窑烧制的一些瓷器，有东晋瓯窑的点彩鸡首壶、东晋德清窑黑釉熏炉、唐婺州窑四系罂、北宋婺州窑青瓷堆塑罐、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槌瓶和粉青釉洗等等。

走上三楼，欣赏第三单元“春风化雨异彩纷呈”。先来看一下莹洁的白瓷。“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这首唐诗反映的是当时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南北平分天下的局面，世称南青北白。白瓷最早创烧于东汉之前，唐代邢窑为灰白瓷，到北宋定取代邢，白瓷在烧制上精益求精，影响不断扩大。白瓷的巅峰瓷为北宋的汝窑，色卵白，莹润，其皇宫御用瓷的白净度是一般白瓷的100倍，十分珍贵，人们曾经这样赞誉过它工艺失传的珍贵度：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有汝窑一片。对它的白净度，国外认为它是“中国白”的唯一代表，就是现代最白的白瓷也没有超过它。

南方地区未发观唐代白瓷窑址，五代时期，白瓷生产仍以北方为主，但却在晚唐、五代墓中多次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如这一组唐定窑花口“官”款盘，是1978年临安钱宽（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之父）墓出土的。同时出土的此类白盘十件，均在外底刻“官”款，另外还有二只碗、一个海棠杯、一个腰形盘、一把执壶，共计十五件精细白瓷器，是晚唐白瓷生产中最高技艺的代表作品。这件是北宋定窑印花双凤纹盘，五瓣花口，包铜釦一周，盘内底印两只对飞的凤鸟，穿行于莲叶荷花丛中。盘内壁压印窄长莲瓣纹。通体施乳白釉，制作精细，画面充满动感。这些表明早在唐代晚期白瓷已获南方上层社会的青睐。

景德镇五代窑址是南方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白瓷产地，景德镇枢府器卵白釉的烧制成功对明代白瓷的成就有很大作用，明永乐时期的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但由于青花瓷器和斗彩、五彩瓷的盛行，纯素白瓷的制作已渐趋低落。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白瓷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其特征为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甜白釉有“猪油色”“象牙白”之称，享有“中国白”的美誉。这件透雕牡丹纹笔筒就是明德化窑的，全器施乳白色釉，制作细致，透雕手法娴熟。这是清德化窑的文昌帝君像，文昌帝君居中端坐，峨冠博带，神态矜持；左右协侍为文曲星和魁星，座前还有二童子一卧马伺候。文昌帝君主宰人间功名文运，是古代读书人供奉膜拜的神祇。这两件都是清德化窑的白瓷观音像。瓷塑是纯粹的艺术品，这尊呈自在坐姿的观音娘娘体态丰满优雅，眉宇间所呈现的那份淡定娴静，已不是高高在上的菩萨，俨然是端庄温雅的女子，让人顿生倾慕之心。

再来欣赏沉静单色釉瓷。单色釉或称色釉，它的渊源十分古老，在宋元以前已有青、黑、白三种基本色调，其装饰效果单调，还不能称为单色釉瓷，随着技艺的改进，当红、蓝、黄、绿等颜色釉成功烧成后，才使单色釉瓷的魅力华美的呈现出来。在明清瓷器中，单色釉瓷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品种，是纯粹的釉装饰瓷，均需二次入窑烧成，有高温低温之分。单色釉中以祭红、祭蓝较为多见，呈色却很不稳定。黄色是富贵之色，皇权的象征，景德镇御窑厂在黄色釉瓷的生产上十分重视。这些作品典雅沉静，不仅是瓷艺精进的产物，也是中国陶瓷审美不断升华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展出的瓷器我所拍到的有明嘉靖祭蓝釉深腹碗、明嘉靖官窑鸡油黄釉碗、清康熙豇豆红釉大碗、清乾隆官窑祭红釉盘、清乾隆官窑汝釉圆笔洗、清雍正“敬畏堂制”款祭蓝盘、清雍正官窑柠檬黄釉碗一对、清嘉庆官窑炉钧釉长颈瓶、清道光“浩然堂”款蓝釉刻灵芝云纹印泥盒等。黄色为高贵之色，也是皇权的象征，明清两代都刻意追求，但这种技术很难掌握，是单色釉中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个品种，因此出现呈色不同的产品和中途技术失传的情况。而柠檬黄为其中最名贵的品种，由此也体现了雍正官窑卓绝的瓷艺。

接下来欣赏的是青花瓷。青花瓷在元代横空出世，深受人们的喜爱。青花瓷是以钴为着色剂的釉下彩装饰瓷，洁白的釉面下映现出兰色的花纹，幽静娴雅，成为明清以来瓷器王国的主导品种。这种主导地位，不仅在于纯青花为饰的品种数量众多，延续久远，还在于其它彩饰瓷器大多离不开青花装饰的铺垫和衬托，故而有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等，而斗彩以青花为轮廓线，粉彩以青花为辅助底纹，即使是一些颜色釉品种，也需要青花在器底书写款识。看这件，是明空白期青花人物纹梅瓶。空白期是明代瓷器鉴赏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具体指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于“土木堡之变”，盛极一时的景德镇瓷窑厂也坠入低谷，直到成化时才重获生机，人们习惯上把介于正统和成化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空白期。这件清乾隆官窑青花缠枝莲纹赏瓶外底有“大清乾隆年制”青花三行六字楷书款。赏瓶这种器物最早出现在雍正朝，是皇帝为了赏赐有功之臣而专门颁样给御窑厂烧制的，故而刚出现时形制稳定，丰腴挺秀，亭亭玉立。其后各朝均有生产，虽有变异，但其基本造型始终不变，成为雅俗共赏的一款陈设佳器。

这件清道光官窑青花云鹤纹四方花盆外底有“慎德堂制”矾红双行楷书堂名款，这款瓷器是景德镇御窑厂为道光皇帝烧制的一种瓷器。慎德堂是道光帝设在圆明园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再来欣赏绚烂的彩瓷。到了明代，匠师们将釉下青花与釉上彩两种装饰相结合，创造出了斗彩、五彩等品种，从而使中国瓷器出现了绚烂的画面。这是清光绪官窑粉彩描金龙凤八吉祥纹赏瓶，看上去非常华美。这是清嘉庆粉彩芝仙祝寿携琴访友砚屏，由插屏、边框、插座三部分组成，边框和插座青花饰万字荷花和双龙捧寿纹，插屏两面兼工，一面粉彩绘水仙、天竹、灵芝等花卉，寓意芝仙祝寿；一面浅绛彩绘山水人物，画面气势开阔，意境高妙，四位高士点缀其间，所谓携琴访友也。

这套三件一大二小黄地绿彩龙纹碗尽显尊贵之气，内底绿彩“寿”字，外底为“大清乾隆年制”青花三行六字楷书款。黄地绿彩是明清官窑标准品种之一，明代已创烧，到清乾隆时流行。是以黄釉为地，釉下暗刻纹饰，其上复施绿彩，黄绿相间，华丽高贵。除圈足外，通体施黄釉，胎壁轻薄，色泽纯正；圈足内白釉泛青。器外壁绘绿彩双龙戏珠纹。再看这件，体型高大，它是清康熙仿成化斗彩庭院人物觚式尊，外底“大明成化年制”青花双圈双行瘦金体款。斗彩亦称逗彩，是瓷器彩装饰的一个重要品种。明代成化官窑斗彩是脸炙人口的绝代佳品。其烧成工艺是先用青花勾勒出要描绘图像的轮廓，高温烧成后再在轮廓内填涂相应的釉上彩绘，并再一次入窑低温烧成。斗彩瓷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互映衬，争奇斗妍，融清雅与艳美于一体，深受人们喜爱。然因其工艺难度大，成功的作品不多。

这对五彩松鼠葡萄纹盏是明嘉靖官窑出产的，内底“茶”青花双圈楷书款，外底“金籙大醮坛用”青花双圈双行楷书款。金籙是道教的专用术语，指天帝诏书和道场的名称等。唐陆龟蒙《王先辈草堂》诗:“金籙渐加新品秩，玉皇偏赐羽衣赏。”又唐皇甫冉《宿洞灵观》诗:“明日开金籙，焚香更沐兰。”明嘉靖帝入继大统后，崇信道教，在宫廷设醮坛，相关器具由御窑厂精心打造。这对茶盏即为重要物证。

展厅的每层都设有3D触摸屏，参观者可全方位地了解展品。人们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展厅结合大量实物的陈列，讲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陶瓷从一枝独秀到枝繁叶茂、百花齐放的发展历程，让人们了解了浙江古代陶瓷生产的悠久历史。丰富的陶瓷文物生动地展示了浙江古代陶瓷工艺成就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浙江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