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译丨Yes, (Prime) Minister 相关内容
作者：Jonathan Lynn 翻译：Aaron
前不久翻译了《是，大臣/首相》三位主演自传中的相关章节，虽然很吸引人，但总觉得缺点什么。我曾以为能根据他们三人的回忆还原整部剧的全因后果，但仔细读过之后发现他们的回忆是碎片化的、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满足剧迷的八卦心理，却难以拼出一幅全景图。在英国喜剧行业，剧组的核心的不是演员，而是编剧。我非常想知道两位编剧大神是如何创作出这样一部永不过时的经典的。前几天在Goodreads上搜索两位编剧的作品，发现了Jonathan Lynn的《Comedy Rules: From the Cambridge Footlights to Yes, Prime Minister》，立马下单了。不过不要被书名骗了，这本书不是教读者怎么写喜剧的，而是Jonathan的自传，其中穿插了他总结的喜剧的一些规律和感悟，以粗体编号表示。关于脚灯社（Footlights）的相关内容，请见友邻@英恩 的作品来说说剑桥著名的戏剧社Footlights
Jonathan在书中透露了非常多的关于YPM的台前幕后，篇幅和干货量远远多于三位主演，从书中我知道了这部剧能完成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很多波折和困难，甚至几次差点半途而废。作者在正文里旁征博引，明喻暗喻随处可见，而翻译多多少少都会有语义流失，我的渣文笔让本就有所失色的原著更难以阅读，因此有的地方我会加上注释or/and附上原文，便于读者理解。
本篇翻译获得了Jonathan Lynn巨巨的许可，仅用于非商业目的。
（前文说的是他加入了剑桥脚灯社）
我接受了剑桥的工作一年半之后，又想动笔了，但脑子里没东西。尽管我对Tony（即Antony Jay）的主意还远没有那么上心，还是想起来了，我打电话给他。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想法，拍一部关于公务员的喜剧。”
“记得。”
“眼下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他开心地说，“你现在又感兴趣了？”
我们碰头的时候，他跟我提起了之前忘了的一件事。那时候他还是《Tonight》的编辑，而我还在剑桥。1962年，影子内阁的内政部发言人是工党议员Frank Soskice。他发起反对死刑的运动，最终在1969年英国取消了死刑。当时有个影响恶劣的案子，嫌疑人Timothy Evans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被绞死。Ludovic Kennedy根据此案写了本书《Ten Rillington Place》，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Richard Attenborough主演。Frank Soskice、Ludovic Kennedy和议员Sidney Silverman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为Timothy Evans死后平反。他们在两年里收集了250万个签名，交给内政大臣。
有意思的来了：当时1964年大选已经结束，工党胜利。Franck Soskice本人被任命为内政大臣，人们把他自己发起的请愿呈递给他时，他竟然拒绝了！就像Will Rogers说的：
83. 当整个政府都为你工作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幽默大师。
当时我和Tony还不认识，但这件事让我们俩都很惊讶，这是我们读过的最黑色的幽默和最诡异的故事。[1] 我当时没往深了想，但托尼思考了，他好奇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如此彻底地扭转想法，拒绝自己发起的请愿。一个人进入政府之后就会发生这种奇怪的转变，他/她不可抗拒地拒绝自己曾为之抗争的权利。Tony认为一定和公务员有关：大臣的政策和部门的政策不是一回事。
正是这个原因，执政党在野的时候承诺让信息更自由，但上了台却从未实现过：诀窍是打着放宽限制的幌子收紧限制。Tony称之为“逆相关法则”（the Law of Inverse Relevance），就是说，你越是不想做的事就越是不断地谈论它。
在《是，大臣》之前，所有以公务员为主题的喜剧都把他们描绘成一群无聊的人，戴着圆顶礼帽，茶不离手。Lord Annan是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Broadcasting的主席，Tony曾在委员会里供职。他曾参与起草Annan报告的部分内容，和一些高级公务员共事过，深知公务员的大众形象是假的。Tony在某种程度上算建制派，我不是，但他还有局外人的视野。
84. 作为局外人是有用的。
错误的阶级、错误的文化、错误的种族背景、错误的宗教、错误的颜色，亦或错误的性向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看到虚伪、谎言、欺骗，从而看到喜剧。
举例来说，近年来很多美国的著名喜剧演员——Jim Carry, Dan Aykrody, John Candy, Michael J. Fox, Phil Hartman, Mike Myers——都不是美国人，他们是加拿大人。
Tony的母亲是如假包换的英国人，很多人以为他和一些政客是亲戚（比如Douglas Jay和Peter Jay），但他父亲Ernest Jay来自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是个演员，最著名的角色是BBC家庭频道的节目《Larry the Lamb in Toytown》里的腊肠犬。我小时候特别爱听。Tony一只脚踏进建制派，另一只站在外面。他既是保守派，也是打破传统的人，喜欢对几乎任何事情开玩笑。
至于我，从小在巴斯长大，那儿没有犹太团体。我上的是Kingswood School，这所学校是约翰·卫斯理给神职人员的儿子提供教育的地方，我是全校400个男生里唯一的犹太人。如果你想要个局外人，这是个不错的地方。
我和Tony是1977年下半年开始写这部剧。哈罗德·威尔逊已经不是首相了，Tony开始研读我们最好的素材库：Richard Crossman的日记。[2]他在1974年去世后，留下了三卷《内阁大臣日记》，时间涵盖他任职的1964年到1970年。这部日记尽管遭到了政府在法律层面的百般阻挠，还是出版了。
不难看出如此费劲的原因。日记揭示了公务员才是真正管理国家的人，以及怎么管理的。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被桌子上的一大摞信唬住了，他的私人秘书告诉他如果不想亲自回复，只需把这些信放到“已处理文件盒”里，公务员自会处理。确实如此，在日记的第一页就提到，每当公务员说“是，大臣”的时候，他们实际的意思是“不，大臣”。Tony觉得用《是，大臣》作为剧名特别合适且带有讽刺意味。
这部剧是拍给全国的老百姓看的，而不是给白厅的3000名公务员和几百名现任和卸任大臣看的，他们对这些早已了如指掌，Crossman的日记让《是，大臣》成为可能。
我们打算试试，看能否把这么庞大的主题压缩成30分钟一集的情景喜剧。我们俩都没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但我们各自都有一个作为起点的朋友可以咨询。Tony安排Marcia Falkender女男爵和我们聊聊。他和Marcia是在《A Prime Minister on Prime Ministers》系列片里认识的，这是一档12集的访谈节目，David Frost请哈罗德·威尔逊谈谈对12名前首相的看法，每集一个小时。我的贵人是Nelson Polsby，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和政府事务研究院院长。有人可能觉得他不太可能是消息来源，他当时还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客座教授。[3]他是个博学多才的局外人和敏锐的观察家，对英国政治和政府有深刻的洞见。他随后又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成了我们的另一个主要的消息来源，他就是Bernard Donoughue。[4]（译者注：Bernard Donoughue出版了多部著作，《Downing Street Diaries》、《The Heat of The Kitchen》、《Herbert Morrison: Portrait of a Politician》等。）
Marcia受封爵位之前叫Marcia Williams，她早在威尔逊成为工党党首之前就是他的政治秘书了（译者注：她的爵位是Baroness Falkender，她也写过政治回忆录《Inside Number 10》、《Downing Street in perspective》）。Bernard Donoughue在1974-1976年威尔逊时期是首席政策顾问和首相府政策组组长，詹姆斯·卡拉汉成为首相后他仍然担任这两个职位。Marcia和Bernard都深谙唐宁街的政治内斗，也就是《是，大臣》主要表现的。我们从来没让他们俩一起出现过，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咨询了另一方（尽管他们肯定知道），因为他们俩在唐宁街10号共事过，彼此之间有很深的厌恶和不信任。[5]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缩小戏剧性的范围，同时不失去戏剧性的真实。我们虚构了一个行政事务部，这样大臣就可以参与所有和行政、官僚有关的活动。此外，作为一个可笑的毫无用处的官僚机构，这个负责其他行政人员的行政部本身就把我们逗笑了。
这个部门的高级公务员数量在试播集里由汉弗莱概括了，就在大臣刚刚上任之后不久。
汉弗莱：“简单地说，我是常务次官，通常叫做常任秘书。这个伍利是您的首席私人秘书。我也有一个首席私人秘书，他就是常任秘书的首席私人秘书。直接向我负责的有10个副秘书长、87个副秘书和219个助理秘书长。直接向首席私人秘书负责的是普通私人秘书。首相会任命两名政务次官，您也要任命自己的私人政务次官。”
哈克：（笑）“他们都会打字吗？”
汉弗莱：“大臣，我们都不会打字，麦凯夫人打字，她是您的秘书。”
显然，这么多人不能都放在每周才播一集的电视剧里。
85. 戏剧性的事实和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并不一样。
我们觉得可以把范围缩小到三个人，从而保留基本事实。这富有戏剧性的三角关系由大臣、常任秘书和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组成，后者往往徘徊于大臣和常任秘书之间，又同时对两个人负责。
哈克：“伯纳德，如果我和汉弗莱发生冲突，你站在哪边？”
伯纳德圆滑又不失诚意地回答：“我的职责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很久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遇到了一个久经检验效果良好的喜剧模式：主弱仆强，类似的还有Jeeves & Wooster、《The Admirable Crichton》和《The Servant of Two Masters》。
我们把写好的大纲交给BBC电视部喜剧总监James Gilbert。当时设定的大臣叫Gerry Hacker。当时Hacker还没有“电脑黑客”的意思。我选定这个名字仅仅是因为想到一个失落又绝望的政客的形象，不顾一切地在白厅的灌木丛里砍出一条路（hacking his way through the undergrowth of the Whitehall jungle）。常任秘书汉弗莱·阿普比的名字来自Humphrey Barclay，一个出身上流阶层的古典学者，而且在我看来也有类似的政治技能；阿普比没有出处，但好像挺有英式田园风格。博纳德·伍利这个名字不需要解释。Tony并不太在意我们给角色们起什么名字。
Gilbert喜欢这个想法，承诺给我们一个试播集。我们决定把最根本的问题方在第一集里：政府公开。现在流行的说法叫“透明度”。在汉弗莱爵士看来，“政府公开”这个词是矛盾的，你要么公开，要么弄个政府。但哈克的党派（剧中从未指明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刚刚赢得大选，其中一个政治纲领就是政府公开。汉弗莱得想办法让哈克陷入公开过度的危险境地，从而让这个纲领失效。
86. 这种可怕的困境往往表现为害怕暴露自己——怕别人知道自己做的和自己真正想要的。
这对汉弗莱不是难事。能威胁到大臣的因素多了去了，尽管它们的形式多种多样，归根结底只有两种：负面宣传，随之而来的民意测验下降；害怕丢工作，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首相的青睐。前者往往导致后者。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你丢掉内阁的差事：第一，过于高调；第二，过于低调。“予也首相，夺也首相，同心颂扬首相圣名。”我们早就说过，每次汉弗莱祝贺吉姆的勇敢，吉姆就知道他的事业岌岌可危了。阿诺德爵士是这么解释的：“争议只会让你失去部分选票，魄力会让你输掉整个大选。”根据此说，公开政府的内幕就属于有魄力。
几年之后，官方确认了这种公务员伎俩，时任内阁秘书的Sir Robert Armstrong在接受公开质询时承认“隐瞒部分事实”（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汉弗莱式的巧妙委婉用语。汉弗莱是这样说的：“民主国家的公民和他们选举出的代表有不知情的权利。知情意味着共谋和内疚，而不知情还留了点尊严。”布什和布莱尔荒谬地试图让我们这么想，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假情报”。
剧中说，我们选举的领导人不会封禁事实，他们只是经民主程序决定不公布。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最好的动机，即安全原因，这是由来已久的政府程序。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诗人、哲学家、公务员，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这么说：“保守秘密的人必须保守他有秘密这样的一个秘密。”所有政府都有这样一个指导原则：“如果没人知道你做什么，也就没人知道你有什么做错了。”
我们写完“政府公开”，BBC的喜剧总监已经换成了John Howard Davis，他也喜欢这部剧。我们开始讨论演员人选。我和Tony都希望保罗·爱丁顿来演哈克，奈杰尔·霍桑扮演汉弗莱爵士。我们都觉得是自己先想到奈杰尔的。我们都看过他演的舞台剧《Privates on Parade》和《Otherwise Engaged》，他还在一部关于爱德华八世退位的电视剧里扮演Sir Walter Monckton。我们都觉得他完美契合汉弗莱这个角色。我十几岁的时候在布里斯托老维克剧院看过保罗演的《The Apple Cart》，后来又在伦敦西区剧院看过《The Tenth Man》和好多其他的。Tony特别喜欢他在《The Good Life》中的表演，我在剧中也客串了一个星期，对他有了一点了解。我们开会的时候提议，保罗可以演哈克或汉弗莱，John表示同意，随后提议让奈杰尔演汉弗莱，我们表示同意。会议结束。这是我职业生涯以来最轻松的演员分配会议。
现在我们必须得联系到人。首先我们把哈克的名字从Gerry改成Jim，因为John提醒我们保罗在《The Good Life》里的角色就叫Gerry。我们把剧本寄给他们俩，他们都表示喜欢，但都谨慎地表示不会只看了一集的剧本就接下整部剧。他们得多看几集以了解剧情走向。潜台词是：“我们怎么知道安东尼和乔纳森能写出不止一集，还是这种高质量的。”没毛病，BBC又让我们写了一集。我们写好了，他们说不错，还让我们写。我俩就这样写了四集。他们看完第四集表示还想再看看，Tony和我不能忍了。“不写了，四集足够了，你们得拿主意了，演还是不演。”他们同意来演试播集。
然而在签约之前，保罗给我打电话。我其实不怎么了解他。他说他想演汉弗莱。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定了奈杰尔，而且Tony和我都觉得他是吉姆·哈克的最佳人选。我接着指出，大臣是这部剧的主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对话让他越来越痛苦，因为他早就觉得汉弗莱才是全剧最好的角色。奈杰尔赢了四次BAFTA最佳喜剧表演奖，保罗也被提名了四次，却每每失之交臂。这对保罗是极大的不公，他的吉姆·哈克无与伦比。不过，作为演员都知道，你不可能不靠角色就获奖。有时候其实是扮演的角色为你赢得了荣誉。
伯纳德·伍利的选角工作更加困难。我一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也能演，想想还是决定把剑桥剧院公司（Cambridge Theatre Company）的委托放在第一位。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好像很蠢，不过我在自己写的电视剧《My Brother’s Keeper》里并没有尽最大努力去演，所以还是专注写作吧。这不是全职工作，只需要再写三集。很多演员都不想演伯纳德，他们觉得这个角色不够好。这是很常见的：所有“著名”的意大利裔美国女演员都婉拒了《My Cousin Vinny》里Lisa的角色因为她们觉得“不够好”。我选定了没什么名气的Marisa Tomei，她拿了奥斯卡。谨记：
87. 仅仅因为很多经纪人和演员觉得角色“不够好”而拒演，并不意味着真的不够好。
有天晚上我在Holloway Prison参加晚宴，到场的还有行长夫妇和德雷克·福兹。平易近人的德雷克对观众极具吸引力。第二天我推荐了他，我们就定下了伯纳德。他喜欢这个角色：他会读剧本。
终于可以拍摄试播集了。BBC请来了《On the Buses》的导演兼制片人，这让我有点担心。我们在星期一通读了剧本，那天堵车。星期三，Tony正在Video Arts忙，我一个人去看排练。剧本居然被改了，我都惊呆了。当时，保罗正在演一个烂俗“情景喜剧”场景，当时他正在为挑选办公室沙发的面料而大发雷霆。表演结束后他们看着我，希望得到首肯。可惜Tony当时不在场，如果在的话肯定会支持我。我没有拐弯抹角，直言这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按原剧本演。
“这个新版很好笑。”导演说。
我说：“我不觉得，这会拉低全剧的水准。吉姆·哈克不会在上任的第一天操心这种事。我们写的版本更好，也更幽默。”
导演怀疑地看着我。他略带傲慢地说；“这个好（clever）。”（有趣的是，英语中常用clever表示某种轻蔑，所以说人“聪明过头”（too clever by half）是骂人。）“这个特别好，星期天还会有观众过来，我们需要笑声。”
“按剧本拍笑声会更多。”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尽管心怀的是希望而不是确定性。
“不会很多。”他说。
我说：“我不同意”。我表面上平静，其实心跳的很快。“听着，这个剧本是BBC买下的，也是保罗和奈杰尔签约的，更是你同意导演的。我们不同意你做的更改。如果你坚持要拍，星期天晚上就不演了。Tony和我会叫停，我们今天就叫来经纪人，不拍了。”我不清楚我的合同地位，也没有理由去猜测我有法律依据，我只能吓唬他。
我威胁他之后有个短暂的停顿，保罗说：“我觉得如果乔纳森这么强烈坚持，我们应该按他写的拍。”奈杰尔也同意。他们又开始按照原剧本排练。直到他们大致做对了我才离开。导演不开心。我立刻给Tony打电话，他说我做的对，正如我希望的那样。
88. 打定了主意再下最后通牒。
这条法则对你人生的任何方面都有好处。
这件事里我为什么要承担风险？我被说服了，或者是说服了自己（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背离了《My Brother’s Keeper》的初衷，我接受了这个教训。我曾经放弃过写喜剧，不想重蹈覆辙。我真的不想做《是，大臣》，除非它会不同于以往的作品。我和Tony对这部剧其实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相反，我们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在BBC 2台播出6-7集。也许正是期望值较低，我们才不愿意妥协，也不想说服观众。Tony喜欢引用《曼彻斯特卫报》的首任编辑C. P. Scott的话：“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商，但也不要高估他们的信息。”[6]
89. 如果剧本已经包含了必要的信息，观众就有足够的智慧理解各种术语。
星期天我们录制节目。我当时就说过，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会让观众笑，我们也确实没有料到当晚演播室里的观众会哄堂大笑。John Howard Davis马上又委托我们再写三集，让第一季凑够7集。然后我们就等啊等……
“不满的冬天”（译者注：Winter of Discontent指的是1978-1979年的大规模罢工事件）还是来了，政府差一点就倒台了，BBC拒绝转播第一季，一直等到1979年大选结束。他们怕被扣上影响大选的帽子。最终，在我们向BBC提议制作本剧的三年后的1980年2月，《是，大臣》正式播放。
在整个播出期间，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写的是撒切尔政府。的确，这部剧的时间跨度正好和她的首相任期高度重合，但是我们写第一季的时候还是卡拉汉的工党执政。在第一季，哈克的特别政治顾问Frank Weisel（读作wy-sel，公务员都叫他weasel）显然是工党的。总的来说，保守党没有这样的顾问，所以我们在第一季末尾把他写走了，这样更贴近现实。
这部剧从1980年播到1988年，但说的并不是80年代的事。剧本写于70年代，反映的是热衷于媒体政治的威尔逊-希思-卡拉汉的年代，其实它更接近梅杰-布莱尔-布朗执政的时期。在任何情况下，优秀的喜剧都有永恒之处：得到认可的愉悦和兴奋不局限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人性永远不变。
在我和Tony共事的十年里，他只在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工作。他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作为Video Arts的主席和作者总监，他一直很忙。我只在剑桥剧院公司当导演，后来又在西区剧院、皇家莎士比亚剧院（Royal Shakespeare Theatre）和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供职。尽管我们想安排好时间，不让写作和其他工作冲突，但这不包括晚上和周末，这些时段对Tony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身兼演员和导演，我习惯了全天候工作，这是相当惊人的理念。Cleese这么跟我说：“生活扼住了大多数人的喉咙，Tony扼住了生活的喉咙。”
每一季我们都会做好时间表，基本上没留什么余地。我们用两个星期来构思一个故事，然后用不超过五个上午的时间完成剧本。通常四个上午就能写完，因为一旦我们确定了情节和场景，并且明确了谁需要谁的帮衬，谁对谁有影响力，对话就会相对容易地进行。
90. 规划你的时间，练习自律，该写就写。
我们一般在上午8:30-9:00开始写作，要是 Tony中午跟Video Arts吃商务餐，我们就会一直写到中午。如果我那天要监督排练，我们写到11:15就打住了，我得留出45分钟横跨伦敦城，在12:00-18:00之间按时参加排练。如果我那天不盯排练，Tony也没有饭局，我们就工作到12:30，偶尔甚至到下午1:00，不过从来不在下午干活。下午是Tony的“非大臣”时间，他用来处理Video Arts的工作，在花园里坐坐或者小憩。
91. 想到什么就写下来（或存在电脑里）。重写和编辑比直接创作容易。
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工作伙伴关系就是与Tony共事。十年里我们从来没拌过嘴。当然了，偶尔有对剧本的不同看法，但我们从一开始就默许了互相拥有否决权。如果任何一方持强烈的态度，不论支持还是反对，另一方就会默许。
我们完全包容对方的癖好，也从来不计较吃喝的花销，如果计较的话，我会欠Tony一大笔钱。但有一项开支是我们都粗略计算过的：我住在Hampstead Garden Suburb，Tony住在Ealing，北环路连接着我们两地，但是在我们整个共事期间这条路在重修，又把我们隔开了。高峰时段车能堵上10英里。我们轮流在各自家里写作，然后花大概一个小时去对方家里，如果温布利有比赛，耗在路上的时间更长。我们严格地记录下该轮到谁来受交通的罪，这件事没有人要求或给予任何宽限。开车的支出必须偿还。
Tony常说他是从我这儿学来的怎么写喜剧，但我不这么觉得，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写作经验丰富。我知道的是，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世界是怎么运转的。我也学会了一点超脱，尽管这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现在也不是。Tony说他是汉弗莱精神的捍卫者，而我是吉姆·哈克的捍卫者。尽管我们一起创造了这两个角色，但此言确实不虚。Tony跟汉弗莱一样，也拥有一等学位，会流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具有学术能力和分析头脑。他要是没去BBC而是考了公务员，现在估计已经是常任秘书了。
他偶尔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幽默。有天在讨论我们虚构的国家综合交通政策时，吉姆·哈克说如果这个政策能获得选票，他就不想对送上门的马还掰开嘴看看牙口。Tony给汉弗莱写了这样一句台词：“这么跟您说吧，您看的是特洛伊木马的牙口。”
然后我给哈克写了一句：“你是说，如果我们凑近了看，就会发现里面装满了特洛伊人？”
我隔着桌子把手稿递给Tony。他说：“呃，其实不然。如果掰开特洛伊木马的嘴会发现里面是希腊人，因为木马是希腊人送给特洛伊的。所以从理论上说他根本不是特洛伊木马，而是希腊木马。因此，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这句谚语经常被错误地翻译为'小心希腊人的糖衣炮弹’。”
我傻乎乎地问他有没有更好的翻译。
Tony耐心地解释道：“没有。这是拉丁语。显而易见的，希腊人不可能让别人提防自己。但还有另一种判断方法：这个谚语是拉丁语而非希腊语，不是因为timeo以o结尾，其实希腊语第一人称也以o结尾（有个希腊语单词timao，意思是'我尊敬’），而是因为以os结尾在希腊语中是第二变格的主格单数，而在拉丁语中式宾格复数。顺便提一句，Danaos不仅在希腊语中指'希腊人’，在拉丁语里也是'希腊人’。”
我发现他这段话简直是为伯纳德量身打造的，我赶紧把他说的每个字都记下来放到剧本里。这段得到了满堂彩，Tony很高兴他那艰难晦涩的学术知识给别人留下了幽默的印象。
92. 除了给角色添彩，一般别用双关语。
双关语的目的是激起人们对说话者的智慧的钦佩。所以，尽管在对话中或某种特定散文里使用双关语能起到“笑”果，却很少在口语中使用这种文字手段，太假，也太刻意。然而，双关语却有助于塑造一个滑稽、恼人或迂腐的角色，比如《是，大臣》里的伯纳德·伍利，一个过分痴迷语言的家伙。
93. 一般来说，简短点儿。
诙谐幽默的台词应该是简明扼要的。但是有部分例外，因为并非所有喜剧都源于智慧。即使作者有幽默细胞，角色也不一定有。像伯纳德和汉弗莱（或者像Polonius，他最早提出，在冗长的讲话中，简洁性是智慧的灵魂。），他们的幽默来自佶屈聱牙的长篇大论。
汉弗莱：
显然，委员会认为您的新政策特别好，但基于会上表达的各种疑虑，我认为委员会的意思是：经过深思熟虑，尽管提案纲领得到了广泛认可，某些原则理论原则上可行，还有一些因素太复杂，在实践中需要微妙的平衡，所以原则上，明智谨慎的方案只有将提案付诸更详细的考虑，加强新提案和已有原则的连续性，以及由提议者在提议中建议原则上批准您的原则性争论的原则。
就像Tony和汉弗莱有很多共同点那样，我和吉姆·哈克也挺像的，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理想主义者，说得到却做不到。我觉得大多数政客初心都是好的，但爬得越高做出的妥协也越多，最终出卖了灵魂。他们忘了自己从政的初衷，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官位。他们觉得这根本不矛盾：话说回来，如果不在其位了又怎么能为人民服务？所以，为了保住权力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就像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小说里的酒鬼牧师。即使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沦为毫无原则的伪君子，我依旧为他们遗憾，更为其他人遗憾。
我们原以为这个戏会被政客和公务员双方嘲笑。然而我们已经描写了公务员和政客是怎样看待对方的，因为双方都很喜欢这个戏，所以它不会被认为是刻薄或残忍的。极富魅力的演员为这部剧增色不少，他们把应当得而诛之的角色演得十分讨喜。
人们总是问歌曲创作团队：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而我问的是：你是怎么和他人一起写作的？
94. 如果你抛却自负，共同创作就不是难事。
每当Tony想到一个好主意或者好台词，我都非常感激，反过来亦然。这让整个过程更快更容易。如果你自己单干，未成型的想法一点儿用没有，可要是有个合作伙伴，就能共同创作一段对话甚至整个剧情。我和George共事的时候也是如此。
95. 每一次合作都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合作者。
每个创作团队都是不同的。Keith Waterhouse和Willis Hall有时候分开创作电视剧。“Doctor”系列电视剧的编剧Bill Oddie和Graeme Garden[7]每个人各写半集。我看了几场Cleese-Chapman的写作会议，那真是太棒了。John跟打字员似的坐着，辛苦地写作，质疑每一个细节，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而Graham通常因宿醉迟到一小时左右，躺在地板上看《花花公子》或对着天花板大叫。我问John，一个人包揽所有的工作公平吗？他说：“挺公平的，有时候Graham每两天就能想出一个幽默的点子，这让所有工作都值得。”
Tony和我总是一起创作，两个人坐对桌。我们先讨论出故事的大概，然后往上添作料，直到我们清楚每个场景必须包含什么。最后，我们当中不太懒的那个第二天早上开始动笔写。如果卡壳了，就先跳过去。如果其中一个妙笔生花，文思泉涌，我们写完一整张纸，甚至整个场景，然后给另一个人，对方会做一些微调或增删。有时候会觉得对方找错了对象，然后重新起草场景。没有条条框框，也不会伤害感情。大多数情况下，当剧本完成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谁写了什么，也没人在乎。
我们每天只花几个小时来写作，因为还有其他工作，这就意味着完成一部电视剧作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会连写两集，这样就有5-6周的晨间讨论（每次三个小时）。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写新剧本之前会有几周的间隔。一整部剧通常要写九个多月，这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时间。边拍边写从来不是我们的方式，我们会先写完一整部剧集，然后在开拍前6周左右的时候和主要演员通读所有剧本，这大概得花两天。此间正好是演员给我们提建议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看看哪儿还需要改进。
96. 了解你的演员，并尽可能的适应他/她们。
到了首次排练的时候，剧本已经基本确定，事后只需要细微的调整。奈杰尔有很多繁难的长篇大论要背，要求我们在每一集开始排练前3个星期之内不要改动台词，但是他坚持不用任何提词器或者小抄。为了演好角色，他必须理解台词。保罗比较实际一点，他无须担心台词的问题，布景里的办公桌和其他陈设都堆满了政府文件，小抄就藏在其中。
在第一季的早期，保罗有一句台词，他停下来没有念，问我们：“我能演出来吗？”我们说：“让我们看看。”他做到了，不但清楚地表达了原意，还非常幽默。从那时起，在保罗的每个剧本里，经常有几句台词后面跟着舞台指导：“保罗不必非得念这句，如果他愿意可以演出来。”不过，我们还是写对白，以确保他知道自己应该演什么。
保罗一直热衷政治。他是贵格派教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服兵役。他马上就对这部剧的主题起了兴趣，他会开心地挥舞着《卫报》来到排练现场，津津有味地宣读并解释政府声明，从字里行间读出真实意图。
奈杰尔是南非人，也是种族隔离政权的难民，毫无疑问，他是中间偏左的，但是以一种广义的、情绪化的方式。“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他偶尔这样对我吐露心声。所以，尽管他能理解汉弗莱，奈杰尔从未把握住这个戏更深刻的背景。每当我们跟保罗解释剧本里他理解不了的内容时，我们就提供一个政治背景。这对奈杰尔不管用。Tony偶然发现了一个更管用的办法，每当首次通读完剧本，奈杰尔把我们叫到一旁，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汉弗莱要这样做，Tony就说：“他就像这个星期的Malvolio。[8]”“噢，原来如此！”他恍然大悟。这正是他需要的帮助。又有一次，Tony跟他说：“这个星期是Iago。”奈杰尔撒腿就跑了。
97. 时效性无关紧要，人性是永远不变的。
常有人问，为什么20多年过去了，这部剧仍然显得和时下相关，甚至就是时事？因为时效性是假象。部分剧集写的时候的确是时事，因为我们的消息源告诉我们隐藏的危机或议程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引爆。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节目是在播送前一年写的，所以在我们做节目的那一周插播一两个主题台词就产生了效果。
其实那都大可不必。1986年8月，《是，首相》开播，我们看着30年前同一个月，即1956年8月的《每日邮报》的主要消息，跟今天的一模一样：我们是否应该融入欧洲？为什么不信任法国，或者像德国人那样（要么反过来）？法德联盟是要牺牲我们从而主导欧洲吗？我们为什么要给共同农业政策送钱，就为了支持法国农民？欧洲将会如何影响我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东即将发生战争，我们该怎么办？环境问题怎么办？有没有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危险（删去不适用的部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是否在走下坡路，排队等待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为什么房价又涨了？授勋名单有什么问题？如何控制国防开支？我们为什么没有国家交通政策？
还有关于政党会议、泄密调查、领导力不足和驱逐租房者的消息。除了人名和通货膨胀的数字，什么都没有变。55年之后的今天，还是一点儿没变，一模一样。
23年后，我们又创作了舞台剧《是，首相》。我们再次发现，2009年写的东西到2010年在Chichester剧院开演的时候就成了时事，当四个月后搬到Shaftesbury大街的Gielgud剧院演的时候好像更加贴近时事，到2011年春天巡演的时候直接成了最新消息。我们只修订了两三句台词。
为了筹备这部戏，我们会用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与那些想保持匿名的消息源吃饭和会面。我们提前列出感兴趣的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得是那种由于某种虚伪而产生丰满的喜剧效果的。我们跟Marcia、Bernard吃了一顿又一顿的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会，让他们检验我们最初的想法。然后我们开始写剧情。渐渐地，我们在动笔前就能找到每个剧情所属领域的专家来检验它。这些消息源有各种各样的人：工党/保守党的前大臣、写头条的政治记者，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现任大臣。
政客的地位越低，他们能透露给我们的就越少，但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不仅知道得更少，他们还受到《官方保密法》的约束。就像旧时的那句玩笑：《官方保密法》不是保护秘密的，而是保护官方的。食物链上层的政客远没有那么谨慎，基本上有这么一条法则：级别越高，嘴巴越大。毕竟泄露消息是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政客们受的罪也许不比犯的罪多，但是他们被泄露的确实比主动泄露的多，当然托尼·布莱尔除外。
他们全都是这样。高级政客往往另有企图，他们有想要传播或检验的观点，一旦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公开消息来源，我们就会请这些政客吃个便餐，配上一两瓶上好的红葡萄酒，他们就会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一切。我们从不浪费时间和后座议员攀谈，除非他们已经是政府大臣了。我们也从没有写过一场下院的镜头，因为政府并不在那儿。下院就是剧场，是演戏的地方，决策早在别处做好了。
我们还有公务员队伍的内线。在职的公务员只有在得到授权时才愿意提供帮助。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Robin Butler[9]是个特别友善的人，他带我们全体人员参观了唐宁街10号并回答了很多不会引起争议的问题，但这仅仅是因为首相让他这么做的，而且Bernard Donoughue告诉他我们是信得过的人。我们参观了首相府的所有房间，它们也出现在《是，首相》的剧集里，作为报答，我们承诺在上映时调整首相府的内部结构，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当然，我们愿意服从指令。
有那么一两个公务员在无意中提供了帮助。在第二季动笔之前，我们和一位在任的常任秘书谈了很长时间。他热情友善，很显然认同汉弗莱的格言：“永远坦率地告诉媒体和公众一切他们自有办法查到的事。”
他在第一季就加入了，Tony一开始就请他指出任何我们可能犯的错误。人们喜欢回答这个问题。人人都爱装专家。他说：“我觉得这部剧很好，很幽默，但既然你问了，有一个地方……”
“怎么了？”我们问到。
“有一集你提到了一种情况，如果承诺给公务员某种荣誉，他们可能会做错事。”
绝佳的暗示！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开始研究授勋名单，很快就发现，只要涉及荣誉，公务员就有一堆难堪的事。[10]
第一集播出的那个晚上我们收获了不同的评价。紧接着试播集之后的是广播4台的文艺节目——《万花筒》广播访谈。嘉宾是Richard Marsh爵士，他被当成政府的万事通，虽然只当过英国铁路的主席，那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笑话之一。[11]他告诉观众我们全错了，还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我们认识的电视专家都说好。试播集刚播完，Humphrey Barclay就给我打电话，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部剧一定会大火。Denis Norden也对Tony说了同样的话。大家都不太在意第二集，但是三个星期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突如其来的热忱是Roy Hattersley在《旁观者》上一篇文章的余波导致的。Hattersley当时是工党的副党首。他是中间派政客，可能属于两党的任何一方，就像保守党的Jim Prior和本剧的吉姆·哈克一样。Hattersley证实，这部剧里演的和他首次就任内阁大臣的情况一模一样，他问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Hattersley的文章刺激了政治媒体。突然间，政治记者开始关注这部剧，编辑们准备撰写文章。电视评论员则姗姗来迟，第四集播完才在《旗帜晚报》上告诉读者，他从一开始就认为《是，大臣》是一部优秀的喜剧。他撒谎。
98. 当心国税局的电话，即便只是邀请共进午餐。
或许是受Hattersley那篇文章的刺激，其他不太相关的人员突然开始对我们感兴趣了。就在第三集结束和《旁观者》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国税局主席Lawrence Airey爵士就给我们打电话，他说自己在国税局就相当于文官系统的常任秘书，虽然国税局系统里并没有这个叫法。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看过前三集，很喜欢，邀请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开心地接受了邀请。这将是我们首次和现任常任秘书会面。
我们本来以为是在一个小餐馆里见面，没想到午餐设置在位于滑铁卢桥北端的萨默塞特府，即国税局总部，这让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到达以后，两个穿制服的人引我们进去，他们拿着那种挂着很多钥匙的钥匙环，跟在监狱似的。穿过黑色钢板制成的厚重大门，我们跟着“典狱官”走在如洞穴般空旷的走廊里，直到眼前出现更多紧锁的大门。每走进一扇门，都得等着卫兵在我们身后锁上它。最后走上几级台阶，我们到了会议室，国税局领导班子的全体11名成员已经恭候多时了。
我们品尝了他们提供的雪莉酒，但只喝了一点点。这顿午餐就像是在学校食堂，单调无味的冷盘，配上生菜、黄瓜、西红柿和Heinz沙拉酱。国税局的领导是一群冷冰冰人，但他们已经非常尽力表现得友善。Lawrence爵士主导着谈话。屋里的模范警察不停地说着恭维的话，但问的更多的是关于我们从哪里得到信息。我们尽可能礼貌地搪塞过他们，因为已经承诺不暴露我们的消息源。
经过了漫长的1小时45分钟，我们撤了。和Lawrence爵士握手的时候，他悄声告诉我们：“有什么消息告诉我，我愿意提供帮助，还能帮你们检验消息的真伪。”对于常任秘书来说，这看起来是非典型的合作态度。我们沿着长长的，有回声的走廊回到入口，一路上都没怎么交谈，直到走进停车场。我觉得跟服了18个月的兵役差不多。
那次会谈让我们有些困惑，但并没持续太久：那天下午3点是我们和Marcia Williams约定见面的日子，地点是她在Baker Street的小房子里。我们跟她说了和国税局的人吃饭的事儿，她立刻打断我们说：“不是吧！你们不会真去国税局吃饭了吧。”
我们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她说：“天哪，你们没上钩吧？”我们为自己的天真感到羞愧，问她到底上了什么钩。她问我们：“你们都跟他们说什么了？”我们简单描述了那天的对话，她冷笑了一下。
我问：“有什么问题吗？”
“国税局就是白厅的警察，你不知道吗？他们想知道你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还有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些。”
“那人挺不错的，”我说。“主动提出帮我们核实信息。”
“那是自然了，这样他就知道你是从那儿获得这些情报的了。”
“我们什么也没告诉他，”Tony非常确定。“我相信他们能确认，我们对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是两个人畜无害的搞笑的家伙还是危险的颠覆分子。”
“危险的颠覆分子？”我重复了一遍。“开什么玩笑，我们可是剑桥毕业的！”
Marcia说：“Philby、Burgess和Maclean也是剑桥的。”
我不解：“为什么国税局是白厅的警察呢？”
“因为他们拥有所有人的信息。他们对每个人了如指掌：你挣多少，花多少，花在了哪里，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他们仅凭收据就能大致算出来。他们还有国内最完备的剪报系统。”
“那是干嘛的？”
Marcia假装成税务员问我：“林恩先生，这儿有一张剪报。照片里的人是你，对吧？你从Tramps里出来，钻进一辆配有司机的劳斯莱斯。还有一张照片，你开着保时捷。这张是在戛纳电影节，你喝的是最好的香槟——四瓶法国廊酒，我们这儿有你的收据。噢，这张照片里你从Hotel du Cap里走出来。以你一年5.1万镑的年薪是怎么消费得起的？”
我们没有收到Lawrence Airey爵士的消息，作为妄想症患者的我也让自己强行忘掉Marcia的这段话，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征询Lawrence的意见。萨默塞特府那顿午餐后几个星期，国税局查了我的税。他们花了三年时间调查。我知道很多电视界人士都在海峡群岛有可疑的离岸公司，这些公司后来遭到法院起诉。多年以后，花完了所有的钱，他们突然面临巨额的补缴税款。我很庆幸自己没被其他人诱惑，这些人常跟我说：“你怎么不跟我的会计谈谈？我一分钱的税都不交。” 如果某件事听起来像是真的，那它往往就是真的，而且我走的是正道和窄道。国税局查了我三年，结果只是抽查：我欠他们一小笔钱，而他们欠我的也差不多这个数。
要是我偷税漏税，《是，大臣》的可信度将会是灾难性的。这究竟是一次试探，企图恐吓我，还是仅仅是个巧合，我无从得知。但是每年12月，包括我被审查的那三年，我都会收到Lawrence Airey爵士和国税局的圣诞新年祝贺。
国税局是白厅的警察一定会是《是，大臣》的绝佳题材，但我们从没写过。这似乎不太明智。（译者注：有一集里Jim提了一句“私下约见会计”，可能也是编剧有意为之吧。）
99. 现实往往比小说还滑稽。
我们发现，《是，大臣》其实是一套政府官员的训练教程，告诉他们如何不作为，就像Video Arts的电影。我们做的越详细、越准确、越全面，剧本就越搞笑。枯燥的政府报告成了欢乐和奇迹的源泉。举例来说，调查公务员系统的Fulton Report（1968年）[12]揭示了财政部雇佣的会计师人数。你猜有多少人？200？300？2000？其实，撰写报告的时候，财政部根本没有会计师。经济学家呢？那倒不少。统计人员？当然有了。会计师？一个都没有。
我们打电话给财政部的新闻办公室。“Fulton Report发表之后你们雇佣过会计师吗，还是说仍然一个都没有？”
“当然不是，现在情况大为不同了。”新闻官回答道。
“所以到底有几个人？”
他小心翼翼地回答：“呃，我确定至少有一个。”
我们让他去核实。他挂了电话，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回复我们：“我完全弄错了，财政部现在有三四个会计师呢。”
我想确认这个数字是很小的。“就4个？”我问道，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就4个全职的会计师？”
他谨慎地回答：“且慢，我可没说他们是全职的，也没说他们是财政部的职工。他们其实是从其他政府部门借调过来的兼职员工。” 难怪我们的报税表这么难填。
我们永远也编不出来这种剧情。还有一个也是，就是外交大臣是从电视上获取国外新闻的。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确如此。当然，外交部在最终还是通网了，比你在ITN上得到的信息更完整，虽然晚了几天。但如果是政变、外交绑架或劫机事件，外交部跟我们一样，是从电视上看的。
我们原创了这样一个镜头，大约10个人挤在吉姆·哈克的头等卧铺里讨论突发危机。同样滑稽的场景真实发生在时任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的车厢里，他当时正在前往Blackpool参加政党会议。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个非洲小国的领导人租了一架喷气式客机，被汉弗莱讥讽为“非洲之王”，机身上还假模假式地涂上标志让人们以为这弹丸小国真有国家航空公司。其实每当联合国秘书长来的时候，很多国家都虚构出一个国家航线。国家航线是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
我们给国家医疗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虚构了一桩荒诞的新闻：一座空壳医院雇了500名行政人员和辅助工人，而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数目为零。我们还授予这家医院“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奖”，作为本地最干净的医院。随后我们就发现，在英国其实有五六家类似的医院或大型医院的病区。其中一家只有一个病人：护士长。她被脚手架绊倒摔断了腿。我们学着像公务员一样思考。在国家医疗系统里，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真实的备忘录，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今年复活节周五将于四月13日星期二举行”。
第一季的7集播完之后，各种奖项纷至沓来，但并没有来“我们”这儿，因为一部成功的电视剧的编剧是被隐去的。《是，大臣》被BAFTA提名为最佳喜剧奖。奈杰尔和保罗同时被提名为最佳男演员，而且还是在同一部喜剧里。奖项最终归属奈杰尔。制片人Sydney Lotterby取代了试播集的导演兼制片人的，他拿到了最佳喜剧奖。Tony和我没有收到邀请。奈杰尔和他的伴侣Trevor、保罗和他妻子Trish、德雷克·福兹以及Sydney都被邀请了，唯独没有我们俩。我们赢得了BAFTA，却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
我非常生气，这没毛病（这与我生活中无数次被错误地惹恼的情况相反）。Tony也很不爽，但一如既往的淡定，他选择回望历史：一群熟知电影和电视的人组成了BAFTA给他们自己颁奖，但没人感兴趣。所以他们增加了给演员的奖项，突然所有人都喜闻乐见了。而作家不过是“只会打字的傻B”[13]，并不会给这项盛事增光添彩，所以把他们排除在外。最终，BAFTA迫于压力，设立了最佳电视编剧奖。[14]换句话说，BAFTA每年只颁发一个编剧奖，却涵盖所有电视领域。
这就是历史。当时的电视剧编剧，特别是“喜剧编剧”，没受到应有的尊重。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不够正统”。他们受到热捧仅仅是因为搞笑和高产，但是，除非他们写的是讽刺作品，否则不会得到任何赞美乃至肯定。我认为，一定程度上是BBC对待编剧的态度造成了这种屈尊俯就的不平衡。
我们给BBC的制片人赢了三次最佳情景喜剧，但我都没觉得Tony和我得到了感谢。甚至因扮演汉弗莱爵士而荣膺BAFTA的奈杰尔，也把我们称作“编剧们”。剧作家只会被点名感谢，但我们才是幕后的人，是工作人员，是写好笑话的人。
注释：
[1] 最近也有一模一样的事。议员Alan Johnson慷慨激昂地恳请内政部不要把寻求避难者遣送回喀麦隆，他们会被虐待，当时是2007年。2009年，内政部拒绝了请愿，时任内政大臣的正是Alan Johnson。
[2] Richard Crossman（1907-1974），工党政客，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45年大选后成为下院议员，所属选区Coventry East。1960-1961年任工党主席。1963-1964年任影子内阁的教育大臣。1964年大选后，被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任命为Minister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1966-1968年，成为枢密院议长兼下议院领袖。1968-1970年，任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197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Crossman辞去议员职务，成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编辑。1972年离职。1974年因肝癌去世。
[3] 在剧中，我们设定吉姆·哈克是伦敦政经毕业的。
[4] 在《Downing Street Diaries》一书中，Donoughue引用公务员首脑John Hunt爵士评论Crossman的话：“Hunt说这令人震惊（appalling）。他恶毒攻击所有工党的党魁，包括卡拉汉、Babara Castle, Soskice、威尔逊和点出名的公务员。Hunt认为这将使整个体系名誉扫地，政府成员被这么诋毁肯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Crossman把Babara Castle叫做“无聊的老太婆”。所以Richard Crossman的绰号是Double Crossman。”（double cross的意思是“出卖、欺骗”）
[5] 对熟悉《是，大臣》的观众和读者来说，《Downing Street Diaries》屡次证明了Donoughue是多么好的素材库。举例来说。第一卷第50页：“如何接管首相府：显然1964年那次太丢人了，公务员无视政治团队，不让他们进入10号的任何一个房间。为了不让他们写报告，直接把稿纸抢走了，还锁上了内阁办公室通往10号的门，不让他们交流。”我们把锁门的情节用在了《是，首相》最受欢迎的剧集之一“钥匙风波”。在10号，接近首相就是一切，也包括操纵办公地点的小伎俩。Marcia告诉我们，她选定了位于内阁办公室和男厕所之间的一间屋子作为办公室，这样一来就能偷听到内阁成员进出厕所时的闲言碎语，而首相的耳朵却够不到这么远（译者注：unless the PM has a really large ear）。我们以相同的标准采纳他们提供的原始素材。
[6] 比如，在剧中第一次提到MoD（Ministry of Defense）或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出全称，国防部或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之后再说。
[7] Graeme Garden在《是，大臣》“死亡名单”一集中客串特勤处军官Forrest。
[8] Malvolio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的虚构人物。他是奥利维亚家的自负，自负的管家。
[9] 后来担任内阁秘书（和汉弗莱一样）和文官首脑。现在是Lord Butler。
[10] 见《是，首相》第10章。
[11] 他还是前交通大臣。这次访谈之后不久，他就被选为Lord Marsh，从凶险的下院被踢到养老的上院去了。
[12] Fulton Report的目录及第一章（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mFrPnnsxc4U4yn7g8K5zI5qv59f3LF3/view?usp=sharing）；简略总结版（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tXiyusEdcv2C87IGvxG-swS8VuFeNvM/view?usp=sharing）
[13] 语出Jack L. Warner，两兄弟中最不吸引人的那个。
[14] 现在改名为Dennis Potter奖。
最后的话
我从图书馆获得了部分原文的扫描件（因为版权限制，不能扫描全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下载，请多多指正我的译文。中英文俱佳的读者大有人在，也欢迎有水平的读者另起炉灶重新翻译本文，或其他YPM相关书籍，只有更多的人加入到YPM爱好者的圈子里，才能让这个团体越来越壮大。我期待有那么一天，三位主演、两位编剧、甚至Richard Crossman日记、Bernard Donoughue和Marcia Falkender的回忆录，甚至更多周边衍生作品都能推出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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