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28年，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和迎来新中国成立这一重要历史关头，面对进城的新挑战、执政的新使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两个务必”思想。

　　1948年3月，在结束转战陕北到达山西临县后，毛泽东曾对中国局势作出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从1946年7月起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毛泽东预想得还要快。一年后的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传檄而定”的关头。一年时间里，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蒋介石集团已经是四面楚歌；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金圆券改革遭受失败。

　　与此同时，不利和困难的因素大量存在。一是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对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坏，“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二是从国际环境看，新中国将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和包围，以及经济封锁和武装威胁。而最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执政考验、巩固国家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