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恒昌精短诗作的诗学意义和美学价值
——关于桑恒昌精短诗歌的对话
马启代 张修瑞
马启代：
1966年生，山东东平人，自由撰稿人，“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出版诗文集18部。著有《桑恒昌论》，主编有《桑恒昌诗歌欣赏》。
张修瑞：
1964年生，山东青岛人，自由职业者，近年主要从事民国史、文化史研究和杂文写作，出版有杂文、随笔、研究文集多部。
▲ 张修瑞：桑恒昌先生以怀亲诗享誉诗坛，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多种题材的诗作篇幅都不长，《山东诗人》这次集中推出他的精短作品129首是否预示着诗人创作的某种转向？是否有着某种节点性的意义？您一向追踪关注桑恒昌先生的创作，能否就此谈谈您的认知？
▲ 马启代：您问的问题非常好。一个诗人肯定有自己钟情和擅长的题材，但按题材甚至按风格来框定一个诗人的创作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桑恒昌先生是位个性鲜明的诗人，在近百年的新诗史上，在题材、风格上卓然不群的诗人并不多。把怀亲诗放到桑恒昌先生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上来看，那显然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透过文本探入桑恒昌先生的创作心理机制来考究，遂有“情感诗学”的诞生。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桑恒昌先生仅仅是一位怀亲诗的写作者，那样会大大低估了他作品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他年逾七旬之后，创作力异常活跃起来，不但拓展着自己作品原有的深度和广度，还不断总结自己创作的心得，我为之撰写的有关“情感诗学”、“寸法”诗艺的文章，正是试图对他诗学理论和创作技艺进行归纳和总结。这次《山东诗人》集中推出先生的129首精短诗作，我个人认为是桑先生实现“两个超越”的文本展示和诗学宣言：一个超越是对题材限制的超越，而这，正是诗人欲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努力；另一个超越是对自身传统，也是对整个新诗传统的超越，说先生对自身传统的超越可能人们好理解，说先生个人也是对新诗传统的超越可能有些人理解不到位，倘若略加解释，那就是这是对百年新诗得失和当下创作现状的重新反动。藉此，我说桑恒昌先生的“精短”诗创作作为一个自觉的追求——按他本人的说法是“用现代汉语写古典意境”，他是同时在向伟大的汉语传统和现代化新诗同时致敬。有此雄心和实践，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表达敬意。此外说明，洛夫等诗人重写古典诗作的努力可以看作桑先生创作实践的异曲同工。至于在诗学上叫做“新绝句”或别的什么，那是另外的命题。
▲ 张修瑞：您回答的也非常好（笑）。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新诗——您说是“新汉诗”了解不多，因为我们的交往，才读了一些，包括桑恒昌先生的诗，我感觉的确有古典意境的存在。我想问您的是，“新诗”和“新汉诗”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另外，“精短”的内涵包括哪些？仅仅是篇幅短小吗？
▲ 马启代：听您提的问题，您对诗坛现状似乎是了解的，还有自己的思考，这太可贵了。按我个人的认识，古诗和新诗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古典汉语和现代汉语，其所形成的大背景分别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但它们的血脉渊源都是“汉语”，汉语的特点、本质都要从“字”上去探究，所以诗歌理论界有“字思维”的探讨，事实上，“字思维”不仅局限于艺术范畴，而且是构筑我们整个文化精神大厦的基石。我们所看到的古典汉语本质上是古人思维的文本样式，而新诗所追求的也应当是现代人思维的文本样式，我多次讲过惠特曼的例子，大诗人都是人类精神的凝聚者、现实生活的提纯者、口语书面化（不仅仅是诗意化）的践行者。自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改为公元纪年以来，我们中国人所面对的大背景逐步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其中的逆势曲折不过是黑暗丑陋的政治折射），如今，我们白话文系统本身也已有了巨大的改变，我称之为“大汉语”背景，其所面对的正是我倡导的“新汉诗”写作——这或许只是一个“说头”，但它表明了我的思考，因为新诗取得古诗的必然性已成众人共识，对新诗的不满意同时是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带有独立性的课题，在此前提下我们的反思、总结和倡导才有深远的意义。——我是这样来理解桑恒昌先生致力于“精短”诗写作的行为的。“精短”自然不是“简单”的代名词，这一点与中国固有的美学趣味其实并不冲突。我们知道，中国古诗是从简短的语气词开始的，一字、两字、四字，到了五字、七子，才有了长短句（词曲），每一个变化都需要数百年，那是与当时的生活节奏相对应的。所以，我们应从现代的、更高的意义上去理解“精短”，古典诗学、哲学和美学具有统一性，在西方更是如此，《诗学》是公认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专著。我们老祖宗的思维直抵美学本质，其意境、气韵、风骨等都是朴素的、独特的，他们谈诗学，也是在谈哲学、谈美学。从这一点上说，桑恒昌先生的诗歌文本，特别是他精短诗的文本做了很好的承接，前面说了，是对伟大汉语传统的接续，他把这些古典的精髓融合进现代人的感觉感受中，流淌在桑先生笔下的不是古代人的审美，而是用白话口语诗意地营造出现代审美的意境。自然，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现代人情感、伦理的复杂性如何更准确地体现出来，包括呈现和发现，然后把大量的口语转化为书面的诗意形式，是桑先生给我们的考题，也是他正在求解的新汉诗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桑先生“精短”诗作的思考和实践，我想我们会触及到目前许多没有解决的诗学概念。有此写作向度，说明新汉诗文体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次的自觉是站在百年积累上的自觉，时间节点和意义不容小觑。
▲ 张修瑞：听了您的解说，我好像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您曾从“思潮”与“诗潮”的角度描述过新诗的发生和发展历程，您自己也总结出“意、气、象”的的诗学理论，而且自认为“气”论是数十年写作思考得出的结论。那么您在评点论述当代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桑恒昌先生的作品时，这些思考成果起到了什么作用？
▲ 马启代：谢谢您关注我的思考，这些都是大问题，我们今天主要以桑恒昌先生的精短诗来发言，这些问题似乎离题远了一些。这些思考都有短文行世，或在一些场合做过阐述，这里就不谈了。但有一句话必须要说，那就是正是我在研读、评论桑恒昌先生等一大批中外诗人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着我自己的美学观和批评观。这一点，我在《我的汉诗艺术谱系》一文中有明确的说明。任何艺术都存在谱系和传承，尽管各类艺术的传承方式可能差别很大，谱系形成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成人都有童年。此外，桑恒昌先生的作品给我带来的营养和启示是多方面的，我会从一个读者、评论家和诗人的各个角度去思考他的作品，并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思忖他诗歌艺术在整个新汉诗背景上的得失。我认为他的“情感诗学”和“寸法”诗艺已经构成了对新汉诗的独特贡献。从我研读的《孔子诗论》和李泽厚“情本体”哲学的角度，我认为桑恒昌先生精短诗写的新追求必将进一步丰富“情感诗学”和“寸法”诗艺的内涵和形式，成为新汉诗发展链条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此外，诗人与评论者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也会形成一个生发性的传统。我想表明的是，桑恒昌先生的创作给我的评论提供了优秀的文本例证，也补充或修正了我一些诗学上的偏谬。因此，无论学院派理论家如何掌握话语权，其论其文如何盛行，我都坚守来自汉语传统的批评法则，在积极汲取现代和后现代批评方法的基础上，自觉地践行“诗意批评”的原则。呵呵，说到这里，我倒颇感欣慰。新汉诗批评所面对的毕竟是汉语诗歌和中国人写的汉语诗，我的“诗意批评”说很好地承续了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些优点，也在自身的发展变化中适应了现代写作和后现代写作的挑战。对此，我也有一篇短文《我的诗意批评说》：
1993年，我说；“写评也是写诗。我力求一种批评的个性，或者个性的批评。”（《桑恒昌论》）
1998年之前，我提出《诗意批评说》（《心巢》），2003年完成初稿，后手稿遗失。
我还记得十条原则：
（一）诗意批评讲求批评者心态的积极性、主观感受的强烈性以及潜意识层的模糊性。（二）诗意批评不拘形式，是不分行的诗，是散文、小说、随笔与理论学术笔法的溶合。（三）诗意批评不拒绝引证，但不以引证为思想的装饰物，它力争达到哲学与诗合流的高度。（四）毫无疑问，诗意批评注重艺术分析，强调作品的美学价值，并注重对作品构成元素的分析综合，毫不掩饰对思想倾向性很强的作品的热爱。（五）诗意批评是一种创造性批评，是诗化的哲学批评，故而不抹杀批评主体对客体的偏离性导读，但应以导读的文本自足为极限。（六）诗意批评强调行文的大气、帅气、底气。（七）诗意批评强调对一切传统与现代批评流派的借鉴。（八）诗意批评强调批评主体的想象力、文化素养与思想深度。（九）诗意批评强调心灵真实与精神沟通。（十）诗意批评以当代中国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
我想起这些，对于曾说过什么、写过什么，有一种释然。对于诗或评，我有了更深的感触，为了更高更远，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撑我！
▲ 张修瑞：听了您的话，很有感触。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但在中国有许多变种，许多伪现代。记得您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新诗的现代化需从时代语境、诗人主体、语言变革、文体形式等多个方面实现，现代化与现代主义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您在一篇文章中曾辨析现代性与先锋性的关系，既捍卫新诗的先锋性，又捍卫新诗的传统性，又对这一切都保持着警惕。现在看来，这样的认知是有价值的，只是很少人去理会。您对桑恒昌先生诗歌的赞誉和宣扬，是否来自您对新诗的忧患？
▲ 马启代：桑恒昌先生的文本具有人伦教化、人格纯化和经典诗化的意义。在经历过短暂的全面反传统的洗礼之后，我很快发现了“传统”的积极力量，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经过人们删减修改的东西，政治家是这样，艺术家被绑架在权力和主流意识的战车上无不如此。这也就是“思潮”对“诗潮”的复杂作用。但传统本身没有好坏之别，无论好坏我们都无法一夜之间丢掉。能生下根的才叫草木，飞沙厉害只是走过场的，过后我们还要清理。因此，桑恒昌诗作文本不够先锋的尺度，但沉淀着汉语传统的审美，不能一下子接受后现代的感觉，但生长着现代化的精神。艺术需要定力，最传统与最现代之间并不对立。为此，我甚至认为“情感诗学”颠覆和重建了汉语诗歌的传统，也许有人说这话说大了，但首先颠覆“诗言志”传统的是《孔子诗论》竹简的发现，藉此我们才看到这里的“志”不仅是“情志”，还是“情”的外化和延伸，“情”是汉语诗歌的根性元素，也是汉语诗歌的基质要素，同时又形成了具备中国气度和特色的美学质素。可惜《孔子诗论》竹简已发现十几年，学界论著已有十几部，但学院派诗论界无一汲取。这就是我们的学术现状。大家都为了挣钱的课题去奔走，哪有几人安静下来思考真正的学术问题。所以，诗学理论的停滞和混乱不堪与整个体制的腐朽和价值崩溃有关。如今我们认识到，“情”并非喜、怒、哀、乐那么简单，在我们现代人这里，“潜意识”层次和宗教般的体验都是真实的情感，都是新汉诗不能放弃的表现内容。这就涉及到一个诗人的精神品格和艺术境界的问题。桑恒昌文本所体现的大悲大爱的情感向度，所具有的一箭穿心的艺术魅力，所生发出的关涉许多诗学、美学命题的涵括能力，集中到这些可圈可点的精短诗作上，又出自一位具有50年写作经验的老诗人之手，可以说，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收获。
▲ 张修瑞：谢谢您的指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新汉诗，爱上了桑恒昌先生的精短诗。《山东诗人》如此集中地推出桑恒昌先生的精短诗作，一定会在诗坛产生良好的影响。
▲ 马启代：谢谢您能坐下来与我谈论桑恒昌先生的诗，希望《山东诗人》在推动优秀山东诗人和诗作方面不断做出新的努力，愿桑老身笔双健，风骨永存，愿美好的诗篇代代相传。
(选自《山东诗人》2014年第四期理论专号·桑恒昌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