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021年,注定是奥希替尼“开挂”的两年。4月27日,《I-III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1]在中华医学杂志正式发表,自此,基于国情的术后辅助治疗有了中国自己的参考指南。但是围绕ADAURA研究仍有各种各样的困惑,继“辅助治疗的主要终点选择DFS还是OS”以及“辅助化疗的地位是否可以被取代”之后,今天我们来盘一盘伦理、经济、用药时长方面的内容,也是国际上引发争议的热点话题。以下的介绍并不一定能100%抓住研究的精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多读几遍原文看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问题三:ADAURA这样的研究设计和结果公布方式是否符合伦理针对ADAURA研究设计伦理方面的问题,部分有感于2020年12月JCO上发表的评论文章"Lessons From ADAURA on Adjuvant Cancer Drug Trials: Evidence, Ethics, and Economics"[2],部分借鉴自笔者接触一线医生对于ADAURA研究设计的理解,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谈谈:1. 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IDMC)赞成研究尽早揭盲的决定,仅依据未经确证的替代终点DFS,这对于药物是否给患者带来OS获益没有指导意义此前文章已对DFS和OS之间可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里我们从结果预测的角度估妄谈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目前奥希替尼组DFS数据成熟度只有11%,距离观察到成熟且稳定的中位DFS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目前的DFS HR值可能是最低值,随着数据越来越成熟,预计HR值会不断升高。基于既往ADJUVANT研究、EVAN研究、EVIDENCE研究的结果,笔者猜测ADAURA研究结果的DFS HR值仍会是一个很低的数据。当然,由于后期DFS结果更新没有统计学效力,需要谨慎解读。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统计师梁斐估算[3],ADAURA研究的中位DFS时间在80-120个月之间,当然这是以“指数稳定分布”的模式进行估算,实际可能并非这么理想,毕竟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肿瘤细胞也在不断进化,对于药物的反应可能并没有前期那么敏感。对于OS结果来说,ADAURA研究仅公布了极早期的OS,数据成熟度仅为5%,等待OS成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8~10年)。既往,针对晚期NSCLC研究常提到PFS获益转化为OS获益的问题,这也同样适用于早期患者,OS受后线治疗的影响很大。参考统计师梁斐的说法[3],考虑到奥希替尼的辅助治疗可能会使更多的人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而对于临床治愈的患者来说,本身接受后续治疗的可能性就很小,没有机会来产生更大的后续治疗的差异。换句话说,DFS的获益,几乎可以完全转化为OS的净获益。因此,ADAURA研究极有可能观察到具有统计学差异的OS结果。2.未强制要求进行PET/CT和脑MRI检查造成临床分期不充分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参照2020年WCLC上ADAURA研究公布的脑CT和MRI检查基线数据。ADAURA研究人群基线特征(来源:WCLC2020)个人认为,研究设计阶段不能完全脱离临床实践,虽然未强制要求进行PET/CT或脑MRI检测确实会出现临床分期不充分的情况;但是在中国,大多数患者是通过IASLC/UICC标准进行疾病分期,有能力在早期进行PET-CT/MRI检测的患者毕竟是少数。(编者注:ADAURA研究入组时采用 IASLC/UICC 第 7 版分期标准;最新版术后辅助指南一致推荐采用IASLC/UICC 第8版分期标准)3.对于提前揭盲的顾虑IDMC认为奥希替尼具有令人信服的优势,足以提早揭盲以完成主要终点的分析报告(原计划2022年2月,实际数据截至2020年1月17日)。不少海外学者针对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考虑到辅助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仅根据替代终点的益处而提前揭盲是值得商榷的,这削弱了肿瘤学界真正了解未来治疗方法的能力和耐心。”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于DFS替代OS结果从而提前揭盲的顾虑,以及提前揭盲本身对于肿瘤界的远期影响。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今年COVID-19相关疫苗的研发,很多国家因该疾病的影响程度都会“破格录取"一些疫苗。而肿瘤疾病亦是如此,特别是肺癌,虽然很多新药不断研发,但对于患者的5年生存率方面提高并不明显。对于肺癌来说,近年全球发病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新的治疗模式和药物可能会给患者可能带来更多获益时,等待5~8年的时间对于肺癌患者来说可能“等不起”。不过,联想到日前免疫治疗加速审批面临FDA重新审查的问题,我们确实应该对于加速审批和提前揭盲进行“冷思考”,不能让这种“特例”变成“常态”。问题四:辅助治疗对于经济问题的影响有多大?3年用药模式可行吗?安全吗?目前早期NSCLC的术后辅助化疗一般4-6个周期(不超过半年),此后患者可在无复发的情况下停止任何进一步治疗。而奥希替尼长达3年的每日治疗带来了实质性的治疗负担,患者经历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生活质量以及经济消耗,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1.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肿瘤治疗的经济负担是远远大于其他疾病的,就像《我不是药神》中倾家荡产就为了买几盒药物,但随着中国医保政策的不断健全、带量采购等新政策的不断出台,肿瘤药物的可及性明显改善,患者的经济负担大幅度减轻。2.使用时间辅助治疗的使用时间同样是争议较大的课题,ADJUVANT研究显示,多数患者在吉非替尼停药1年后出现复发。ADAURA研究将奥希替尼的治疗时间延长至3年,但进一步延长治疗时间是否为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目前尚没有循证医学证据,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的研究来解答这一问题。3.安全性这同样是我担心的问题,据报道,ADAURA研究中10%的患者发生了3级以上的AE,这是个很高的数值,有多少患者能够坚持3年用药?对于整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有多大?希望研究者给出更多的数据。4.获得性耐药2020年11月发表在《肿瘤学家》(The oncologist)的评论文章[3]提出了一种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对肿瘤生长影响的假说。在辅助治疗中使用EGFR TKI,复发风险可能会低于化疗。然而,在随访期间,随着暴露剂量的持续增加,耐药细胞再生长的风险率曲线可能会更高。图.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对肿瘤生长影响的假说:首先,奥希替尼会降低残留肿瘤细胞的生长,与此同时药物耐受细胞会出现,导致辅助治疗晚期的复发率增加。作者指出,使用更强效的TKI,如奥希替尼,可能会减少肿瘤细胞生长,从而预防CNS复发、延长DFS,但随时间推移,不可避免会增加耐药性细胞的形成。这可能导致患者在更早期出现获得性耐药,并因在无症状、无确定性疾病时接受的治疗失去对一线EGFR TKI的疗效,而没有真正的生存获益。针对这一观点,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转化研究,辅助临床医生更好理解EGFR-TKI用于早期肺癌的耐药机制。5.患者意愿相比国外,国内开展了更多的辅助靶向治疗研究,很多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已多次尝试辅助靶向治疗,对全程管理的经验是多于国外学者的。《I-III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针对Ⅰ~Ⅲ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的诊断、分子检测、辅助治疗、术后管理等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从而规范NSCLC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法。来源:中华医学杂志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在辅助治疗中使用EGFR-TKI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虽然总生存期仍然是肿瘤治疗的金标准,但对于个体而言,无疾病生存可能同样重要。总结 肿瘤领域的治疗进展之快是其他疾病领域无法企及的。在不断探寻新的模式和药物的同时,很多医生可能“随波逐流”,像JCO评论文章这样冷静分析的专家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针对现存的争议,个人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概括:一、对于研究本身,需要明白前瞻性研究本身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结合真实世界研究可能可以印证尚未解决的疑惑;二、各国间存在经济、文化等多差异,就如同美洲国家的想法并不能代表欧洲国家的想法,基于国情的决定才是最合适的。参考资料:[1] I-III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2] Lessons From ADAURA on Adjuvant Cancer Drug Trials: Evidence,Ethics, and Economics. J Clin Oncol. 2021 Jan 20;39(3):175-177.[3] 梁斐教授从统计学角度解读ADAURA研究:结果解读篇.https://www.cmtopdr.com/post/detail/eae63d2a-f3e5-4275-86e6-2b5e9fccdfef[4] ADAURA: Mature Enough for Publication, Not for Prime Time.Oncologist. 2021 Apr;26(4):26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