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肺癌术后辅助的是与非:伦理?经济?用药时长?(完结篇)

2020年~2021年,注定是奥希替尼“开挂”的两年。4月27日,《I-III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1]在中华医学杂志正式发表,自此,基于国情的术后辅助治疗有了中国自己的参考指南。
但是围绕ADAURA研究仍有各种各样的困惑,继“辅助治疗的主要终点选择DFS还是OS”以及“辅助化疗的地位是否可以被取代”之后,今天我们来盘一盘伦理、经济、用药时长方面的内容,也是国际上引发争议的热点话题。
以下的介绍并不一定能100%抓住研究的精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多读几遍原文看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问题三:ADAURA这样的研究设计和结果公布方式是否符合伦理
针对ADAURA研究设计伦理方面的问题,部分有感于2020年12月JCO上发表的评论文章"Lessons From ADAURA on Adjuvant Cancer Drug Trials: Evidence, Ethics, and Economics"[2],部分借鉴自笔者接触一线医生对于ADAURA研究设计的理解,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谈谈:
1. 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IDMC)赞成研究尽早揭盲的决定,仅依据未经确证的替代终点DFS,这对于药物是否给患者带来OS获益没有指导意义
此前文章已对DFS和OS之间可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里我们从结果预测的角度估妄谈之。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目前奥希替尼组DFS数据成熟度只有11%,距离观察到成熟且稳定的中位DFS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目前的DFS HR值可能是最低值,随着数据越来越成熟,预计HR值会不断升高。
基于既往ADJUVANT研究、EVAN研究、EVIDENCE研究的结果,笔者猜测ADAURA研究结果的DFS HR值仍会是一个很低的数据。当然,由于后期DFS结果更新没有统计学效力,需要谨慎解读。
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统计师梁斐估算[3],ADAURA研究的中位DFS时间在80-120个月之间,当然这是以“指数稳定分布”的模式进行估算,实际可能并非这么理想,毕竟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肿瘤细胞也在不断进化,对于药物的反应可能并没有前期那么敏感。
对于OS结果来说,ADAURA研究仅公布了极早期的OS,数据成熟度仅为5%,等待OS成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8~10年)。既往,针对晚期NSCLC研究常提到PFS获益转化为OS获益的问题,这也同样适用于早期患者,OS受后线治疗的影响很大。
参考统计师梁斐的说法[3],考虑到奥希替尼的辅助治疗可能会使更多的人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而对于临床治愈的患者来说,本身接受后续治疗的可能性就很小,没有机会来产生更大的后续治疗的差异。换句话说,DFS的获益,几乎可以完全转化为OS的净获益。因此,ADAURA研究极有可能观察到具有统计学差异的OS结果。
2.未强制要求进行PET/CT和脑MRI检查造成临床分期不充分
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参照2020年WCLC上ADAURA研究公布的脑CT和MRI检查基线数据。
ADAURA研究人群基线特征(来源:WCLC2020)
个人认为,研究设计阶段不能完全脱离临床实践,虽然未强制要求进行PET/CT或脑MRI检测确实会出现临床分期不充分的情况;但是在中国,大多数患者是通过IASLC/UICC标准进行疾病分期,有能力在早期进行PET-CT/MRI检测的患者毕竟是少数。(编者注:ADAURA研究入组时采用 IASLC/UICC 第 7 版分期标准;最新版术后辅助指南一致推荐采用IASLC/UICC 第8版分期标准)
3.对于提前揭盲的顾虑
IDMC认为奥希替尼具有令人信服的优势,足以提早揭盲以完成主要终点的分析报告(原计划2022年2月,实际数据截至2020年1月17日)。不少海外学者针对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考虑到辅助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仅根据替代终点的益处而提前揭盲是值得商榷的,这削弱了肿瘤学界真正了解未来治疗方法的能力和耐心。”
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于DFS替代OS结果从而提前揭盲的顾虑,以及提前揭盲本身对于肿瘤界的远期影响。
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今年COVID-19相关疫苗的研发,很多国家因该疾病的影响程度都会“破格录取"一些疫苗。而肿瘤疾病亦是如此,特别是肺癌,虽然很多新药不断研发,但对于患者的5年生存率方面提高并不明显。对于肺癌来说,近年全球发病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新的治疗模式和药物可能会给患者可能带来更多获益时,等待5~8年的时间对于肺癌患者来说可能“等不起”。
不过,联想到日前免疫治疗加速审批面临FDA重新审查的问题,我们确实应该对于加速审批和提前揭盲进行“冷思考”,不能让这种“特例”变成“常态”。
问题四:辅助治疗对于经济问题的影响有多大?3年用药模式可行吗?安全吗?
目前早期NSCLC的术后辅助化疗一般4-6个周期(不超过半年),此后患者可在无复发的情况下停止任何进一步治疗。而奥希替尼长达3年的每日治疗带来了实质性的治疗负担,患者经历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生活质量以及经济消耗,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1.经济问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肿瘤治疗的经济负担是远远大于其他疾病的,就像《我不是药神》中倾家荡产就为了买几盒药物,但随着中国医保政策的不断健全、带量采购等新政策的不断出台,肿瘤药物的可及性明显改善,患者的经济负担大幅度减轻。
2.使用时间
辅助治疗的使用时间同样是争议较大的课题,ADJUVANT研究显示,多数患者在吉非替尼停药1年后出现复发。ADAURA研究将奥希替尼的治疗时间延长至3年,但进一步延长治疗时间是否为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目前尚没有循证医学证据,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的研究来解答这一问题。
3.安全性
这同样是我担心的问题,据报道,ADAURA研究中10%的患者发生了3级以上的AE,这是个很高的数值,有多少患者能够坚持3年用药?对于整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有多大?希望研究者给出更多的数据。
4.获得性耐药
2020年11月发表在《肿瘤学家》(The oncologist)的评论文章[3]提出了一种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对肿瘤生长影响的假说。
在辅助治疗中使用EGFR TKI,复发风险可能会低于化疗。然而,在随访期间,随着暴露剂量的持续增加,耐药细胞再生长的风险率曲线可能会更高。
图.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对肿瘤生长影响的假说:首先,奥希替尼会降低残留肿瘤细胞的生长,与此同时药物耐受细胞会出现,导致辅助治疗晚期的复发率增加。
作者指出,使用更强效的TKI,如奥希替尼,可能会减少肿瘤细胞生长,从而预防CNS复发、延长DFS,但随时间推移,不可避免会增加耐药性细胞的形成。这可能导致患者在更早期出现获得性耐药,并因在无症状、无确定性疾病时接受的治疗失去对一线EGFR TKI的疗效,而没有真正的生存获益。
针对这一观点,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转化研究,辅助临床医生更好理解EGFR-TKI用于早期肺癌的耐药机制。
5.患者意愿
相比国外,国内开展了更多的辅助靶向治疗研究,很多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已多次尝试辅助靶向治疗,对全程管理的经验是多于国外学者的。《I-III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针对Ⅰ~Ⅲ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的诊断、分子检测、辅助治疗、术后管理等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从而规范NSCLC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法。
来源:中华医学杂志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在辅助治疗中使用EGFR-TKI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虽然总生存期仍然是肿瘤治疗的金标准,但对于个体而言,无疾病生存可能同样重要。
总结

肿瘤领域的治疗进展之快是其他疾病领域无法企及的。在不断探寻新的模式和药物的同时,很多医生可能“随波逐流”,像JCO评论文章这样冷静分析的专家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针对现存的争议,个人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概括:一、对于研究本身,需要明白前瞻性研究本身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结合真实世界研究可能可以印证尚未解决的疑惑;二、各国间存在经济、文化等多差异,就如同美洲国家的想法并不能代表欧洲国家的想法,基于国情的决定才是最合适的。
参考资料:
[1] I-III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
[2] Lessons From ADAURA on Adjuvant Cancer Drug Trials: Evidence,Ethics, and Economics. J Clin Oncol. 2021 Jan 20;39(3):175-177.
[3] 梁斐教授从统计学角度解读ADAURA研究:结果解读篇.
https://www.cmtopdr.com/post/detail/eae63d2a-f3e5-4275-86e6-2b5e9fccdfef
[4] ADAURA: Mature Enough for Publication, Not for Prime Time.Oncologist. 2021 Apr;26(4):2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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