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牧誓》 说纣王

读《牧誓》  说纣王

夏天秋雨

纣王长眠淇河之滨已有3000余年了，但其故事世代相传至今。纣王帝辛残暴荒淫，妇孺皆知，小说《封神演义》、电视剧《封神榜》等文学作品把纣王演义成了中国历代帝王中残酷、暴戾、荒淫、昏庸的典型。本人生长于淇水岸边，自然对纣王这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一日临床高枕，闲读《牧誓》－－武王伐纣的誓师词，始知纣王并非“罪大恶极”。西方敌对势力周武王为灭商找出兵借口，搜寻并加工了纣王的所有罪过，也只仅仅凑了四条罪状。正如子贡所言“纣王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纣王的荒淫残暴，是周人及后人恣意戏说、演义的结果。近代学者顾颉刚指出，纣王的罪过是层累积叠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看来，有必要替纣王讨个“说法”了。

帝辛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由此可见纣王是文武全才。但商朝在祖甲时就已由盛转衰了，纣王全力经营东南而导致内部空虚，此时商的属国（邦伯）周在西方兴起，国势日盛，不断向中原扩展。周武王灭纣要找借口，就大肆对纣王进行人身攻击，在《牧誓》里凑了纣王四条罪状。第一条是说纣王只听任妲己的意见；第二条是说纣王轻弃祭祀神鬼、祖先；第三条是说纣王不重用他的叔父毕干、箕子和其兄微子启等人；第四条是说纣王重用了逃亡的罪人，使这些人杀害百姓、犯法作乱。这是较早罗织纣王罪状的主要材料。对此，我们应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重新评说。

首先，纣王“惟妇言是用”并非罪过。商代社会意识中仍有女人受到尊重的母权制残余。妲己参政，是商朝政治制度中母权制残余的反映。比如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执掌军政，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将军。那么纣王听信妲己何罪之有？况且周武王也没有找到妲己淫乱宫廷的罪行，只是说母鸡不能打鸣，母鸡打鸣就要家破人亡，妲己是女性，为纣王出谋划策，国家必然灭亡，这是上天的旨意。

其次，对“纣王轻弃祭祀神鬼、祖先”应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去歌颂。国家大事，在祀与戒，商代的国家主要机构有负责祭祀和军事两个部门，太史、太卜、贞人掌管宗教祭祀。孔子曾说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武王说纣王轻弃祭祀是为了找出兵理由，说明“商罪贯盈，天命诛之”的合理性。是否注重祭祀，是商国内政，何劳西方国家指手画脚。纣王轻弃祭祀，反倒说明纣王尊重生命，施行仁政。因为商人尊神，事神之礼最重，人祭和人殉是商王朝活动的一大特色，奴隶主为了加强政权的神圣色彩，频繁地举行各种祭祀，以人为牺牲贡献上帝、百神，殷墟发现的人祭，触目惊心。人殉制度也极为残酷，墨子揭露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如在安阳武官村发现的一个商代贵族墓，殉葬79人。可见，纣王轻弃祭祀神鬼、祖先，在客观上废除原始习俗的人牲制度，推动了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进步，是英明之举，这是个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何必要跟着周武王说殷纣王的坏话呢。试看今日，人们在殡葬亲人时，陪葬的都是陶人、纸人，再孝顺的子女，有为父母陪葬真人的吗？清明节，人们祭祀祖先，还有人用真人作祭品、供品的吗？难道现代人不用真人、活人去祭祀，都成了罪人、恶人了吗?

再次，对于纣王不重用毕干、箕子和微子启等王族贵族的作法，我们不能凭单纯的道德感情标准去评价。中国初期国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父权家长和军事酋长的绝对权力便直接演变为专制君主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也演变为国家机器的各级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国家化了，因此，这种体制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法性和原始性，“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反映了贵族对君权实行监督和议事制，王权不仅受到宗法制的制约，有时甚至还会威胁王权的存在。纣王的叔父毕干、箕子和庶兄微子启以贵族身份可以参政、议政、辅政，可以用谏议等形式合法地限制王权专制。微子启贵族集团势力强大，且微子启对弟弟辛继承王位耿耿于怀，心存不满，对王权构成了很大威胁。纣王要冲击、摆脱这种限制，加强王权专制，就要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摄政的宗法制，这符合王权专制制度形成的一般规律，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但是，纣王不重用毕干、箕子和微子启等贵族，却违背了宗法传统中的亲亲原则，因此纣王的这种进步就成了一条罪状了。如，满族统治者攻入关内，定都北京以后，仍实行王公大臣议事制度，皇族中手握重权的大臣对皇权造成了很大威胁。顺治帝翦除多尔衮集团，康熙计除鳌拜集团，到雍正设军机处，才基本解决了来自王公大臣贵族集团的牵制和威胁，建立了强化皇权的官僚政治。顺治、康熙惩除的也是皇族成员，（多尔衮就是顺治帝的亲叔叔嘛，）但历史是他们自己写的，同类事情在顺治、康熙身上就成了绝世功绩，而在纣王身上就成了罪恶。

又次，纣王要使贵族摄政让位于官僚政治，打击反对派贵族，就从奴隶中选拔重用恶来、飞廉等人为大臣，“恶来有力”，“飞廉善走”，“俱以材力事殷纣”，军事上出现了“纣之百克”所向无敌的局面。殷代任用奴隶为大臣不乏其例，家庭奴隶伊尹辅助汤灭夏建商，并五朝当政，商王武丁费了很大功夫从罪犯奴隶中找到了傅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纣王也实行任人唯贤政策，并把它推广为官僚政治，废除任人唯亲原则，从客观上来说这是一个进步。至于说纣王任用坏人杀害百姓，这只是国王共有的残酷特性，纣王之前的“汤刑”中就有刺字、割鼻、断足、阉割、幽闭、大辟，五刑俱备，极为残忍，卜辞上记载的残杀人数惊人，并非纣王一人残忍。

纣王以帝乙的小儿子（嫡长子）身份继承了王位，其庶兄微子启对此不满，叔父毕干、箕子是微子启的支持者，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派。剖毕干，囚箕子，黜微子启，残酷打击商贵族集团中的反对派，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陷入了严重危机。微子启出走，“太师庇、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商容曾“欲以伐纣”，胶鬲作为代表曾与周武王定盟。反对派贵族与周暗里勾通，在周师压境时叛商。纣王于鹿台自焚。周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毕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史记·殷本纪》）。

商代的地方有内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区，外服是臣服部落，如邦伯等。邦伯的独立性较强，周灭商之前就是一个邦伯。周是商的侵略者、灭亡者、占领者、征服者，微子启集团是纣王的反对者，是商的反叛者、通敌者、投敌者，对周来说，是合作者、归顺者、臣服者，周为正统之后，自然要赞颂、褒扬、美化微子启集团的人，贬低、咒骂、丑化纣王。以致后世史书把毕干、箕子、微子等都写成了忠臣、仁者。纣王只有暴君、昏君的份了，岂不冤哉。司马迁的《史记》成书相距纣王上千年，多采用周人的说法，《牧誓》中周武王列举纣王的四条罪状尚不足信，司马迁的演义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商代从祖甲时转衰后，历代商王都很腐朽，到纣王时已是日薄西山，积重难返了，纣王虽有作为，也难挽救败局。我们不应该因其为亡国之君，就对其全面否定，作为朝歌人，应该知道纣王平定东夷，开拓江淮流域的文德武功，郭沫若曾说纣王“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贡献巨大”。昔日周武王为灭商才在《牧誓》里勉强凑了纣王四条“罪状”，今日的朝歌人又何必无中生有，虚构情节，追随无聊文人许仲琳尽情演义纣王的残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