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补记一段惠州新闻史:“大惠州”是怎样叫起来的?

9月3日,本号发了一篇《大亚湾报创办史》,文中提到:

“其中有一段时间,惠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创办了《大惠州》杂志(由《惠州内联信息》改刊而成),交给我们操作,我同时兼任《大惠州》杂志社总编辑,袁治平也兼任《大惠州》副总编辑,所以我们便在渡口所的惠州市粮食局院内租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作办公室,两个编辑部合二为一办公。”

有老同事跟我说,其实《大惠州》也同样是惠州新闻事业的一部分,应该补记一下这段历史。

由于当时比较忙,无暇顾及,拖了一段时间。今天翻出当年的资料,特补记之。

我刚调到惠州报的时候,采写了一些外引内联的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惠州,正是外引内联的高潮期,“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投资热风起云涌。

惠州市经协办负责内联工作,惠州报总编辑钟逸人当时非常关注内联工作,写过不少深度评论,颇受经协办领导好评。

我们与大亚湾开发区合办了《大亚湾报》后,经协办的领导有一天跟我提起:能不能也将经协办的《惠州内联信息》交给报社的人来办,将它办得象样一些,扩大影响。

我将情况向钟总作了汇报,他很高兴,表示完全可以接手过来。

直到今天,我还非常佩服钟逸人总编辑的开明。他与经协办的领导曾谭安、陈志刚见了一面,商谈后,就召集我和袁治平等几个人开了个会,决定接手《惠州内联信息》,可以不要经协办出钱,但也不用上交,就交给大亚湾报来负责承办,业务上接受经协办的领导,经济上独立自主。社长由陈志刚担任,总编辑由我担任,袁治平兼任副总编辑。具体事务由我负责。

此事定下来后,我立即从广西招来几位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原河池日报副刊部主任李昌宪、河池作协副主席任君,后来还来了广西工人报新闻部副主任陈光生等,招聘了李志宏、周艳莉、雷焕雄、顾偕(只工作了一个月)、陈晓华、董海燕等几个人,马上筹组创刊号。

在这过程中特别需要感谢几个人。

一个是惠州市粮食局局长陈生波。我初到惠州时写了好几篇关于粮校和面粉厂的稿子,可能是从来没人这样报道过粮食系统的事,陈局长很高兴,有一天专门叫粮校校长约我过去他办公室见面,表示感谢。他得知我准备筹办一本杂志后,立即表示可以将粮食局院子里的宿舍楼一楼的一套空房子免费借给我们使用。这真是天降之喜,我正愁大亚湾报租的更楼下编辑部房子太窄,这回杂志的办公地点有了着落。我与老袁商量后,就将更楼下那房子退了,将两个编辑部搬到粮食局院内合署办公。

一个是惠州市副市长庄礼祥。他分管内联工作,将《惠州内联信息》改办成公开出版的杂志的事当然要向庄副市长报告,庄副市长批示同意后,还专门找我和陈志刚去听取汇报,表示可以给我们写发刊词,并出席首发式。我与庄副市长的秘书王国付弄了发刊词初稿,送给庄副市长后,他亲自执笔修改,并商定以“大惠州”作为刊名,加入了许多他对“大惠州”的理解和解读。

一个是惠阳企业家刘观送。刘观送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当时肯定是一个风云人物,我叫任君去采访了他,在创刊号“大哥大传奇”栏目中以《从大排档走进大会堂》为题报道了刘观送的企业历程。任君高才,写的文章得到刘观送高度评价。当时我们并没有向他收宣传费用,但首发式上他突然当场资助1万元给我们办刊,还支付了首发式相关费用。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我们设定的封面广告价格才1万元啊。

我在首发式上致辞

“大惠州”这个叫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得很响。

现在很多人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叫起了“大惠州”这个词。

惠州作家李华生2007年在博文《老话新说“大惠州”》曾提到此词的由来,认为是“五年前,东莞是惠州,十年前,深圳是惠州,百年前,香港还是惠州。”以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等佳句,从此,便有了“大惠州”之说。

文中还提到:到了1993年,惠州的文化开始令人刮目相看,大街小巷一夜间忽的冒出了数十家报刊杂志,其中有一份杂志的刊名,赫然就叫《大惠州》!

以及“1993年,惠州市的首脑们、市规划建设者们,作出了惠州市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城市规划决定。这便是编制控划控制面积为3500平方公里,人口230万的“惠州南部地区整体规划”。以及那场楼市重灾区后的惠州境况:惠州人从此不言“大惠州”,甚或以“大惠州”为耻为辱;领导们从此说话低调,忌惮“大惠州”如同瘟疫。还说:《大惠州》杂志从此销声匿迹。

李华生最后说:我们期待着:大惠州的决策者们那傲视天下的大手笔;我们呼唤着大惠州。

庄副市长向我们面授机宜

我们共同的选择

《大惠州》杂志于1993年3月28日正式创刊。首发式在粮食局门口的阅江楼举办,惠州市副市长庄礼祥、惠州报社总编辑钟逸人及惠州各界领导、嘉宾出席。

在创刊词中,庄礼祥副市长专门就“大惠州”这个刊名向读者作了交代。具体内容见上。

在目录页,我们还将“惠州,不仅仅是惠州人的惠州”冠在上头。

创收号上,第一篇文章就是钟总亲自操刀的《大惠州向我们走来》重磅稿。

钟总的文章一如既往的有深度有厚度,站得高看得远,以充足的事实告诉读者:大惠州已不是梦、建设动力从何而来、放开规划视野、向跨世纪伟业挺进。

将这篇文章与发刊词互相比照着看,谁都会明白当时我们为什么叫响《大惠州》。

从中可见,“大惠州”这叫法首先是着眼于建设及吸引投资,着眼于未来。《大惠州》杂志的创刊,当然让这个叫法传得更广。

但即使现在再看,这个词一点也不过时。甚至我们应该后悔于它的消失!

国内一流城市,其实从品质上就要求我们在城建中着眼于未来,城市格局不妨做大一些。前几天丰字交通骨架首期工程即一号公路正式开工,就是它的最好实践。

惠州报总编辑钟逸人(左一)出席首发式

《大惠州》杂志后来确实消失了,但并不是因为“大惠州”这个说法的忌讳。

我其实只操办了一期半杂志及一期增刊,即《惠州内联投资指南》。其中《惠州内联投资指南》是全盘交给胡瑜、彭杰操作的,此项目上交大惠州杂志社5万元,算得上增值项目。

然后我于1993年下半年接任大亚湾报常务副主编后,惠州报社要求我退出《大惠州》具体工作,于是《大惠州》杂志交回经协办,由陈志刚副主任亲任社长兼总编辑,先是任君、李昌宪,后是武生智等继续具体负责。然后1994年4月李昌宪也跟随我到惠州晚报工作。

至于《大惠州》何时正式停刊,我已经不记得了。停刊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财力,或许是人员甚至领导更替,反正不是因为“大惠州”这个叫法。

在这期间,惠州还办了《惠州青年》、《惠州文学》等刊物,但当以《大惠州》最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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