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城外的风景

谨以此文，欢迎咸宁友人李城外、贺荣华、周子逸访问贵港。

陈白尘《牛棚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下放咸宁“五七”干校，陈白尘是当作“喜事”来看的。

“晨，突然传来消息，说我和光年已被批准去咸宁干校了。……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光年归家报喜……”在1969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他如此写道。文中的“光年”指张光年，即光未然。

我能理解“惊喜交集”这四个字的含义，尽管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此前陈白尘一直被视为“黑帮分子”，在京城的“黑窝”里写反省材料、接受群众批斗和劳动改造。被批准下放咸宁干校，是和群众一起去的，这说明他已经从“人民的对立面”回归群众队伍，他所犯下的“罪过”，也由此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了。从罪该万死的“敌人”，到还有挽救价值的“自己人”，这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折磨与屈辱，当“幸福”突然来敲门，怎能不“惊喜交集”？

把自己列入一个居高临下、具有绝对优越感和特殊权力的群体，再把某些人列为身份卑微、思想不纯，只配逆来顺受、低声下气，接受教育教育再教育改造改造再改造的对象，歧视之、凌辱之、打击之甚至消灭之，这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政治倾轧手段。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称之为“非人化”，并指出：“遭到非人化的人被看作亚人类的动物，因为他们被认为只有亚人类的本质。即便这些人有人的外形，那也是欺骗性的，因为'在内在’，他们实际上是别的事物。”（《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而用中国的古话来说，更是直截了当、斩钉截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既然不是“同类”，当然没有资格获得同等待遇，“不配”一视同仁。

我读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些勾勒人情冷暖的白描式的句子。“负责'黑窝’的张兆丰（司机）同我谈话10分钟，极感温暖。”“休息时，楼秋芳同志递给一张凳子，感到了人的温暖。”“与亲人畅叙终日，至为欢喜，来京后第一遭也。”“丽梅夫妇知我有下放消息，特来探望。在此环境下冒险前来，极为可感。”寥寥数语，表达了对友情、亲情、温情的极端珍惜和渴望，平淡的字句底下，是波涛汹涌的情感巨流，这恰恰反衬了一名“特殊分子”在特殊年代所遭遇的“非人化”精神折磨的深与痛。

在咸宁“五七”干校陈白尘旧居。

事实上，即使到了咸宁干校，以“自己人”的身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对陈白尘来说，仍然是稀缺的。在他临时接替冯牧放鸭子的第一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鸭子们也有斗争，但只限于以头相顶，力弱者退，没有你死我活的搏斗。”显然，人世间“你死我活的搏斗”，已经让他成为惊弓之鸟，深感恐惧。在随后的日记中，他又多次写到放鸭子时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句：“数月来，日与鸭群为伍，对这群小动物有了很深的感情了。”在人际界限森严的非常时代，一位曾经叱咤文坛、有“中国果戈理”之誉的写作大师，只能在一群鸭子身上寻找感情寄托，那是多么的无奈、孤独与辛酸。

和向阳湖文化研究专家李城外先生（右）在咸宁“五七”干校。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来到陈白尘曾经拌过浆、翻过地、锄过田、担过菜、挖过水沟、筑过田埂、修过猪圈、放过鸭子的地方。但我终于来了，湖北咸宁。时值5月7日，并非有意，纯属巧合。第二天，我站在了“五七”干校总部的大门外。那是一道充满历史沧桑感的铁门，门上“五七干校”四个大字的油漆已经脱落得差不多了，锈迹斑驳。门里的故事，也是斑驳的。

为我们做向导的是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城外先生。除了官方头衔，他，也是“五七”干校这道大门内的故事的发掘者、探寻者、记录者和研究者。1969年春至1974年12月，文化部遵照“五七指示”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畔创办“五七”干校，前后共有6000多名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以及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学者和家属下放到这里，接受劳动再教育或者说“劳动锻炼”。其时，向阳湖还是一个荒凉的湖泊，在那里接受改造的，除了陈白尘，还有冰心、冯雪峰、沈从文、张光年、臧克家、萧乾、冯牧、牛汉、陈原、郭小川、王世襄、周巍峙、金冲及、陈翰伯、王子野、周汝昌、傅璇琮、徐邦达、司徒慧敏等一大批文化巨匠或文化名人。用李城外的话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咸宁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总览古今中外的文化史都是罕见的。”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化人在咸宁向阳湖畔的经历，对于咸宁乃至全国来说，都是一笔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和“群体档案”，是非常年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弥足珍贵的补充。由此，他开始了“五七”干校与向阳湖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沉甸甸的成果。由他编著、武汉出版社出版的7卷本300多万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充分体现了他的孜孜不倦与坚韧执着。他，无愧于“中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的称号。

中国素有修史的传统，《二十五史》卷帙浩繁，蔚为大观。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事实上，历史不仅仅可以“知兴替”；对历史的叙述和书写，更是“话语权”的体现，而“话语权”一旦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相当于丧失了“存在”，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指出的那样：“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李城外先生对“五七”干校与向阳湖文化的研究，不仅为当年那批文化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同时也为他们赢得了“话语权”，得以免于沦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如今的咸宁“五七”干校，已经成为“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白尘们的遭遇，作为共和国历史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将永远为世人铭记。而铭记，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城外先生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是一个敦厚、真诚、正直、爽朗、儒雅的人，也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一个悲天悯人的人，一个懂得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价值之所在的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人，值得我们的尊崇和敬仰。

陈白尘从城里下放农村，看到了“城外”的风景；李城外先生对“五七”干校与向阳湖文化的研究，则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番“城外”的风景。城外的风景，引人深思，耐人寻味。

2018年7月17日，于贵港求知斋

和李城外先生（右）在咸宁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展览厅。

在咸宁“五七”干校绿原、韦君宜、冯雪峰旧居。

在咸宁“五七”干校萧乾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