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何丹萌:跑城管
穿制服的城管或市容人员来了,小商贩们就开始跑,于是就有了一个词:跑城管。这让我想起汪曾祺的一篇文章——《跑警报》。该文说的是他们早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时,躲日本飞机轰炸的一些事。汪老在文章里解释过“跑”字的妙,我也想到了“跑城管”的“跑”为什么不是躲,不是闪,不是藏呢?显然,一个跑字,最能生动地体现当时的动静,也能反映驱赶者与被驱赶者之间的强弱关系、明暗关系,等等。跑城管的“跑”,真是形象生动。我还想起小时候奶奶讲的“跑土匪”,跑李长友,跑白莲教,那是不同的土匪势力。那时,幼小的我也在琢磨,是土匪在跑,还是躲的人在跑,疑惑是双方都处于跑动状态?中国的词语很有意思,有时侯看似语法上不合理,却能最生动地表达出物像和事态的真实感来。比如西安人把馍夹肉叫做“肉夹馍”,就突出了肉的成分。跑城管,突出的当然是跑了,一个跑字,很能反映小贩们在城管到来时的动作状态和心理状态。
在A小区和B小区之间,有一条马路,因小区不小,人口稠密,所以小商贩们便看准商机,无孔不入,经常在这条马路边摆摊。卖水果的,卖小吃的,买蔬菜或内衣内裤的,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里是不允许摆摊的。城管经常会开着警车鸣响喇叭,开来一队穿制服的小伙子,驱赶这些摆摊设点的商贩们。小商贩们见人家来了,就迅速收拾东西跑掉。奇怪的是,这现象在这里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城管一来,小贩们就跑;城管一走,小贩们又卷土重来。甚至一天之内,可以发生四五次这样猫逮老鼠的游戏。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不能根治呢?
对于城管和小贩,我的认识有一个交替变化的过程。起初,我同情着小贩们。他们要谋生,又没有大的本钱去做像样的生意,只有从批发市场或别的渠道进点货来,既不交房租,也不想承担管理费、税收等等的负担,可怜兮兮地站在马路沿上,经风吹日晒,历冷雨冻雪,赚取一点微薄的差价。我想我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悲悯情怀,就像白居易同情卖炭翁,就像杜甫的“堂前扑枣任西邻”一样,是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有天晚上,我和Y看罢话剧归来,天色很晚了,寒风刺骨,我们从车里一出来就缩了头,瑟瑟发抖着快步回家。但这时,仍有小贩站在灰黄的路灯下,守候着最后的买主。甚或已到夜里三四点,窗外还有小贩的叫卖声。我对Y说,经常看看这些小摊贩,就应该庆幸和珍惜我们所处的幸福境遇。今年是35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零下20几度的寒冷逼迫着我们不敢出门,可是还有许多小贩们十几个小时在风雪里坚守着,他们不知道被窝里的暖和么?一个鞋匠,或一个打烧饼的妇人,常见他们几十年在一个固定的街头摊点上做营生,是怎么过来的呢?其间没有一定的定力,没有坚强的意志支撑,一定是熬不过来的啊!但是,我也经见过一些小贩的卑琐。比如以次充好,比如短斤少两,比如在买卖过后将干净的街道弄成一片狼藉。我为小贩们带来的方便而欣慰过,也为遭遇小贩的欺骗和戏弄而懊恼过。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城管们是对的。尽管,前些年常能看到城管殴打小贩的报道,那种恃强凌弱和野蛮执法的行径,曾让我深恶痛绝。但仔细想想,城管们有时侯也确实出于无奈,面对那些百劝不听、死缠烂打、驱之不尽、形若蚊蝇般的小贩,城管的执法者们,是很难完成执法任务的。毕竟,一个城市,是需要规划和秩序的。
然而,近来我发现,小区门口的小贩与城管,似有着很微妙也很有趣的关系。早上八点多去买煎饼果子,摊煎饼的小伙子说,得抓紧,一会城管就来了。他们知道城管约九点钟会来,届时就主动撤退。但城管待一会就走了,待城管走后,他们又不知从哪儿呼啦啦又蜂拥而出。一天里,这样的拉锯式交替,要上演至少四五次。我见到过,在城管到来的时候,小贩们慌乱四窜,一会就无影无踪了。城管的执法车停在路边,街道萧条肃静。穿城管制服的小伙子们集体坐在面包车里,一人持一部手机,看微信的,玩游戏的,各行其事。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不会长久待在这里,一会儿就要离开。他们前脚刚走,小贩们后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如腐肉与苍蝇,一会儿就热热闹闹,熙熙攘攘,有了一派繁荣的市场气象。日子久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小贩们一定要来,城管们一定会走。对于小贩们一定要来,这很好理解,为生存嘛,哪里有商机,那里就会有生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生。”但对于城管们为什么待一会就走了,我却不甚理解。他们斩草,好像不愿意除根。若说此地绝对不许摆摊,你就死守于此,坚持数月,小贩们还敢来吗?若说此地还可以摆摊,那又为何要不厌其烦、每日不断地前来驱赶呢?假如在路边设个执法亭,不撤不离,常年警戒,小贩们又怎能耐得过这样的坚守呢?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更愿意天天和小贩们来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出摊者执着,驱赶者也执着。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在百思不解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好像明白了,原来城管和小贩,确实像猫和老鼠的关系,也和草原上的角马、斑马,与狮子、豹子一样,是一种生态关系。没有了老鼠,猫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没有了食肉动物,草食动物就会疯长。这也让我想起了警察与小偷,曾听公安上的朋友讲,警察与小偷的关系也很是微妙,他们有时候要打压那些贼,有时候又要依靠那些小偷来帮助破案。矛和盾,是在相互对峙也相互依赖中共存的。如果小贩们都规规矩矩在指定的地点和摊位上合法经营,城管们似乎就要失却存在的意义,他们就要被裁员或下岗了。俗语说得好,一物降一物,斑鸠降鸔鸽。世间任何一物的存在,都是因了另一物像的泛滥应运而生的。现在,城管来了,小贩们不慌不忙地撤退,卖豆腐脑的还在给顾客盛的最后一碗上撒调料,城管车上的喇叭就喊:豆腐脑!还不走?豆腐脑笑着说:就走,就走。卖煎饼的正给顾客找钱,执法者无言地站在一旁,等候找完了钱,再接着驱赶。他们现在几乎是和睦相处了,既不争吵,也不对抗,相互理解着对方,心照不宣地各行其事。
如果仅仅记录城管和小贩的相处形态,那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通过对于他们间久而久之的观察,竟然让我的心态变得平和、坦然,甚至凭添了许多包容之心。比如,我不再为城管的骄横跋扈而义愤填膺,也不再为某些小贩那可怜兮兮的假象而徒生怜悯。我知道,他们都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是21世纪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时的一道景观。其实,什么时候都有管理与被管理存在。小时候在商州城生活,记住了一句童谣:“热红薯,冷粽子,老李来了夺笼子。”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的市场管理,老李是市管会的黑脸大个子,与如今的城管扮演同一角色。不过,那时候是不许买卖,现今是规定着买卖的地点和秩序。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总是生存和欲望打破了秩序,又必须让约束来承担管理。你听,楼下的叫卖声通过喇叭传来:“打奶了,打奶了,新鲜的牛奶......”
作者简介:何丹萌,陕西省洛南县古城镇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现为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中国作协会员,陕西剧协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出版有散文集《有了苦不要说》《将就屋笔记》《冬月流水》等;传记文学《贾平凹透视》《见证贾平凹》。戏剧作品有:话剧《火烧寨》(合作);山歌剧《鸡窝洼人家》、花鼓山歌剧《天狗》;五集实景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其中山歌剧《鸡窝洼人家》1985年即获文化部农村戏剧创作奖;戏剧论文《戏曲的困境与突围》获陕西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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