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新学派

作    者：Janek Wasserman

译   者：朱海就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本文共计18061字数，阅读约需要28-32分钟。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经常谈到的一件轶事是米塞斯对朝圣山学社（MPS）及其“软化的自由主义”的不满。“米塞斯丢下一句‘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然后就走出房间，而这个会议中没有一个人，即使按照最低的标准，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米塞斯认为，对国家的最有限的让步也是一种屈服，他不能容忍哈耶克和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s）意图接纳盛行的干预主义秩序的意图。尽管他继续参加MPS，但米塞斯认为他是自由主义的唯一捍卫者。

米塞斯在美国的孤立感加剧了他的愤怒和沮丧。就如他想重返学术界并建立新的追随者圈子，他也在努力建立学术联系或寻找有报酬的工作。尽管他有足够的积蓄，负担得起公寓的租金，但他在曼哈顿的头几年仍在寻找工作。与他年轻的奥地利同事或他的同时代人约瑟夫·熊彼特不同，米塞斯并没有获得长期的学术职位，也没有因他檄文性的著作而获得学术界的关注。最终，他获得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期一年的系列资助，来为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他在1941年重新举办的私人研讨会上发布了来到美国之后的首篇文章，已经移民到美国的马赫卢普（Machlup）和海伦·里瑟（Helene Lieser）参加了该研讨会。事后，米塞斯向哈耶克说，研讨会并没有取得让他满意的成绩：“我的研讨会在继续进行。上周M.和L.参加了研讨会。我认为他们的印象是它的水平远远低于以前在维也纳Stubenring所举办的研讨会的标准。”在他情绪的最低点，米塞斯将他正在进行的研究视为“为身后而作”。

在新朋友和一些同情他的亲商业协会的帮助下，米塞斯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向米塞斯提供了年度酬金，以让他担任其反国家主义计划的顾问。这些款项使他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全国制造商协会成立于1895年，是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组织。到了1930年代，它已成为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及其新政的主要组织之一。在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支持下，米塞斯撰写了专门的论文，谴责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并倡导恢复金本位制。1944年出版《官僚主义》和《全能政府》之后，米塞斯以“英语世界捍卫自由和自由企业制度（这种制度在美国达到其最高的发展水平）的最杰出，最坚定的人士”的身份，给各地的NAM分会发表演说。然而，这两本书——着重于历史和政治，而不是经济学——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在美国自由主义的新兴中心加州，米塞斯遇到了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后者成为米塞斯的赞助人之一。他散发米塞斯的作品，并给米塞斯定期的津贴。在里德，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和纽约大学受托人劳伦斯·菲格（Lawrence Fertig）的共同策划下，米塞斯于1945年在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任客座教授。纽约大学并不给米塞斯支付薪水，米塞斯接受的是私人捐助。接受任命后，米塞斯开始在曼哈顿举行讲座和研讨会，然后在哈德逊河畔的欧文顿（Irvington-on-Hudson）举行讲座。从1947年起，哈罗德·卢诺（Harold Luhnow）和沃尔克基金会（Volker Fund）也为米塞斯的努力提供了支持。由于他的这些支持者，米塞斯开始稳定下来，但他的声誉和名望仍然低于他的预期，尤其是与他的奥地利同胞相比。

米塞斯出人意料的转机出现在1949年，这一年他的《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出版了，这本长达900页的英文版对他1940年出版的《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ics）进行了重新阐述。赫兹利特在《新闻周刊》上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称其为“迄今为止，关于资本主义的最严格的理性陈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纽约时报》的书评栏目中对这本书进行了批评。这本书在1949年经历了三次重印，卖出了四千本。米塞斯在纽约的最早追随者之一乔治·科瑟（George Koether）通过基督教自由基金会（CFF）分发了大量的摘录。CFF雇员珀西·格雷夫斯（Percy Greaves）和他未来的妻子贝蒂娜（Bettina）加入了米塞斯在纽约举办的小型研讨会，该研讨会在《人的行动》取得成功后重新开始。格雷夫斯夫妇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米塞斯经济学的主要传播者。《人的行动》还激发了保守的“太阳石油”巨头J.霍华德·皮尤（J. Howard Pew），他于1950年创立了自由主义者杂志，即“Freeman”。《人为行动》还吸引了两位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转向米塞斯的经济学，即默里·罗斯巴德和安·兰德。最终，这提升了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形象以及他举办的研讨会的声誉。在之后的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复兴中，一位最重要人物科兹纳（Israel Kirzner）也被吸引到了米塞斯的轨道中来。

当米塞斯的奥地利同胞越来越多地从经济学的范围之外寻求启发，并试图结合非经济因素来发展社会理论时，米塞斯却把他的方法基于一个单一的先验原则：行动公理。对他而言，所有人类行动都是理性的，这意味着对目的和手段的“有目的”的考虑。我们做出选择以实现我们所偏好的目标。“行动学”（praxeology）是他对人类行为科学的称呼。它不仅解释了经济学，还解释了所有的人类互动：

“选择决定所有的人类决定。在做出选择时，人不仅在各种物质的事物和服务之间进行选择。所有的人类价值都供他选择。一切目的和一切手段，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崇高的还是基础性的，高贵的或卑微的，都在同一排列中供人选择，人们的决定选择了其一，同时也就放弃了其他。从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即行动学。经济的或交换的问题嵌入在更为一般的科学中，不能与这种联系相断绝。”

在此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的色彩。价值的主观主义理论和偏好排序可以追溯到门格尔。个人在经济分析中的中心地位使人想起维也纳的早期学者。对交换（交换学）的关注也强调了市场作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的场所的作用。

米塞斯最具争议的断言是他坚持人类行为公理的先验性质：“其陈述和主张并非源于经验。而是像逻辑和数学一样，它们是先验的。它们不能用经验和事实来进行验证或证伪。”这种坚定的立场否认了归纳推理或经验观察的解释力，它让许多学者“感冒”（cold）。如果整个经济学体系是由一条单一的、不容许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偏差的规则衍生出来的，则该科学似乎就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此外，行动学似乎不足以解决当代问题。自1930年代起，当米塞斯首次详细讨论这些想法时，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以逻辑为依据的卡尔·门格（指Karl Menger，不是Carl Menger——译注），以现象论为依据的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和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ütz），以及以经验论为基础的理查德·米塞斯（米塞斯的弟弟）等对米塞斯发起了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与知识”也可以看作是对米塞斯的反驳。哈伯勒（Haberler）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也在1940年代初对米塞斯提出了批评，而马赫卢普则为米塞斯做了捍卫，他对米塞斯的观点做了重新解释，并给出了温和的辩护。尽管遇到这些抵制，但米塞斯仍然不为所动。

米塞斯将经济学提升到逻辑的地位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如果米塞斯的所有经济主张都可以从他的核心宗旨，即“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中推论出来，那么使人的行为的正常运行受到阻碍的决策就违反了科学法则和人的意志。根据这一见解，《人的行动》概述了米塞斯的一般经济理论。它推导出影响决策的因素，阐明了边际效用理论，并提出了奥地利学派有关估值（valuation），经济计算，交易和市场过程的观点。他概述了他的商业周期和货币理论。《人类行动》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是后面讨论实际政策的部分。他谴责税收，干预主义，社会主义，工会和福利国家。他还要求立即恢复金本位制。

即使米塞斯的某些药方在经济学家中很受欢迎，但对他的辩护似乎来自不同的时代。比如来自慈善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当时他发表了《货币与信贷理论》），或者是1840年代的曼彻斯特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反谷物法联盟等。如果说米塞斯在学术界不受欢迎，那么他的立场在商界和自由主义者圈子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因为他的理论似乎为他们的假设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这些团体觉得自己找到了圣经。穆雷·罗斯巴德说：“我从您（米塞斯）这里第一次了解到经济学是一个连贯的结构，我相信这也给研讨会的其他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亲商业的组织的支持下，米塞斯有了第二次机会来创办他在维也纳曾创办的“私人研讨班”。但是，它并不构成原来那个讨论班的升级版。为了维持米塞斯的圈子，埃尔哈特（Earhart）基金会为他的助手提供了旅行资金和奖学金，全国制造商协会资助了讲座和旅行。沃尔克基金会（Volker Fund）为他支付了讲座和研讨班的报酬，并为优秀的学生参加纽约大学提供奖学金。米塞斯本人确定了人选。全国制造商协会和沃尔克基金会的官员理查德·科尼埃尔(Richard Cornuelle)在194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研讨班，他做了如下描述：

“米塞斯穿得无可挑剔，总是在指定时间的最后一刻到达。他从一个小信封里拿出一页德语笔记……然后不停地讲一个半小时，这是一种重口音的吟咏，好像是从记忆中背诵经文一样。然后回答一些问题，他通常是通过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与提问相关的讲课内容来回答的。他的方法似乎是完全适合的。我们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位高耸的，具有非凡智慧和殉道精神，并且被误解的人士之前。我们知道米塞斯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50年代，一群新学生蜂拥而至，参加了米塞斯的纽约大学研讨班和他的FEE演讲，从中他选择了一些人参加在他公寓举行的私人研讨班。与早期的研讨会（在那个早期的研讨班中，米塞斯是这个表面上“既不是学派，也不是社区，也不是宗派”的群体的领头羊）相反，这个新圈子依赖偶像崇拜和对教条的坚持。汉斯·森霍尔兹（Hans Sennholz）和柯兹纳是这个初生的米塞斯主义的“奥地利学派”的主要成员。参加FEE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罗斯巴德，乔治·赖斯曼，拉尔夫·雷科（Ralph Raico）和伦纳德·利吉奥（Leonard Liggio）也参加了研讨班。米塞斯与安·兰德及她的新兴圈子有着亲切的关系。两个群体在1950年代后期进行了互动，之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尽管米塞斯吸引了一群执着的追随者，但研讨班已经不像早期维也纳时期那么丰富，学派早期所具有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已经丢失了。

但这并不是说研讨班的参加者都没有创作出原创性的作品，或者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在经济思想上产生新的洞见。柯兹纳选择米塞斯作为纽约大学的导师，是因为这位奥地利人是在职教员中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科兹纳于1957年完成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名为《经济学的观点》（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1960），该书将行动学与理性和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估值思想结合在一起。在1960年代，柯兹纳还出版了两本专着，他试图调和奥地利学派对一般均衡及完全竞争观点的怀疑与主流经济学。他的研究建立在主观主义，特别是个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如何影响价格和交易之上。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柯兹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阐述奥地利学派的特定主题，从遥远的米塞斯前哨架起通往学术经济学的桥梁。

1956年，随着米塞斯《文集》的出版，米塞斯的新研讨班达到了巅峰状态。尽管有老朋友马赫卢普和哈耶克的出席，森霍兹（Sennholzes）把出席者限制在他早期的圈子中。对于他们来说，美国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了维也纳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正如米塞斯的传记作者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Jörg Guido Hülsmann）指出的那样：“《文集》成为米塞斯思想环境变化的忠实反映。这是关于人类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思想庆祝活动，也是为这一目标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士举办的庆祝活动。”米塞斯重建了这个社会团体，它具有早期存在于维也纳的那种机构的外表，但是，使庞巴维克或米塞斯的早期研讨班充满活力的大部分特征都是缺乏的。奥地利学派的这种边缘化生存压力持续到197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米塞斯的研讨班是战后奥地利人所创办的影响力最小的研讨班之一，但它对197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的“重生”和对奥地利主义的当代理解影响最大。

哈伯勒，哈耶克，马赫卢普和摩根斯坦保持与米塞斯派的距离，但他们也试图复兴早期的传统。如果说米塞斯专注于重建自己的研讨班和自己较为明确（narrow）的那套思想，那么年轻的维也纳人希望恢复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多元化传统。他们努力在自己的家乡奥地利建立新的机构。

（节选自Janek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How Austrian EconomistsFought the War of Idea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 由朱海就翻译）

本公号为非营利账号，所选文章用于学术分享，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敬请读者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若有版权事宜，敬请联系后台。